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後威廉·羅雪爾將以 F.K.von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套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B.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K.G.A.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華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M.韋貝爾（1864～1920）和W.桑巴特。
背景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貿易保護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歷史主義
歷史主義是德國歷史學派反對與抨擊經濟學的主要思想，在歷史學派的先驅者亞當·米勒和李斯特那兒就已經萌芽，經過羅雪爾的發展，到施穆勒的達到頂峰。
強調以一種動態的觀點來看待事物 所謂歷史主義，它強調以一種動態的觀點來看待事物，認為人類社會處於不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具有不可逆性。並且每個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發展過程，影響及形成不同發展道路的原因在於每個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適用於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因此，只存在以個別國家的經濟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學”。也只有通過對各國發展史的研究，才能歸納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經濟規律，以演繹推理為基礎和特徵的普遍規律並不存。
亞當·米勒首開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先河，強烈批評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主義。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開篇第一編就回顧了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旨在說明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適性的“世界主義經濟學”。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了與“世界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國家經濟學”，認為後者的研究主題是“某一國家，處於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係下，怎樣來維持並改進它的經濟狀況”，（註：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第109頁。）並著重“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在當前世界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註：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第106頁。）
羅雪爾則進一步指出：人們是“為很不相同的和非經濟的動機所驅使，並且是歸屬於完全一定的民族、國家和時代”，（註：羅雪爾：《政治經濟學原理》第1冊，亨利霍爾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05頁。）認為“歷史學家則儘量忠實地描述現實生活，尋求人類的發展及其關係的記述”。（註：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第11頁。）因此，他在《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一書的序言中，將歷史方法的原理歸納為：1.通過記述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解決“如何才能更好地增進國家富強這個問題”，（註：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第7頁。）並認為“這樣的記述同有關國民經濟生活的其他科學，特別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做到”；（註：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第8頁。）2.研究“過去各文化階段”，因為過去文化階段的“任何一種情況，都是現代一切未發達國民的最好教師”；（註：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第8頁。）3.對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作比較，“如果新的國民經濟表現出一種同過去的國民經濟相類似的傾向，我們在認識這種傾向時就可以從這種類比關係中得到極為寶貴的啟示”；（註：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第8頁。）4.中性地對待任何制度，因為“經濟學的任務在於指出：為何以及如何逐漸發生‘從合理的變為不合理的’、‘從幸福的變為有害的’”。（註：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第8頁。）只有深刻地了解制度的變遷過程，才能把握制度變遷規律。
施穆勒系統論證了歷史學派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將之歸納為“歷史歸納法”、“歷史生理法”和“歷史統計法”三類。認為羅雪爾的研究是“歷史生理法”的代表，他自己的方法是更科學的“歷史統計法”。他力圖通過歸納歷史和統計資料，建立他所謂的國民經濟學，全面討論所有影響一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在此認識的指導下，他創立與主編了被稱為“施穆勒年鑑”的《德國立法、行政和經濟年鑑》，全面蒐集和記錄歷史資料。因此也使歷史學派成為當時德國的主流經濟學派，他本人則長期握有審批德國社會科學界教授職位的權力，成為領袖人物。德奧方法論之爭也主要在他和門格爾之間展開。在論戰中，他堅決反對門格爾所採取的“英國演繹學派”的方法，認為他們將經濟學說建立在一兩個心理命題上的做法，把經濟學弄得過於狹隘，演繹方法的使用要服務於和從屬於歸納方法。他宣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嶄新時代是從歷史和統計材料的研究中出現的，而絕不是從已經過一百次蒸餾的舊教條中再行蒸餾而產生的。”（註：轉引自湯在新主編：《近代西方經濟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頁。）
