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八旗軍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爾哈赤於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創立，初建時設四旗：黃旗、白旗、紅旗、藍旗。1614年因“歸服益廣”將四旗改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並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稱八旗，統率滿、蒙、漢族軍隊。規定每300人為一牛錄，設牛錄額一人，五牛錄為一甲喇（隊），設甲喇額真（參領）一人，五甲喇為一固山，設固山額真（都統、旗主）一人，副職一人，稱為左右梅勒額真（副都統）。
皇太極繼位後為擴大兵源在滿八旗的基礎上有創建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其編制與滿八旗相同。滿、蒙、漢八旗共二十四旗構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體。滿清入關後八旗軍又分成了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
八旗來歷傳說
過去有“從龍人關”之說，其實從龍人關說的是八條小龍。開始，這八條小龍並不團結，相互之間經常發生你爭我斗，逞強好勝。有一天，天上的玉皇大帝得知他們的事後，就召見天使說：“地上有人向我告狀，日頭和月亮總是在一起，這樣天天都是白天，半陰半陽的，人們感到很不舒服，總是吃不下飯，睡不好覺，莊稼也長不好了。”人們很著急，都要求把他們分開。你傳我的諭旨，命令八條小龍來完成。
這八條小龍知道命令後，都想立頭功，個個爭先恐後，這個來，那個去，搬月亮，挪日頭，不管費多大的勁兒，怎么也弄不動，大家急得抓耳撓腮，一點好辦法也想不出來了。
正在無計可施時，龍王威風凜凜地來到他們面前，責問：“這么長的時間，你們為什麼沒有完成玉帝交給的任務？”
小龍紛紛搶著說：“日頭、月亮太沉了，我們都使出了吃奶的勁，整天都跟著月亮和日頭後頭跑，總是追不上，有時追上也是跑不動，有時跑到頭裡也是攔不住，還是被它們撞到一邊去了。”
龍王問：“你們是怎么去的？”
小龍們回答說：“我們是一個接一個去的。”
龍王聽後，大發雷霆，當即罵到，你們這幫笨蛋，都趕不上下界凡人，他們還知道，人心齊泰山移呢！如果你們團結起來，不就可以了嘛。假如你們各拿一隻箭，用力一掰就斷了。如果把這8隻箭綁在一起，還能掰斷嗎？過去你們不能取勝，就是單個力量太弱的緣故。
小龍們一聽，恍然大悟，當即表示組合到一起，重新回到了天上，相互結合在一起，正象漢字的金字，金字也正好八畫，實際上就是八條小龍組合而成。金字塔兩條龍頭合在一起，變成了金字頭上的尖，他們齊心協力，象個楔子，在日頭和月亮之間一拱，就真的把日頭和月亮給拱開了。日頭和月亮分開後，由於日頭跑得快，很就跑到頭裡去了。月亮跑得慢，就落在了後邊。
這八條小龍完成了任務，也累得筋疲力盡，紛紛朝地上掉下去，此時，颳起一陣大風。說來也巧，不知道從哪裡刮來八塊顏色不同的大布落在地上，這八條小龍正巧每條龍落在一塊布上，它們不僅落在布上還張在了布上。
後來，後金國將這八塊帶有龍圖案的布當成了旗標，由於八條龍和八塊布的顏色不同，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旗色。
白色的小龍落在黃布上，就變成後來的正黃旗；藍色的小龍落在白布上，就變成後來的正白旗；黃色的小龍落在紅布上，就變成後來的正紅旗；樹皮色的小龍落在藍布上，就變成後來的正藍旗。一條小龍，雖然落在黃布上，由於黃布外邊鑲上了一條紅邊，所以就叫鑲黃旗；一條小龍，雖然也落到白布上，但白布外邊鑲上了一條紅邊，所以就叫鑲白旗；一條小龍落到了紅布上，由於紅布外邊鑲了一條白邊，所以就叫鑲紅旗；另外一條小龍落在藍布上，也是由於外邊鑲了一條紅邊，所以叫鑲藍旗。這些旗上都有一條小龍，也都有與明字搏鬥的場面，還有雲彩、火焰等。
八旗制由來
八旗制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制度，由太祖努爾哈赤在女真人牛錄製度上建成的，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始建四旗，正黃旗、正藍旗、正白旗、正紅旗。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增設四旗，稱鑲黃旗、鑲藍旗、鑲紅旗和鑲白旗，定三百人為一牛錄，五牛錄為一甲喇，五甲喇為一固山（固山即旗），滿族人按八旗制分隸各旗，平時生產，戰時從征。
