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二元經濟”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一是傳統部門，二是現代部門。
傳統部門
二元經濟生產方式：“維持生計”的產業
現代部門
技術較先進的工礦業、建築業、近代商業、服務業、容納的就業勞動力較少，勞動生產率較高，工資水平較高，在傳統部門的工資之上。
生產方式：使用再生產性資本謀取利潤，具有典型的資本主義特徵
勞力關係
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的傳統部門的人均收入水平決定了現代部門工資的下限，現代部門從傳統部門大量吸收勞動力，而其工資水平基本保持不變。這是該模型的理論核心。現代部門的利潤來自勞動產出大於工資總量的部分，並不斷把利潤轉化為資本擴大再生產，直至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被全部吸收。於是，現代部門大大擴張，傳統部門只有在剩餘勞動被吸收完畢後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傳統部門的就業者的收入才能改善。
發展理論
簡介
“二元經濟”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對印度尼西亞社會經濟的研究中把該國經濟和社會劃分為傳統部門和現代化的荷蘭殖民主義者所經營的資本主義部門，他當時的研究僅僅限於對二元經濟的一種單純的描述。
特徵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刻畫了後起國家存在的二元經濟特徵：在一定的條件下，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成負數，勞動者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提供勞動，因而存在無限勞動供給。城市工業部門工資比農業部門工資稍高點，並假定這一工資水平不變。由於兩部門工資差異，誘使農業剩餘人口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利潤即剩餘的使用，當資本家進行投資，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量就增加了，從農業部門吸收的剩餘勞動就更多了。當剩餘勞動力消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提高了，與工業達到一致，這時經濟中的二元結構也消失了。
含義
劉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兩種含義：
1．認為現代城市部門的資本積累能帶來固定比例的勞動力就業的增長，意味著不存在勞動力節約型的技術進步，資本積累越快，創造的就業機會增長也越多；
2．認為農業只是工業化中的一個消極部門，忽視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聯。這兩點大大地削弱了該模型的現實意義並且也是後人對其批判的主要依據。
模型改進
拉尼斯、費景漢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餘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把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流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類似於劉易斯模型。第二階段工業部門吸收那些邊際勞動生產率低於農業部門平均產量的勞動力。此時，勞動力的邊際產量為正值，他們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導致農業部門的萎縮，從而農業向工業提供的剩餘減少，農產品供給短缺，使工農業產品間的貿易條件轉而有利於農業，工業部門工資開始上漲。第三階段是經濟完成了對二元經濟的改造，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農業和工業工資都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於邊際生產力的變動。經過改進後的模型更準確反映了二元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繫和自然演進過程。
結構分析
配置傾斜
二元經濟中國建國以後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國內外的環境，採取了特殊的經濟發展戰略，通過資源傾斜手段，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這一階段所採取的過度的資源傾斜政策，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嚴重阻礙。中國的資源傾斜主要是資源在工業與農業間分配的嚴重不均，這樣導致農業發展嚴重滯後工業的發展，難以與工業發展相適應。綜觀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由於資源過度傾斜於工業，對農業投資嚴重不足，引起糧食產量急劇下降，造成全國性的糧食短缺，中國經濟曾幾度陷入“李嘉圖增長陷阱”。中國於1958—1963、1969—1975、1978—1981、1987—1989四次出現過全國性的糧食緊張，這都是由於資源過渡傾斜於工業所造成的。其中前兩個時期是由於政策所導致的資源過度傾斜於工業，後兩個時期是因為市場的進入導致資源向工業的過渡傾斜。
1978年以後中國農業有了較大提高得益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減少了農業生產中的X—非效率，加快了分工和專業化的進程，發揮了現有資源配置下的生產力潛力。自從1984年以後，農業增長速度明顯放慢，主要原因是改革所產生的激勵增加具有的潛在收益已經竭盡。農業的進一步增長取決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投入。但是由於糧食需求彈性在中國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變小，增產並不能帶來增收，在加上土地使用權的不穩定等一系列原因，農民在土地上的投資大大的減少，造成農業生產力進一步的衰落。因此，現階段的中國農業應該是政府主導的投資，具體投資方向在農村基礎設施、灌溉系統以及農村人力資本等。但政府的資源一直是嚴重的傾斜於城市和工業，具體表現在城市工業工資大大超過農業工資，造成了資本利潤率大大下降，難以構成劉易斯所謂的經濟成長源泉。例如，在改革開放以來曾一度消失的農產品價格剪刀差80年代中期以來又重新開始擴大，以糧食為例：以上年價格為100，1988，1989兩年糧食貿易價格指數為124.2%和136.6%而同期糧食收購價格114.6%和126.9%反映了中國經濟積累形成機制上，再次形成“以農補工”的格局。二元結構的消除主要是靠在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工業對農業的支持。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始終資源過度傾斜於工業和城市，造成中國經濟二元結構剛性加強。
