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埃德蒙德. 菲爾普斯1933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
1955年獲得美國阿姆赫斯特學院文學士學位，
1959年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諾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教授。菲爾普斯曾經執教於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
1971年起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並於1982年獲聘為麥維克（McVickar）政治經濟學教授。
菲爾普斯教授於2001年創建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現供職於哥倫比亞地球研究所。
同時擔任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院士、美國經濟學協會副會長、布魯金斯經濟事務委員會資深顧問、美聯儲學術會議專家、美國財政部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美國經濟評論》編委等。於200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1年47歲時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他亦為美國藝術科學院及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
2000年，他榮獲美國經濟協會傑出會員稱號。
2005年6月1日，埃德蒙·菲爾普斯被聘為北京工商大學名譽教授。
2010年擔任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學生時代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於芝加哥，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當時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形成的時期，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含義：通過政府干預來拯救經濟蕭條也成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爾普斯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大學。在大學第一年裡，他迷戀上了柏拉圖、休謨等人，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在學經濟出身的父親和學家政管理出身的母親的影響下，他第二年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在大學的經濟學學習中，菲爾普斯逐漸顯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才智。
作為剛剛開始入門的初學者，他敏銳地感受到了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鴻溝，並對二者如何相互溝通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引導他把個體經濟學引入了凱恩斯創立的總量經濟學，並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
由於當時的耶魯大學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獎學金，於是菲爾普斯選擇了那裡。在那兒，菲爾普斯師從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賓（JamesTobin）。
在這段時期，托賓、托馬斯·斯凱林(Thomas Schelling)、阿瑟·奧肯(ArthruOkun)等著名學者的傑出智慧和不倦教誨，使菲爾普斯受益頗多。一些中歐經濟學家也對菲爾普斯產生了影響，他對這些經濟學家所重視的預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第一份工作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菲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磯,在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那裡的環境並不符合他做學問的願望。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CowlesFoundation）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於是1960年菲爾普斯重返耶魯。
“黃金分割率”
在這段時間，他提出了經濟成長的“黃金分割律”，被視為對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在這一時期中，作為對其研究工作的一個回報，菲爾普斯還受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IT）1962~1963年對其進行訪問的邀請。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菲爾普斯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
菲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60年代後期是他學術成果非常豐碩的時期。根據菲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於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像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
菲爾普斯模型
就是在這一時期，菲爾普斯建立和發展了一系列模型，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批評和發展。菲爾普斯最早從理論上對菲利普斯曲線發生興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後的最初幾個月。他的著名論文《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預期和隨時間變動的最優就業》，就是在該年冬天完成的，該文於次年發表並引起廣泛矚目。
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干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谷。1971年秋天，菲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過變更工作，也重新開啟一個新的階段。他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
