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背景
貨幣學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擴大有效需求的需求管理政策，雖然在刺激生產發展、延緩經濟危機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時卻引起了持續的通貨膨脹。弗里德曼從50年代起，以制止通貨膨脹和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相標榜，向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提出挑戰。他在1956年發表《貨幣數量論──重新表述》一文，對傳統的貨幣數量說作了新的論述，為貨幣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們在理論細節方面不斷進行琢磨補充，並且利用美國有關國民收入和貨幣金融的統計資料進行了大量經濟計量學方面的工作，為他的主要理論觀點提供經驗材料的論據。自6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通貨膨脹日益劇烈，特別是1973～1974年在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劇烈的物價上漲與高額的失業同時並存的"滯脹"現象(見停滯膨脹)，凱恩斯主義理論無法作出解釋，更難提出對付這一進退維谷處境的對策，貨幣主義開始流行起來，並對美英等國的經濟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貨幣主義的代表在美國有A。C。哈伯格（1924～）、布倫納和L。C。安德森等人，在英國有D。E。W。萊德勒(1938～)和J。M。帕金(1939～)等人。
基本觀點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的基本觀點，可概括為以下幾個命題：
貨幣學派①貨幣需求函式是一個穩定的函式，意指平均經常自願在身邊貯存的貨幣數量與決定它的為數不多的幾個自變數（如財富或收入、債券、股票等的預期收益率和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等）之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並且可以藉助統計方法加以估算的函式關係。弗里德曼還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與A.J.施瓦茨合著)中估算出兩個經驗數據。其一是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0.15，即利率增（減）1%，對貨幣的需求量減少（增加）0.15%，於是認為利率的變化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另一個數據是貨幣的收入彈性為1.8，即人們的收入增（減）1%，對貨幣的需求量增（減）1.8%，這就意味著從長期趨勢來看，貨幣的流通速度將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而有遞減的趨勢。(《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1963年第1版扉頁)
②引起名義國民收入發生變化的主要（雖然不是唯一）原因，在於貨幣當局決定的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假如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引起貨幣流通速度的反方向變化，那么，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於物價和產量會發生什麼影響，將是不確定的、無法預測的。弗里德曼突出強調貨幣需求函式是穩定的函式，正在於儘可能縮小貨幣流通速度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及其對產量和物價可能產生的影響，以便在貨幣供應量與名義國民收入之間建立起一種確定的可以作出理論預測的因果關係。
貨幣學派③在短期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主要影響產量，部分影響物價，但在長期內，產出量完全是由非貨幣因素(如勞動和資本的數量，資源和技術狀況等)決定的，貨幣供應只決定物價水平。
④經濟體系本質上是穩定的，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調節經濟的作用，經濟將能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失業水平條件下穩定發展，凱恩斯主義調節經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減少了經濟的不穩定，而是加強了經濟的不穩定性。因此，弗里德曼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實行一種"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這就是把貨幣存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開宣布一個在長期內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這個增長率(如每年增加3～5%)應該是在保證物價水平穩定不變的條件下與預計的實際國民收入在長期內會有的平均增長率相一致。
