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介紹
產生於11～14世紀查理曼帝國的宮廷學校及歐洲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附屬學校中產生的教會學院的一種哲學思潮。它是運用理性形式，通過抽象的、煩瑣的辯證方法論證基督教信仰、為宗教神學服務的思辨哲學。因為教師和學者被稱為經院學者（經師），故取名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
經院哲學是歐洲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它是從古代奴隸主基督教神學演變和發展而來的。它的產生和發展是與西歐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分不開的。
西歐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公元476年，奴隸制的西羅馬帝國在奴隸、隸農、下層自由民的聯合鬥爭和日耳曼“蠻族”入侵的雙重打擊下滅亡了。從此，西歐進入了封建社會。從五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大約一千一百多年間，西歐封建社會可分為三個發展的階段：第一階段，五到十世紀，是封建制度形成時期；第二階段，十一到十四世紀，是封建制度繁榮時期；第三階段，十四到十七初，是封建制度解體時期。寬一點說，整個西歐封建時期可統稱為“中世紀”；但一般是把五到十四世紀稱為“中世紀”，把十四到十六世紀稱為“文藝復興時期”。本文所說的中世紀採用後一種說法。西歐封建制度是在羅馬帝國奴隸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日耳曼“蠻族”的軍事組織和羅馬帝國內封建生產方式的萌芽相結合，促使西歐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和發展。日耳曼人征服羅馬之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蠻族國家”，這些國家的新統治者適應被征服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已經出現的封建農奴制的萌芽即隸農制，採取了新的剝削方式，開始了漫長的封建化過程。一方面，日耳曼族的大小頭目同一部分羅馬的地主合流，形成居於統治地位的封建領主階級；在封建主內部，日耳曼族的首領變成各個王國的國王，占有大量土地，他們把一部分土地恩賜給自己的親信和作戰有功的部下，使這些人成為王國的大大小小的領主和封建地主，構成了上下遞屬的封建等級關係。另一方面，羅馬的奴隸、隸農、下層自由民和日耳曼的下層自由民相繼淪為依附農和農奴。整個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封建領主對廣大農奴的剝削和奴役的基礎上。
西歐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
同歷史上其他封建社會一樣，西歐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主要是農奴）的矛盾，封建主占有主要生產資料——土地，農奴被迫世世代代依附在封建主的土地上。農奴和奴隸相比，處境有所改善，農奴有自己的份地和生產工具，在生產上有一定的獨立性，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條件。在西歐封建社會初期，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還沒有激化，到了十世紀之後，特別是到了十四世紀，西歐各國陸續暴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給予整個封建統治階級以沉重打擊。農奴反對封建主的鬥爭，是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巨大動力，它對中世紀哲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地主階級內部矛盾
從西歐封建社會建立起，地主階級內部就出現了矛盾和衝突。西歐封建社會初期建立起來的大大小小王國，為了爭奪自己的勢力範圍，互相征戰，互相兼併。六世紀中期，日耳曼部落的法蘭克王國吞併了許多部落和王國，成了西歐最強大的封建國家。八世紀末九世紀初，查理曼統治時期（公元768——814年）是法蘭克的全盛時代，他一生進行了五十餘次征戰，使法蘭克王國的版圖東抵易北河，西近西班牙，南達義大利大部分，基本上統一了原西羅馬帝國的地區。公元800年，查理曼稱帝，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查理曼死後，他的三個兒子爭奪王權，於公元843年分為西法蘭克（法蘭西）、東法蘭克（日耳曼）和義大利三部分，奠定了現今法國、德國、義大利三國的基礎。西歐封建王國之間的爭奪、中央集權和割據勢力的鬥爭，對西歐封建社會的發展和中世紀哲學的發展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地主階級內部進一步分化
