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賽娟[中國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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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賽娟女遺傳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1年5月21日出生於上海市,原籍浙江省鄞縣人。1989年畢業於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獲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上海血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2011年當選為法蘭西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

基本信息

概述

陳賽娟陳賽娟

陳賽娟出生於1951年,她和她的同代人親身經歷了上世紀50-60年代年青共和國的茁壯成長期,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路程和新時期國家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大好時光。陳賽娟從一名普通的紡織工人走上醫學科學的道路,並成長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她在國內建立了完整的細胞和分子遺傳學技術體系,闡明了我國白血病核型變化的基本類型和分布格局,為白血病的診斷、分型、治療和預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國際上首先克隆了Ph染色體陽性急性白血病中BCR基因第一內含子的斷裂點叢集區,提出了BCR-ABL基因重排的工作模型。在國際上首次發現了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中具有變異染色體易位t(11;17)的一種臨床類型,證明了該易位導致的PLZF-RARa融合基因的致白血病作用。首次闡明了APL經典易位t(15;17)所致PML-RARa變異型轉錄本的形成機理。識別了一組核孔蛋白NUP98相關的染色體異常以及嬰兒白血病中的t(11;19)(q23;p13)易位,揭示了NUP98-HOXA9,NUP98-HOXC11,NUP98-PMX1和MLL-EEN等染色體易位所致融合基因的致白血病機理。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急變和M2B型白血病發病機制的研究,豐富了白血病"多步驟"發病的學說。參與指導了全反式維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誘導分化、凋亡治療APL的基礎和臨床研究,為APL靶向治療概念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共發表論文300餘篇,被引證7000餘次,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等10個獎項。
2003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2011年12月當選為法蘭西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據悉,法國國家醫學科學院成立於1820年,是法國醫學界最高榮譽機構,現有130名院士、160名通信院士、40名外籍院士和100名外籍通信院士。據悉,2011年度該院增選了本國正式院士9人、通信院士6人,以及外籍院士2人和外籍通信院士2人。陳賽娟院士不僅在白血病發病機制和治療研究領域取得了傑出成就,還長期致力於促進中法兩國的科研合作、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為增進中法友誼做出了突出貢獻。

2015年5月19日,由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陳賽娟團隊完成的“髓系白血病發病機制和新型靶向治療研究”項目獲得2014年度上海市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獎特等獎,這是2012年上海科技獎勵設立特等獎以來的第二個特等獎,也是自然科學獎領域出現的第一個特等獎。

家庭

丈夫為剛剛就任的衛生部長陳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研究生,他們是由從同窗成為終身伴侶的。他曾在我國著名內分泌學奠基人鄺安教授的極力推薦下,於1984年10月被學校派往法國擔任外籍住院醫生。

醫生之夢

1958年陳賽娟進入上海市盧灣區順昌路第一國小,那時學習條件非常簡陋,但課後學習方式與現在大為不同,不是請家教或家長輔導,而是組織同學的自學小組,互相學習,獨立思考,1964年陳賽娟以優異成績考入了當時盧灣區重點中學向明中學。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美好的中學時光在初二時即輟然中止。
1968年,陳賽娟17歲,先是分配至上海第六印綢廠,當過幾個月的車工,後因工廠合併,進入上海第五絲織廠,當上了一名紡織女工。她在準備車間工作,學會了搖紆子、扦經等工種,有時還利用休息時間到力織車間學習擋車,紡織工人馬不停蹄的三班制工作使她得到鍛鍊,也更體會到工人師傅的辛勞。陳賽娟積極爭取成為工人階級先進組織中的一個成員,1970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71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2年陳賽娟被推薦進入上海第二醫學院,三年後,她如願以償地成為瑞金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
畢業一年後在上海市松江縣新浜公社赤腳醫生大學的教學經歷給了陳賽娟深刻的印象。陳賽娟承擔了赤腳醫生大學大部分醫學基礎和臨床課,包括病理生理、生化和內科學,既培養了赤腳醫生,又使陳賽娟進一步鞏固了大學期間所學的課程。1978年全國恢復研究生報考制度後,從陳賽娟報名到考試,雖然僅二周的準備時間,但陳賽娟順利地考取了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血液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陳賽娟師從著名血液學專家王振義教授。陳賽娟的碩士論文是研究血液的“高凝固狀態”,高凝狀態參與包括冠心病、糖尿病、腎臟病在內的多種常見病的發病機理。這一研究涉及到當時不少較先進的生理、生化測試,還需要進行大量統計學分析,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個具有挑戰性的交叉學科課題。1981年陳賽娟終於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了血液學碩士學位。