學派主張
弗里德曼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實行一種“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這就是把貨幣存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開宣布一個在長期內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這個增長率應該是在保證物價水平穩定不變的條件下 ，與預計的實際國民收入在長期內會有的平均增長率相一致。
學派主張二十世紀70～8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理性預期學派指出，預期在決定物價和產量的進程中居於最重要地位，因為企業和居民將及早懂得判斷經濟事變，從而會完全預料到政府的行為，並在事前採取行動來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穩定作用的經濟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內，也只有未被預料到的政策行動才會對真實產量有影響。這樣，理性預期就與極端貨幣主義觀點聯在一起了。
影響因素
弗里德曼對貨幣需求諸因素的分析，從研究為什麼需要貨幣入手。他指出，對於貨幣的需要，就像對別的商品和勞務的需要一樣，故同樣可採用消費者選擇理論來進行分析。一般消費者在對諸多商品進行選擇時，必然要考慮以下三個因素：第一是效用，第二是收入水平，第三是機會成本。與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一樣，對貨幣的需求同樣受這三類因素的影響。他對影響貨幣需求的這三類因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收入或財富的變化
弗里德曼指出，收入或財富的變化是影響貨幣需求的重要因素。一般情況下，可用收入來代表財富總額。他指出，應該採用長期收入的概念，即“永恆收入”的概念作為財富的代表。此永恆收入是表示一個人所擁有的各種財富在相當長時期內獲得的收入流量，相當於觀察到的過去若干年收入的加權平均數，用符號Y表示。
弗里德曼進一步把財富分為人力財富和非人力財富兩類。一般說來，人力財富帶來的收入是不穩定的，很難轉化為非人力財富。由於這兩類財富在總財富中的不同構成比例，制約著它們所帶來的收入的不同比例，進而影響貨幣需求，因此，現金的保有不是與總財富相聯繫，而是主要與非人力財富相聯繫。用W表示非人力財富占總財富的比率，即來自財產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率。
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
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是指“貨幣與其他資產的預期報酬率”。貨幣的名義報酬率（用rm表示），在通常情況下為零。其他資產的名義報酬率一般不為零，它們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的收益，主要指：（1）預期的固定收益的報酬率，用rb表示，如債券利率，包括債券價格的預期變動；（2）預期的非固定收益的報酬率（用re表示），如股票的收益率，包括股票價格的預期變動。第二部分是預期的商品價格變動率,用dp/pdt表示。當通貨急劇變動時，各種商品的價格會隨之劇烈波動，靜態的物質財富就會給持有者帶來收益或損失。例如發生通貨膨脹時，商品價格上漲，通貨貶值帶來的損失就是持幣的機會成本。因此，物價上漲越快，持幣的機會成本越高，對貨幣的需求越少。這樣，物價變動率（用表示）也是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之一。
持有貨幣的效用
對於個人或企業來說，持有貨幣既可以用於日常交易的支付，又可以應付不測之需，還可以抓住獲利的機會，這就是貨幣所提供的效用。這些效用雖然無法直接測量出來，但人們的感覺和現實證明它確實是存在的。這種流動性效用以及影響比效用的其它因素，如人們的嗜好、興趣等是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之一，用符號U表示。
貨幣需求
弗里德曼列出個人財富持有者的貨幣需求函式為：M/P=f(Y,W,rm,rb,re,dp/pdt,u)
式中，M為個人財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貨幣量（名義貨幣量）；P為一般物價水平； M/P為個人財富持有者手中的貨幣所能支配的實物量（實際貨幣需求量），其他符號均如上述表示。
弗里德曼認為，如果略去Y和W在個人間分配的影響，把M和Y分別看作按人口平均的貨幣持有量和實際收入，W是非人力財富在總財富中的一部分，這個函式就能適用於整個社會。
供應決定
為了彌補弗里德曼和施瓦茲的貨幣供應方程式的缺陷，卡甘（P·Cagan）於提出了他的貨幣供應方程式：
