基本信息
作者:劉小楓
ISBN:9787508043975
頁數:282
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定價:29.0
裝幀:平裝
出版年:2007-10
作品簡介
本書試圖從何謂“儒教士”入手清理成說——也就是現當代“儒生”的論說。收錄了緯《書與左派儒教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游擊隊員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與大立法者之德》 、《密不透風》五篇文章。
作者簡介
劉小楓,1956年出生於重慶。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總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研究員。現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比較宗教研究所所長。主要學術著作有:《拯救與逍遙》、《沉重的肉身》,隨筆集《這一代人的怕與愛》等。相關書評
現代中國革命與儒教傳承
——讀《儒家與民族國家》有感
一、儒家的重新定義
儒家一派,以孔子為領導,其經文和傳達出的理想幾千來不斷地被用作新的闡釋和解讀。如同西方的《聖經》,東方的四書五經無意在某種意義上構建起來的是一種不一樣的思想圖景。
然,五四革命以後,不斷的倒孔,乃至20世紀末產生的對儒家思想的清洗,儒教一派的思想影響在整箇中國(主要是大陸)逐漸淡化,直至近年來,作為中國整體實力崛起的一部分,以及內部矛盾緩和的需要,儒教及孔子才又被官方請到前台。
可是,在這其中,始終沒有人注意到的是,現代儒家的闡釋與近代儒家的闡釋,乃至於歷史上儒家的闡釋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又有怎樣的區別。而在當下重新拾起儒家思想的背景下,晰清儒家的定義,晰清儒教的本來面目,就顯得極為迫切。
劉小楓先生的《儒家與民族國家》顯然在做出這樣的努力。
儒家一派的經典分為經緯兩類,而隋以降,只談經、不談緯的政策實施以來,緯已逐漸被孔子的儒生們剔除出儒家經典。歷史曾經分明展現的是另外一種景象。緯在西漢作為官方儒教經典,是一種事實;王莽作為承襲這一派的左派儒生,也分明實踐過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理想。因此,儒家的定義自然就不僅僅是我們通常所接受的那些含義,它的內里包含的思想資源顯然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許多。
於是,自然的,在左派儒生描繪出的儒教下,孔子則以另外一種面目出現,他不僅僅是“聖人”,而且是“教主”,還是“素王”,所謂的“不語怪力亂神”也不過是對於那些“不可言”的對像的掩飾而已。孔子所看到的世界,或者說,孔子所思想的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要寬廣的多。
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摒棄以前對於孔子所呈現出的那種“落水狗”的形象,而重新去勾勒出一個“微言”籠蓋下的新面目。
二、是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的思想圖譜,還是中國的思想圖譜藉助了馬克思主義?
這當然是個問題。
我們以為,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的思想圖譜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這自然是五四以來給大家造成的錯覺。
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思想,還是紅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它們在中國究竟怎樣地發生作用,它們在中國究竟是扮演了何種角色。中國的革命,是完全依賴於這些思想,還是不過把這些思想作為包裝?
劉小楓先生在書中明確地指出,答案是後者。
儒教的幽靈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這個大地的上空,作為生命力頑強的思想資源,它的統治地位從來沒有得到過搖動。如同歷史上所呈現出的一樣,現代性中國革命思想中,同樣只有左派儒士和右派儒士的分歧和鬥爭,而儒士和其它思想派系的士之間的衝突從來沒有成為現代性思想中的主流。
劉小楓說,“現代‘法後王’的儒生涵化西方社會主義義理,吸納現代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的歷史觀(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因應現代政治組成教團(ZGGCD?),未嘗不能‘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馬克思主義化的儒家像荀子斥思、孟為‘俗儒’那樣,來一番批孔孟之道的運動,又會難理解到哪裡去?批倒孔孟,可崇的儒教聖人還多的是......孔子繼承周公使命,開創中國政教紀元。如今現代性“天翻地覆慨而慷”來了,中國將進入新的世界,要繼承周公使命,不革掉孔子之命怎么行?”
所以,1949年以後,對孔子的批判實乃對“俗儒”的批判,實乃左派儒士出於革命的要求,對右派儒士的批判。君不見“批到孔孟”,孔和孟是連在一起的么?因此,此孔子非彼孔子,左派儒士要求的是,推翻只尊崇經學、主張穩定的保守右派孔子,而要求樹起革命性的“素王”孔子。
於是到最後,“依循心學的成聖精神,輔之以公羊家的聖人改制精神,就構成了宗教化的、追求現世完美性的革命精神及其制度創新的政治文化風格”。
三、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儒生
經過對儒教的重新定義,以及對中國現代革命精神的剖析,我們才能完整理解中國當代革命歷史上的種種領袖人物。
無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蔣介石,直到最後“成王”的毛澤東,他們或許包裹著傳統西方的基督教外衣,或許包裹的是現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包括馬克思主義)外衣,但我們應該看到,他們的核心都是儒家的,他們無一例外的是孔子教下的儒士而已。
毛澤東作為其中左派儒士的代表,他所持有的革命思想資源乃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儒教思想,他在1949年以後實施的政治實踐也是來源於具備革命性的儒教思想。因此,他的實踐如同歷史上的“王莽新政”一樣,具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
所以,當多數人在評介和考量毛領導下的革命和統治的時候,偏頗地認為其是民粹主義、亦或是民主主義專政的時候,殊不知毛澤東在青年的時候就提出“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人民”的驚人話語。
劉小楓先生據此毫不懷疑地指出,毛澤東與現代諸子不同的是,他要當儒教國家臨危受命的聖王。因此以此來解釋無論是“反右派鬥爭”,還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才能真實地看到毛澤東的思想動機。
捋清了這些思想,我們再考量儒家在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立起來的過程中,乃至當下中國民族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才更準確,並探索出更有價值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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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