報效祖國

為了進一步在專業領域得到深造的機會,1986年1月陳賽娟被學校派赴法國巴黎著名的血液病研究中心聖·路易醫院血液病研究所進修。通過調研,陳賽娟認識到細胞和分子遺傳學是白血病診斷的重要依據,也是白血病分子機制研究的突破口,而國內血液學界尚缺少這門學科。因此,陳賽娟決心以細胞遺傳學研究為切入點,架設一座血液學臨床和分子研究的橋樑,探索白血病的發病機制。為了專心致志地做研究,陳賽娟將不滿二歲的兒子留在國內,報考了巴黎第七大學的博士學位,師從國際著名細胞遺傳學家洛朗·貝爾傑。從此,白血病的基礎和臨床研究成了陳賽娟一生追求的事業。

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初期,陳賽娟一方面學習細胞遺傳學核型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研究帶有費城染色體(由第9號和第22號染色體相互易位所致)的白血病細胞之免疫表型,即在細胞膜不破裂的情況下同時作核型分析和免疫表型分析。當時染色體螢光素原位雜交技術尚未引入,儘管化了整整六個月的時間進行研究,進展仍不順利。1986年,分子生物學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套用Southern、Northern分析,DNA測序、分子克隆和染色體步移等方法,陳賽娟終於在“費城染色體”陽性的急性白血病中鑑定了一種新的分子畸變。在此種畸變中,費城染色體形成過程中22號染色體BCR基因的斷裂點不是位於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經典區域(基因的第12至14內含子),而是位於BCR基因的第一內含子,從而為疾病的診斷和鑑別診斷提供了有用的分子標誌,也為該型白血病染色體易位的可能機制提供了工作模型。在法國三年多時間,陳賽娟每天工作12-14小時,從無間斷。辛勤的耕耘終於換來了甜蜜的收穫,陳賽娟一共發表了十二篇論文,其中在《Blood》、《Oncogene》、《NucleicAcidsReserch》、《Leukemia》等雜誌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6篇。1989年,陳賽娟以最佳評分通過論文答辯,獲得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一位法國專家說:“我也做過類似的研究,知道要攻克這項難題非常不容易,要付出很多艱辛的勞動。”陳賽娟的導師開玩笑地對人說,“我不能直接稱她是居里夫人,但她是一個非常有韌性的女性。”

一些好心的朋友提出了建議,認為在西方國家發展機會更多。陳賽娟和陳竺也有過一些討論,但他們的結論卻與之相反:中國的科學事業更需要人才。他們對法國文化的熱愛絕不會少,但對祖國的熱愛則更多。實際上,在出國期間陳賽娟夫婦一直將孩子留在國內,也就是要用對孩子的思念來更加堅強回國創業的決心。

1989年6月,是陳賽娟夫婦向學校承諾回國的時刻,機票都預訂了,但就在此時國內發生了“六四”重大事件,一段時間內回國航班全部取消。在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個月以後,1989年7月4日,陳賽娟和陳竺一起登上了回國的班機。臨行前,許多法國同事非常擔擾,都勸說陳賽娟夫婦改變主意。對於陳賽娟夫婦的回國,國內很多人也不理解。那時“出國風”正處於高峰階段,有些人甚至以為他們肯定是在國外混不下去了才要回國。陳賽娟心裡想,不管人家怎么說,讓歷史證明他們是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吧!至於科研條件,沒有也可以創造。當法國導師貝爾傑了解到陳賽娟夫婦堅持回國是為了投身於國家的科學事業,也非常感動。他親自帶著陳賽娟夫婦去法國癌症基金會說服其負責人,爭取到一筆十萬法郎的基金資助陳賽娟夫婦回國創建實驗室。在當時,十萬法郎也算一筆不小的資金,陳賽娟夫婦全部買成了儀器設備運回國內。

