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簡介
《盛世危言》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是中國思想界中一部較早地認真考慮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著作。就其對當時許多問題的思考，百年之後仍然不能抹殺其具有現實意義的光輝。
《盛世危言》是一個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它不諱言中國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落後於西方。提出了從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諸方面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議會式的立憲政體，而且提出了將政治公開於傳媒，由朝野各方評論，這樣才可能使施政臻於完善。在經濟上鄭氏主張由民間組建工商業團體，大力發展現代工業，在教育上，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見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國的法律和法律的運用無不體現了黑暗與殘暴，所以須得向西方學習，他說“西人每論中國用刑殘忍，不若外國寬嚴有制，故不得不捨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於甲午戰爭前夕開始初刻，1895年、1900年兩次修訂，共收正文111篇，另有附錄和序跋72篇，內容幾乎涉及建設現代國家和解決當時危難的所有問題。
《盛世危言》的版本有20多種，其中主要有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光緒二十年的5卷本《盛世危言》，二十一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二十六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等。
作者生平
鄭觀應(1842.7.24—1922.5)，
鄭觀應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宣揚西方議會制度。
1882年，鄭觀應出任輪船招商局幫辦。1884年退隱澳門，1894年出版《盛世危言》。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1922年病逝於上海。
政治思想
《盛世危言》認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制度，
《盛世危言》《盛世危言》不但主張官員應象西方國家一樣知識化和專業化，反對外行領導內行，而且對於中國數千年自上而下，以當權者好惡為準的的任用官吏的方法，提出了根本上的改革，這就是民主選舉議員。他說“夫國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賢否視乎選舉。議院為國人所設，議員即為國人所舉。舉自一人賢否或有阿私；舉自眾人，賢否難逃公論”。針對當時一些守舊人士以國情不同，不能建立代議制政體時，他都以堅定的態度進行了反駁。他說“或謂：‘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識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針對一些人以國民教育程度低，不宜立即建立代議制政體的說法，他指出在國家急需政治改革的時候，社會不能等待辦好學校培養出高素質的國民後，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而應該政治體制改革和大辦教育同時並舉。他說：“嘗聞事有經權，兵有奇正。先議廣開學校，十餘年有人材，而後立議院者，謂之經，即兵出於正。先設議院，並開學校，庶官紳知議紳（代議士）之貴，勇於維新，急於扶持國勢者，謂之權，即兵出於奇。今時急矣！而苦於勢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勝。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經而不達權，何異因噎廢食乎？”
《盛世危言》不但批判了專制政體，而批判了專制者的愚民政策，《盛世危言》非常重視新聞自由，認為新聞媒體是人民表達意見的最重要的場所，同時也是人民終身受教育的地方，他認為不讓人民辦報議政，國家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弊即除，《盛世危言》中說：“古之時，謗有木（謗木就是相傳古代時立在宮殿前或交插路口上的木牌，人民對朝政有何批評書之於上，後來演變成宮殿門外的華表。），諫有鼓，善有旌，太史採風，行人問俗，所以求通民隱、達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欲籠天下於智取術馭、刑驅勢迫之中，酷烈熏爍，天下並起而亡之。漢魏而還，人主之喜秦法之便於一人也，明詆其非，暗襲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陸沉之禍。唐、宋代有賢君，乃始設給諫、侍御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議始彰。然以雲民隱悉通，民情悉達，則猶未也。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
商戰思想
《盛世危言》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戰”論。努力追尋“商戰”近代意義並反覆加以論釋者，則由鄭觀應肇始，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手段歸結為“兵戰”(軍事侵略)和“商戰”(經濟侵略)，並認為後者比前者更為隱蔽、更有威脅性，因而中國在反侵略方面也應該把反對經濟侵略放在比反對軍事侵略更為優先的地位。鄭觀應是甲午戰爭(1894)前後風靡一時的“商戰”論的主要代表者。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里，“商戰”系對應於“兵戰”而言。兵戰，指軍事衝突。商戰則指在市場上進行競爭。《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說的是學習西方，僅僅熱衷於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象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振興商務。為進行“商戰”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農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盡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兼併，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英之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為之先導，……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據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為末務哉？”
進行“商戰”，就是從傳統的農耕經濟轉變到現代工業經濟，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轉變到現代市場經濟。《盛世危言·商戰》中指出：“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為晉用，去所惡而投其所好，則可以彼國物產仍漁利彼。若有商而無工，縱令地不愛寶，十八省物產日豐，徒棄己利以資彼用而己。即今力圖改計，切勿薄視商工。”
在《盛世危言》里，鄭觀應強調指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於富強之世耶？
《盛世危言》在《商務》篇中指出：“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相表里。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坐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商戰，必須根本改變傳統的賤商觀念和士農工商等級結構，充分肯定現代企業家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為此，鄭觀應特別抨擊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固守傳統觀念，己成為工商業發展即進行“商戰”的重大障礙：“中國不乏聰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深求格致，總以工商為謀利之事，初不屑與之為伍。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圖者，必借端而胺削之。於是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