初建時，不但在軍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行政和生產職能。大清統一，太宗皇太極為加強對旗人的束縛，增強了八旗制的軍事職能，並為擴大軍事實力和籠絡人心，又建立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各旗有軍營、前鋒營、驍騎營、健銳營和步軍營等常規伍，司禁衛、雲梯和布陣等職。
另外，設立了相禮營、虎槍營、火器營等特殊營伍，演習摔跤、射箭、刺虎和操練檢槍等。由於清初諸帝很重視槍炮武功等實戰本領八旗軍在平定三藩收台灣抵禦沙皇侵略等戰鬥中都取得了輝煌的戰績。
八旗制分類
八旗兵分為經營和駐防兩類，京營是守衛京師的八旗軍總稱，由郎衛和兵衛組成，侍衛皇室的人。稱郎衛，且必須是出身鑲黃、正黃、正白上三旗的人，如紫禁城內武門，東西華門、神武門由上三旗守衛。駐防是指駐防全國各要地的八旗。京營總兵約十萬，駐防兵總人數也在十萬左右。
八旗編制
八旗的最小單位是牛錄，設牛錄額真1人；5 牛錄為1甲喇，設甲喇額真1人；5甲喇為1固山，設固山額真1人。牛錄既是一種社會組織，也是作戰時的一個單位編成，每牛錄300戶，每戶出一個壯丁，父死子繼，兄亡弟代，在全軍出動時才有每牛錄300人。一般作戰，每牛錄只有幾十人。八旗的組成是滿洲八旗300牛錄，其中包括約100個已經滿族化的蒙古牛錄，純粹滿洲牛錄僅210個。蒙古八旗129牛錄和漢軍八旗167牛錄。終清一代牛錄的數字增加不多。
據史籍記載，當時編有滿洲牛錄308個，蒙古牛錄76個，漢軍牛錄16個，共400個。此時所編設的八旗，即後來的滿洲八旗。清太宗時，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旗制與滿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諸王、貝勒控制，旗制終清未改。
八旗方位
清代的八旗軍，包括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在行軍、駐營時所居的位置是固定的。據說是依“五行相剋”說制訂的。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記載：“兩黃旗位正北，取土勝水。兩白旗位正東，取金勝木。兩紅旗位正西，取火勝金。兩藍旗位正南，取水勝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師，或夜行黑色難辯，故以藍代之。”根據陰陽五行學說：東方屬木，顏色為青，木能克土；南方屬火，顏色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屬金，顏色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屬水，顏色為黑，水能生木克火；中央屬土，顏色為黃，土能生金克水。從五行所屬的顏色和五行相剋的角度講，八旗所處的方位恰恰與五行相剋的方位是一致的：兩黃旗屬土，土能克水，所以在北方；兩紅旗屬火，火能克金，所以兩紅旗位於西方；兩白旗屬金，金能克木，所以兩白旗位於東方；兩藍旗屬水，水能克火，所以兩藍旗位於南方。
八旗
鑲藍旗
今內蒙古烏蘭查布盟東部，清代八旗之一。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為藍色鑲紅而得名，鑲藍旗是下五旗，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清末時規模達到了下轄八十七個整佐領又一個半分領，兵丁2。7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5萬人。著名表演藝術家侯寶林先生變是藍旗人。正藍旗
在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南部，閃電河流貫領接河北。清代八旗之一，建於明萬曆二十九年，因旗色純藍而得名。正藍旗在順治前與正黃、鑲黃列為上三旗，順治初被多爾袞降為下五旗，不在由皇帝所親而由諸王、貝勒、貝子分統。清末時規模達到下轄83個整佐領11個半分佐領，兵丁2.6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鑲紅旗
在今內蒙古烏蘭查布盟東部，清代八旗之一。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為紅色鑲白而得名，鑲紅旗是下五旗之一，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清末時規模達到下轄86個整佐領，兵丁2.6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清光緒帝的寵妃珍妃就是鑲紅旗人。正紅旗