在卡甘的方程式中，貨幣供應量M由高能貨幣H和貨幣乘數的乘積所決定。卡甘以準備金——存款比率R/D代替弗里德曼和施瓦茲方程式中的存款——準備金比率D/R；以通貨比率C/M（即通貨占貨幣存量的比率）代替存款——通貨比率D/C。卡甘變動這兩個因素的理由是可以更好地反映真實情況，並使方程式更具穩定關係。卡甘認為，他的方程式中貨幣乘數具有比較穩定的規則可循。因為在貨幣乘數的分母中，根據定義，C/M、R/D都小於1，因而（C/M·R/D）必然總是小於C/M與R/D的任何一項。因此，假定通貨比率與準備金——存款比率不變，高能貨幣H的增減變化會直接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變化；反之，若高能貨幣不變，則通貨比率和準備金——存款比率的提高或降低必然造成貨幣緊縮或擴張的結果。這樣，卡甘的方程式明確表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與高能貨幣成正比，與通貨比率和準備金——存款比率成反比。
外生性
由於貨幣學派極其重視貨幣供應量和貨幣政策在經濟中的作用，因此，論證並說明貨幣供應量的外生性和可控性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有重大的政策含義。
1．弗里德曼——施瓦茲的貨幣供應方程式說明，由H、D/R、D/C所共同決定的貨幣供應，實際上是由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社會公眾三部門共同行為的結果，中央銀行決定高能貨幣，商業銀行決定超額準備從而對D/R有決定性影響、社會公眾的通貨持有量決定了D/C。如果D/R、D/C是常量或者它們的變化很小，那么貨幣供應量主要取決於高能貨幣H的變化。由於高能貨幣是由中央銀行決定的，因此，中央銀行完全可以通過控制高能貨幣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從上述的分析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茲指出，貨幣供應量是由貨幣當局控制的外生變數。為了證明這個論斷，弗里德曼和施瓦茲對美國貨幣供應量的變動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指出，高能貨幣的變化是廣義貨幣供應量長期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由於高能貨幣是由中央銀行的行為所決定的，中央銀行完全可以通過變動高能貨幣對貨幣供應量進行調控，因此，貨幣供應量是中央銀行可以控制的外生變數。
2．卡甘也對貨幣供應量的外生性和可控性問題進行了分析論證。根據卡甘的統計，美國從1875-1955年廣義的貨幣量平均每年增長5.7%，從統計分析的結果看，貨幣存量的長期增長主要依靠追加的高能貨幣。高能貨幣的長期變動主要歸因於黃金存量的增加，而在1914年以後又可以歸因於聯邦儲備制的作用。高能貨幣的增長是十分之九的貨幣存量增長的原因。只有十分之一的貨幣存量增長是由通貨比率和準備金——存款比率的下降（即貨幣乘數的擴大）引起的。而通貨比率在長期中下降的趨勢主要是由於收入和財富的增長和城市化引起的；準備金——存款比率的變動則主要由法定準備金率的調整所造成的。根據上述的統計分析，卡甘也認為貨幣供應量是一個外生變數，因為中央銀行操縱高能貨幣的行為對貨幣供應量的決定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同時由於貨幣乘數中的各行為參數在短期內變化不大，由此可以推斷貨幣乘數關係明確、性質穩定，因此貨幣供應量是中央銀行可以絕對控制的外生變數。
弗里德曼——施瓦茲和卡甘證明和強調貨幣供應的“外生性”和“可控性”，為強調貨幣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增長率
弗里德曼指出，正確確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需要解決好三個問題：
1．如何界定貨幣供應指標的範圍
關於貨幣供應指標範圍的界定問題，弗里德曼認為，M0、M1、M2都可以作為政策指標，因為他相信不同定義的貨幣量的變化方向是一致的。但相比之下，他認為貨幣供應指標的範圍選定為流通中的通貨加上所有商業銀行的存款，也即M2較為恰當。
2．如何確定貨幣供應的增長率
弗里德曼指出，貨幣供應增長率的確定，應與經濟成長率大體相適應。
3．貨幣供應增長率在年內或季節內是否允許有所波動
關於貨幣供應增長率在年內或季節內是否允許波動的問題，弗里德曼反對季節性地調整貨幣供應增長率，貨幣供應的增長率，一經確定是不能任意變動的。若遇特殊情況必須更改時，應該事先宣布並儘量縮小變動的幅度。
弗里德曼的貨幣供應增長率理論和“單一規則”提出後得到了理論界的重視，並逐步被英、美等國政府採納或部分採納。1982年弗里德曼進一步完善了有關貨幣供應增長率的確定理論，並相應地提出以下的對策建議：
第一，改變法定儲備計算辦法，用即期儲備計算取代滯後儲備計算。
第二，使貼現率成為一種懲罰性的制動率，並將它與市場利率相聯繫而自選變化。削弱貼現率在貨幣供應調節中的作用。
第三，取消任何對貨幣供給量季節性調整的嘗試，因為它是造成貨幣錯覺的最主要原因。
第四，對選定的貨幣總量，例如M2或貨幣基數採取一定若干年不變的長期增長目標。
第五，對作為控制目標的貨幣總量的各組成部分實行統一的法定準備率。
第六，根據貨幣總量的長期增長目標，對聯邦儲備銀行在一定時期（3個月或6個月）中所應持有的債券額作出估計，並轉為周平均數（如分為13周或26周），使聯邦儲備銀行每周購進的債券額扣除抵補到期的債券，加上原有未到期的債券，恰好等於這個周平均數額。
第七，取消所有的回購協定及類似的短期交易。
第八，提前詳盡地公布聯邦儲備銀行的購進計畫並加以堅持。