《盛世危言》鄭觀應的觀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個世紀之後，他所揭示的這種在上之弊與在下之弊還隨處可見。為改變這一狀況，全面提高工商業者及相關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質，鄭觀應要求在中央於六部之外特設商部，分設商務局於各省水陸通藺，由素有聲望的紳商為局董，支撐和保護工商業者發展實業，“必使中國所需於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國所需於中國者，皆可運售”。同時，“必於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分門別類，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開其智；罰其偽，賞其信；勸其創，戒其因；務其大，篇其小；使豁然於操奇逐贏之故，而後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詐者可信，貧者可富，廢者可興。”同時，於各府、州、縣設之商務公所，由工商業者自行選舉商董，“毋恃官勢，毋雜紳權”，由他們自己研究謀畫，決定興廢，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勢合，利無不興，害無不革”。這裡，當然不乏理想主義，未免太樂觀了一點，但是，要發展現代工商業，就必須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質的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必須建立近代企業制度，按照確定的通行規則行事，這一清醒的意識進一步說明，在鄭觀應這裡，“商戰”有著非常明確的近代意識。
教育思想
鄭觀應《盛世危言》尖銳地抨擊長期以來，
《盛世危言》怎樣改變這一狀況？鄭觀應《盛世危言》認為，首先應當廣建學校，“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廠之大本也。”要象德國那樣，“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決普及義務初等教育問題：“鄉塾散置民國，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然後，通過通商院、實學院、技藝院深造，傑出者再入太學院學習。
鄭觀應《盛世危言》指出：“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十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為此，他建議：“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並重，日本設文部大臣，並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定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並通傷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報部獎勵。務使各州、縣遍設國小、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
廣設學校，
《盛世危言》為改變人們陳陳相因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除發展學校教育外，還需大力發展社會教育。鄭觀應指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一有三事：曰學校，日新聞報館，曰書籍館。”興辦各種報章雜誌，出版各種圖書，建立一大批報社和圖書館，便成為進行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報》篇，專論廠設日報在“通民隱，達民情”中無可替代的作用，主張各省創辦臼報，以使“民心無不愜，民志無不伸”，同時，通過報紙，使諸者不逾戶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書》篇，專論各省應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院即圖書館，“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
哲學思想
1986年，朱光甫發表的《鄭觀應哲學思想簡論》，指出《《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鄭觀應哲學思想的代表作。鄭觀應通過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管理科學的吸收，從事借用中國某些傳統形式來變革中國傳統哲學嘗試，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觀具有若干近代哲學的特徵，為中國哲學史增添新內容。在本體論方面，鄭觀應首先提出帶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色彩的“道”範疇，並把“道”歸結為物質性實體，從而閃爍著機械唯物主義的光芒。同時他又把倫理道德規範的“中”作了非科學的抽象，並把這個抽象化了的“中”也規定為“道”的內涵，因而其哲學變革還深受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束縛。
《盛世危言》在認識論方面，《盛世危言》對中國傳統的名實關係、知行關係等理論，賦予了西學的內容，主張學以致用，行而後知。在發展觀方面，鄭觀應提出了具有新學內容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常與變等問題。他從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出發，認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從事於對社會的改造。在常與變問題上，鄭觀應提出“以西學化為中學”的命題，在發展觀上具有著質變的意義，但是，鄭觀應最終還是肯定了“器可變，道不變”，從而在方法論上陷入形上學。總之，鄭觀應的發展觀是一種承認漸變乃至承認突變，而又歪曲突變的漸變論。這是資產階級既要求改造封建生產關係，而又妥協於封建等級制的形上學的一種特殊形態。它反映了中國近代哲學在機械唯物論的傾向中，包含有聯繫、發展的思想特點。作者認為，就哲學史而論，鄭觀應哲學是中國資產階級哲學發展圓圈的開端，在中國近代哲學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來的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產生直接的影響。
1992年，方誌欽發表的《鄭觀應《道器》平議》，則認為鄭觀應以《道器》作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書的首篇，實為點綴門面以防禦頑固分子攻擊之作；《道器》篇雖然反映了鄭觀應世界觀中保守的一面，但與其諸種改革主張並無直接聯繫。作者指出鄭觀應不是衛道者而是改革者，鄭觀應主張國家富強之本，在開議院，中國應仿效英、德兩國議院之制，實行君主立憲，其餘各種興革都不過是末。作者認為不應把鄭觀應的哲學觀點與政治觀點混為一談，指出鄭觀應的世界觀非常複雜，並從思想來源、哲理、踐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鄭氏世界觀與社會政治觀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強調鄭觀應服膺“道不可變，器可變”的傳統觀點，寫了區區一篇《道器》，不過重複前人學說，並無創造發明，實為表達之作而已，對《盛世危言》全書主旨無實質性影響。不管鄭觀應認為書中提供變的是“道”還是“器”，總之是希望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國家，這才是變的實質。
貢獻影響
《盛世危言》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兩次提到《盛世危言》給予他的影響：“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讀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復學業的願望。同時，對地里的勞動也感到厭倦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生了口角，最後我從家裡出走。”
《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蔡元培評價該書說：“以西制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蔡元培年譜》）。《盛世危言》刊行後，有人把它進呈光緒。光緒命總署印2000部分發各省有司。據說此書共刻印了10多萬冊，在社會上產生過廣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