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地主階級內部進一步分化，出現了兩個主要階層：一個是教會大地主和世俗大封建貴族，另一個是世俗中小地主。
從十世紀以來，教會的經濟勢力迅速擴大，在經濟上占據統治地位。各地方世俗大地主也竭力擴張自己的經濟勢力。教會大地主和世俗大地主實行土地兼併和經濟擴張，殘酷地侵吞農民和破產中小地主的土地，他們與中小地主的矛盾突出了。教會大地主利用他們在經濟上的強大勢力，妄圖在政治上控制國家，公開要求教權高於王權，因此就出現了教皇派和國王派的矛盾。教皇派堅持土地兼併和教權高於一切，反對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瘋狂地進行侵略擴張；國王派則反對土地兼併，堅持國家高於教會，王權高於教權，維護民族國家的利益，反對割據勢力，教皇派與國王派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十一世紀前，教皇的權力低於國王的權力。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末，在教皇派和國王派鬥爭中，勝利往往在教皇。到了十三世紀，教皇的勢力占了壓倒的優勢，教權與王權的鬥爭也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在教皇與國王的鬥爭中，地方封建大貴族往往站在教皇一邊，竭力控制和擴大地方特權，發展割據勢力，破壞封建國家的統一；而地方中小地主和市民階層則往往站在國王一邊。教皇代表落後的腐朽的勢力，國王代表進步的革命的因素。
國王派與教皇派的鬥爭，對西歐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對中世紀哲學的鬥爭和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城市市民、平民的反對封建鬥爭
西歐封建社會初期，經濟發展異常緩慢。到十一世紀，伴隨著封建化過程的完成，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在手工業者聚居的地方，出現了中世紀的城市，出現了從事工商業的市民階層（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以及被他們僱傭的學徒、幫工等城市平民。市民與平民之間雖然有利害衝突，但它們作為新興的社會勢力卻一致反對封建主的壓迫。這樣，在封建社會中，除了主要的農民反對封建主的鬥爭之外，又出現了城市市民、平民的反對封建鬥爭，這些鬥爭，對西歐封建社會的發展和中世紀哲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歷史繼承
公元九世紀以前，西歐曾出現了一些哲學家，但影響不大。到了九世紀以後，才產生了經院哲學，並逐步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哲學。由於基督教對經院哲學的形成和發展起著決定作用，而教父學又是經院哲學的前身，所以要了解經院哲學，必須先了解基督教和教父學。
發展簡史
早期中世紀思想家只是對基督教的聖經、信條加以闡述，或對文獻、經籍的一些段落進行注釋。到11世紀，受伊斯蘭影響，在歐洲大陸遺失已久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重回歐洲大陸，神學命題日益以問題的形式提出。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人們將正反兩面的理由或意見列舉出來，然後加以分析，得出結論。當時稱這種方法為辯證法。經院哲學家們利用這種方法闡述各自的觀點，圍繞共相與個別，信仰與理性的關係展開了長期的爭論，形成了唯名論與實在論兩大派別。
分歧