在今烏蘭查布盟的東部，清代八旗之一。建於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為純紅而得名，正紅旗是下五旗，由諸王、貝子和貝勒分統。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個旗，規模為下轄七十四個整佐領，兵丁2.3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1。5萬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隸正紅旗；清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紳也是紅旗人鑲黃旗
在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為黃色鑲紅邊而得名，鑲黃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內無王，由皇帝所親統，兵為皇帝親兵，侍衛皇市的成員也從上三旗中選。清末時規模擴大到下轄84個整佐令又兩個半分佐領，兵丁2.6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很多清皇室成員都是鑲黃旗，如嘉慶帝的皇后孝和睿，乾隆帝的皇貴妃，“垂簾聽政”的慈禧和慈安都是，朝中不少官員也來自鑲黃旗。正黃旗
以旗色純黃而得名，正黃、鑲黃、正白旗列為上三旗，上三旗無王，都歸皇帝所領親兵，侍衛皇室的成員也從上三旗中選。至清末使八旗中人最多的一個，下轄92個整佐領又兩個半分佐領，約三萬兵丁，男女老少總人口約為15萬人。康熙的愛臣，乾清門一等侍衛納蘭性德就是正黃旗人。鑲白旗
在今天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為白色鑲紅而得名，鑲白旗屬於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親統，而由諸王貝子貝勒所分統，清末時規模是84個整佐領，兵丁2。8萬人，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正白旗
位置在內蒙古錫林郭樂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努爾哈赤初定，因旗色純白而得名，正白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順治前，上三旗中並無正白有正藍旗，因在順治初，多爾袞將自己所領納入上三旗而將正藍旗降入下五旗，這以後就成了定製。正白旗是皇帝親領之一，旗內無主，兵為皇帝親兵，並從中挑選侍衛皇室的成員，
清麽規模為轄86個整佐領。約2。6萬兵丁，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清末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建立及演變
1601年 撫順新賓赫圖阿拉城(萬曆29年) 清太祖努爾哈赤 初設正四旗：黃、白、紅、黑
1615年 撫順新賓赫圖阿拉城(天命元年) 清太祖努爾哈赤 正四旗改為：黃、白、紅、藍
同時增設鑲四旗即：鑲黃，鑲白，鑲紅，鑲藍
1635年 盛京瀋陽(天聰9年) 清太宗皇太極 擴編蒙古八旗
1637年 盛京瀋陽(崇德2年) 清太宗皇太極 成立漢軍二旗:正黃、鑲黃
1639年 盛京瀋陽(崇德4年) 清太宗皇太極 擴漢軍為四旗，正白、鑲白
1643年 盛京瀋陽(崇德8年) 清太宗皇太極 擴充漢軍為八旗
合 計 8×3=24旗×7500人/旗 18萬人
八旗的三級組織形式及人員兵力：
（1）八旗的基層組織官職——牛錄（佐領）額真
牛錄——滿語中是“箭”的意思。滿族（女真人），狩獵時集體出行，頭人負責所有的“箭”，因此在組織中將這組織的頭人，稱為牛錄額真。始於1601年，定編300人。
（2）八旗組織中的中層官職——甲喇（扎蘭、加蘭）也稱參領，額真。五牛錄編入—甲喇，一甲喇（扎蘭）=5牛錄（5×300）=1500人。
（3）八旗組織中的最高官職——旗主為固山額真
5甲喇=1固山=5×1500人=7500人。
（4）每旗7500人×8旗=60000人。
八旗中的旗的區別：
（1）八旗中正、鑲旗的讀音:
八旗中有正、鑲區別，也稱“整”、“廂”旗，字面不難理解其意。正——整個、全部講；鑲——在原純色基礎上鑲的邊，也做“廂”。
(2)區別：正四旗龍首向右，龍腹內有五朵祥雲；鑲四旗龍首向左，龍腹內有三朵祥雲.
