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以前的臨海
根據歷年來的考古發現和文物普查，臨海各地發現了許多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和遺物，就目前所見到的材料分析，臨海的原始人類活動區域主要是在靈江流域及其支流的依山旁水地帶。從類型來說，臨海的歷史文化遺存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這種文化已發現古人階段的人類化石一處，但沒有發現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物。這種情況符合目前我國的舊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發現，即古人階段的化石在我國南方和北方都有發現，重要的含文化遺物的地點僅在北方。人類化石發現於距臨海東南二十多公里的湧泉鎮鳳凰山麓，所發現的材料限於前額骨、下頷骨、股骨和牙齒，採集自靈江沖積流沙之中，至今未發現肢骨和其他體骨。
臨海這些化石，石化程度高，較之與現代人，差別比較清楚。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張森水教授考證，化石中的前額骨代表20歲左右的青年女性個體，下頷骨代表20—30歲青年男性個體。化石的年代近似於浙江“建德人”的年代，約在十萬年左右。對於這一古人化石，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各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樣，化石的年代約在十萬年左右是肯定的。臨海人類的歷史究竟有多長？目前尚難作出準確的回答，但可以這樣說，湧泉鳳凰山麓發現的古人化石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了解到的臨海古人類活動的最早信息。按照常規，我們可稱之他們為“靈江人”。第二種類型是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這種文化尚無確切地點，遺存也發現於湧泉鎮的鳳凰山麓，同樣采自於靈江的沖積流沙之中。在這種類型中，石器和陶器共存。石器以玦、墜、鑽、刀為多，陶器則有鱉、蛙等。此外，還有少量骨器，如骨制的珠，以及貝墜等。這種文化所表現的生活面貌，應當是以漁業捕撈為主的。有關考古專家進行認真的比對和分析後，認為這些文化遺物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既不同於浙江境內發現的河姆渡文化，也不同於馬家浜文化，完全是一種新的文化類型。
第三種類型是一種以磨製石器為主的新石器文化。這種文化遺址，就目前所知，幾乎遍布於臨海的每一個鄉鎮。如在河頭鎮的下灣、古城街道的巾山和白雲山、大洋街道的狗山和小兩山、江南街道的小溪和仇家岙、大田街道的盧家塘和塘里砂灘頭、邵家渡街道的紅茅山和赤水及釣魚亭、白水洋鎮琳山、杜橋鎮西洋湖山下和塘頭庵及西外里坑和大汾道士周、桃渚鎮楊家岙、上盤鎮城山和濱海白沙等地都有所發現。其石器有斧、錛、鐮、刀、矛、鏃、鋮、錘、輪、鑿、犁壁、削刮器等。石斧型制多樣，有單面刃、雙面刃，有的近似於鑿，還有的穿一孔；石錛均型制較小，製作精緻；石刀為梳形和三角形，有孔；石鏃菱形，表面光潔；削刮器數量較多，為扁平長方體，長短、大小、寬窄不等，整個器型接近於錛，又不同於錛；石鑿數量最多，均長條形，長短、大小亦不等。這些石器中，有孔石斧、石錛、石鋮等與杭嘉湖和寧紹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徵基本相似。菱形石鏃和小型石錛等與溫州飛雲江流域文化十分接近。長條形石鑿、梳形刀等，則是獨特的土著文化。從以上石器的基本特點看，這種文化所反映的生活面貌仍以農業為主，採集和捕撈業為輔。但削刮器和長條形石鑿的大量出現，說明造船業進入了初級階段，捕撈業已相當發達。
隨著歷史的發展，臨海境內居住的人類也越來越多，新的文化類型也不斷出現。杜橋鎮大汾的黃司岙炮頭崗山發現了紅陶器物殘片。沿江鎮的上山馮發現了地層清晰、內涵較為豐富的文化堆積，出土了原始青瓷和印紋硬陶碎片，器型有罐、缽、碗、杯等，紋飾為網紋、方格紋、米字紋、回紋等等。汛橋鎮的利莊、施岙、宋岙等都發現了印紋硬陶的遺存，利莊發現的陶片有米字格紋、方格鬥花紋，還有夾沙紅陶扁足；施岙的遺存有米字格紋、回紋併網紋、方格紋、花窗紋等，另有夾沙陶足；宋岙的硬陶有米字格紋、回紋併網紋，還發現有粗沙方形錐足等。最重要的發現是在江南街道姜家岙，文化層中有當時人類使用過的紅燒土塊、瓦屑、灰燼等遺蹟和大量的陶瓷片。從揀選的器物標本看，陶器多為灰色硬陶、幾何印紋硬陶及少量的夾砂紅陶。器形主要是釜、鼎、罐、盤、豆、壺和杯。紋飾有布紋、弦紋、回紋、米字紋、斜方格紋、席紋和蕉葉紋等。還有部分器物表面施一層厚玻璃質灰褐色釉的原始青瓷，其中還發現了石斧、石錛、石彈丸和變體回紋凹底印紋陶罐。以上這些遺存和遺物的發現，充分說明了這一時期臨海境內的人類活動是比較頻繁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都有了顯著的提高。所處的年代相當於中原內地的夏商周時期。
夏商周時期，臨海稱為甌地。居住在這一帶的是甌人，他們斷髮紋身，習水作舟，基本上使用石器，過著刀耕火種的農業兼漁獵生活。據《戰國策•魏策》稱：“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左衽被發與西羌同俗，故甌人乃西羌的一個分支，亦即夏人之一支。他們向東南遷至浙閩一帶，因此特產豐富的臨海也就很自然的成為了他們的生活居住之地。
由於甌人始終是分散的部落，沒有形成國家，整個居住的浙閩地區包括臨海，境內“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林”。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當越王允常崛起之時，因北面被強吳所阻，只得向重山阻隔而陸路又不通暢的南面的甌人地域擴張，並運用高壓手段把甌人置於越國的統治之下。同時向甌地進行移民，從此甌人便稱為甌越，成為了越人的一支。是時，臨海為越人居地。由於甌人與越人的交融，一方面使越對臨海的了解大為增進，另一方面經濟的交流和生產技術的輸入也越來越多。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甌、閩地區設定閩中郡，臨海屬之。但臨海一帶以越國遺族為主的越人和土著甌越之部落聯盟名義上接受秦王朝的統治，實際上依然擁兵自重。西漢初年，越族首領無諸和搖因助漢伐楚有功，分別得到了“王”號的封賞。據《史記》卷114《東越列傳》第54記載：“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此後，亡走閩越的吳王子子駒，因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在吳王濞之子子駒的唆使下，兵圍東甌。東海王乃向朝廷告急，朝廷遂自會稽（今紹興）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於是，驚恐之下的東甌，便舉國內遷於江、淮之間。北遷之際，大量的原住民因留戀故土，紛紛逃入了深山和海島，成為後世史書上所說的“山越”。始元二年（前85年），漢昭帝於東甌地設立回浦縣，屬會稽郡。同時在鄞縣設東部都尉，以加強對東甌和閩越的控制和統治。東漢章和元年（87年），改回浦縣為章安縣。東漢陽嘉元年（132年），曾旌起義於海上，聚眾千人攻打章安等地。這也是台州和臨海有史籍記載以來首次的農民起義。漢獻帝建安元年（196年），孫策攻取會稽郡，東漢的會稽太守王朗經章安越海至東冶的候官（今福建福州）。隨後，王朗兵敗。孫策遂控制了大片的東南沿海地區，臨海一帶也成為了孫策的勢力範圍。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臨海