上述建議擴充了控制貨幣供應增長率的實施細則，進一步完善了單一規則，成為貨幣學派貨幣政策主張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點意義
時滯是時間滯後的簡稱。貨幣時滯是指貨幣行動與其效果之間的時間距離，即從貨幣供應量增加到物價普遍提高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傳導過程，弗里德曼認為：因個人經過相當時間才擴散其調整，其資產負債表的調整是非常緩慢的。初期貨幣行動所產生的影響因而須經相當長久的時間才會達到全部資產。支出的影響也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會擴散。正因為調整、傳導、涉及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故採取貨幣行動後必然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發生真實效果，這就是時滯效應。
時滯效應的特點不僅表現為行動與效果之間存在時間差距，而且表現為傳導過程中初始效果與最終真實效果之間存在差異。弗里德曼經過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平均需要6－9個月後才能引起名義收入增長率的變化，再過6－9個月價格才會受到影響，因此，從貨幣增長率變化到物價變化一般有12－18個月的時滯。
弗里德曼指出，時滯效應對於貨幣理論與政策有重要意義。對於預期理論來說，由於時滯的存在，使以現有知識為基礎的預測產生相當大的誤差。因此，預期只能是適應性的，隨著不斷變化的情況調整自己的預期和行為。對於貨幣政策來說，由於時滯的存在，它經常導致對貨幣政策效果的錯誤解說，也往往導致貨幣政策的錯誤決定。因為貨幣變動的作用並沒有同時發生，貨幣政策就被認為是無效的。
弗里德曼指出，由於沒有認識到貨幣政策的時滯效應而產生了種種誤解。
弗里德曼以時滯效應為武器，堅決反對凱恩斯學派“逆經濟風向行事”的反循環政策，他指出，貨幣當局沒有認清其行動對經濟活動發生影響的時間差距，便根據今天的情勢去決定他們的行動，而他們的行動卻是影響6個月、9個月、12個月或15個月以後的社會經濟行為。例如，當前的衰退是為制止前一個通貨膨脹而採取緊縮性貨幣行動後，正在傳導的中間過程或初始效果，如果針對當前的衰退而採取擴張性政策，必然迴避了通貨膨脹。因此，由於存在政策效果的時滯，其結果常使為反循環目的而採取的行動轉變為額外的、不必要的紛擾。認識並正確理解時滯效應的政策性，就應該制定一個長期穩定的、連續一致的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
弗里德曼將通貨膨脹定義為：“通貨膨脹是引起物價長期普遍上漲的一種貨幣現象。”弗里德曼的這個定義堅持了兩點：（1）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而非一般的經濟現象，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發生總是與貨幣量的多少直接相關；（2）通貨膨脹所表現出來的物價上漲是長期的和普遍的。因此，探討通貨膨脹問題，離不開對貨幣因素的分析；如果不是貨幣量出了問題，是不會出現物價長期普遍上漲情況的。基於這個定義，貨幣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在判定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時，需要注意區分兩個界限：
1、相對價格變動和平均物價水平變動的界限。相對價格變動是指由於某些原因造成某些商品的價格上漲、某些商品價格下跌的狀況。相對價格的變動屬於物價體系內部的調整，只要貨幣量不發生變化，相對價格此漲彼跌的變動一般不會影響總體物價水平。而平均物價水平的變動是指所有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或下跌狀況，這種狀況的出現通常是由於貨幣量過多造成的，因為所有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或普遍下跌導致的是物價水平的變動，而根據貨幣數量說的原理，物價水平的上下變動與貨幣量的增減變化之間存在同比例變動關係。因此，相對價格的變動，不能算作通貨膨脹；只有平均物價水平的上升，才能看作是通貨膨脹。
2、一次性物價上漲和持續性物價上漲的界限。一次性物價上漲通常由某種因素造成，具有臨時性和偶然性的特點；而持續性物價上漲是指物價持續不斷地上漲，帶有長期性和經常性的特點。根據貨幣學派的觀點，一次性的物價上漲通常是由某種特殊原因造成的，與貨幣量無關，因此不能算作通貨膨脹；而持續性的物價上漲只有在貨幣量發生變動後才可能出現，通常是由貨幣供應量的持續增長造成的，因此，只有持續性物價上才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從上述分析可見，貨幣學派的通貨膨脹定義特別注重貨幣因素，他們指出，個別商品的價格變動和一次性的物價波動可以由多種原因造成，但只要貨幣量不增加，平均物價水平是不會發生長期、普遍上漲的，因此，通貨膨脹首先是一個貨幣問題，出現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就是貨幣量過多。沒有貨幣因素導致的價格變化就沒有通貨膨脹性，只有因貨幣量過多造成的物價水平普遍地和持續地上漲才是通貨膨脹。
誘惑危害
弗里德曼指出，通貨膨脹對政府存在著強大的誘惑力，這種誘惑力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1、來自通貨膨脹給政府帶來的收入。弗里德曼指出，政府來自通貨膨脹的收入途徑有三條：