回國創業

回國創業需要勇氣。瑞金醫院是全國著名的綜合性大醫院,有豐富的臨床資源,陳賽娟夫婦學習巴黎聖·路易醫院的科研體制,將實驗室放在醫院裡,變臨床資源為醫學分子生物學研究之源。然而醫院的醫療任務非常繁重,在80年代末,要在臨床醫院裡建一個基礎研究實驗室談何容易!在回國前陳賽娟作了一定的準備,收集了若干實驗室急需的寶貴試劑和材料。回國後一部分從國外帶來的昂貴試劑要放在低溫冰櫃里,當時醫院尚無-80℃低溫冰櫃,只能放在上海二醫大基礎部的低溫冰櫃里。未料一星期後低溫冰櫃發生故障,價值幾萬法郎的試劑全部報廢,真是欲哭無淚。臨時建立的實驗室在門診5樓,僅十個平方米,好不容易從法國進口的幾套設備在實驗室里放不下,就放到走廊里,與醫院門診超音波、心電圖室外經常擁擠和喧鬧的環境共處。一些需要超速離心機等昂貴設備的實驗就到外面的研究所去借做。每次都是把那些貴重的標本、試劑、試管小心翼翼地放在腳踏車前的籃筐里,無論雨天、颳風、酷暑、嚴寒都堅持不懈。記得為了做一次PCR實驗,曾經一天到坐落在岳陽路的上海生化所去過三次。

用了二年的時間,陳賽娟和同事們建成了系統的白血病標本庫,細胞遺傳學實驗室和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在王振義院士的指導下,全反式維甲酸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在臨床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論文於1988年在《BLOOD》發表後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其誘導分化治療的分子機制亟待闡明。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陳賽娟日夜拼搏,終於與國際上其它三個研究組同時發現APL患者所特有的染色體易位t(15;17)可引起維甲酸受體(RAR)基因和早幼粒細胞白血病(PML)基因的重排。PML-RAR?融合基因及其編碼的蛋白質,不僅在APL發病原理中起著核心作用,也可作為白血病細胞分化治療的一個分子標誌。研究論文在1991年分別發表於《Leukemia》和《Blood》。

1990年,一位患APL的病人在接受常規治療後未發現好轉,這一特有的情況引起了陳賽娟們的注意,經反覆觀察和分析,意外地發現該患者與其他病人不同,具有一種變異型的染色體易位,除了累及17號染色體的維甲酸受體基因外,還累及11號染色體

1991年7月-10月,美國紐約西奈山醫院腫瘤研究實驗室腫瘤分化誘導療法的國際權威魏克斯曼教授邀請陳賽娟到美國進行科研合作。那時科研經費和信息交流較缺乏,實驗室又正處於搬遷階段而不能正常工作。陳竺和陳賽娟決定抓住這一難得機遇拓展國際合作。利用與魏克斯曼合作的機會,帶著手中正在進行的課題去美國,由於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在短短的三個月中陳賽娟夫婦就發現了APL中PML-RAR?轉錄本的異質性,又在國際上首次克隆了變異型染色體易位t(11;17)中11號染色體受累的基因。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機遇期,陳賽娟夫婦在實驗室里總是每天來得最早,走得最晚,常常為了解決一個技術難題而通霄達旦。一個月後陳賽娟夫婦的實驗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教授非常高興,對陳賽娟夫婦提議:你們留下來吧,在這裡的待遇將10倍於你們現在作為訪問學者的收入。陳賽娟回答說:“如果想在已開發國家搞科研的話,1989年我們就不會從法國回中國了,或許今天也不會到您這裡來。”魏克斯曼教授聽了非常感動,說:“我會幫助你們,幫助你們在中國的事業。”教授說一不二。幾天后,他專門為陳賽娟夫婦舉辦了他的實驗室建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聚會,並宣布贈予陳賽娟夫婦一份厚禮:與陳賽娟夫婦在上海共建一個實驗室,3年內資助17.5萬美元,實驗室的名稱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魏克斯曼癌症研究基金會聯合實驗室,就設在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內。這一合作實驗室不斷發展,以後又成立了臨床腫瘤誘導分化中心。十餘年來基金資助累積達到100萬美元以上。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和政府的重視,科研條件不斷改善,國家對陳賽娟院士的資助也越來越多,然而陳賽娟與魏克斯曼教授的合作和友誼卻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加深,在學術界形成了佳話。