三國時期，吳大帝孫權著意開發東南疆土以對抗北方的魏和西南的蜀兩國。臨海一帶地處南進的前沿，地位顯得非常重要，而設有行政管理機構的章安（今椒江章安鎮），更是成為東南地區的軍事重鎮。黃龍二年（230年），孫權遣大將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入海遠規台灣。有學者認為：“衛溫、諸葛直的夷洲之航很可能是以臨海放洋出海的”（童隆福《浙江航運史》）。更有學者以為，此次遠航的出海口就在章安（葉哲明《東吳衛溫、諸葛直遠規台灣出海港口考析》，刊《東南文化》1990年第6期）。這是我國歷史上大陸與台灣大規模交往的第一次記錄，也是我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出航台灣，並行使國家權力。意義非常重大。建興二年（252年），會稽王孫亮廢齊王孫奮為庶人，並遷居章安。太平三年（258年），孫亮復封孫奮為章安侯。建衡二年（270年），孫奮與臨海太守奚熙聯合反朝，並“斷絕海道”，以阻吳三郡總督何植大兵。但謀反最終失敗，孫奮及其五子隨之被毒死。
同時，對於仍然自據于山區的部分越族，東吳政權在其統治江東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仍是採取殘酷的鎮壓手段，以致戰事綿延不斷，迫使越族逐漸式微。西晉對臨海完全承襲了東吳的行政制度。泰始二年（266年），晉武帝封侯史光為臨海侯；惠帝元年（291年），又封裴楷為臨海侯。西晉統治崩潰後，隨著越族與漢族的逐漸同化，臨海一帶的民族矛盾也隨之淡化，代之而起的是階級矛盾的激化。在這個過程中，臨海幾乎沒有經過奴隸社會時期，而是在越族的部落聯盟被鎮壓瓦解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當封建地主階級逐漸壯大，豪門世族逐漸形成之時。伴隨著階級壓迫和剝削的不斷加重，農民起義逐漸增多，規模也越來越大。東晉鹹和二年（327年），歷陽太守蘇峻謀反，臨海有人聚眾回響，為晉將王舒剿滅。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孫恩發動了旨在推翻東晉王朝的起義，臨海周胄起兵回響，臨海郡太守新蔡王司馬崇棄城逃跑。次年，孫恩攻打會稽，轉入臨海。五年（401年），再次從會稽撤至臨海。此時的臨海，已是孫恩起義軍的後方基地。孫恩後於元興元年（402年），在臨海大固山為臨海太守辛景所敗，因投海而亡，隨其自沉的教徒約有數百人之眾。辛景與孫恩在臨海大固山一戰，造成了孫恩起義的最後失敗。
儘管戰爭的結局是殘酷的，但這一場戰爭卻為臨海人民留下了一筆巨大的寶貴財富，那就是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台州府城牆”。按《辭海》所說：台州府城牆“相傳為辛景抵禦孫恩所築”。孫恩（？—402年）為東晉時的五斗米道道士，字靈秀，琅琊（今山東臨沂縣西）人。其家族世奉五斗米道，是永嘉南渡世族。隆安二年（398年）隨其叔孫泰率教徒起事，孫泰事敗被殺，孫恩避逃海島。次年，孫恩重整旗鼓，率軍攻克會稽（今紹興），自號“征東將軍”，稱其教徒為“長生人”。浙東八郡群起回響，眾至數十萬。孫恩之攻臨海，有臨海人周胄率眾回響，由此推斷，當時在臨海，也有五斗米道教徒及五斗米道的影響。可見臨海與內地的各種聯繫包括宗教上的已經是非常的密切了。南朝時，中央政權更替頻繁，各地郡守與地方豪強往往割據一方，互相攻伐。南朝宋泰始五年（469年），臨海人田流起兵，並據鄞縣沿海山谷要地，設立屯營，對抗官府，並自稱“東海王”。從他自封的稱號看，明顯的上承漢初東海王國的餘緒，具有山越圖謀恢復的色彩，後被劉宋戰將周山圖所剿滅。梁大同三年（537年），又有“臨海、會稽諸縣山民大起”的記載，也都以失敗而告終。太平元年（558年），東陽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梁軍來援後才得以解圍。同年，繼任的太守庾持又被“山盜”劫持三個月，經朝廷派兵鎮壓，庾持才得免於一死。陳代以降，統治者與臨海郡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和深厚，臨海既是他們的勢力基礎，也是他們軍事力量的主要來源。從某一種意義上說，當地漢、越兩族的徹底融合，可能即於此時最後完成。
隋唐五代時期的臨海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隋滅南朝陳，廢臨海及所屬各縣並為臨海縣，改屬處州（後改括州，治今麗水）。大業三年（607年），括州改為永嘉郡（今溫州），臨海縣隨之改屬。由於隋王朝立國中原，建都長安，因此對南朝以來的豪強世族予以打擊。如當時陳朝的皇室、大臣、世族等，從建康等地遷徙到關中，凡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南史》卷10記之“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浙江的情況也是如此，據《資治通鑑》卷177說：“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
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統治者採取的限制江南豪強世族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實行均田制，使他們的經濟基礎受到嚴重損害。於是，江南士族和地方豪強紛紛起兵反隋，“陳之故境，大抵皆反”。開皇十年（590年），臨海縣樂安（今仙居）的蔡道人也起兵反隋，並自稱大都督。但時間不長，即被隋將楊素所平定。開皇十一年（591年），為了防止地方豪強勢力的死灰復燃，朝廷在臨海的大固山設立軍事據點“臨海鎮”。臨海鎮除鎮捍防守外，且徵收臨海縣的械甲糧餉，侵奪了縣屬之權。同時，亦將臨海縣治也遷至大固山。同年十一月，饒州吳世華反，自稱大都督，隋大將軍張奫於臨海大破之。此後，社會慢慢穩定，加上賦稅徭役的減輕，為社會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隨著勞動力的大量增加，封建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隋朝滅亡以後，因臨海一帶遠離政權中心，又陷入了混戰割據局面，軍閥們乘機各霸一方。此前在大業九年（613年），臨海所屬的永嘉郡即有苗海潮起兵反隋。唐武德元年（618年），隋煬帝在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弒”，時任吳興郡守的沈法興隨之在東陽舉兵自立，很快就據有江南十餘郡，並自署江南道總管，第二年而稱梁王。臨海是時屬於沈法興的割據勢力範圍。武德三年（620年），李子通打敗了沈法興，定都有杭州，臨海又改入李子通的勢力範圍。第二年，唐將杜伏威遣其將軍王雄誕平定李子通。唐政府並於臨海縣置海州，拆分臨海縣為臨海、章安、始豐、樂安、寧海5縣以屬之。武德六年（623年），苗海潮降唐。至此，臨海這一帶才真正進入了唐王朝的版圖。關於臨海歷史上有無建置過“海州”，專家對此表示了質疑（關於這個問題，臨海博物館丁伋先生有專文《台州歷史上有無“海州”之稱》。文載《台州地區志•志余輯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認為實際上當時的“海州”是在江蘇北部，州初設於北魏，隋稱東海郡，唐武德四年（621年）又重稱海州，當時占據江南一隅，擁有臨海的李子通就是海州人。
臨海在隋代曾設立過“臨海鎮”，而李子通老家的海州在隋以前屬北朝，北魏時州內有一個屬縣也叫臨海，也曾有過“臨海鎮”。後人不察，把兩個臨海混淆了起來。《舊唐書•地理志》說“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五年改為台州”，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在同一年設定兩個同名的州，那是絕不可能的，顯然是由於李子通的關係而產生張冠李戴的原因。武德四年（621年），唐政府於臨海縣置台州，取境內天台山為名。恢復了原來的臨海、章安、始豐、樂安、寧海五個縣的行政建置，並使之重新歸屬於中央政權之下。武德八年（625年），又並台州各屬縣為臨海縣。貞觀八年（634年），自臨海縣復分設始豐縣。上元二年（675年），又將臨海縣的南部分劃出來設定永寧縣（後改名黃巖縣）。永昌元年（689年），再分臨海縣一部分重新設定寧海縣。從此，臨海所屬的台州政區才算穩定下來。