（1）擴大貨幣供應量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無論採用什麼方式增加貨幣供應量都能直接使政府增加貨幣購買力，政府可以用這部分增加的購買力作為收入去進行支付、彌補赤字或償還債務。
（2）增加稅收收入。通貨膨脹能夠在現行稅率下自動提高政府的稅收收入。這是因為在通貨膨脹過程中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在名義上將得到增加，儘管他們的實際收入不變甚至下降，但在普遍實行累進所得稅的情況下，名義收入的增加，使他們進入更高等級的稅率組，也就得按較高等級的稅率納稅，從而增加了政府從個人和企業那裡收取的所得稅收入。
（3）減少尚未償還的國家債務的實際數值。在通貨膨脹過程中，由於貨幣購買力不斷下降，政府償還債務時的貨幣購買力必然小於借入時的貨幣購買力，這種通貨貶值的差額，等於減少了國家實際負債的償還額。
2、來自其貨幣傳導過程中的初始效果。貨幣學派對傳導機制的分析表明，在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初期，即通貨膨脹剛剛開始時，由於整個過程中的時滯效應，貨幣量增加不是直接表現為物價上漲，而是使利率下降，生產擴大，失業減少，收入增加，政府可以多花費而無需讓公眾少消費，大家都可以多花錢，成皆大歡喜之狀。
通貨膨脹這兩方面誘惑力使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持續推行這一政策。但是從長期看，這一政策卻是危險的。因為通貨膨脹帶來的繁榮是極為短暫的，它只是貨幣衝擊傳導過程中的一個初始環節，當傳導繼續進行下去後，人們很快就發現他們手中的貨幣雖然數量多了一些，但可購買的東西卻少了；工商業企業主發現銷售收入雖然擴大了，但成本上升了，這就迫使他們把工資和物價抬得更高，否則，將遭受通貨膨脹的損失。於是，惡果開始呈現：被抬高的物價、有效需求的衰退、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連在一起。如果不是採取強硬措施有效地制止通貨膨脹，這種惡果將越演越烈，不僅破壞市場活動的正常進行，導致經濟混亂和危機，而且將帶來政治動盪。因此，弗里德曼指出，通貨膨脹是一種疾病，是一種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時醫治，它可毀掉一個社會。
無數史實已證明了通貨膨脹對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惡果，所以對此決不可掉以輕心。弗里德曼常常把通貨膨脹比作酗酒問題，酗酒者開始飲酒時的初始效果是令人興奮、興致勃勃，喝醉酒的不快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表現出來，如果繼續以酒解酒，將加劇酒精中毒，再不懸崖勒馬就會走向死亡的深淵。通貨膨脹亦是如此，如果對通貨膨脹的誘惑設有足夠的抵禦力，其後果正象酗酒者一樣痛苦。
原因
弗里德曼指出，特定的物價和總的物價水平的短期變動，可能有多種原因。但是長期——持續的通貨膨脹卻隨時隨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是由於貨幣數量的增長超過總產量的增長所引起的。強調指出，承認並正視通貨膨脹是貨幣量過多所引起的貨幣現象這個命題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指導我們去尋找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和確定治療方案，因此它是正確認識通貨膨脹和有效防治通貨膨脹的開端。
弗里德曼指出，貨幣量過多的直接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政府開支增加。當政府的收入相對穩定，但同時因各種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開支時，必然需要籌措新的資金來源用於應付日益擴大的開支。彌補支出擴大的資金來源有三種方式：一是增加稅收；二是向公眾借債；三是增加貨幣供應。前兩種方式取得的資金來源，雖然因政府支出增加被私人消費和投資減少所抵消而不會產生通貨膨脹，但卻在政治上不得民心，因此被絕大多數政府捨棄而採用第三種方式，即增加貨幣數量。其結果必然是通貨膨脹。
第二，是政府推行充分就業的政策。30年代大危機以後，人們對失業比對通貨膨脹懷有更大的戒心，因此，只要政府許諾執行充分就業政策就能拉攏民心，爭取選票。為了討好公眾，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當的過高的充分就業目標，另一方面採取增加貨幣數量，擴大政府支出的辦法來提高就業水平。於是一旦出現經濟衰退的跡象時，政府就立即實行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當制止通貨膨脹的措施在短期內不能增加就業時，政府又立即放棄制止手段而採用更高的通貨膨脹來換取就業的微量增加，以致形成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輪番上漲的惡性循環。
