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古代的紀年方式，我們一定會想起“年號”，但其背後折射的政治制度變遷卻鮮有人知。古代帝王們用“年號”以紀年，起初源於西周時期的“共和執政”(共和為當時年號)，但此後並未延續使用。漢武帝登基時定年號為“建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年號，這一傳統從此延續兩千多年。除了中原政權外，日本、越南、新羅、吐蕃、大理等也都加以效仿。
▲漢武帝劉徹劇照在這漫長的時光中，人們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的皇帝終生只用一個年號，有的皇帝卻一兩年就改一個年號——比如南北朝與唐宋。不僅數量多，還具有濃厚的奇葩色彩。比如梁武帝蕭衍的年號，有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等，倘若在位時間再長一些，估計還能弄出個“方大同”。
其中武則天的年號之多令人咋舌——依次為光宅、垂拱、永昌、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多達17個，前面幾個還引經據典，後面則越起越俗，個人崇拜之風越來越濃。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明清兩朝皇帝在位期間基本只用一個年號(明英宗、皇太極除外)，這種變化是如何產生的呢?
▲明太祖朱元璋劇照這一切要歸功於明太祖朱元璋起了一個好頭——不封禪、不受尊號、不受祥瑞，這種做法大大消滅了皇帝想要改元的欲望。關於第一點不封禪。儒家認為新皇登基應當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因而漢武帝、唐高宗、武則天、宋真宗這類改元狂人深受其影響。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後，再沒有一個皇帝封禪，縱使皇帝出巡經過泰山也只是祭祀並不封禪。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在唐代以後由於兵荒馬亂，統治者也就沒心思去折騰了。
其次是不受尊號。唐朝之前早有皇帝受尊號的先例，而該制度在唐代真正形成、在宋朝達到頂峰，比如大名鼎鼎的“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尊號)。在明朝，朱元璋率先提出不受尊號，只保留死後的諡號。至於清朝，入關之前皇帝們接受尊號，入關之後也不再受，比如大臣曾四次為康熙上尊號但都遭到拒絕，就連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在這點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然，我們要明確一點，“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之類的稱呼純屬他自娛自樂，並非是正式尊號。
▲古代常見祥瑞——仙鶴最後是不受祥瑞。在過去，祥瑞多種多樣、真假混摻，比如形狀怪異的雲彩、渾身透白的兔子、美麗的靈芝、閃著紅色光芒的石頭、誰都看不懂的天書、樹上形狀不同的樹葉、水裡亂蹦的小魚，凡是能和“不尋常”扯上關係的東西，都能被附會成所謂的“祥瑞”。由於祥瑞是上天對皇帝的褒揚之物，所以皇帝在接受群臣進獻祥瑞之後會舉行隆重的改元儀式。比如宋真宗趙恆，曾接連改的三個年號(大中祥符、天禧、乾興)，正是他在迷信祥瑞之後，極度熱衷封禪、改元的產物。
明太祖接受先帝前輩的教訓，堅決不接受祥瑞，後代君主即使有受祥瑞的，也只是屬於自娛自樂的範疇，再沒有昭告天下、改元封禪的大陣仗。當皇帝真正做到不封禪、不受尊號、不受祥瑞，便沒有改元的動機了，這是最直接的原因。往深層次里剖析，我們不難發現，隨著儒家思想發展和皇帝制度的不斷演進，統治者們的合法性和權威不再需要通過封禪、上尊號、進獻祥瑞這些方式來實現了。
▲南北朝百官封禪場景塑像封禪原本是儒家政治文化里非常有存在感的一個一部分，隨著宋代理學的興起，儒家逐步傾向於道德哲學、修身養性，帝王的道德品質成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封禪的存在意義越來越弱。連封禪儀式都日趨衰亡，接受祥瑞自然也就隨之消失了。清朝入關前曾因得到蒙古的傳國璽而慶賀改元，入關之後發現漢人壓根不把這個當回事，從此也就不再因重大事件改元了。
對於“不受尊號”，其背後折射的歷史進程也很好理解。明、清兩朝都是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皇帝地位比以往更加至高無上，死後諡號多達二十餘字，因此在世時已經沒必要再受尊號。當然，這也與康熙皇帝本身的性格有關，要不是他謙虛沒受尊號，後世皇帝說不定也會有樣學樣。不過退一步來說，即使眾人受了尊號也不會再改元，因為尊號對皇帝而言已經不再那么重要。
▲康熙皇帝讀書像唐宋時期的皇帝們之所以頻繁改元，恰恰是因為皇帝制度在這一時期發生劇烈轉折——從君主專制轉向君主獨裁。二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專制君主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獨裁君主則成為一個國家機關。專制君主的權力高度集中在個人手中，所以極其容易被推翻或喪失權威、淪為傀儡;獨裁君主的權力則是制度化、深入人心的，即使是個未滿月的孩子或有智力缺陷，皇權也不會旁落。因此當古代中國完成這一制度的轉型之後，自然也就不需要通過改元來強化統治的合法性了。
朱元璋 新羅 吐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