唐朝自玄宗以來，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特別是安史之亂暴發後，統治階級為了籌集軍餉，採用各種方法，如“率貸”、“船頭”、“捉驛”、“白著”等。更加強了對人民的多方榨取。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更奏言玄宗：“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舊唐書》卷127《列傳》第73）。因此南方江淮一帶，剝削尤為嚴重。特別是租庸使元載，他不僅要徵收自天寶十三年（754年）至上元二年（761年）這八年以來農民所欠的租調，而且還掠奪人民的糧食、布帛等，“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栗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資治通鑑》卷222《唐紀》38）。人民不堪忍受，只好“相聚山澤”，鋌而走險。
代宗寶應元年（762年），由於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終於導致袁晁在臨海發動了規模浩大的農民武裝起義。袁晁為臨海人，原是台州胥吏，只因不肯殘虐百姓，又征賦不力，而遭受鞭背之刑。起義後，即時攻破臨海城，趕走了台州刺史史敘。隨後連續攻克台、衢、溫、婺、明、越、信、杭、蘇、常等江東十州，一路所至，貪官污吏望風披靡，“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資治通鑑》卷222《唐紀》38），義軍很快發展到20多萬人。接著又以臨海為根據地，建立農民政權，年號“寶勝”。袁晁的起義震驚了朝廷上下，唐朝政府急派李光弼率領曾平定安史之亂的精銳部隊前來鎮壓，前後十餘戰，義軍失敗。寶應二年（763年）四月，袁晁在唐興石壘寨（今天台關嶺）戰敗被俘，送到長安後被殺。雖然，袁晁的農民武裝起義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但是作為唐代中葉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對統治者的震憾和對社會的影響卻是巨大的。臨海四周崇山峻岭，群峰盤亘，東越天台、四明二山，可抵明州（今寧波）軍事重鎮鎮海；西北過會墅、天姥二嶺，可達越州（今紹興）、杭州；西南翻越括蒼山，則可抵婺州（今金華）、衢州；南下可直趨處州（今麗水）、溫州。出則可進取兩浙，退則可割據自保，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
加上又是唐朝財賦的重要來源。因此，在袁晁起義過後，屢屢成為唐朝叛軍和農民起義的必爭之地。貞元十四年（798年），明州（今寧波）守將栗鍠殺本州刺史而反，次年二月退據臨海。大中十三年（859年），天台裘甫發動起義，次年三月占領臨海。乾符二年（875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因節度使趙隱剋扣衣糧，申訴無效，也起兵反抗，乾符四年（877年）攻下臨海。中和元年（881年），臨海人杜雄、劉文聚眾起事，占據臨海城後，兩人相繼自任台州刺史。光啟二年（886年），杭州刺史董昌遣將錢鏐攻越州（今紹興），浙東觀察史劉漢宏不敵而逃奔台州，杜雄於臨海執劉漢宏以降董昌。乾寧四年（897年），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攻占臨海，八月四日，昭宗皇帝賜錢鏐以“金書鐵券”。券文最後說：“……是用賜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永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它成為了錢氏永將延祚子孫，長襲寵榮，克保富貴的信物。錢鏐在得券後十年，受後梁封為吳越王。自此，唐王朝在台州和臨海的統治正式結束。
由於錢鏐堅持“保境安民”的國策，使吳越境內得到了相對的安定。吳越國統治台州82年，臨海境內基本上沒有發生過戰事，行政區劃也大體不變。而且，統治者派到臨海來的28任台州刺史中，錢氏王族就占了9任。其中龍德元年至三年（921—923年）在任的錢鎰是吳越國王錢鏐的弟弟；開運三年（946年）在任的錢弘俶，離任後當了31年的吳越國王。廣順二年（952年），他又將台州刺史吳延福從臨海調入杭州，入參相府事。同時以弟弟錢弘仰接任台州刺史，直到顯德五年（958年）。這種政治局勢，使得臨海的社會在唐末的戰亂後，很快地得到休養生息。
兩宋時期的臨海
五代後周顯德七年（960年），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謊報北漢和遼朝會師來攻，於是奉命帶兵北上，在開封東北四十五里的陳橋驛發動兵變，奪取了後周的政權，建立了宋朝，史稱“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北宋開始進行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當年首先出兵滅掉荊南（即南平）和湖南，接著又陸續滅掉後蜀、南漢和南唐。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在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下，吳越王錢弘俶遵照乃祖“善事中國，弗廢臣禮”的訓導，審時度勢，將所轄十三州、八十六縣、五十五萬零七戶、十一萬五千卒，“納土歸宋”，實現和平統一。
北宋完成統一五代十國分立割據的局面後，為了“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朝廷相繼採取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措施，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如削減州郡一級長官的權力，不許他們兼任一個州郡以上的職務。州郡的兵權、財權和司法權也都收歸朝廷。又規定州郡長官必須由文臣擔任，長官之外另設“通判”，使其互相牽制。後來，又把全國州郡分為十五路等，陸續在各路設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和安撫使等四司，統稱“監司”。路、州、縣的官員都由中央官兼攝，屬於臨時指派的性質，所謂“以京、朝官權知，三年一替”。此外，南方各州郡的城牆和護城河，絕大部分被毀填為平地，臨海作為台州的州郡，其城牆亦“所存唯繚牆”（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直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才得以全部恢復。
北宋一代，臨海大體上還是比較安定的。社會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主要得益於當時的政治局勢和中央政權的舉措。一是儘管地域離統治中心比較遠，但畢竟沒有遼、夏的威脅和戰火的紛擾，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二是由於北方的陸路對外貿易受阻，北宋政府不得不轉而發展東南海上貿易，開拓海外貿易以擴大財源。特別是王安石的變法，更是給臨海的發展帶來極大的機遇。王安石主張，為了改變國貧的局面，必須採取“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理財方針。一方面“摧制兼併”，把大商人、官僚、地主的部分剝削收入上交朝廷，另一方面扶植“農民”，減輕差役，興修農田水利，發展生產，預防農民起義的興起。並組織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陸續制訂了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稅、將兵、保甲、保馬等“新法”。各路設提舉常平官，督促州縣推行新法。