第三，是中央銀行實行錯誤的貨幣政策。其錯誤首先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偏移。例如美國的中央銀行把維持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在要求增加就業的壓力下，聯邦儲備系統的貨幣政策也有著與政府財政政策同樣的通貨膨脹傾向。而中央銀行擴大就業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貨幣供應量，使商業銀行有能力進行更大規模的貸款；但這樣做的結果無法保持長期真正的充分就業，卻帶來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另一錯誤是把中介指標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弗里德曼指出，中央銀行應該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的是貨幣供應量，而不是利率。
綜上所述，弗里德曼指出，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在於貨幣供應增長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而貨幣量過多的原因都是出自於政府的錯誤政策和行為。是他們一手造成了通貨膨脹，卻還要嫁禍於人。通貨膨脹所表現出來的普遍、持續物價上漲，就是由於貨幣發行過多所致。壟斷了貨幣發行權的政府無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治理措施
通過上述詳盡的分析，弗里德曼相信，制止通貨膨脹的辦法只有一個，出路只有一條，即減少貨幣增長。他認為，只有把貨幣供應增長率最終下降到接近經濟成長率的水平，物價才可望大體穩定下來，而後，政府採用單一規則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其它制止通貨膨脹的辦法諸如控制物價和工資都是行不通的，不僅因為藥不對症而無效，反而會加劇病症。
弗里德曼指出，制止通貨膨脹，是“知易而行難”。制止的方案雖然簡單明了，但實施起來卻因存在著許多障礙而困難重重。這些障礙主要來自於醫治通貨膨脹在短期內所產生的不良副作用。由於時滯效應的存在，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最初一段時期內，經濟成長降低，失業率增加，而物價下降幅度卻不大。
傳導機制分析表明，貨幣供應量變動後同適應這一變化而進行的產量和物價的充分調整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後。通貨膨脹的發生有一個時間過程，通貨膨脹的制止也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初始效果和最終效果是不同的。與發生通貨膨脹的初始效果是暫時的繁榮相反，制止通貨膨脹的初始效果是暫時的衰退。這種暫時衰退的副作用是治療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傳導反應，是人們的信息傳播不靈敏，預期緩慢地變化、調整沒有迅速跟上所致。因此，這種初始效果是暫時的，當制止通貨膨脹的傳導繼續進行下去，人們的預期適應了變化的形勢，並根據修訂的預期採取調整行動後，治療的良好效果就出現了：生產恢復並穩定上升，就業增加，通貨膨脹率下降，物價穩定市場繁榮，經濟進入穩定發展的正常軌道。這種結果才是長期的、真實的。遺憾的是，許多人看不到這種時間上的延遲所引起的失真現象，把初始效果誤以為是制止通貨膨脹的結果，當局也因此而中斷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又繼續增發貨幣提高貨幣增長率，企圖制止這種短期衰退的初始效果，結果卻導致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因此，弗里德曼指出：“制止通貨膨脹最重要的政治障礙：第一，美國、英國及其它許多政府都對充分就業做出許諾；第二，一般公眾不認識制止通貨膨脹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或暫時的副作用；第三，政治領袖們不願或不能說服公眾接收這些副作用”。
弗里德曼指出，面對通貨膨脹，只有兩種選擇：
一種選擇是：使物價上漲繼續下去，或者加速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受到打擊。
另一種選擇是：你經歷了一個困難時期，而這個困難時期是為了有效地治好物價上漲帶來的副作用。對每個人來說，這意味著一年或更長時期的低經濟成長，相對多的失業人數和收入的緩慢增長。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會作後一種選擇。因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選擇，在短期內，沒有任何制止通貨膨脹的辦法既能產生良好效果又不使每個人有所損失，長痛不如短熬。制止通貨膨脹不僅需要決心和適當的政策，還要有耐心和遠見。
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如果採用減輕其副作用的措施，就能夠使治理通貨膨脹的不良初始效果降到最低限度，從而有利於對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治理。弗里德曼指出，減輕副作用的措施主要有兩條：
