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
經濟學派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並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提供了條件，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採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後，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但是重商主義的研究只限於流通過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
古典經濟
經濟學派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
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這時，封建制度還嚴重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鬥爭。這種鬥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W.配第和法國的P.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範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於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爾哥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租地農場主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重農學派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
亞當·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傑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並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他第一個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並指出利潤和地租都是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扣除。但由於斯密受到資產階級立場和方法的局限，他錯誤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恆的制度，認為通過人類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見的手”可以實現社會的和諧，並且在價值論和分配論上表現出許多矛盾和混亂的觀點。因此，在他的理論中既有科學的見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建立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繼承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並作出了重大發展。他堅持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中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批評了斯密在價值論上的二元觀點。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餘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餘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李嘉圖的理論反映了英國產業革命時期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圖理論體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和斯密一樣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恆的自然的制度，從而造成了理論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決怎樣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相交換以及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等問題。但總的說來，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達到了頂峰，對後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於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於上升發展的時期，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新興資產階級和沒落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雖然已經出現，但還處於潛伏狀態，資產階級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制度及其殘餘，為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繫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於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英國現代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別。主張在新的歷史時期維護資產階級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因而成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於國內經濟的干預。
發展概況
New Liberalism：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嚴重，為適應資產階級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又實施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90年代以後，英國自由黨內外很多自稱“團隊精神者”的激進知識分子，主張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會，要求國家在減少日益嚴重的失業和貧困現象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他們從格林的著作中尋找行動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成為他們所推崇的理論的代名詞。此時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是New Liberalism，因為新自由主義對“自由”解釋與古典自由主義相比有了顯著的不同，提出自由應該是制度框架內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代表人物多為牛津大學的教授、學者和研究人員。20世紀初，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英國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礎，其影響遍及英倫三島並擴展到西歐，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的深刻變化。兩次世界大戰嚴重阻礙了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傳播，但它的思想原則卻在北美得到了體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60年代，“福利國家”政策在西方國家興盛，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不斷擴大。
Neo-liberalism：70年代隨著“福利國家”政策的破產，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的影響漸趨衰微。此時以哈耶克為首的朝聖山學社逐漸興起，提出以回復古典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後被簡稱為新自由主義，而之前的New Liberalism則被直接稱為自由主義以示區別。
自由主義的發展路徑：古典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主張回復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本詞條主要涉及最後一種自由主義形態。
主要流派
經濟學派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包括眾多學派的思想和理論體系。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
倫敦學派