11世紀辯證方法的流行使一些哲學家開始運用邏輯與形上學的標準去判斷概念，包括基督教教義中的概念。首先這樣做的是法蘭西都爾教堂學校校長貝倫迦爾。他認為:事物的偶性不變時,本體也未變。因此，基督教聖餐儀式中的餅、酒不因神職人員祈禱而變為基督的身體和血液。貝倫迦爾的辯證方法否定了基督教教會的"實體轉化"信條，使維護正統信仰的神學家感到辯證方法的威脅,起而反擊。其中,最極端的是達米安的彼得，他強調神具有絕對能力與絕對自由,沒有任何法則能限制神的作為;人的一切知識都不足以認識神，理性與辯證方法對信仰問題毫無用處。但是，按彼得·達米安的主張，完全摒棄理性，則研讀聖經，傳播基督教信仰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後來任坎特布雷大主教的蘭弗朗克對辯證方法不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而僅反對其誤用。他指責貝倫迦爾所舉的是個別性命題,卻得出普遍性結論,違反了辯證方法的原則。他的學生安瑟爾謨則更進一步，首先運用辯證方法論證基督教信仰。他選擇神、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童貞女瑪利亞、原罪等神學信條進行論證。他追隨A.奧古斯丁，以新柏拉圖學派哲學為基礎，宣稱人的知識、理性都來自神的啟示。若不信神便不能認識世界，理性只是對信仰的默想,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但若只信而不求理解,也不能認識神、接近神。安瑟爾謨在《獨白》書中試圖以理性論證神的存在。他從人的生活經驗出發，說人所希望得到的東西是他所認為好的東西，由此提出一個問題：這些東西是出自各不相同的許多原因，還是出自一個根本的至高的善？安瑟爾謨認為一切局部的善都是由於獲得了至高的善之中一小部分。至善又是至大，它是最初的存在，比其他一切存在的事物都高超，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神。
安瑟爾謨把辯證方法的套用限制在論證神學信條範圍之內，與他同時的其他哲學家卻已經把辯證方法套用於認識外在世界。他們探討了共相與個體的關係問題。主張共相只是名詞，唯有個別事物才是實體，這被稱為唯名論。主張共相為實體的被稱為實在論。與安瑟爾謨同時代的法蘭西神甫羅瑟林是第一個唯名論者。他主張唯有個體是現實存在。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不可能是一體，而應分別稱作三個神。他還認為理性思辨離不開形體，卻不知還有抽象而完全可知的對象。羅瑟林的弟子香浦的威廉則持極端實在論觀點，認為同一種、屬內的不同個體，所得本質特性完全相同；它們的差異只是偶然的差異，並無本體的差異。威廉的弟子P.阿貝拉爾反對威廉的理論，認為此說如果成立，則在甲地由一系列偶性形成的柏拉圖與在乙地由另一系列偶性形成的蘇格拉底本體完全相同，這樣，蘇格拉底就必定是柏拉圖，同一個人必須在不同的兩地同時出現，而這是荒謬不能成立的。而且，這種理論認為萬物的本體都一樣，與神這個本體也一樣，勢必導致泛神論。阿貝拉爾的批駁迫使香浦的威廉放棄了極端實在論主張。阿貝拉爾對經院哲學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了辯證方法，他從邏輯角度探討共相問題，認為共相是由對物體的抽象概括而來，人們運用共相的概念可以看到對象的內涵。他並不認為共相完全是主觀的虛構，更不同意種、屬等共相的概念只是言詞。阿貝拉爾既反對極端實在論，又認為種、屬等共相的概念有客觀性。他的主張雖在當時被認為是唯名論，但實際上與溫和實在論相近。阿貝拉爾的弟子沙茲伯里的約翰繼續發揮這一思想,認為種、屬不是物體,而是人的頭腦中比較相似物體的形象抽象化所得出的普遍概念。種與屬等共相的概念，如果抽象地看待，是頭腦中構造出來的。但是，人的頭腦中構築這些共相，是從具體事物的比較與抽象化過程而來，因此，共相的概念並不是沒有客觀基礎的憑空虛構。這些有關共相的爭論，特別是阿貝拉爾及沙茲伯里的約翰的主張，為13世紀托馬斯·阿奎那關於共相的溫和實在論奠定了基礎。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共相併非單獨潛在的物體，而是存在於個別之中；但共相先於物體。他從形上學角度論述物體本性的相似，認為神按照萬物本性的觀念創造出同一種、屬的物,具有相似的本性。14世紀,奧康的威廉再次提出唯名論主張，認為共相不是客觀存在的實體。他拋棄了托馬斯·阿奎那的本體論，認為事物間的相似並無形上學的原因，只不過是事實上的相似而已。他雖與托馬斯·阿奎那同樣從神學出發，用哲學闡述基督教教義，但他強調經驗，貶低形上學，因此巴黎大學文學院兩次明令取締他的學說，但傳習其學說的人反而更多。在他的影響下形成的哲學派別，當時被稱為"新道路"，與全歐各主要大學中主張實在論的"舊道路"相抗衡，使中世紀經院哲學逐漸瓦解。
形成
安瑟爾謨論證
經院哲學的基本內容並不限於共相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還有神的存在的證明、神的本性及屬性問題。這實際上是理性對宗教信仰如何說明,關係如何的問題。安瑟爾謨在論述真理時認為:任何真實的東西都依靠真理而存在，一切實在都超越個體，個體只是更高的真實的表象。安瑟爾謨由他的知識論出發,提出了對神的本體論證明:人從理性得出真、善、美的觀念，這些觀念就是它們存在的證據。同樣，人有神的觀念，便表明神的實際存在，否則人不可能有此觀念。安瑟爾謨認為這個論證的真實性不是以客觀為檢驗標準，而是以由神光照而得的知識來證明。安瑟爾謨不是從客觀存在的物出發，而從宗教信仰出發，是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