新法的推行，加強了政府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也增加了國庫的財政收入。在臨海，均輸法增加了財政官員的權力，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在市場方面的壟斷，也增加了地方的財政收入。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利潤的多少，每月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貸者的活動，官府也從中獲得大量利息。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要交納役錢，官府也增加了一項收入。方田均稅法使賦稅的負擔與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相符合，保證了官府的田賦收入。農田水利法獎勵開墾荒田，修築堤防圩岸，使許多貧瘠的土地變成了良田。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錢弘俶之孫錢暄出任臨海太守。錢暄主政台州期間，推行新法。當時人稱臨海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村民多即山為居。錢暄於是增治城堞，壘石為台，並作堤扞之。現臨海作為視窗景點之一的東湖，即為其所開，一則用以取土培城。二則可以導流分洪。錢暄的惠政，極大的推動了臨海社會的發展。 元祐元年（1086年），金部員外郎呂和卿因曾建言呂惠卿行手實法，在宋神宗死後，為蘇轍所劾，出知台州。呂和卿為變法派，雖然此時朝廷在司馬光主持下廢罷新法。但呂和卿在台州太守任上，還是不遺餘力的施行新法，此舉為臨海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北宋後期，特別是宋徽宗統治的二十五年間（1101—1125年），是為北宋政治的最黑暗時期。由於朝廷的極其腐朽，使社會生產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臨海所屬的兩浙路是北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封建王朝的財賦，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這裡，浙江幾乎占歲輸漕糧的三分之一。宋徽宗時，應奉局、花石綱之類，又對兩浙地區的廣大農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十多年間，人民備受荼毒，社會秩序動盪不定。宣和二年（1120年），江浙地區終於暴發了以方臘為首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方臘是睦州青溪縣（今浙江淳安）人，僱工出身。當時，青溪及其附近地區盛產竹木漆茶等經濟作物，造作局和應奉局每年從這裡勒索去成千上萬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數量也極為龐大。小生產者和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絕境，怨聲載道，特別是對應奉局頭子朱緬的胡作非為恨入骨髓。於是，方臘假託“得天符牒”，並以“誅朱緬”為名，發動民眾，宣告起義。遠近農民聞風回響，很快聚集起數萬人。
方臘自稱“聖公”，並改元永樂，置將帥為六等。在起義的頭三個月內，義軍所向披靡，陸續攻占睦（今浙江建德梅城）、歙（今安徽歙縣）、杭、婺（今浙江金華）、衢（今浙江衢州）、處（今浙江麗水）等六州五十多縣。各地農民紛紜回響，臨海所處的台州也有仙居人呂師囊屯糧聚眾，舉兵反抗，宣布以方臘“永樂”年號紀年。義軍聲勢浩大，號稱十萬餘眾，在攻占仙居縣城以後，三次攻打臨海。由於臨海為州府所在地，兵精糧足，且牆高河深，易守難攻。因此，三次的攻城之戰，一次也沒有成功。雖然臨海城沒有被義軍所破，但是戰爭帶來的直接後果卻是明顯的，那就是極大的阻滯了臨海社會的發展。宣和七年（1125年），金軍俘獲了遼天祚帝後，乘勝於十一月侵宋。在外患內憂的情況下，宋徽宗急忙傳位於太子趙桓（宋欽宗），企圖南逃避難。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欽宗起用主戰派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負責京城的防禦。時任右司諫的臨海人陳公輔力劾主和大臣太宰李邦彥，使其罷官。八月，金軍再次南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及大肆搜羅的玉璽、法物、禮器、渾天儀等北撒。北宋從此滅亡。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康王趙構即位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元年，是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由於無力抗擊金軍的繼續南侵，趙構被迫一路南逃。十二月在明州（今寧波）下海，泛舟于波濤之中。四年（1130年）正月初二日，晚泊台州灣口。初三日，登臨臨海的章安（今屬椒江）金鰲山，駐錫山上之小寺。初四日，台州知州晃公為和來台州公幹的朝廷戶部員外郎李承造聞訊自臨海前來接駕。此後，發運使宋輝、溫州知州盧知原、御史中丞趙鼎等紛紛來此護駕。初八日，將軍張俊引兵趨臨海，十四日趕到章安金鰲山行在。十八日，因金兵攻破定海，戰場形勢吃緊，趙構遂離開章安，飄海前往溫州。趙構在章安期間，曾游白楓山清修寺，並索筆為清修寺書“清修風景千年在，滄海煙嵐一笑開”楹聯。又於僧房中寫下了二首絕句，一首為：“古寺青山春更研，長松修竹翠含煙。汲茶擬欲增茶具，暫就僧房借榻眠”。另一首是：“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忙”。他呆了十七天的金鰲山小寺，始建年代不詳，原為祥符塔院，臨走之時賜額為“善濟院”。山上留有御座，西有如畫軒，可下瞰椒江，前對海門諸峰。後世每逢鼎革或多事之秋，多有到此拜謁御座、賦詩感慨者。今善濟院等早已荒廢，遺址則由椒江文物管理委員會樹碑進行保護。
紹興八年（1138年），趙構定都臨安，南宋王朝正式開始。此後將近一百五十年時間，臨安一直是南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台州成為輔郡。南宋時，由於北方淪陷，大量的包括皇族在內的望族大姓南遷臨海，臨海成為了吳越錢氏主流的聚居地。其著名人物，如錢忱、錢愐、錢端禮、錢象祖等皆居於此。錢忱（1083—1151年），字伯誠，宋會稽郡王錢景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長子，錢暄之孫，召見賜名。初除莊宅副使，歷仁哲徽欽宗四朝秦延芑諸州團練防禦使、寧武瀘州二軍觀察留後承宣節度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少師、榮國公，累贈太師、漢國豫國公。紹興元年（1131年）徙居臨海，七年（1137年）賜第府治東北白雲山下。錢忱之弟錢愐，字子平，宋會稽郡王錢景臻第三子。生於汴京賜第，初授承宣使。奉使金國，回遷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封秦國公。贈太師，鹹寧郡王。靖康元年（1126年）奉母大長公主，隨待高宗，扈從車駕南渡。高宗賜公主第於臨海，名一行宅。偕兄忱，弟愷定居臨海。 錢忱之弟錢愷，字樂道，宋會稽郡王錢景臻第四子。南宋紹興中(1131—1162年)與兄等同住臨海，守“金書鐵卷”。以蔭入仕，初官防禦使，遷承宣使。封吳興郡公，贈少師開國公。