（3）旗的樣式:
1） 正四旗左右長7尺5寸，上下寬6尺，長方形；鑲四旗，是正四旗尺寸剪去外上下角
2） 八色龍旗，均做龍圖.鑲旗形成，只是加邊後，中間面積小，龍形小些。
3） 龍與旗色配合：黃旗配藍龍，白旗配藍龍，紅旗配黃龍，藍旗配紅龍。
4） 旗桿：長一丈五尺，朱紅色，龍頭向旗桿，桿端為鐵槍頭。
八旗顏色的含義：
女真人當時分成五種顏色：紅、黃、藍、白、黑。當時的女真人將：紅色代表太陽，黃色代表土地，白色代表水，藍色代表天，黑色代表鐵。鐵又先於土,有土就不要五色，只有 四種顏色：紅、黃、白,藍。
稱：女真人靠天吃飯，靠天種地、有水、有日，就能生存、發展。
所以用：黃—代表土：白—代表水；紅—代表日；藍代表天。因此用天、地、日、水，對應藍、黃、白、紅。
上三旗與八旗旗主們及左右兩翼分設
（1）進北京後的上三旗與下五旗
上三旗為“天子自將”，多歸皇帝自領，地位最高，人多勢眾，成為核心；它們是：正黃、鑲黃、正白，守衛皇城，挑取侍衛。擔任皇帝外出護衛，是親軍。
下五旗守衛京城外，大批派往各地駐防護衛。它們是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
（2）1601年設立四旗的旗主分別是：
正黃旗，旗主努爾哈赤統領；
正白旗，旗主努爾哈長子褚英統領；
正紅旗，旗主由努爾哈赤赤次子代善統領；
正藍旗，旗主由努爾哈赤弟弟舒爾哈齊。
1615年擴為八旗的旗主分別是：
正黃旗，旗主努爾哈赤統領；
鑲黃旗，旗主努爾哈赤統領；
正白旗，旗主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統領；
鑲白旗，旗主由努爾哈赤十二子阿濟格統領。
正、鑲紅旗旗主由努爾哈赤次子代善統領。
正藍旗，旗主由努爾哈赤侄子阿敏統領。
鑲藍旗，旗主由努爾哈赤第五子莽古爾泰統領。
（3）左右兩翼設定： 左翼：鑲黃、正白、鑲白、正藍 右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進駐北京後，滿族八旗在北京城的戍衛駐紮（京旗）、（禁旅八旗）：
（1）北京城內城是方城，按方位顏色布防：
兩黃旗駐北方（駐德勝門、安定門）；
兩白旗駐東方（東直門、朝陽門）；
兩紅旗駐西方（西直門、阜成門）；
兩藍旗駐南方（崇文門、宣武門）.
（2）八旗軍隊位置按“五行陰陽”劃分：
兩黃旗駐紮北方，北方在五行中代表水，黃色代表土，土能擋水；
兩白旗駐紮東方，東方在五行中代表木，白色代表金，金能降木；
兩紅旗駐紮西方，西方在五行中代表金，紅色代表火，火能克金；
兩藍旗駐紮南方，南方在五行中代表火，藍色代表水，水能滅火。
東西南北，金木水火，黃白紅藍，一伸一抑、一張一合，順其自然的天理現象和崇拜。
由盛轉衰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占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衝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衰敗表現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雇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布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們整日裡"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鋪，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累累。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象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衰敗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仿效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彩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勳，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占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占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占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儘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占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沉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周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累累，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余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余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沉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乾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占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占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乾銀約1200萬兩，僅占當年總數的46 %，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乾，約占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占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占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占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占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占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占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占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占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鹹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損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譁，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松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奸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么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勛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升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鍾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託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戰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薰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警示作用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指的是清末那些憑藉祖宗福蔭，領著“月錢”，遊手好閒，好逸惡勞，沾染惡習，腐化沉淪的人物。