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帝死前留下一措施遏制慈禧,但很快就被慈禧消滅

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內憂外患,民族矛盾越加嚴重,階級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國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強東弱的客觀形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治體制竟一波三折,引發一系列錯誤,更使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趨緊張,多重矛盾交織,形成了積貧積弱的惡性循環。

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處置不當,鹹豐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莊,最後死在北京故宮之外。在繼承人問題上,鹹豐帝的遺囑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隱患。

他一方面考慮到皇后無子,貴妃幼子繼承大統,將會出現皇后與母后專政間的矛盾,他構想出一個八大臣贊襄、兩宮皇太后各執一印(皇后用“御賞”印、那拉氏代載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體制,以求達到互相牽制的效果,這是鹹豐帝死前的精心安排。

誰曾想到,他將六弟奕訢排除在體制之外,使之不能參與朝政,這就開啟了政局不穩的先兆。

清朝清朝

鹹豐帝死後,肅順等贊襄王大臣深知身為皇子生母的西宮那拉氏潛在的政治危險,就採取了“抑西揚東”的策略,從禮儀封號上先後為東宮、西宮封號,以示嫡、庶之別,通過對西宮的貶抑,以圖分化兩宮皇太后。

迫於情勢,西宮慈禧太后不僅主動拉攏東宮慈安太后,還聯合此時在京師與英法聯軍談和的恭親王奕訢,內外聯手,最後除掉了肅順等八大臣,不僅使雙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續。同治初年,奕訢以議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實握相權。

慈禧太后實握帝權,把持朝政,出現了帝、相、後並存的政體,這種以太后之尊聽政的慈禧慈安兩太后、年少軟弱的載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間構建的三角政治格局,既有臨時穩定的因素,從長遠看又使清廷最高層具有一種不穩定的因素。

慈禧和奕訢之間在達成某種默契的同時,也潛伏著一種難以消除的權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禮儀之名,取消議政王名號,收回了相權。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宮“垂簾”,獨攬朝政。

為進一步去除絆腳石,在1884年中法戰爭酣戰之際,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為名將其逐出軍機處,重新改組軍機處。沒有了任何制約和牽制的慈禧太后更加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內政外交更加腐敗。

清朝清朝

1889年,光緒帝大婚,慈禧太后歸政,光緒帝成了外國人眼中的“國家元首”,但名不符實,實際權力仍然掌控在慈禧太后手中,這樣就形成了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以光緒為首的帝黨,且矛盾重重。

慈禧太后惱於光緒帝借維新之名行奪權之實,欲將其廢弒,並根除維新派。後來,更傳言西方列強欲迎光緒帝歸政,慈禧太后才想假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報復西方列強。最後落了個自身西逃西安、京師浩劫、國家蒙羞的結局。

慈禧太后病死前,遺命溥儀之父載灃攝政監國,光緒帝的遺孀隆裕為太后。這一格局與鹹豐帝死前的“贊襄與太后”的格局何其相似。載灃竭力鞏固攝政體制,更加劇了政治體制的矛盾。

載灃為加強中央集權,決定拿北洋大臣袁世凱開刀,加上猜忌日久,急欲除之而後快。張之洞力勸恐激生他變,載灃猶豫寡斷。隆裕太后命袁世凱回老家去養“足疾”,怎會想到幾年之後就是他逼孤兒寡母退位呢?

清朝清朝

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集團權傾東南,坐擁半壁,開始出現內輕外重的局面,但仍能維持滿漢統治階層長期合作的統治格局。而到了載灃攝政時期,滿族權貴集權於內,排斥漢族官僚於外,至此,滿漢統治階層的矛盾激化,漢族地主官僚出現了離心傾向,滿漢合作局面出現重大裂痕,且難以縫合。針對於此,漢族官僚為自身利益開始為立憲運動推波助瀾。加之載灃集團的腐敗,滿族親貴四面楚歌。

鹹豐帝為求皇權平衡,搞出來一個贊襄大臣與皇太后共同輔佐幼帝的政治體制,實為求互相牽制,但最後以祺祥政變完局。出現了一個帝、相、後並存的體制。慈禧太后從藉助相權、利用後權,到最後形成一人專制。看似權力穩固,實則使內政外交更加腐敗。與皇權體制相呼應的就是中央集權問題。

鹹豐帝為扶大廈於將傾,始起用漢族官僚集團;慈禧太后殺肅順等八大臣,但殺其人而不廢其策,終於躲過太平革命一劫。但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滿族親貴在把控中央集權的問題上,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並且輸得血本無歸,最後袁世凱竟成了一時的最大贏家。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父親載灃時寫道:可以看出對他來說,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沒有殺袁世凱,只能是個戰術問題,而清王朝是輸在了戰略上,他們犯的是戰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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