錢忱之子錢端仁，字迪道，居臨海。官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知郢州，提舉南京鴻慶宮兼提舉其祖母秦魯國大長公主所居之臨海“一行宅”事。贈正議大夫、文華閣侍制，累贈光祿大夫。錢忱之子錢端禮(1109—1177年)，字處和，後以蔭入仕，紹興三年（1133年），添差通判台州，累遷知臨安府。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隆興二年（1164年）賜同進士出身，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女為皇長子鄧王夫人，鄧王立為太子，乾道元年（1165年）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錢端禮之子錢簹，字淇父，官奉議郎、兩浙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贈光祿大夫，累贈太師、鄭國公。錢簹之子錢象祖（1145—1211年），字伯同，號止安。以祖端禮恩澤補官，歷太府寺主簿丞、刑部郎官、知處嚴撫諸州、江東運判侍右郎官、樞密院檢詳、左司郎中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吏部侍郎、工部尚書改兵部華文閣學士、知建康府、再除兵部尚書。嘉泰四年（1204年）四月，自吏部尚書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1205年），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二年（1206年）三月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學士。俄奪官貶知信州，已而起復知紹興府，以知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三年（1207年）四月，復除參知政事。十一月，兼樞密院事。十二月，授正奉大夫兼國用使，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嘉定元年（1208年）四月，兼太子少傅。十月，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太子賓客。終少保成國公，卒贈少師。追封魏國公。
南宋臨海與錢氏並盛的還有地方勢力謝氏，著者如謝廓然、謝深甫、謝道清和謝堂等。謝廓然，字開之，以其父謝升俊餘蔭補官。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賜進士出身，七年（1180年）五月由刑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八年（1181年）八月自權參知政事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復兼權參知政事，九年（1182年）因病致仕。謝深甫，字子肅，號東江。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進士，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四月，自御史中丞兼侍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1196年）正月除參知政事，三年（1197年）正月兼知樞密院事，四年（1198年）八月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六年（1200年）閏二月除右丞相，嘉泰三年（1203年）正月以病重致仕。後以孫女謝道清為理宗皇后，追封信王，改封衛王、魯王，謚惠正。謝道清，十七歲入宮為通義郡夫人，十九歲冊立為皇后，度宗立尊為太后，恭宗立，又尊為太皇太后。恭宗繼位時只有五歲，謝道清乃經“大臣屢請”，垂簾聽政，實際上掌握了朝廷的最高統治權。
謝堂，字升道，號恕齋。為謝深甫的曾孫，謝道清內侄。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由籍田令添差通判平江，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十二月賜進士出身，除同知樞密院事，次年正月除知樞密院，銜命與元軍議和，被脅迫北遷，後死於北方。謝氏一門四代鼎盛，封贈為王的有：謝景之，魯王；謝深甫，魯王；謝渠伯，魏王；謝奕昌，贈太師、追封魏王；謝奕禮，贈少師，追封潤王。目前，臨海還保有謝氏的一些遺蹤。城內“洗菜橋”巷，傳為謝道清入宮前經常洗菜的地方，大洋街道狗山一帶原是謝深甫丞相府上台坊的範圍，謝里（魯）王村名沿用至今。
除錢、謝兩族之外，臨海官至宰輔的還有陳騤。陳騤，字叔進，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參加禮部試，獲得第一。紹熙三年（1192年）六月，從禮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1193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1194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八月寧宗繼位，又兼參知政事，十二月罷任。又南宋一朝客籍宰輔告老定居臨海的共有七位，他們分別是：呂頤浩，祖籍山東樂陵。高宗時官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職五年。呂頤浩先後二次罷相，第一次罷相時“徙家臨海”，復職後力傾秦檜“專主和議、植黨專權”，使秦檜罷相長達七年；第二次罷相後，取唐杜甫“窮老真無事，江山且定居”之意，選擇臨海巾子山東麓築“退老堂”以居。他還曾在“溪徑迂迴，林巒秀艷”的景福寺消夏時，建石亭於寺旁。後人遂以命名，亭所處之山為“呂亭山”，亭邊之村為“呂亭山村”。即今括蒼鎮上坪村。
范宗尹，祖籍湖北襄樊。高宗時官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職二年。翟汝文，祖籍江蘇丹陽。高宗時任翰林院學士兼侍讀，升參知政事，因與秦檜不合，在職僅二個月。紹興二年（1132年）攜子定居臨海，初寓巾子山景德寺（今茅庵），曾為建觀音殿。陳與義，祖籍河南洛陽。高宗時參知政事，在職一年半。賀允中，祖籍河南汝陽。高宗、孝宗時參知政事，在職二年。其為官“清介剛直，凡所諫議，皆中機宜”。早在紹興中（1131—1162年）就徙家臨海，退休後定居東湖後湖的北側，以唐詩人賀知章自況，並借之“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詩意，命名東湖後湖為小鑑湖，同時於湖畔構建占春堂、枕流亭、漱石亭等。王之望，祖籍湖北襄陽穀城。孝宗時參知政事，在職三個月。王子望子孫興旺，子王鏞為房州知州，王銖荊門軍知州，王銘太府卿，王鈆總管四川糧餉，王欽贈朝散郎；孫王涔戶部郎中、婺州知州，王洤迪功郎、衡州知州。曾孫娶賀允中曾孫女為妻。王氏幾代墓葬均在今尤溪鎮白岩村，王之望墓數年前曾被發現，可惜已經盜掘，僅乘墓誌。陳棟，祖籍四川眉州青城。理宗、度宗時參知政事，在職二年。還有臨海城內趙巷一帶，就是當時皇族南遷的聚居地。可見，臨海的錢、謝兩族和寓居南遷臨海的名臣顯足、趙氏宗族等，已成為南宋王朝的重要支柱。臨海的社會地位有了質的飛躍，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因此有了長足的進步。
德祐二年（1276年）一月，元軍主將伯顏進占臨安城外，對南宋迫降。太皇太后謝道清誓不出走避難，一方面囑託陸秀夫帶走恭帝之兄趙昰和之弟趙昺，前往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廣南東路一帶繼續抗元，圖謀復國。另一方面提升文天祥為右丞相，出城與伯顏談判，談判不成，文天祥亦被扣留。為了保全臨安城的百姓，謝道清下定了“只要生靈不受塗炭，向元稱臣亦不計較了”的決心，遂派左丞相仙居人吳堅赴大都（今北京）遞送降表。二月，元軍進駐臨安城，恭帝和眾大臣都被帶往大都。八月，謝道清也被元人從臨安遷往大都，並降封為壽春郡夫人。至此，臨海人謝道清終沒能挽回殘局，勉強演出一百五十年的南宋的正式落幕。七年後，謝道清病故，歸葬於臨海西郊，長伴其父謝渠伯陵室之側。
元明清時期的臨海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隨著太皇太后臨海人謝道清的一聲令下，南宋正式滅亡。在臨海，曾任兵部侍郎但已致仕寓居臨海的仙居人陳仁玉，明知朝廷已經降元，且台州知州楊必大也已奉表獻城的情況下。仍與台州權知州王珏、台州府學教授邵凼等招募義軍築城，並死守臨海城。面對洶洶而至的蒙古鐵騎，勢單力薄的義軍儘管拼盡了全力，最後還是以臨海被攻破而告終。城破以後，王珏、邵凼死難，而陳仁玉則趁亂退隱於黃巖縣石塘山（今屬溫嶺）海中，囑咐子孫“永不仕元”。此前，臨海花橋（今屬三門縣）人張和孫，傾家聚兵，追隨自元營脫險的南宋丞相文天祥，結果也不幸被捕死難。其後，在元軍進軍台州各縣的過程中。又有黃巖縣人牟大昌與侄牟天與，率鄉人數百扼守臨海黃土嶺奮勇進行抵抗，直至全部陣亡。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懷都率領軍隊，與還在繼續活動的台州和慶元（今寧波）義軍激戰於黃奢嶺（今臨海白水洋鎮境內），並“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幸遇接任浙東宣慰使的漢人陳祐的搭救“……悉奪還之”（《元史》卷一六八），才避免了許多家庭妻離子散的悲劇發生。