1994年在一次國內血液學會議期間,陳賽娟與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同事討論中醫藥治療腫瘤的問題,得知該校張亭棟教授早在70年代就將中藥砒霜通過靜脈注射,使腫瘤特別是APL患者獲得很好的效果。陳竺對此也表示了極大的熱情。於是,陳賽娟夫婦與哈爾濱的同道共同組織了攻關小組,通過兩年的努力,發現即使是對維甲酸耐藥的復發APL患者,用砷劑治療的完全緩解率仍然達到80%以上。在細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還表明,砷劑治療白血病是通過使白血病細胞發生凋亡和部分分化而達到治療目的,而且砷劑能直接降解引起APL的PML-RAR蛋白質。這樣,陳賽娟夫婦用現代研究的手段科學地闡述了中藥砒霜“以毒攻毒”的機理,使得砷劑治療白血病為現代國際主流學術界所接受。相關的首篇論文於1996年8月1日在《BLOOD》雜誌發表,該期封面上還刊登了文中的一幅實驗結果圖。次日,國際著名的《科學》雜誌進行了專題報導,稱讚道:“套用維甲酸治療APL使人感到震驚的同一個研究小組又有了令人震驚的發現。”隨後的研究發現,全反式維甲酸和三氧化二砷通過不同的作用途徑,使APL致病蛋白質發生降解,故兩藥之間不僅沒有交叉耐藥性,而且有可能產生協同作用。陳賽娟夫婦在2000年啟動了兩藥聯合套用治療初發APL的臨床試驗,最近結果表明四年無病生存率達到95%以上,成為迄今成人急性白血病治療的最好療效,APL也成為第一個可基本治癒的成人白血病。據此,陳賽娟夫婦又提出了白血病基因產物協同靶向治療的思路。這一思路已拓展至其它類型的白血病,預料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類型的白血病患者從這一研究中受益。

1998年,在參加中國婦女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陳賽娟作為科技界婦女代表有機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和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同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匯報工作。2002年,陳賽娟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003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同一年,陳賽娟領銜的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也正式獲得國家科技部批准,同時陳賽娟還擔任了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執行所長。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展望未來,任重道遠。今天,陳賽娟所為之奮鬥的事業在不斷發展,瑞金醫院科教大廈也已成為國內外醫學研究中心之一。但全面攻克白血病的重任依然擺在面前,讓人無法懈怠。今後,陳賽娟和同事們仍將始終抓住腫瘤誘導分化和功能基因組學方面的學科生長點,不斷吸引和培育優秀人才,以保證科研工作的可持續發展。陳賽娟確信,中國學術界將對白血病研究作出更大貢獻,我國的醫學科研水平也終將在整體上跨越到國際先進水平。

角色

院士的妻子

陳賽娟是院士,同時也是院士的妻子。當年攜手並進的同窗,如今成了圈內稱道的“院士夫婦”。不過,陳賽娟在公開場合不願多提到丈夫:也許,她不想沾他的光。

當年,兩人一起上研究生專業課,一起看顯微鏡,由此成就了一段美麗的愛情。不過陳竺有時也會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評價:“陳賽娟事業心強、個性強、性子急。和我面紅耳赤地爭到底,是家常便飯。” 陳賽娟急了,反駁說:“陳竺大事上認真,生活上馬虎,一向對我欠缺點‘人性化’關懷。”並舉出例子:“懷孕的時候,人家先生都對妻子關懷備至,陳竺倒好,注意力還是在研究上。” 解決之道是,夫婦倆約定:工作上不順心的事決不帶到家裡去,一旦工作不順就到外面換換環境。生活單調時,也去聽音樂、看電影,放鬆一下。