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VivianaMontdor），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菲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
學術多產期
這一時期他在經濟公平問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非一致工資或價格制定、非對稱信息下的隱性契約以及理性預期本身等問題都進行了非常廣泛的研究。
80年代，菲爾普斯開始想用一本導論性教科書把自己認為重大的經濟學問題記錄下來。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教材》面世。1990年,菲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自己對於總量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巨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晚年
在剛剛步入60歲的時候，菲爾普斯撰寫了自傳，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一次清算和檢討。回顧過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這些成就能對他人產生影響更是一種滿足。他感到自己的事業已進入了一個平和的階段。
在他看來，學術影響並不是他個人成就的一個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報、特別是從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報，才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由於了解這一點，他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而非外界眼光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課題。
主要貢獻
解釋"凱恩斯難題"
在整個上世紀60年代後期，菲爾普斯都試圖在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樑。
上世紀60年代末，菲爾普斯將基於預期的個體經濟學引入就業和工資決定動態當中。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發展的凱恩斯理論留下了兩個問題未解：一是為何經濟狀況良好的時候仍存在非自願性失業；二是“有效需求”的減少為何引發失業率的上升，也即為何貨幣工資和價格不能馬上下降以阻止就業減少？挑戰就在於如何在傳統經濟學框架下解釋這些問題。
在菲爾普斯的“微觀-巨觀”模型中，實現市場均衡（也就是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與其行動相一致）並不能消除失業，甚至不能消除非自願性失業。他在1968年的論文中建立了勞動力轉換模型（t h e l a b o r t u r n o v e r m o d e l），強調勞動力的工作轉換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因此工資必須是能夠減少員工轉換工作頻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資”，這個數字要比均衡時的工資高，由此解釋非自願性失業的存在。1969年的論文中菲爾普斯又建立了“島嶼模型”，闡釋了即使工人不滿足於自己所在“島嶼”的工資水平，在他們離開自己的島嶼到工資更高的“島嶼”去的過程中也處於失業狀態。
這些模型的重要發現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對工資和價格水平的錯誤預期會影響失業率。比如在“島嶼模型”中，如果工人預期的平均工資低於真實的平均工資，那么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於真實平均工資的工作從而停止尋找，這樣的話失業率會下降。
對凱恩斯難題的一個解釋漸漸浮出水面：“有效需求”未被察覺的增加推高了貨幣工資水平和價格水平，而企業並沒有預期到這種增加，那么就業就會減少。也就是說，如果真實價格和工資水平的上升超過了預期水平，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就會提高失業率。這實際上涉及到了一個處於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1969年1月的一個周末，菲爾普斯在賓夕法尼亞召集了一個非正式會議討論這一正在冒險探索的領域。參加會議的經濟學家進行了充分的交流，會後出版的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微觀基礎”的論文集，掀起了對這個新的總量經濟學分支的第一輪研究熱潮。
修正“菲利普斯曲線”
這些模型還包含著對傳統經濟學的另一個背離。這些模型通常假定失業率的均衡只取決於非貨幣因素，因此與通貨膨脹率無關。對貨幣和通脹保持“中性”極大地簡化了經濟分析。這意味著一旦預期隨著經濟政策的改變而改變，那么中央銀行的通脹目標就不能影響失業率。因此，通貨膨脹不會對長期失業率產生影響。
這在邏輯推理上並不稀奇，但是卻挑戰了凱恩斯主義和菲利普斯曲線。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認為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存在著穩定的此消彼長的關係，即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這一理論認為，降低失業率將付出使通貨膨脹上升的代價。
菲爾普斯最早從理論上對菲利普斯曲線發生興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後的最初幾個月。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和發展也是菲爾普斯最廣為人知的學術貢獻。菲爾普斯通過建立一系列的模型並不斷對它們進行修正，從理論上給出了政策建議：今天的低通脹導致對未來低通脹的預期，因此有助於未來的決策制訂。
20世紀70年代中的大部分時間，菲爾普斯都在研究如何從理論上證明，如果每個經濟人都能夠進行理性預期，那么對均衡的偏離就只能是貨幣性的。他認為如果工資和價格的確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理性預期情況下，對均衡的背離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消失。這方面的研究推動了所謂“新凱恩斯主義總量經濟學”的興起。
上世紀80年代菲爾普斯進一步發展了對非均衡的分析，提出如果每個經濟參與者不採用相同的模型和方法對就業、價格等經濟變數形成預期，那么非均衡狀態的存在時間會進一步延長。
研究領域