元朝建立統一的封建大帝國後，結束了自唐末藩鎮割據以來國內的南北對峙，以及五六個民族政權長期並存的分裂和戰亂局面，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全國共設定了十個“行中書省”，即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而山東、山西、河北、內蒙等則稱為“腹里”，由中書省直轄。其中江浙省，轄今江蘇、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浙江、福建，共三十路。屬於今浙江省的有十一路，臨海所屬的台州即為其中一路。據《元史》卷62《地理志五》所載，台州路總管府領錄事司，臨海、仙居、寧海、天台四縣和黃岩（元元貞元年（1295年）升為州），轄196415戶，1003833人。臨海全縣有六十八都，一百三十四圖。
元朝對臨海以及整個台州的統治，突出的表現在民族歧視和實行的殘酷壓迫上。首先是民族歧視，元統治者根據所屬民族和被征服先後，把國內居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所謂南人，是指南宋滅亡後南方的漢族和其他民族。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有不同的規定。在法律上，規定蒙古、色目、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只能申訴，不能還手。蒙古人酒醉打死人不獲罪，僅拿出埋葬費即可事。漢人、南人不準集體打獵，不準習學武術，不準演戲唱曲，不準舉行宗教活動，更不準持有武器。由於臨海是南宋末代太皇太后謝道清的故鄉，百姓除了必須執行以上的所有規定上外，甚至連農用的鐵叉都不能擁有。更有甚者，相傳當時每十戶人家才準共用一把菜刀，而且還必須要用鐵鏈鎖在屋柱上。在官吏的配置上，以蒙古人任正職，漢人、南人充當副職。如設在臨海的台州路總管府，先後23任達魯花赤全為蒙古人或者色目人，而漢人和南人只能擔任總管、同知。總管、同知互相牽制，都要服從達魯花赤的指揮。在科舉上，分進士為左右榜。蒙古人以右為上，左榜的漢人、南人低一級。蒙古人由科舉出身者，一經委任就是從六品官，而其他的人則遞降一級。孔齊《靜齋至正直記》謂，在這種社會等級中，“色目與北人以右族貴人自居，視南人如奴隸”。
其次是殘酷的壓迫，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武裝鎮壓，元統治者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在江浙省常駐軍211所，台州則置一萬戶府，專事鎮壓人民。當時法律也規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夜》）。每夜禁鍾以後，不準市井點燈買賣，也不準點讀書和工作，甚至連民間集市買賣也被禁止。二是官吏貪暴，專事搜刮。三是土地兼併和掠奪，除官僚地主、一般地主進行侵奪、廣占農地外。進駐各地的軍隊也掠奪大量民田屯墾，如江浙等處所轄屯田，就有五百頃之多。四是苛捐雜稅，就全國總租賦來說，江浙的份額占十分之七。據《庚申外史》所記：“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糧入京師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金入凡三百錠，銀入凡一千餘錠，鈔本入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棉入凡七萬餘斤，布帛入凡四十八萬餘匹，而江浙常居其半”。每年的夏稅鈔外，尚有金課、銀課、銅課、鐵課、鉛課、錫課、礬課、硝鹼課、竹木課等歲課，還有酒課、醋課、曲課、魚課、池塘課等額外課。如至元十四年（1277年），江浙行省榷民商酒稅。浙東道宣慰使陳祐以“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元史》卷一六八）不報。雖然至今還未發現臨海賦稅方面的文字記載，但從江浙省的賦稅情況來看，臨海的賦稅負擔肯定是不會少的。五是差役繁重，元朝雖有徭役負擔的規定，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而是差役不均，人民負擔很重。如監察御史王龍澤在上御史台的呈文中所說：“江南百姓見令各處官府，差撥夫役，有妨農業，廢棄生理，飢餓貧困，死於道途，實可憫念。……但遇差夫，不問數目多少，便行一例差撥。其被差人數，或出錢三百五百，以至一貫以上，與坊正、里正人等寬免。每日又於市井輳集去處，拖扯買賣及入市農人，拘留一處，逐鏇差撥，……雖無差撥，亦三四日不會還家，索要鈔物才放免，以此人民失業，田地荒蕪”（《元典章》卷一二《夫役•主簿論差搬運人夫》）。
伴隨著元統治者殘酷的統治和剝削，災荒也接踵而至。據《元史》記載，自元成宗元貞至順帝至正期間，發生在臨海及臨海所屬台州路的天災有：元貞二年（1296年）七月，台州飢。大德四年（1300年）三月，……台州臨海縣風雹。大德七年（1303年），台州風水大作，寧海、臨海二縣死者五百五十人。至大元年（1308年），台州飢，死者甚眾。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台州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雖然朝廷於至順元年（1330年），以鈔一十四萬七千餘錠、鹽引五千道、糧三十萬石，賑……台州（臨海）等饑民。但隨之，元統二年（1334年），……浙東台州，……飢。至正元年（1341年）四月辛卯，台州火。至正九年（1349年）六月，台州地震。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二月，台州大雨震電。至正十四年（1354年）春，浙東台州，……等郡皆大飢，人相食。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二月，台州大雷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十二月丁巳，台州地震。天災人禍帶來的結果是，惡性通貨膨脹，引起物價飛漲，社會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同時，政治上的腐朽，也導致了元朝的統治已面臨崩潰的邊緣。
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年），方國珍等人在黃岩發動農民起義，從此揭開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方國珍，原名珍，字國珍，以字行。台州黃岩人，“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明史》卷一二三《方國珍列傳》）。關於方國珍反元的原因，《元史•泰不華傳》是這樣說的：“台州黃岩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仇逼，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於實”。方國珍起義後，屢戰屢勝。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國珍率舟千艘，“借糧”於松門（今浙江溫嶺松門）。十二月，攻占溫州及沿海諸縣。至正十二年（1352年），敗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于澄江王林洋，泰不華及隨同的臨海縣尉李輔德、千戶赤盡等人全部戰死。至正十三年（1353年），方國珍擁兵10萬眾，有戰船1300艘。至正十四年（1354年），進軍台州路，攻克臨海城。此後，又相繼攻下慈谿、昌國、餘姚諸州縣，占據浙東廣大土地，形成了獨立的局面。當時元朝的“海漕之利，惟浙中之栗獨多”（清•雍正《浙江通志》卷八0《漕運》）。方國珍占據浙東，阻絕了元朝北運的糧道，不但在經濟上給予元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嚴重影響到元在江南的統治。但方國珍態度動搖，屢次降元，元惠宗曾授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海道運糧萬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等職。後又以其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今寧波）。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才在朱元璋大軍的逼迫下，率眾投降。