施穆勒將歷史主義推崇到了極致，桑巴特則將歷史主義方法論具體運用於對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分析，寫出了三卷本的《現代資本主義》這一巨著，從而使歷史學派達到了學術上的頂峰。在這本書中，桑巴特已經意識到歷史學派輕視經濟理論的缺陷，聲稱“‘歷史的’和‘抽象的’國民經濟學間的對抗，已經喪失了一切意義和一切重要性”。（註：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版序言，商務印書館1958年中文版。）他要“藉助於有秩序有系統的範疇”，“給予死材料以生命”，認為“只有對全部科學材料作根本的力量的深入檢討，才能夠發現見諸現象中的最普遍聯繫。只有一個在理論上受過完全鍛鍊的，尤其認識現代經濟生活的經濟學者，才能夠著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史”。（註：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版序言，商務印書館1958年中文版。）但他對古典經濟學（他稱之為“曼徹斯特學派”）的評價仍然不高，認為那只是一種技術學說，是“商會秘書的國民經濟學”，“不受歷史的或哲學的重負壓迫，……為著日常狀況去處理日常經濟問題”，（註：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版序言，商務印書館1958年中文版。）強調只有在歷史的、哲學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編制“人類社會生存的大聯繫中”的經濟生活史。
歷史主義是歷史學派的代表性特徵。在這一方法論的指導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埋頭專注於對經濟史料的整理分析。在他們的著作中充斥的都是豐富的史料，但材料之間缺乏理論聯繫。可以說，在李斯特之後的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的理論創新水平再沒有高過李斯特。然而，這並不表明歷史學派缺乏存在基礎，也不表明他們對德國的經濟發展沒有貢獻。歷史主義雖是歷史學派的重要特徵，但並不是全部特徵。
代表人物
李斯特
李斯特的發展觀由他提出的“生產力理論”、“工業優先理論”和“國家干預理論”三部分組成。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李斯特首先回顧了西歐各國歷史，指出存在著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接著，他針對古典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提出了他的“生產力理論”，寫下了他的名言：“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註：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第118頁。）。
在探討如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李斯特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1.重視教育、科技在生產力進步中作用；2.突出強調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對生產力進步的作用；3.認為產業部門間的協調發展可以促進生產力的進步；4.指出民族精神的進化是發展生產力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李斯特重點強調了優先發展工業的重要意義，認為工業可以促進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國家經濟結構，尤其是可以完善農業等傳統產業部門。這顯然是針對當時德國仍以農業為主、工業落後的現狀而言的。
不過，“生產力理論”和“工業優先論”都只是鋪墊，李斯特的最終落腳點在於對國家作用的強調上。他認為後進的德國只有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保護關稅，在他看來，是當時德國可採取的提高生產力的最有效手段。可以認為作為古典經濟學對立物的生產力學說和工業優先論是關稅保護政策的理論準備，後者是前二者的邏輯結果和案例分析。關稅保護政策是李斯特為後進德國開出的強國方良，因此而得到大書特書。儘管李斯特的發展觀並不成熟，但他在學說史上，第一次論證了生產力問題，提出並論證了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路徑問題，從而較好地回答了德國經濟上升過程中提出的理論問題，基本完成了歷史所賦予他的使命。
羅雪爾 ：舊歷史學派的創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被稱為“歷史學派的宣言”。他提出國民經濟學是研究國民經濟發展的科學，不是單純的“貨殖術”。他不主張樹立什麼經濟理想，而主張研究國民經濟的性質和需求、滿足國民經濟任務的法律措施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效果。他稱這種方法是國民經濟的歷史的解剖學和生理學。他認為人類的經濟動機，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國民經濟的自然法則，這和後來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處，但他本人對自然法則究竟是什麼，也並不明確。他的主要著作《國民經濟學體系》（5卷，1854～1894），成為德國大學的教科書和文官考試的參考書，廣為普及，為德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反對工人運動進行辯護。馬克思稱之為“庸俗經濟學的教授形態”。