人口轉移
按照劉易斯的經濟成長模型，一國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農業剩餘人口向非農的轉移。因為只有農業剩餘人口向非農轉移才會使農業生產規模化和現代化，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轉化。中國的農業剩餘人口轉移主要使通過兩種途徑：發展農村工業和促進跨地區流動（進城打工）。
中國農村工業的初始形態是公社工業企業產生於1958年全國性的公社化運動之中，在1959年達到高潮。這個時期的農村工業主要服務於農業，為農業提供較為短缺物質（如化肥，農藥，水泥等）以及農業機械服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當地的需求，帶有很強的原始工業烙印。1978年的改革為農村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為中國經濟作出傑出貢獻的鄉鎮企業在那個時候異軍突起，中國農村勞動力迅速出現了大規模的轉移。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總數由1978年的152萬家增加到1994年的2494萬家，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2827萬人增加到1994年的12017萬人，增加了3倍。從1978年到1994年，在鄉鎮企業從業的農村勞動力以由占勞動力總數的9.2%到27%。但是從1996年起鄉鎮企業的效率開始下降，吸納勞動能力巨減，1997年出現了首次出現吸納勞動數量負增長，其趨勢還在加強。
從表層看，鄉鎮企業效率下降是由於市場由短缺轉向買方市場，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使鄉鎮企業出現的虧損是暫時的。但是從深層看，鄉鎮企業的虧損有其必然性：首先鄉鎮企業的社區性質決定了其效率。企業的社區所有制壁壘嚴重限制了生產要素和資產存量的跨地區流動，既不利於生產性資源在更廣闊的空間配置，也容易使要素價格發生扭曲，從而使資本提前深化。
勞動比率
鄉鎮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從1978的0.1一直到1996的4.15逐步提高，如表
| 年份 | 1978 | 1981 | 1985 | 1987 | 1989 | 1994 | 1995 | 1996 |
| 資本勞動比率 | 0.1 | 0.17 | 0.28 | 0.44 | 0.72 | 2.25 | 3.28 | 4.15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卷，1997年卷。
資本深化
中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資本深化”的趨勢。“資本深化”的提前進行，使得技術的選擇出現了不斷朝資本替代勞動的路徑偏差，資本的增長持續快於勞動的增長，導致資本的邊際回報提前出現遞減趨勢，導致增長速度緩慢。並且有數據顯示，沿海地區鄉鎮企業資本勞動比率高於內地，這一方面說明了沿海地區的二元結構比內地更為激烈，另一方面說明了市場不能自發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
其次，鄉鎮企業產業布局與城市工業布局趨同。在70年代後期80年代中期之前，鄉鎮企業的技術來源還主要是依賴於國有企業的非正規途徑而獲得，鄉鎮企業實際上選擇了勞動密集的產品生產。在80年代後期鄉鎮企業由於特定的財產制度和需求環境，特別是地方政府的介入，鄉鎮企業向工業部門的進入遵循了“古典競爭”的特徵，從而導致過度進入和不斷升級的投資競爭。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和面對市場。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展開激烈的競爭，並且在產業分布也驚人的相似：80年代末，鄉鎮企業於國有工業的結構相似係數達到0.7539，其中製造業為0.8767，輕工業為0.9160，紡織、食品和機械三大行業達到0.9851。
由於以上兩個主要的原因，鄉鎮企業吸納勞動能力的下降，使得通過鄉鎮企業轉移剩餘勞動力的途徑受阻。從未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二元經濟轉化的角度看，鄉鎮企業的結構調整應該重點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和第三產業等與農業產業關聯程度較強的產業，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比較優勢，避免重複建設與國有企業過度競爭。
跨區流動
二元經濟上述中國農業剩餘人口轉移的兩個主要途徑都受阻，並且農業剩餘人口轉移都具有一定的兼職性質，也就是說一部分轉移的農業剩餘人口並沒有完全脫離土地，他們對土地的依賴性還是很強。一旦發生些意外，他們可以從返土地，這造成了農業剩餘人口轉移的不穩定性。
一般來說，工業化伴隨著城市化.但是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後與工業化水平。1998年中國城市人口為37924萬人，城市化率為30.4%，世界平均水平為45%已開發國家為75%，可見中國城市化水平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實現生產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和聚集經濟效益特別是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2000年世界第三產業占CDP的比重約50%，而中國只有32%，第三產業發展中國明顯落後。第三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吸收勞動能力強，並且第三產業中的大量服務業的增長對刺激經濟成長起到較強作用，其對國民經濟成長的彈性達到1.78。中國城市化水平低下一方面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加固了二元結構的剛性。
邏輯度量
歷史邏輯
從世界工業化進程來看，工業化有三種形式：
（1）、產業自然成長型工業化模式，如英美。在此種體系中所形成的二元經濟形態不穩定，隨著經濟自發進行，二元形態會自動消失，經濟很快恢復一體化。