第一，減輕副作用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個逐步穩定地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並堅持執行，使政策得到公眾的依賴。逐步進行和事先宣布，是讓人們有時間調整其安排，並促使他們這樣去做，只要堅持執行，人們就會從長期考慮來安排他們的生產經營活動，調整資產組合，從而減少因通貨膨脹而產生的生產滑坡、就業下降等臨時副作用。
第二，廣泛地使工資契約及其他契約指數化，即長期契約應包括名義價格可以自動調節以抵銷通貨膨脹的條款。這一措施的實質是排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使契約按實際量而不是名義量來締結。存貸款利率也應採取這一措施，保證實際利率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其好處是，無論通貨膨脹高低，契約雙方（僱主與雇員，借者與貸者）都可以受到保護而免受損害，使他們在不受通貨膨脹的干擾下，按照本行業的條件去談判，保證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
當然，以上兩條措施都只能相對地減輕副作用而不能完全消除它。制止通貨膨脹的最好辦法是不要沿著通貨膨脹的道路滑下去，堅決採取固定貨幣供應增長的貨幣政策，有效地進行預防，這才是上策。
中介指標
（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目標不能放在充分就業上。他提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穩定貨幣，從而保證經濟的穩定。
為了達到穩定貨幣的目標，首先要保證其自身的穩定性，避免貨幣政策的重大錯誤，貨幣當局需要改善貨幣機器，以減少故障的機會及運用權力使之保持良好運作狀態。其次應該抵消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儘管如此，弗里德曼也認為不能高估貨幣政策的抵消力量，從實踐中看，貨幣政策只能抵消那些已經明顯出現的危險。
在排除了來自本身和外來干擾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任務就是：為經濟社會提供一個安定的環境。貨幣政策最明確的目標就是控制貨幣供應量，以保證幣值或一般物價水平的穩定。弗里德曼認為，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私人經濟的內在穩定性主要取決於貨幣的穩定，如果幣值不穩，必將造成物價動盪，破壞市場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而引發經濟的混亂。因此，只有穩定貨幣，才能穩定物價、穩定經濟，才能為經濟社會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穩定——應該成為，也必須成為貨幣政策唯一重要目標。
（二）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
弗里德曼堅決反對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
弗里德曼認為，匯率也不能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
弗里德曼認為價格水平也不能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
根據現代貨幣數量說的基本理論，弗里德曼指出，貨幣政策的最佳中介指標應該是貨幣供應量。其理由主要有：
1．貨幣供應量在經濟中具有極端重要性。
因為一切經濟變數都是由貨幣供應函式和貨幣需求函式互動作用決定的，經驗和實證研究表明，貨幣需求函式是穩定的，所以，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是影響經濟變數變動進而影響經濟運行的主要因素。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將通過社會淨財富、資產結構調整、信用供應量以及預期變化等傳導過程，影響整個經濟的就業、產量、收入和物價等巨觀經濟變數。因此，穩定住貨幣供應量就能穩定經濟變數和巨觀經濟，特別是從防止通貨膨脹的角度看，控制貨幣供應量是保持物價水平等經濟變數穩定的根本措施。
2．中央銀行作為管理和調控貨幣的機構，其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是穩定貨幣，只要貨幣供求是穩定的，貨幣就能穩定。由於貨幣需求本身具有穩定性，因此，只要穩定住貨幣供應量，就能實現穩定貨幣的政策目標。
3．在現代信用貨幣和中央銀行制度下，貨幣供應量雖然具有一定的內生性，但仍在中央銀行的控制中，中央銀行可以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通過調節高能貨幣和存款——準備比率等來控制貨幣供應量。
4．貨幣供應量可以明確地反映出貨幣政策的鬆緊。因為在理論上，銀根的鬆緊主要取決於貨幣供應與貨幣需求的對比關係，弗里德曼指出，由於貨幣供應與貨幣需求的決定因素是不同的，調控貨幣供應的政策將不會影響實際貨幣需求，而且根據實證分析貨幣需求函式相當穩定，因此，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可以作為反映銀根鬆緊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恰當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