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於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觀點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思想來源。他長期活躍於反凱恩斯主義、反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中心：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英國的大學經濟學院。他既是主張經濟自由的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學派的核心成員，同時也是奧地利學派的骨幹。哈耶克不僅明確主張自由化，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經營，而且堅持認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認為，“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裡，才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裡，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哈耶克反對任何形式的經濟計畫和社會主義，認為壟斷、計畫化、國家干預始終與無效率相聯繫。他認為，即便是貨幣發行權也應還給私人銀行，而不能讓政府壟斷。
現代貨幣學派
現代貨幣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也稱新保守主義學派)。這一學派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以制止通貨膨脹和反對國家干預為主要政策主張，強調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貨幣學派認為，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產出量具有更大效應，貨幣供應的增加是通貨膨脹的根源。貨幣主義者強調，貨幣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資產是一樣的資產。人們保留商品、債券、股票沒有區別，彼此之間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貨幣政策影響貨幣總需求。貨幣需求函式是比較穩定的，而且可以通過數字統計測量出來。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和領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M·弗里德曼，他是當代最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現代貨幣主義創始人。他曾在美國財政部等機構任職，擔任過尼克森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從傳統自由主義出發，強調與“人們之間關係有關的意義的自由”。他認為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不穩，是貨幣受到擾亂，所以貨幣最重要，貨幣是支配資本主義產量、就業和物價變數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是可以穩定的。他極力主張貨幣政策只要求貨幣數量穩定的、有節制的增加，即支持長期的貨幣規則或目標。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預私人經濟，應讓市場機制完全地充分地發揮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場經濟理論、現代貨幣數量論、消費函式理論和經濟方法論等方面，也均有建樹，並因消費理論、貨幣歷史和理論以及穩定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就，於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是理性的，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由於經濟變數的未來情況事關自己的選擇和利益，個人會調用自己的智力和資源，對它進行儘可能準確的推測。人們會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對經濟變數的未來情況做出預期。由於理性預期的作用，市場機制能確保充分就業均衡，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要么歸於無效，要么加劇經濟波動，因此是不必要的。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現會長盧卡斯。他以經濟人理性和人的行為理性預期假設為前提和立論基礎，用貨幣周期模型論證和說明了經濟波動的原因，並得出了凱恩斯主義政策無效因而無需政府干預經濟的結論，他強調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從而在總量經濟學領域引發了一場“理性預期革命”。他首創新增長理論，把經濟運行的源泉和動力歸結為人力資本的內生積累與增長，這種積累和增長不僅能使人力資本本身的收益遞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可以使經濟成長動態化、長期化。他認為，通過國際貿易可能會強化國家間人力資本稟賦差異，從而加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他於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主要觀點
新自由主義經過近百年發展，其主要觀點有：
——在經濟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並走向極端，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讓社會裹足不前，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給所有的人都強加一個標準”。二是私有化。在他們看來，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從而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三是市場化。認為離開了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
——在政治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特彆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幾乎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者都一致地認為，“當集體化的範圍擴大了之後，‘經濟’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在新自由主義者們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集權主義思想的悲劇在於：它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以毀滅理性而告終，因為它誤解了理性成長所依據的那個過程”，因此，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國家干預。在他們看來，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
——在戰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和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經濟全球化並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於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新自由主義並不是一般地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相關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是指20世紀70年代以後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吸取非凱恩斯主義某些觀點與方法形成的理論。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巨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巨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總量經濟學，以與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個體經濟學相區別。
核心命題
經濟學派曼奎和羅默明確表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意味著對如下兩個問題作出解答：（1）這個理論違背古典派的兩分法嗎？ 它斷定名義變數（如貨幣供應）的波動影響實際變數（如產出量和就業）的波動嗎？即是，貨幣非中性論嗎？（2 ）這個理論假定經濟中的實際市場不完善性是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嗎？如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這些思考是理論的核心嗎？對於以上兩個問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為價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兩分法便破產了。因為不完全競爭和相對價格的粘性是理解價格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實際的不完善性是具有決定性的。
在總量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才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技術上的擾動和完善的市場，所以它對以上兩個問題作出否定回答。許多較早期巨觀經濟理論拋棄了古典派的兩分法，但是它們通常並不強調實際的不完善性是真相敘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數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包括非均衡的凱恩斯主義模型）都把工資和價格粘性塞進另外的瓦爾拉斯式經濟或硬充作瓦爾拉斯體系。因此，名義的和實際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顯著特點。