方國珍在攻陷臨海城後，一面整修城池，一面派人在城隍山建造天壇。同時，又命楊氏官總管者在巾山改建江村精舍為祖廟。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建國稱王。皇甫錄在《皇明紀略》中曾引解縉恭維明太祖的話，說朱元璋削平了四個偽國：“（陳）友諒為偽漢，張九四（士誠）為偽吳，明嬰為偽夏，方國珍為偽宋”，這說明了方國珍所建的國號為“宋”。另據專家考證，方國珍在臨海建國稱王一事是可以肯定的。他定國號為“宋”，是以繼趙宋之統自居，並以復宋為號召。此外，臨海還長期流傳著城關為方國珍京城的口碑和實際殘存的建築遺蹟。京城之說是因為方國珍在這裡建起了金殿和午門等。古老相傳，金殿建於城隍山，午門則建於今古城文化路與北山路交叉口。金殿已無遺蹟可尋，但也有人認為即原城隍廟改建，方國珍降元後又改回城隍廟。午門在二十世紀50年代尚存，人稱“紅牌門”，因為它的樑柱全系紅色花崗岩建造。當時所見到的“紅牌門”為四柱沖天式，上部已毀，下面尚存四柱二枋，較高的一柱上端可見榫孔，孔內殘留經火燒變焦的木質榫頭。從其殘存的形狀看，與臨海常見的普通石碑坊差不多，只是相比之下較為樸素。天壇近年已修葺一新，修復前雖已不見舊日規模，但上圓下方的基址還是比較清晰的。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部將朱亮祖攻克台州。隨著方國珍的歸順朱元璋，元王朝以及方國珍經營十餘年的“宋”國在臨海的統治宣告結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今南京）正式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定國號為明，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封建王朝又開始了。
明朝初年，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承襲元朝。中央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總掌全國大政；地方設行中書省，置平章政事和左右丞相，總管一省軍、政、司法。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廢行中書省，在全國陸續設定了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名，主管一省民政和財政；另設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管刑法和軍隊。三者合稱“三司”，互不統屬。以布政使司統府、州，以府、州統縣，州不能自成一級。據《明史•地理志》：浙江自洪武九年（1376年）開始，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一、屬州一、縣七十五。臨海所屬的台州府，領縣六：臨海、黃岩、天台、仙居、寧海、太平。其中太平，“成化五年（1469年）十二月以黃巖縣之太平鄉置，析樂清地益之”（《明史》卷四四）。
洪武元年（1368年），為了減少方國珍的影響，保持臨海政局的穩定。浙江提刑按察僉事熊鼎，將方國珍在臨海所署的台州官吏200人遠遷江淮間。同時，朝廷又將隨方國珍歸順的24000餘人“盡徙濠州”。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劫掠臨海等地的濱海居民。事實上，當時的倭寇還包括了少數不願跟著方國珍投降的部屬，他們“……多竄島嶼間，勾倭為寇”（《明史》卷九一）。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朝廷“命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衛為軍”（《明史》卷九一）。此舉雖然解決了方國珍的舊部問題，而且也緩解了地方的經濟壓力，但沿海的治安狀況還是沒有得到改善。洪武二十年（1387年），由於倭亂日漸嚴重，信國公湯和奉命巡視浙東西諸郡。為了整飭海防以御倭寇，湯和遂採納方國珍侄子方明謙的建議，在沿海險要地帶築城，增設衛所。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丁為戌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分戌諸衛。臨海的海門，當時就設定了海門衛，並拆除黃巖縣城牆，用黃巖縣城牆的石料建起了海門衛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海門衛之北置前千戶所，筑前千戶所城。二十九年（1396年），在臨海濱海的下舊城置桃渚千戶所，築桃渚千戶所城。同時，在桃渚千戶所下，設有蛟湖巡檢司和連盤巡檢司。永樂十五年（1417年），倭寇進犯臨海的沿海地區，寧波衛指揮萬文率軍在桃渚成功的擊退了來敵。永樂二十年（1422年），倭寇再次騷擾臨海的沿海地區，並侵襲桃渚。正統四年（1439年）五月，“倭船四十艘連破臨海桃渚、寧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明史》卷三二二）。桃渚城“積骸如陵”，倭寇“束嬰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明•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附錄《國朝典匯》）。嘉靖十九年（1540年），由於倭寇頻繁的侵擾，朝廷開始在臨海承恩鄉的城門莊和關頭莊設寨布防。二十三年（1544年），原駐杭州的巡視海道副使亦移駐臨海，以加強臨海和整個台州的抗倭軍事指揮。二十六年（1547年），“倭船百艘久泊寧、台二府”，造成臨海海門港一帶走私活動非常猖厥。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遣都指揮盧鏜從臨海海門港出兵直搗在舟山的主要走私貿易基地雙嶼港，驅逐了參與走私活動的葡萄牙商人、倭寇以及中國奸商。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騷擾臨海，台州府知事武暐於釣魚嶺（今臨海沿江鎮馬頭山西面小嶺）迎敵時遇伏戰死。隨後，倭寇在進攻臨海縣城過程中，為台州知府宋治和仙居縣令馬濂合兵所敗。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又於臨海的海門登岸，並進逼臨海縣城。三十四年（1555年），譚綸自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譚綸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進士，其懂軍事，通曉用兵之道。到任台州知府後，大力修城浚濠，積極訓練兵卒，以抗擊倭寇的來犯。同年秋，名將戚繼光也由山東都指揮僉事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及所轄各縣。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再犯臨海，百戶郎官追擊至兩頭門（今匯溪鎮兩頭門村）時戰死。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劫掠桃渚、海門等地，復圍臨海縣城，遭浙江僉事李三畏和台州知府譚綸合擊。