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二元經濟當今的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二元經濟，而且是三七開的二元經濟,中國這么多年的經濟發展，每一年GDP以10%的成長率增長的原因，就是二元經濟的過熱部門推動的，因此中國GDP的組成是非常扭曲的，超過一半都是固定資產，消費不到35%。
含義
中國的二元經濟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它是指開發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後的傳統農業同時並存的經濟結構（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並存）。即在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後的情況下，超前進行了工業化，優先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中國目前即處於二元經濟結構狀態，農村剩餘勞動力長期得不到有效轉移，二元經濟特徵非常明顯，遲遲不能轉化為一元經濟。
背景資料
中國的二元經濟二元經濟的形成必然與工業化相聯繫。任何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不同程度地導致了國民經濟二元結構的存在。這是因為，在開發中國家，一方面工業化前是傳統經濟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工業化又是通過從國外引進、移植現代工業起步的，難以通過其擴散效應形成遍及社會整體的生產方式，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也就必然在一定時期內變即整個民展過程中並存且在各自板塊中實現自我運行，從而使國民經濟呈現二元狀態。
1. 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
按照已開發國家和發達地區的經驗，工業化過程應該有序地走過輕工業——基礎工業——重工業的發展階。但是，出於如下幾個方面的考慮：1、當時世界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結構表明，重工業比重標誌著現代化大工業，較高的重工業張標誌著國家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強的經濟實力。2、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迫使中國需要迅速建立起比較完備、自成體系的工業結構，而重工業則是其中的關鍵。3、在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對優勢比重且農村極度貧困的經濟中，以輕工業為優先發展部門，會遇到市場狹小、需求不足、從而無從取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積累的問題，而重工業自我服務循環的產業特徵可以擺脫農村無法為工業發展提供有效需求這一條件的約束，因此，新中國領導人選擇了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的超越發展階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一發展戰略由於其急於縮小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經濟差距的迫切願望和超越工業化發展階的顯著特徵，而被稱為“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
如果說任何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存在二元結構特徵，那么中國工業化過程由於跨越了有序發展的兩個階段，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以強制地保持農業的落後為前提，使二元結構特徵表現得更為強烈。
中國的二元經濟2. 城鄉分割的計畫體制
建國初期資本奇缺和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秉賦，決定了不可能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去實現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而必須依靠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即政府統一調配資源去保證這一發展戰略的實施。中國二元結構的強烈反差與建國初期形成並運行20多年至今仍發生著影響的計畫經濟體制之間的因果聯繫。
計畫經濟體制服務於趕超型發展戰略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將農業剩餘轉化為重工業擴張所需的資本積累。當時採取的是一種隱藏和曲折的方式——低價收購、派購農產品——實現剩餘產品由農業向工業的轉移。農產品低價收購、派購政策雖然比較成功地動員了農業剩餘和解決了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積累問題，但它人為地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既扼殺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又抑制了農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從而對農業增長主要是農產品的有效供給產生不利影響。
特徵
中國的二元經濟中國以現代工業為主的先進的城市經濟與傳統特徵明顯的農業經濟的二元化特徵，可以從兩個方面作出初少揭示：
（一）中國經濟二元化特徵的靜態分析
（1）從資本存量結構看二元結構差異。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發展差距，主要決定於兩個部門的技術進步程度，現代部門廣泛採用現代的先進技術，因而生產水平高，發展速度快；而在傳統部門，技術進步緩慢，甚至處於停滯狀態，因而生產力水平低，發展程度低。
（2）現代化工業，占用著巨額資本，現代化農業，也需要巨額資本投入。中國農業與其他產業的民展差異或二元化特徵，通過農業部門與其它產業部門間的資本存量結構可以得到反映。1990年，中國三次產業部門間的資本存量份額為：農業：4.9%，製造業:58.9%，第三產業:36.2%。農業部門的資產存量不到第三產業部門的1/7，只有製造業部門的1/12。由此可見，相對於製造業與其它產業來說，中國農業發展是相當落後的。
（3）生產率差異對二元結構矛盾的反映。生產率水平在中國不同產業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就勞動生產率而言，農業部門遠低於非農業部門。相對國民收入，又稱比較勞動生產率，即某產業的GNP相對比重與其勞動力相對比重之間的比值。從相對國民收入來看，我國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的二元結構矛盾十分突出。
（4）收入水平差異與二元結構矛盾。農業與非農產業相對國民收入的差距，使農民與非農產業從業者的收入產生了巨大的落差。
（二）中國經濟二元化特徵的動態分析
二元經濟是存在於開發中國家初級發展階段的一種典型國民經濟結構。隨著經濟的起飛，即工業化進程的迅速推進，二元結構矛盾則漸趨緩和並開始向一元經濟地渡，農業在資本占用、投資比重、技術水平、收入水平以及生產組織等方面逐漸接近工業部門。而在中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二元經濟結構卻沒有出現發展經濟理論所提示的上述變化趨勢。
發展階段
中國的二元經濟自從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被引入中國，作為分析中國經濟工業化過程的重要理論以來，中國學者對該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與理論模型的擴展和完善提出很多有價值的觀點。