清末許多“旗下人”都非常會享樂，十分怕勞動。男的打茶圍，蓄畫眉，玩票〔玩票〕指非職業演員從事戲曲表演。，賭博，鬥蟋蟀，放風箏，玩樂器，坐茶館，一天到晚盡有大量吃喝玩樂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閒混過日的法門。到了家道日漸中落，越來越入不敷出的時候，恃著特殊的身份和機靈的口舌，就幹上巧取豪奪，誆誆騙騙的事兒了。他們大抵愛賒買東西，明明口袋裡有錢，偏要賒，已經寅吃卯糧了，還是要賒。當時好些人對他們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廣州曾經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區還留下“八旗二馬路”這么一個名稱。這裡流傳著一個故事：早年有個“旗下人”到茶館喝茶，當堂倌取來沖茶用的蓋盅，還沒有沖水的時候，他就把一隻小鳥放在盅里，加上蓋子。當堂倌揭開蓋子的時候，小鳥呼的一聲飛走了。於是這旗人就撕開顏面，纏著堂倌索取賠償，狠狠敲了一筆之後，才揚長而去。直到今天，廣州的茶館裡，服務員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飲後自己不揭開蓋子的話，服務員是不會主動來沖水的。傳說這種習慣就和這個故事有關。姑不論這是真是假，直到現在仍有這樣的故事流傳，可見當年“八旗子弟”給人的印象了。
清代八旗子弟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組成的，除了滿族、蒙古族和漢族外，還有鄂溫克、達斡爾、錫伯、朝鮮族及一些維吾爾、俄羅斯族人等。
“八旗子弟”是什麼？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輕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關以前，17世紀初，努爾哈赤（清太祖）把滿洲軍隊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後來因為人數一天天增加（以滿人為主，也包括少量蒙、漢、朝鮮、俄羅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擴充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別，是除了原來的正黃、正紅、正白、正藍之外，再加上鑲黃、鑲紅、鑲白、鑲藍。這些旗的編制，是合軍政、民政於一體的。滿洲的貴、賤，軍、民，都編了進去，受旗制的約束。後來，隨著軍事的發展，又增編了“蒙古旗”和“漢軍旗”。三類軍旗各有八旗，實際上共為二十四旗。原來的本部，由於區別上的需要就專稱“滿洲旗”了。
清兵入關的時候，這些“旗下人”或者說“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騎善射，勇於徵戰的。入關以後，他們大抵受到了世代的優待。和皇室血緣親近，地位崇隆的，當了王公大臣，什麼親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之類；地位小的，當什麼參領、佐領；最小最小的，也當一名旗兵。由於他們參與“開國”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祿或者受到照顧。特別是滿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們大抵是滿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隨清宗室到處征戰的漢人，即歸附已久的“舊人”置身其間。清代的制度，規定他們不準隨便離開本旗，在京的也不準隨便離京。憑祖宗的福蔭，他們好些人世代有個官銜，領月錢過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當兵，領一份錢糧。但是家族繁衍，人越來越多。有的人名義上還是參領佐領，但實際上已經並不帶兵，有的人名義還是驍騎校，但是已經不會騎馬。更甚的，由於子孫大量繁殖的結果，每家每戶的“月錢”不可能累進，“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額有限，也不可能隨便入營。加上上層人物的貪污腐化，大吃空額，能夠入營的旗兵相對來說就更加有限了。這樣，世代遞嬗，不少“旗下人”就窮困下來。他們之中某些有識之士，也覺得長年累月遊手好閒，不事生產，坐吃山空不是辦法，也有去學習手藝的。但是這樣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認為他們沒有出息。所以就其壓倒的多數而論，“旗下人”大抵是遊手好閒的。
周恩來同志曾經提到的“八旗子弟”，應該說是一個特定名稱，它指的不是清兵入關前後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後，逐漸變成了勞動人民的曾經有過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現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紅旗人。他們“旗下人”的身份絲毫不影響他們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憑藉祖宗福蔭，領著“月錢”，遊手好閒，好逸惡勞，沾染惡習，腐化沉淪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為是滿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樣是原屬漢族而祖先進了滿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對於滿族旗人，對於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紅旗下》那篇自傳體的文章中，曾對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繪聲繪色、入木三分的揭露。這裡我想引他的兩段話，以窺見不少旗人淪落的原因以及他們當時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麼自由的，不準隨便離開本旗，隨便出京；儘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騎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於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賦閒。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種制度曾經掃南盪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
