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經濟學派基本資料
芝加哥經濟學派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成員堅定地支持新古典經濟學價值理論的經濟分析，在其政策建議中頻現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同時採取一貫反對濫用數學形式主義，並樂意放棄精密嚴謹的一般均衡理論的邏輯推理而傾向於更具有結果導向的（result-oriented）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論。近年來，“芝加哥經濟學派”與“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imperialism）”聯繫在了一起，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就是指將經濟推理的套用方法推向傳統上認為是其他領域的特區，如政治科學，法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
經濟觀點
芝加哥經濟學派1、極端強調個人自由，反對個個專斷和“權威”；在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的情況下，強調“法治”，反對“人治”。例如，西蒙斯在30年代關於改革美國貨幣金融體制的主張，其中包括商業銀行必須對其吸收的存款保持100％的現金準備這一建議；哈耶克始終主張金本位制是現實可行的理想的貨幣制度，反對任何人為地擴大貨幣流通量的政策措施；以及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等。儘管這些主張所處的歷史條件各不相同，理論根據差別很大，其共同的實質是主張建立一種貨幣體制，在該體制下，一國的貨幣信用流通量取決於某種以法律形式規定的“規則”，而不是取決於貨幣當局相機抉擇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如根據實際經濟情況隨時和及時調整貼現率，改變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率，以及中央銀行買賣政府債券的公開市場活動等）。
2、特彆強調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在調節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功能，強烈主張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應減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例如奈特和西蒙斯都十分強調私人企業的自由競爭在經濟生活中應起的作用。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不僅能夠實現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即取得最大經濟效率，而且能夠保存個人自由，防止政策決策人專斷的干涉。他不僅把經濟計畫與個人的自由選擇完全對立起來，甚至聲稱任何形式的經濟計畫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但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也因為各人特有的價值判斷，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以後在政策主張方面表現了很大差別。在30年代，西蒙斯不僅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也強烈反對壟
芝加哥經濟學派3、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自由、經濟效率與分配均等這三個政策目標，經常是此長彼消，顧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為了減緩失業，必須承受一定的通貨膨脹，而要穩定物價，又必須讓更多工人在相當長時期內處於失業狀態。又如，增加政府轉移支付和保障社會福利支出，有助於減緩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帶來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階級矛盾，但為此必須徵收高額累進所得稅，在一定條件下妨礙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對這類進退維谷的難題，芝加哥學派更多地關注自由與效率，相對較少地關注收入分配的問題。
理論特點
芝加哥經濟學派芝加哥學派所據以得出其政策主張的理論觀點，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點或者暗含著如下一些假定或前提：
①強調經濟學應是一門實證科學，所以芝加哥學派的許多成員被稱為經濟學的實證主義者。
②理論分析著眼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均衡，忽視經濟政策的短期效果。芝加哥學派的成員一般認為，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下，資本主義有充分就業的必然趨勢。
③在理論分析中往往忽視自由競爭條件下的社會福利與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會出現的差別，或者認為這種差別與經濟效率或經濟自由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這使他們不重視國家在調節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
芝加哥學派成員一般都特彆強調19世紀資產階級個體經濟學在經濟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實際套用中的有用性，所謂“芝加哥傳統”的這一特點，比較突出地表現在施蒂格勒的科學工作中。施蒂格勒畢生從事價格理論和動態的市場結構的研究，他吸取和運用自A。斯密到A。馬歇爾的傳統個體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在純粹競爭或純粹壟斷前提下，分別考察消費者為獲得最大效用和生產者為賺得最大利潤的最最佳化行為在生產和分配方面的規律性），結合對不同產業部門的統計資料的調查分析，來考察現實的非純粹競爭市場的經濟問題（被稱為套用個體經濟學），從而在肯定傳統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又對傳統理論作出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補充和發展。施蒂格勒通過引進“不完全信息”這個因素，對資本主義市場中的一些現象，如價格剛性、排隊與資源未能充分利用，同種商品除運輸費用外在不同地區有不同銷售價格，以及一個產業部門為什麼同時並存著規模大小差別很大的許多企業等等，作出了通過嚴密邏輯推理，並可用經驗材料加以檢驗的理論解釋，並為70年代以來有關失業和通貨膨脹等巨觀經濟理論提供了微觀的理論基礎。施蒂格勒認為，“不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競爭市場”導致資源配置缺乏效率，是內在於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因而不是能夠通過國家干預所能解決的。
施蒂格勒通過對美國政府管制市場運行的立法（如最低工資立法、租金管制、證券管理法等）的研究，得出結論：這類立法事實上並未達到原來旨在達到的保護大多數人利益的效果，制定實施這類立法乃是適應特殊利益集團（公司、工會和專業人員）的要求的政治上的產物，因而施蒂格勒被認為是“管制經濟學”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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