經院哲學的發展
11世紀後，亞里士多德哲學著作與阿拉伯哲學傳入西歐，各種基督教異端思想興起，迫使經院哲學家致力維護基督教信仰,為此需要系統整理基督教教義,並將其置於一定程度的理性基礎之上。由此產生了一批以辯證方法論證神學信條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2世紀上半葉的倫巴德人彼得編纂的《四書》4卷,內容分為神、創世、道成肉身和救贖、教會七項聖事。它成為中世紀後期神學教科書。
13世紀下半葉，托馬斯·阿奎那力求調和流行的亞里士多德哲學與基督教信仰。 當時，伊本·路西德哲學的追隨者運用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的運動學說反對基督教的神的觀念與創世說。托馬斯·阿奎那則運用亞里士多德解釋運動的四因說維護基督教神學。他把亞里士多德用以指物質的"質料"解釋為形上學的"存在"、"實體"；把運動的概念凝固於"存在"之中。他還把亞里士多德關於潛能與現實、形式和質料的學說，改造為基督教神學中的目的論，宣稱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他把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宇宙運動根源的第一推動者解釋為神。同時，他又承認世界的統一性、感官為知識來源，認為理性雖從屬於信仰，但有其自身的領域。這一觀點與奧古斯丁的思想不同，受到奧古斯丁派神學家的攻擊。
在反對哲學理性主義的基督教神學家之中,J.鄧斯·司各特認為思維的基本對象是存在，而神是最高的存在，神的基本屬性是無限、全智、全能、全善。人的知識既有賴於感官經驗，對神便無法論證，只能憑信仰推論而確立。另一方面,他的神學體系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人的靈魂被賦予理性、智慧型的基本屬性，從而強調人的意志與自由，但這種意志與自由應以追求神的全善為目的。他雖反對哲學理性主義，但思想與思維方式仍深受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影響。
14世紀後，神學與哲學日益分離，傳統的形上學被歸入信仰領域，邏輯與分析成為哲學的潮流。13世紀的龐大神學 -哲學體系，被哲學家的專題分析與邏輯論證所取代。這個新思潮以奧康的威廉為代表。他認為神的全能與絕對自由是信仰的範圍,不能用理性去論證;世界是由個別物體所組成，對世界的知識只能來自直接觀察和對已知真理的演繹。這一思想成為以後經驗主義思潮的先導，也導向對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懷疑主義思潮，標誌著經院哲學的沒落。
16世紀末～17世紀初，在天主教教會的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經院哲學在西歐再度抬頭，通稱"後期經院哲學"。它在邏輯與形上學方面進展不多，主要貢獻在自然法理論方面。它從神的全善推論到在自然秩序中的人的理性,並發展到人的意志,認為這是自然法基礎。這一思想後來發展為荷蘭法學家H.格勞修斯的法學理論。19世紀末葉，天主教教會再度鼓吹經院哲學，以回答現代科學與哲學的挑戰，形成新經院哲學。但新經院哲學缺乏歷史現實感，在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影響不大。
解體
托馬斯所代表的理性主義的勝利使經院哲學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但是這種勝利對於經院哲學來說卻無異於飲鴆止渴。威爾.杜蘭曾把亞里士多德哲學比作希臘人留給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馬”，就此而論，正是托馬斯把這匹木馬拖進了經院哲學。隨著歐洲文明的進一步發展，經院哲學的衰落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還在托馬斯時代，羅吉爾.培根就以其卓越的實驗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預示了新時代的曙光。後起的司各脫主義和奧卡姆主義則一方面發揚了唯名論思想，另一方面企圖恢復奧古斯丁時代宗教的純潔，把理性從神學中排除出去，從而在客觀上導致了理性的獨立。而在德國，以艾哈克為代表的什麼主義思潮則以另一種形式宣告了經院哲學以理性論證上帝這種企圖的失敗。所有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上14世紀由義大利發端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運動，導致了經院哲學的衰落和解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