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么浮沉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裡。是呀，以大姊的公公來說吧，他為官如何，和會不會衝鋒陷陣，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親友仿佛一致認為他應當食王祿，唱快書，和養四隻靛頦兒（註：一種小鳥）。同樣地，大姐丈不僅滿意他的“滿天飛元寶”，而且情願隨時為一隻鴿子而犧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辦多么要緊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總看著天空，決不考慮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頭上碰個大包。……他們老爺兒倆都聰明、有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與刺激。他們在蛐蛐罐子、鴿哨、乾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像作著個細巧的、明白而有點糊塗的夢。
這類人物去當什麼“參領”“佐領”以至什麼名義上更大的官兒，自然沒有辦法不把事情弄糟。當年帝國主義軍艦開到中國沿海耀武揚威，初次見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寫作蒙沖，古代戰船。這裡借指軍艦。時，揚言“此妖術也，當以烏雞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階雖然比他們高得多，但無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輩也在伯仲之間的八旗王爺將軍一類的人物嗎！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顢頇〔顢頇（mānhān）〕糊塗且馬虎。腐敗，也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後來的“八旗兵”已經變得腐朽透頂，在戰場上常常一觸即潰。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擱起這支老隊伍，另行去編練新軍。而編練新軍，又沒法阻止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前來參加，起義新軍終於構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軍的洪流之一。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可以見到，一個人不是憑真才實學，憑艱苦奮鬥，而是憑血統關係，躺在祖先的福蔭之下，享受特權，閒逸度生，是終究非衰頹腐敗下去不可的。這樣的事情，該是順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將領，可以說過的是相當艱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瀋陽的故宮參觀，可以看到金鑾殿下的廣場上，兩旁分列著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築，那是八旗主帥進見努爾哈赤，入朝議事時的駐宿之處。那些房屋並不大，大概只相當於現代旅館每天十塊錢的房間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帥”們的生活標準了，較之後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來，也是相去很遠的。
憑血統關係，憑祖宗福蔭過驕奢閒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漸腐朽，終至於爛得不成樣子。這種事情，實際上並不獨“八旗子弟”為然，可以說歷朝歷代，都有無數這樣的事例。這真是“前面烏龜爬泥路，後面烏龜照樣爬”，“前車雖覆，後車不鑒”了。
在這方面，西方的資產階級，卻是不簡單地把大量的財產很快付託給兒女，在給他們以相當的教育之後，就鼓勵他們從事一定的工作來獲取酬報。例如小孩補籬笆、種樹之後才給予一定的獎勵，成人參與某種工作之後才按月領薪，並不給予特殊照顧之類。這是有他們比較深遠的用心的。資產階級至少在這些方面，比較歷史上各個剝削階級，顯得稍有見地一些。
在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裡，照理說，幹部子弟不會也不應該變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戶的具體環境、具體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們社會裡，儘管有大量幹部子弟成長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親的功勞簿上，也不依靠先輩遺傳下來的“染色體”過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長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對兒女千依百順，處處讓他們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來給他們玩耍；他們幹了壞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縱容，走後門，企圖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兒女變成了新型的“高衙內”“魯齋郎〔魯齋郎〕關漢卿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的一個“高衙內”式人物。”（按：這都是歷史故事裡著名的白鼻公子）。作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後來一個被槍決，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這樣的事情決不是“絕無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時有所聞了。某市一位副市長的兒子，某縣一個縣委書記的兒子，因殺人傷人而被處以極刑的事情，已經不是什麼新聞。等而次之，沒有受到極刑，但已鋃鐺入獄，或者路人側目的，那就數量更多了。周恩來同志告誡“莫學‘八旗子弟’”，在我們這個封建習氣還嚴重存在的國家，看來是很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那些特權人物、特權分子是錯估了我們的形勢和現實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斬”，立刻受到“現眼報”了。
其實，不僅要教育孩子不可變成“八旗子弟”，對於某些大人來說（按：請注意這個“些”字的準確性），毋寧說自己就必須警惕自己不要變成“八旗子弟”，因為人是會變的。一個人從革命者變成了老爺和蛀蟲，在歷史上，在現實中，事例是常見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為置身於法律之上，吃喝玩樂，逍遙度日，以至於利慾薰心，巧取豪奪，肆意橫行，違法亂紀，因而落得個眾人搖頭、身敗名裂的事，難道就很罕見嗎？不！這也是不時聽到的。
這樣看來，“莫學‘八旗子弟’”的告誡對象，比“幹部子女”還要廣一些吧。
寫到這兒，《哀“八旗子弟”》這篇雜文，是可以結束了。最後，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詩人杜牧的兩句長期應驗在某些人身上的話作為結語：“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世界軍事史上最著名的軍團
| 在人類漫長的軍事歷史中，誕生了無數戰功赫赫、威名遠播的戰鬥軍團，從古羅馬橫掃歐亞非的羅馬軍團到驅逐匈奴封狼居胥的羽林軍。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些誕生了無數名將的軍團們值得人們銘記與追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