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雖是武將出身，但是他通過陳橋兵變奪取了孤兒寡母的天下，再加之吸取之前五代十國軍閥混戰的教訓，所以有宋一朝均採取以文制武的方針，文臣的地位遠遠超過武將，軍人淪為了不受待見的一種低賤職業。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得天下，在洪武一朝，雖然文臣武將都遭到了清洗，但是武將的地位還是要比宋朝要略高一些，但是隨著王朝的不斷穩定，繼位的帝王們又漸漸效仿起了宋朝，採取以文制武的策略，同級別的文臣地位比武將高多了，甚至連三四品的文臣都可能去領導一個一品的武將，武將地位之地可見一斑。
朱元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明朝末年，直到崇禎皇帝死後，形勢才發生了扭轉。而導致這一扭轉的卻是一個文臣，他把文臣的地位拱手送給了武將。1644年三月，崇禎皇帝在北京自盡，四月份訊息傳到了南京，南京首席大臣史可法主持擁立新君大計。但是史可法卻犯了一個錯誤，他反對原本該立的福王朱由崧，導致朱由崧只能依靠高傑、劉良佐、黃得功等軍閥使用武力護送自己入京繼位，這就使得高傑等軍閥獲得了所謂的“擁立”之功。
史可法而高傑、劉良佐等人在崇禎朝也就是一省總兵的職銜，管的兵馬也不算很多，也不是什麼有名的戰將，但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耳”，明末的那些良將全部戰死、投降或被殺之後，這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武將們就一躍而成了帝國的中堅力量。再加上他們自恃“擁立皇帝”的不世功勳，就漸漸的跋扈了起來。
在福王繼位後，史可法建議設立了江北四鎮——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和劉澤清，而史可法則沿襲之前的“以文制武”的策略，自認督師，統領江北四鎮，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此時跋扈的武將們怎么會把史可法放在眼裡呢?
江北四鎮史可法在談話中經常引用皇帝的“聖旨”，而高傑則經常不以為然，當面頂撞史可法：“旨，旨，何旨也!”畢竟高傑曾經見到過如今高高在上的皇帝，在幾個月前不過是一個流落在淮安街頭的破落王爺，甚至因為沒錢租房子只能蝸居在一條破船上，現在卻要對自己吆三喝四，手握數萬大軍的高傑自然不會那么服氣。
而高傑的表現還算克制，畢竟只是背後議論，頂撞的也是史可法，而沒有直接對聖旨或者皇帝本人有過明確的不屑或者蔑視，而江北四鎮中的另一位則更加有恃無恐。四鎮之一的黃得功又一次在聽使者宣讀聖旨時，因為覺得聖旨不合自己的心意，馬上站起來掀起供奉的香案，對著使者大吼：“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意思就是“滾，趕緊滾，都不知道下的是什麼詔!”
這在古代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別說碰到朱元璋、漢武帝等猛人，就算是正常的皇帝都會將黃得功碎屍萬段，但是此時的明朝已經不能算是一個正常政府了，弘光皇帝幾乎沒有威信可言。不過黃得功最後的表現卻還算讓人欽佩，據不降清。
黃得功正是由於史可法在擁立問題上犯的錯誤，導致了南明初期軍人跋扈的局面，以文制武的策略失效，導致武將不可控，也讓之後的抗清形勢更加舉步維艱。
朱元璋 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