1832年進入萊比錫大學學哲學、歷史和語言學。1836年任布雷斯勞大學歷史學講師，1839年任教授，1841年轉到馬爾堡大學任國家學教授。1844～1845年任該校校長。1846年因在倫敦參加了德國共產主義者俱樂部的活動，被免去職務。在三月革命期中一度任議會議員，以後亡命瑞士在蘇黎世等地大學任教。1862年和J.康拉德教授（1839～1915）一起創辦《國民經濟學與統計學年鑑》。他本是歷史學家和統計學家，成立“儲蓄銀行”以及“寡婦年金金庫”，設立統計局等。1848年他出版了《現在和將來的國民經濟學》（第一卷），從對過去經濟學說的發展過程的分析，開始研究“現在和未來的經濟學”，表明了他既不同於古典學派又不同於社會主義的立場。該書序言說要將經濟學改造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科學，使經濟學對國民經濟生活的認識，要採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他的1863年出版的《國民經濟學的當前任務》，敘述了他的方法。但是，他的歷史語言學派和羅雪爾的歷史法學派都是19世紀中葉反啟蒙思想，反理性主義的反動思潮，它們強調民族固有的所謂“民族精神”。
希爾德布蘭德介紹過恩格斯和P.-J.蒲魯東的學說，他認為妨害普魯士德意志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和發展的原因，以及福利的最大障礙，顯然是由於“貧困”。他提出經濟發展階段的過程是實物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他企圖借“信用”來消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和貧困，他把信用經濟階段理想化，看成為道德的平等的世界。他認為貧困者可以藉助“信用”的力量而獲得資本，從而解決貧困這個社會問題。
克尼斯 克尼斯：克尼斯生於德意志黑森的馬爾堡，曾學習神學和國家學。1846年任馬爾堡大學講師。1855年任弗賴堡大學國家學教授。1861～1865年在巴登國會任大學選舉的議員。1865～1896年任海德堡大學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歷史方法觀的政治經濟學》（1853）。他批判斯密的理論是一種“世界主義”、“永恆主義”、“理論的絕對主義”，忽視了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差異。他稱自己的經濟學是“相對性原理”，也就是研究國民經濟生活發展，是經濟學的特殊課題。他不同意李斯特、羅雪爾和希爾德布蘭德的歷史發展階段理論和假設，而強調必須通過類比，去探索國民經濟現象的規律性。他反對用單一的公式來規定經濟生活發展的因果關係，認為各國國民經濟不存在共同的發展規律，而各自有它的特殊的具體的發展進程。他認為，這種經濟學只與人類的或某一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中某個時代有著有機的聯繫。
他強調研究經濟現象、經濟生活必須與其他各種文化現象結合，而不能採取孤立的抽象法。他特彆強調歷史的統計的考察，主張歸納法才是經濟學的方法。他認為經濟學既不是精神科學，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以第三種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克尼斯是路德派的新教徒，他的歷史方法以精神因素為動力，有濃厚的宗教信仰。他是新歷史學派倫理主義的先驅，其貨幣理論屬於金屬主義。
新歷史學派
華格納 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產業資本壯大，日漸走向壟斷資本主義，其內在矛盾開始顯露。1873年的經濟危機引起了中產階級沒落，工人階級失業和貧困，社會問題嚴重。德國社會民主黨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了工人運動。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緩和階級矛盾，新歷史學派一方面繼承了舊歷史學派的遺產，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社會改良主義。他們認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節約，不能解決問題，還必須從意識形態上批判“世界主義”、“經濟人”的利己心的理論前提，以及古典學派的“唯物主義”。在施穆勒等人的發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參加這個學會的經濟學家一般都屬於新歷史學派，也被稱做“講壇社會主義者”。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華格納和布倫塔諾之外，還有A.黑爾德（1844～1880）、G.F.克納普（1842～1926）和K.比歇爾（1847～1930）等。
解體及影響
韋貝爾 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鑑》上發表了反批判文章《國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1883），接著門格爾又針對施穆勒的文章，發表了《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謬誤》（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們二人之間的爭論雖然就此結束，但在雙方門下弟子之間卻持續了20多年，學說史上稱之為“方法論論爭”。從此以後，歷史學派逐漸衰落解體，而完成這解體過程的還有待於歷史學派內部韋貝爾的批判，即所謂“價值判斷論爭”。
韋貝爾1904年發表了《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批判施穆勒將倫理道德和經濟科學的名義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來挽救經濟生活中由於利己心所帶來的弊端，這是在科學中滲進了“價值判斷”。他主張在社會科學中應該將經驗的認識與價值判斷加以區分，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任務在於尋求客觀真理。
桑巴特、布倫塔諾等都支持韋貝爾的主張，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1902）一書中，則運用他自己的發生論的、體系論的方法研究經濟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出現了空前的通貨膨脹，歷史學派缺乏理論，束手無策，許多經濟學家都紛紛脫離歷史學派，歷史學派終於解體。德國的社會政策學會也在1935年被納粹黨所鎮壓而解散。
從根本上看，影響歷史學派的思想主要是浪漫主義和黑格爾的歷史主義。
歷史學派的思想精髓並不是歷史學,而是源自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的對個體獨特性、相對性的強調,以及對人類現象整體聯繫的強調。後一基調突出理論的相對性和比較方法的套用,從帶有黑格爾色彩的歷史主義那裡繼承了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個人自由通過國家得以實現等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