菲爾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總量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領域——經濟成長問題，被譽為“現代總量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爾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成長理論。他繼羅伯特·索洛之後，對經濟成長的動態最最佳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成長黃金律”，從而正式確立了經濟成長理論。
一條貫穿菲爾普斯教授研究的主線就是，他努力將人——據我們所知的人——置於經濟模型中。他力爭對人們的“信息不完整性”及“知識不完整性”所帶來的影響進行評估和計算，並研究人們的信念和預期對市場結果產生的影響。他將自己的這種觀點套用於對失業量、經濟成長率、對工作滿意度及對工作滿意度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等課題的研究。
研究課題
菲爾普斯在上世紀60年代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根據當時的這一理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穩定的負相關關係，即此消彼長的關係。菲爾普斯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雇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從而提出了“菲爾普斯曲線”。他還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們一起研究並建立了工資與價格定價的非協同模型，運用不完全信息等理論來研究自然失業率、隱含工資契約、滯後效應與失業等重要問題。他的研究對經濟學理論和巨觀經濟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菲爾普斯指出，今天的經濟政策是制定未來經濟穩定發展政策的前提，這已成為當今許多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菲爾普斯的理論在上世紀首先被運用在美國和西方其他一些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在今天新的全球經濟背景下，菲爾普斯的經濟理論也會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關注中國
訪華經歷
這位經濟學大師對中國經濟也並不陌生，他曾多次訪華，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廣泛了解和研究。2004年5月，菲爾普斯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一次學術論壇上作了一個與中國經濟有關的演講。在2005年5月的“2005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稱：“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合理的，但也是複雜的。”
菲爾普斯對中國經濟很感興趣。用他自己的話說，每次討論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關係時，他總是非常興奮。他曾在演講中稱，中國經濟的表現非常好，這得益於中國在過去20年來選擇了非常正確的經濟政策。他就中國經濟特別談了三個問題：結構性因素對就業與增長的影響、外國經濟景氣狀況對中國的影響、經濟過熱與投資過熱問題。今天看來，他的見解仍顯示出這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深刻洞察。
在談到結構性因素對中國就業與增長的影響時，他認為，中國必須改變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也就是說，為了追趕上美國和歐洲已經掌握的更高技術水平，中國應該採取更強有力的國內政策與措施，來進一步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以成功地過渡到經濟成長主要依賴科技發展的階段。而為了適應激勵不同層次商業人士的創新計畫，並從中挑選出更有商業前景的創新計畫，中國將需要發展一種新型的金融機構，以向這些有商業前景的企業提供融資幫助。這些話，現在聽來也很有價值。
2005年6月1日，來北京參加“2005諾貝爾獎得主北京論壇”的埃德蒙·菲爾普斯教授來到北京工商大學良鄉校區進行演講。謝志華副校長主持演講並首先致辭歡迎教授的蒞臨，隨後，菲爾普斯做了題為《菲爾普斯經濟學研究之回顧》的主題演講，並回答了師生的提問，同時被聘為該校名譽教授，沈愉校長為他頒發了證書。演講結束後，埃德蒙·菲爾普斯教授和該校經濟學院、會計學院、商學院院長商談了校際交流合作事宜。
2010年擔任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對中國經濟的看法
對於中國國內一直在談論的經濟過熱與投資過熱問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持續的過度投資導致了資本存量的逐漸增長，最終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對中國政府而言，所有經濟活動的過熱，或者由過度投資引起的經濟過熱問題，只是一個短期問題。中國需要解決投資決策中的低效率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應該進一步推動金融體系的改革和加強金融結構的調整。
對於國外經濟景氣狀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菲爾普斯認為，歐洲經濟及美國當時出現的小規模衰退，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經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不過，他並不建議運用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來估計最近幾年出現的持續衰退的影響。他認為，美國和歐洲通行的低利率，顯著地影響了中國的投資膨脹。隨著投資活動的增長，工資水平將上升，投資增長也會伴隨著新的就業機會增加。結果，就業人數就增加了，吸引了更多來自農村地區的工人。但是當美國和歐洲經濟開始復甦時，將會導致世界實際利率上升。所以，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將面臨越來越多的難題。
獲得榮譽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0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會指出，菲爾普斯的研究對於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起著決定性的影響。菲爾普斯將獨享總額為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7萬美元)的獎金。 菲爾普斯也是“歐元之父”蒙代爾（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後，又一位獲此殊榮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