一、中國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向被完全吸收階段過渡中出現的特殊障礙
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創立者，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型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產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階段是當剩餘勞動力被吸收完畢後，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但對於處於這兩個階段的過渡階段，即如中國當前的情況，既存在剩餘勞動力，這些剩餘勞動力又不能很快地被吸收，更難以完全被吸收，也就是出現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障礙。對這一階段，用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難以準確加以解釋。
這一階段出現一些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障礙，在中國體現得很明顯。一方面還大量存在著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導致的影響農村居民平均收入提高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工業部門不能得到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和補充導致缺工與工資水平上升的壓力。
（一）勞動力供求結構的矛盾
首先，勞動力並不是抽象的從事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人，而必須具有一定的性別、年齡、職業能力及其他個人的自然和人格特徵。中國當前城市工業需要的勞動力，是有一定的基本素質要求的，並且有一定熟練程度，同時必須能夠適應大規模、現代化生產的勞動者。從中國現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結構上看，主要是在服裝與鞋帽生產、電子元器件裝配，在生產流水線上操作，一般需要女性的員工。通過這樣層層篩選和淘汰，能符合企業要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是有限的，而不符合要求的剩餘勞動力占絕大的比例。還有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還受一定的地理區域、轉移所需的初始投資（車旅費、住宿費、職業介紹中介費、在拿到第一筆工資以前的生活費）等的限制。並且流動到城市後能否順利找到一個適用的工作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有許多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就因為受到這一限制而不敢流動到城市打工。
（二）農村剩餘勞動力選擇的有限理性
在經濟學理性人的假定下，農村剩餘勞動力選擇當然會向城市轉移。托達羅也認為，決定勞動力從農業部門移往其他部門的主要動因並不是農業部門與其他部門間的實際收入差距，而是部門間的“預期收入”差距。但由於農村勞動力在進行選擇時可能出現“有限理性”現象，儘管人們在進行決策時力求正確，但出現差錯是難免的。
農民在決定是否向城市遷移時，也存在對遷移是否有利的判斷錯誤，作出不願意遷移的決策。農民向城市遷移是一種經濟過程，也是典型的“激勵相容”的過程。農民工到城市務工，本身並不存在為他人謀利益的動機，但由於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離開邊際產出很低的農業生產，提供了城市工業化所短缺的勞動力來源，必然具有改善整個社會福利的客觀效應。這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但農民對其流動到城市所能獲得的福利，難以與他期望的相一致。
三、長期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與勞動力數量和結構的巨大波動，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的波動
二元經濟結構在研究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過程時，假定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趨勢是長期和穩定的，因此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也是一定穩定的過程。但由於我國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從生育無控制到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急速轉變，導致中國人口與勞動力數量增長出現速率上的大起大落，並且產生年齡結構上的巨大變化。如果人口與勞動力增長不穩定，出現大起大落，必然使人口轉移過程也發生波動
中國的二元經濟四、加速農業市場化改造可以促進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
根據拉尼斯、費景漢的二元結構模型理論，假定從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過渡的第三階段，農業中全部剩餘勞動力都被吸收到工業部門，社會經濟才進入商業化進程，農業才開始資本化，農業和工業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都由其邊際生產率決定。這一理論隱含的意思是，這時候，農業完全脫離了自然經濟的胎記，作為一種完全商業化的產業，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的配置完全市場化了。農業與工業勞動力之間的流動趨勢完全由邊際生產率及由它所決定的工資水平所決定。
但是從經濟實踐上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與農業的市場化兩個過程是完全可能同步進行的。農業的市場化可以促進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有效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有效轉移，也促進了農業市場化的進程。所以加速中國農業的市場化進程，可以成為有效推動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轉變策略
中國的二元經濟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是在經濟體制轉變或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是一種轉型二元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轉化過程中必然呈現出一種“雙重演化”的特徵，即一重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演化轉變；另一重是經濟體制的演化轉變。這一特徵決定了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和轉換是工業化和市場化兩方面相互制約，共同作用的過程。