更多的傳統凱恩斯主義模型和貨幣主義模型都未把價格粘性的解釋作為關鍵性的。他們這兩派學者都把經驗證據視為比理論上純正更加重要。例如，貨幣主義者萊德勒（D.E.W.Laidler ）爭辯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確微觀基礎並保證關於任何巨觀政策實驗後果的更準確的經驗論斷”（註：萊德勒：《當前總量經濟學問題》，1992年，轉引自斯諾東等：《總量經濟學現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頁。）。在 80年代期間，新凱恩斯主義發展具有明顯的非經驗風格。那些更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為尋求加強凱恩斯主義模型，主要是通過發展和改進凱恩斯理論的微觀基礎來探究。
新古典主義模型和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之間的關鍵性差別在於對待價格確定行為上。與價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對照，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假定製定價格的是壟斷企業，而非假定是完全競爭企業。雖然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之前，1933年，羅賓遜夫人、張伯倫已分別獨立地發展了壟斷競爭理論，可是只是最近，主流凱恩斯主義理論家們才開始了使不完全競爭體現成非市場出清模式的工作。
大多數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預期。這顯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對總量經濟學家具有深刻影響的一個研究領域。但是，某些著名凱恩斯主義者和正統貨幣主義者卻保持對巨觀理論的微觀基礎的批評，並懷疑理性預期假設的經驗證實。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保持關於政策問題的各種各樣觀點，例如，財政金融政策實施中相機抉擇而非規則性方面的重要性爭論。新凱恩斯主義者把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震動都認為是經濟不穩定的潛在根源，但特別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家們有分歧（當要對市場經濟有能力吸收這些供求震動以致維持充分就業作出評價時）。新凱恩斯主義者還與凱恩斯有同樣看法，即非自願失業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徵表現為不完全競爭，不完善市場，異質勞動和不對稱的信息，而且經濟主體經常關心著公平。因此，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實際的”巨觀領域具有協調失效和巨觀經濟的外部影響的特性。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於市場不完全性及其巨觀經濟效應並未達成完全一致見解。但是，他們的許多解釋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補充的。正如萊斯利（D.Leslie）評論說：“新凱恩斯主義把滿桶砂粒投入運轉圓滑的新古典派範式中。”（註：斯諾東等：《總量經濟學現代指南》，第291—292頁。）
政策含義
經濟學派在強調粘性價格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貨幣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則上是重新確認的。既然較大的價格靈活性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經濟波動問題惡化，新凱恩斯主義者也就論證了即使價格是靈活的，矯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潛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場經濟中，內生力量可能經常地增強外生衝擊的干擾影響。因為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經濟波動是不規則的、無法預言的，所以新凱恩斯主義者不是政府試圖微調巨觀經濟的支持者。關於對總量波動，政府可以採取相機抉擇行動的程度，並沒有統一的新凱恩斯主義觀點。然而，大多數新凱恩斯主義者則認為，由於市場失靈，特別是就極度經濟衰退來說，確實需要政府行動。由於經濟將來可能面臨諸種問題的不確定性，少數新凱恩斯主義者便贊成均衡理論家們和大多數貨幣主義者所提倡的固定規則方法。
從新凱恩斯主義分析中得出的教訓是，面臨導致持久性的巨大衝擊時，政策干預是必要的，因為市場經濟的調整過程運轉得較緩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也相信，面臨迅速變動的經濟時，設計恰如其分的規則性政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與貨幣主義者和新古典主義者提倡的“微調”（Fine—tuning）經濟政策相對照，新凱恩斯主義者卻擁護設計出“粗調”（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銷或避免巨觀水平波動問題。
就一直對實際工資粘性展開各種解釋的那些新凱恩斯主義者說來，已得出一些政策結論，特別是降低持續高度失業的政策。林德貝克、斯諾沃認為，為了要降低內部人的權力和使局外人對僱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從理論上說，降低權力的政策包括：
（1 ）工作保障法規的軟化以便減低僱傭和解僱勞工的流轉成本；
（2 ）工資關係的改良以便減少罷工的可能性。
有助於給局外人以公民權的政策將包括：
（1 ）再培訓局外人以便增進他們的人力資本和邊際產量；
（2）改善勞工流動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場；
（3）使工資具有更大靈活性的利潤分享安排；
（4）失業補償制度的再設計以便鼓勵尋找工作。
有些新凱恩斯主義者（特別是歐洲支派）贊成某種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緩和不對等的工資議價制度的不利影響，例如，拉亞德（R.Layard）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業、巨觀經濟運行和勞動市場》一書中爭辯說：“如果失業超過長期‘無加速度通貨膨脹的失業率’（NAIRU， 或自然失業率）並存在滯後現象，那么暫時收入政策就是有助於失業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種極好方法”。但是，這樣的政策仍引起激烈爭論， 許多新凱恩斯主義者如曼奎等並不認為收入政策起著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經濟學者金蒂斯（H.Gintis）明確指出，儘管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放棄達到充分就業的義務是較小讓步，可是，這種讓步（承認自然失業率的存在）卻是重要退卻。
中國經濟
新古典方法論所包含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觀乃至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探究，而這對於中國自身經濟學發展方向及其方法論的形成、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因此，我們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出發，運用交叉科學方法和整體主義方法論，對新古典方法論的問題進行中國化延伸和擴展分析。在此基礎上，運用實證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從經濟學方法論形成問題的共性和特性出發，證明中國的經濟研究和經濟學方法論的形成與發展不能也不應以新古典為藍本。這不僅是方法論研究的宗旨使然，也是中國發展真正具有自身特色的經濟理論的任務使然。
經濟學方法論領域一直圍繞著歸納無法產生終極真理，因而無法保證演繹的可靠性而爭論不休。其實，社會科學無需某種終極真理作為社會現象、行為、關係、規律的研究基礎。對此，不僅馬克思主義有所闡述，而且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相對主義也不乏分析。無論是西方人類學相對主義（主要從方法論出發）還是哲學相對主義（主要從思想觀出發），無論是二者基礎上產生的實證性相對主義還是規範性相對主義，無論是後現代主義的相對論還是後結構主義的相對論，都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方法，指出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的相對主義本質（即不能把經濟學作為封閉系統中的純粹經濟學來研究）。然而，新古典認為，約定主義之下的假設演繹模型，由於有了在理性主義規範下產生的經驗型知識作為有條件的演繹證明的基礎，所以是最為可靠的。但恰恰這裡表現了新古典方法論的雙重標準問題。當新古典提出有條件的演繹證明時，它在使用相對論，即有條件相對無條件，用假設假定進行條件限制，可在這種相對條件下的研究結論、構建的理論、使用的方法卻被認為具有絕對性和普適性。實際上，這種簡單、狹隘、純粹、封閉、孤立、割裂的約定主義，正是通過宣稱為了避免無限回歸而成功地把制度主義、馬克思主義、德國歷史學派和其他一切不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理論都排除在外了。科學的懷疑主義是當今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屬性之一。實際上，新古典者自己認為用約定主義代替歸納主義是最好的解決方法無可厚非，認為假定演繹模型（加上新古典計量方法）是一種經濟學研究模式也未嘗不可。但如果因此就對其他經濟學流派加以否定和排斥，就使其帶有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所以，約定主義看似是對歸納主義問題的一個解決，實際上是在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進行終極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