眼下,兩人爭論的機會已不太多了。自從陳竺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後,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陳賽娟扳著指頭說:2003年他只有39天在上海,2004年也不到80天,夫婦倆只能靠每晚一個長途電話聯繫。沒有了和陳竺的爭論,日子太平了,卻顯得寂寞。心底里,陳賽娟一直想當個好妻子。當年孩子小,她總是儘可能早些帶兒子回家,讓陳竺留下來做實驗。研究最忙的時候,她也會關心丈夫是否吃藥,還要當“家庭營養師”。她擔心地說:陳竺身兼數職,太忙,身體一直不太好,高血壓、糖尿病,肝功能也不好。可眼下他遠在北京,做妻子的鞭長莫及。 問陳賽娟:如果沒有家務束縛,你會不會做出更大的成就?她誠懇地回答:“我只是覺得,女性從事科研,需要付出雙倍的努力。”然而陳賽娟依然認為自己幸運。事業上,她與丈夫互相支持、並肩作戰。生活中,欠缺“浪漫神經”的陳竺有時也會給她一點驚喜:2004年陳賽娟當選院士時,遠在美國的陳竺破天荒地一日之間給她發了兩封電子郵件,向她祝賀。

一直有這樣一個畫面定格在人們的記憶中:那是2000年“世界傑出女科學家”頒獎儀式上,陳竺溫柔而堅定地出現在妻子身後,一起等待結果揭曉。當陳賽娟與大獎失之交臂的時候,陳竺輕輕摟著妻子的肩膀說:“科學意味著永不放棄!” 1987年,陳賽娟夫婦陪同法國代表團回國,見到已經3歲的兒子。兒子正在吃飯,抬起頭來羞澀地叫了一聲“爸爸媽媽”,低頭卻高興地說:“我們明天要到飛機場去接爸爸媽媽了。”

內疚的母親

陳賽娟自認不是個稱職的母親。“我一生中面臨最大的考驗,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飛機場!”1986年,她接到去巴黎留學的通知,兒子還不足2歲。陳賽娟懷揣一本兒子的影集,一步三回頭地踏上求學征程。 1987年,陳賽娟夫婦陪同法國代表團回國,年輕的父母抑制不住思念的心情,特地托人買票,提前一天從北京飛赴上海,見到已經3歲的兒子。外公外婆趕緊讓兒子叫爸爸媽媽。兒子正在吃飯,抬起頭來羞澀地叫了一聲“爸爸媽媽”,低頭卻高興地說:“我們明天要到飛機場去接爸爸媽媽了。”天真的孩子分明沒有弄清楚:眼前的爸爸媽媽與明天要去接的爸爸媽媽是同一概念。陳賽娟看在眼裡、淚在心裡。 飛機場上母子又一次經歷了離別。略微懂事的兒子張著雙臂哇哇大哭,在巴黎攻讀博士期間,這哭聲常常撞擊做母親的柔軟心房。
回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陳賽娟天蒙蒙亮就騎腳踏車出發,身後馱著剛上國小的兒子。那時候家遠在市郊,實驗室一切由零開始,工作與生活永遠都像在打仗。每天下午,總是同事輪流幫陳賽娟去接孩子,然後讓他在實驗室做功課。因為出門早,加上一天的課上下來,他常常寫著寫著就睡著了。 為了彌補昔日對孩子照顧不夠,陳賽娟有時去外地開會時,也會帶上這個“小尾巴”。開會時,六七歲的兒子在後排打瞌睡,只有開會期的最後一兩天,做媽媽的才有時間帶他到處走走。 令陳賽娟欣慰的是,儘管夫婦倆忙於工作,但孩子十分爭氣。“他平時不聲不響的,喜歡看書,大概屬於那種思考型的選手吧,這點像他的父親。”說起這個話題,陳賽娟的眼中洋溢著笑意。“他讀國小時,我們也曾用過題海戰術,錯2道題罰做4道,一看4道里又錯了3道,等到他想睡覺了,做幾道錯幾道。以後,我和陳竺就改用啟發式的教育方法,引導他的興趣。陳竺偶爾會與他比賽,看誰的題目做得快!”

當初那個在媽媽實驗室里打瞌睡的小學生,如今已是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大三學生,還拿過好幾個全國和市級競賽的獎項。有趣的是,陳賽娟夫婦都是博士,兒子卻叫“陳碩”。原來,夫婦倆在攻讀碩士學位時有了他,就從爺爺取的“陳碩、陳博”中選了這個名字,意思是“豐碩成果”。結果“陳博”大名歸了堂弟。

中國著名醫學專家

對醫學技術精通,或者對自己所學學科擅長,有獨到的見解的人。我們稱他/她是這一領域的專家。

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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