這種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不但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孿生”效應：一是工業化的二元性，形成了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同時幷存的城鄉二元工業化格局；二是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四級結構：整個勞動力市場分為二元，一元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另一元是農村勞動力市場，每一元又分為兩層，其中，城市勞動力市場分為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農村勞動力市場分為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和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市場；三是城鄉市場體系的二元結構。
中國的二元經濟從這種特殊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徵出發，二元經濟轉化政策的制定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1.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大市場，協調城鄉兩大市場和兩大經濟主體的關係，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城鄉統一、規範、競爭有序的大市場；
2.協調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係，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發展，建立城鄉互促，共農互動的共建機制，通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結構的轉換；
3.創造非正規部門和非正規產業發展的競爭環境，消除政策歧視，降低產業進入壁壘，發揮非正規部門在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化中的作用；4.以小城鎮為載體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通過農村的城鎮化實現工農互促和城鄉互動，建立新型的城鄉關係。
深刻認識
中國的二元經濟對當代中國經濟而言，有一個最大頑症，就是“二元結構”。尤其是城鄉經濟的“二元化”問題，雖經改革開放30年努力，仍沒有解決，甚至在某些方面，城鄉社會的經濟落差仍有擴大之虞。 現在，隨著國內外經濟格局出現深層次結構性變化，特別是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正在尋求新的突破，從經濟安全、社會和諧，以及生產諸要素之間價值關係的重估角度看，可以說，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根治“二元結構”的基本條件，已經為下一輪改革開放提出了影響更為深遠的歷史新命題。
中國的二元經濟現在中國社會的運轉已經主要依靠二、三產業的收益來維繫，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國家的行列。而從經濟實力與經濟結構上講，中國已經有條件解決最為頑固的經濟問題，也就是“二元結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選擇關口。
首先，從各種生產要素之間的估值關係看，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之間的估值關係，在資本橫行，新科學、新技術迭出的時代，在信息傳播已經基本沒有時空限制的時代，在現代物流與交通系統日臻完備的時代，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調整，而廣大農村擁有最多的資源，就是土地及其與之直接相關的各種自然資源。現在，土地作為一種唯一不可移動的生產與生活要素，其內在價值正在被重新認識，並隨著經濟開發、城市化進程、區域經濟由低向高不斷發展，正在被不斷重估。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是解決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問題不可缺少的觀察點。
其次，從經濟安全的角度看，如今農產品生產從未像現在這樣對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乃至金融市場的運行產生極為複雜的影響。這種影響既包括對生活安全的影響、商品價格的影響、消費心理的影響，也包括對金融與商品期貨市場的投資操作與投資預期的複雜影響。從近兩年不同市場之間的交叉互動看，農產品的產量、質量，以及安全性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整體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
再次，從社會和諧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由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變，已是一種必然的歷史回歸。現在，中國社會由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變，不僅已經具備了基本的經濟實力，可以對後發地區和社會階層進行反哺、支持，而且也是創造一個更大、更安全、更有消費能力的市場，以及更有升級能力的生產與消費群體的必然要求。只有當13億中國人的整體收入與消費水平能夠持續踏上新台階，中國社會的整體經濟潛力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因此，近年來推行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改善公共服務，強化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等措施，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有深遠意義。而這兩年在一些地區開是探索的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正是一種結合了包括對土地要素在內的城鄉生產要素的重新評估、以及對城市化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認識和新思維。這是對新一輪改革開放進行的新嘗試，是一項很值得關注的重要實踐。
歷史走到今天，可以說，破解中國經濟“二元結構”的時間之窗已經打開。新的機會與新的成長空間已經呈現在面前，就看人們特別是投資人怎么想、怎么做了。
預測
“二元經濟”是我國從建國至今基本的經濟發展路線，通過低廉的農村勞動力和農產品、原材料的轉移，集中力量實現第二產業發展和城市現代化。我們現在的大工業起步和大中等城市的興起皆得益於此，但是這也同時也是城鄉、地域經濟差距加大，戶籍問題，三農問題產生的源頭。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我們的產業布局基本完成、物質產品極大豐富，曾經面臨的傳統農業剩餘勞動力過剩等問題，現在反過來卻變成了因為耕地和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村剩餘勞動力城鎮務工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從經濟學和社會職能來講，這樣的問題是可以通過公共部門——政府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手段來解決的。但是自2006年底以來的實際情況來講，解決失衡的分配的壓力卻在通過原材料和物價上漲的的方式，直接落到了企業和一般消費者的身上。再加上，匯率升值帶來的出口環境的惡化，會不會我們將面臨入世後一場真正的失業潮和經濟危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