（2）、殖民輸入式工業化模式。外國資本進入高生產率產業，推動了工業的發展，但是廣大農村還是處於貧窮落後狀態，如巴西。由於工業化沒有建立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農村貧民湧入城市，農業進一步的衰落，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為城市二元化。
（3）、政府高度介入的工業化模式。在此種模式中，農業與工業、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都表現出兩個互不相關的過程，兩者之間市場機制實現的要素轉換值低。農業開始是被剝奪的產業，隨後又成為被拯救的產業，農業始終處於經濟的“瓶頸”部門。形成了發展超前農業發展滯後的二元經濟，這種經濟體制一經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剛性。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以前的工業化正是採取的這種形式，伴隨著產生了具有剛性的二元經濟結構。
工業化初期，工業部門比重較小，單純依靠工業部門自身的積累來籌積發展資金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規模巨大的農業部門必然成了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把資本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市場性的資源轉移；另外一種是政策性的資源轉移。前者取決於金融發展和該地區商業集團的起源與行為；後者主要採取淨直接稅、淨間接稅等手段。並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二維關係：一方面當商業集團出於自己的動機向工業投資時政策性資源轉移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另一方面政策性資源轉移影響市場性資源轉移。中國在進行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由於不具備市場性資源轉移的條件，則主要求助於政策性資源的轉移。中國政策性轉移是以具有巨大剪刀差的價格為手段，集體化農業為制度支持取得成功的。在私人經濟中，農戶的個人收入和消費流是不可能控制的，它主要取決於農戶的個人偏好，在此種情況下進行資源轉移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而通過集體化使農業部門勞動者只能得到一個維持生計的費用，抑制了農民的消費。並且這種轉移是在勞動者拿到收入之前就完成了，具有隱蔽性和強制性，因此，這種轉移方式是比較容易成功的。通過統購統銷、高估匯率、剪刀差等價格方式進一步對農業剩餘進行了轉移，為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資該品工業在短期內迅速發展。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在政策的作用下初步形成。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處於不同的地位引起了城鄉收入差異的擴大，為了保持城市工業的穩定，政策性的隔離城鄉流動，二經濟結構進一步加強。
結構強度
比較勞動生產率，也稱為相對國民收入，是指一個部門產值對總產值之比，與該部門勞動力占總勞動力之比間的比率。它反映1%的勞動力在該部門創造的收入比重，可以作為二元經濟度量的一種方式。一個部門的相對收入比重越高，勞動相對比重越低，比較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經濟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二元性就越強。對比較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低於1，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高於1;兩者的變動趨勢是，在二元結構加劇階段，農業比較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的逐漸升高；在二元反差達到最高點後，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漸升高從低與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的越來越低，從高於1的方向向1趨近。我們將農業與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作對比就能很好的反映二元化強度。顯然，二元對比係數越小，就表明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性越強。二元對比係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00，通常總是低於100，開發中國家二元對比係數通常在31-45，而已開發國家的則一般在52-86。
對比係數
中國1957—1999中的一些年份的農業、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和二元對比係數。
資料來源：陳宗勝：《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卷，1998年卷。
中國二元性在1970年達到最大，因為此時二元對比係數最低，為16%；改革以後係數的上升意味著二元結構有所緩解和改進，但是改進的速度緩慢，並且有再度拉開的趨勢。這都表明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並不是一直朝著一元化的方向邁進，具有一定的剛性。
結論
通過本文分析，中國二元經濟在沿著劉易斯經濟發展模型的路徑中受到很多的制約因素，中國經濟的一元化不能按其途徑順利進行，因此造成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剛性。二元剛性的加固，不僅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造成了嚴重的障礙，而且也對社會的穩定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因此對於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剛性問題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
由於市場經濟不能自動的消除二元經濟結構，所以政府在此過程中應該起主導作用。在今後的政策中要注意以下幾點：工業應該支持農業的發展；加快城市化發展進程；積極擴大城市非正規就業空間；切實轉換農民的身份，使其真正的參與經濟的發展過程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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