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臨海的柵浦（今屬椒江）建立據點，作為進犯台州各縣的跳板。為徹底消滅台州及浙江沿海的倭患，戚繼光主張訓練新軍，以浙人守衛浙土。三十八年（1559年），戚繼光在金華、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工組建“戚家軍”。“戚家軍”經過嚴格訓練，紀律嚴明，英勇善戰，成為了抗倭鬥爭中的勁旅。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大舉入侵臨海桃渚，台州全境危急。四月，戚繼光率“戚家軍”南下台州，首戰桃渚告捷，再戰海門等地大勝。三十九年（1560年），戚繼光改任台、金、嚴參將，統率7000餘名將士，駐軍臨海的海門衛。四十年（1561年）四月，一、二萬倭寇駕駛數百艘戰船分路入侵台州，戚繼光率軍在臨海的桃渚和小雄、里浦等地大敗倭寇，又迅速回兵臨海，在離台州府城（臨海城）二里的花街，與倭寇展開激戰，全殲來敵於靈江。五月，倭寇3000餘人改出臨海的大石往攻仙居縣，戚繼光領精兵1500人設伏於臨海西鄉的上風嶺（今白水洋鎮上風），在當地居民的全力協助下，最後盡殲這股倭寇。“戚家軍”勝利凱鏇之際，臨海百姓熱烈歡慶，出迎隊伍長達二十餘里。戚繼光是一位民族英雄，浙江東南沿海社會經濟得到發展，是與他的抗倭功績分不開的。今臨海桃渚鎮的桃渚城、白水洋鎮白水洋村和博物館碑林尚分別存有大敗倭寇與紀念表功的“新建敵台碑記”、“戰倭紀功碑”、“大參戎南塘戚公表功記”等。
在我國東南沿海倭患平定後不久，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也順利的完成了日本統一。為轉移國內矛盾，又悍然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突發十六萬大軍，以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為先鋒，進犯朝鮮。在釜山登入後，當地軍民皆望風而逃。倭軍迅速北上，占領王京、平壤、安邊等大片土地。王子李琿及陪臣被俘，國王李昖逃至義州。隨後，倭軍沿途屯兵，調集糧草。其真正的矛頭所向，實為犯遼東而直下北京。李昖脫險後，連續遣使向明朝廷告急，要求出兵支援。明朝政府遂於同年八月派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十二月，宋應昌和東征提督李如松等，率兵四萬渡過鴨綠江，大舉援朝征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馳援明軍絡繹參戰，朝鮮李舜臣水師又切斷了倭軍的補給線，終大敗倭軍。迫使其先失平壤，繼棄王京，從根本上扭轉了戰局。接著相繼收復了開城和漢城，而後進行的幸州守城戰中，也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在中朝兩國軍隊的強勁壓力下，倭軍不得不同意議和，並締結了停戰協定。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豐臣秀吉以十四萬軍隊再次出征朝鮮。明政府也再派兵部尚書邢玠率軍入朝，與倭軍重開戰端。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冬，中朝兩國軍隊緊密配合，在朝鮮南海海面上與日本軍隊展開了激烈的決戰，適逢豐臣秀吉猝死，使日軍幾乎全部被殲。此次戰役是中國援朝抗倭重要的一戰，不但取得了最後勝利，而且保證了朝鮮繼續獲得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達三百年之久。
援朝抗倭一役，自萬曆二十年（1592年）前後綿延七年，“喪師數十萬，縻餉數百萬”（《明史》卷320），明政府朝野上下由此談“倭“色變。儘管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以慘重的失敗而告終，但明政府的國力也由此而大受影響。就援朝抗倭戰爭的最後勝因而言，有關記載往往都歸結於日酋豐臣秀吉的適時死亡。但事實上，影響援朝抗倭戰役最後結局的因素是戰場上的勝利。而臨海人王士琦就是導致戰爭勝利的關鍵人物，是他改變了戰爭的進程，是他改寫了可能因戰爭而改變的歷史。
王士琦（1551—1618年），字圭叔，號豐輿，浙江臨海城關人。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第二次援朝抗倭戰爭暴發。王士琦就是此時由邢玠奏調，以四川按察副使遷任山東右參政，並以監劉綎軍的身份，隨之到達朝鮮的。到達後又兼監陳璘水師。當時的倭軍占據了中西東三路，東路加藤清正所部，守蔚山；中路石曼子所部，據泗州；西路小西行長所部，在於順天。中國的增援部隊到達朝鮮後，邢玠根據戰場以及倭軍的態勢，對明軍重新作了部署。以麻貴軍對付東路，董一元軍對付中路，劉綎軍對付西路，另以陳璘、鄧子龍將水軍於海上制敵。九月開始分路進軍，初次接觸之下，各路均小勝。但接著連遭敗跡，尤以中路董一元軍為最，全軍潰散，影響了另外二路紛紛撤兵。此時王士琦正駐節南原，下定了力戰的決心。以“強敵在前，有進死，無退生”，督促部隊前進。在王士琦的堅定態度下，劉綎揮師前進至栗林，攻圍十餘日。同時，王士琦又命陳璘水師協同作戰。隨後，劉綎攻克了栗林和曳橋，“斬首數百級”。陳璘也於海上擊敗了前來救援的平義智與石曼子，毀船數百艘，並殺死了石曼子。劉陳兩軍因王士琦的指揮，沉重的打擊了倭軍，迅速扭轉了明軍洶洶奔潰的敗勢。王士琦又以先前投降倭軍平義智的朝鮮陪臣鄭六同為內應，焚毀倭軍的火藥庫，而大敗之。又在參將季金的再次打擊下，倭軍幾盡，首領小西行長僅以身免。這樣，隨著王士琦指揮下，劉綎、陳璘兩軍的力戰勝利，加之豐臣秀吉之死造成的倭軍第二層將領之間的內應力失調，矛盾滋起。倭軍不得不面對現實，撤退了尚未被消滅的部份力量，戰爭由此結束。
援朝抗倭戰爭結束以後，明朝廷敘功，承認陳璘、劉綎戰功最著。王士琦亦由山東右參政，晉升河南左布政使。
有明一代，臨海自然災害頻繁，僅史料記載的就有：正統六年（1441年）八月，台州（臨海）、松門、海門海潮泛溢，壞城郭、官亭、民舍、軍器。正統九年（1444年）閏七月，……台州俱大水。冬，紹興、寧波、台州（臨海）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六月，臨海縣災，延燒千七百餘家。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己亥，臨海縣治火，延燒數千家。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癸未夜，台州火隕三，大如盤，觸草木皆焦。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台州颶風，海潮大漲，挾天台山諸水入城（臨海），三日溺死三萬餘人，沒田十五萬畝，壞廬舍五萬區。
天災未去，人禍又來。隨著連年的災荒和長期倭亂，軍士衣食無著，加上軍官欺凌、奴役，兵變也不斷發生。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六月，駐防臨海海門衛的明軍水陸各營因缺餉發動譁變。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海門衛士兵又因缺餉譁變，他們不但焚燒了把總衙署，進而攻入臨海城，搶劫大戶，掃掠街巷，並開監放囚。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海門衛士兵再次譁變，燒毀位於海門的備倭公署。閏十一月，譁變兵士李芬、張華、王珙等又聚眾“七千人”，圍攻臨海城，為台州知府傅梅所敗。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海門衛明軍因失餉激變，在劫掠了黃巖縣城後，擁至臨海城，“執辱兵道魏大復，推官潘應婁遁，經知府戴立大勸諭始解”（民國《臨海縣誌》）。這幾起明軍士兵鬧事的原因，究其緣由就是缺餉少糧。但從更深一層來說，卻是削弱了明王朝的軍事力量，預示著明朝政府的大廈已經搖搖欲墜。
弘光元年（1645年），明朝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南明魯王朱以海尋徙居臨海。同年六月，清軍攻入杭州，並遣使至台州招降，為臨海知縣吳廷猷等所殺。閏六月，曾任明職方郎中的臨海人陳函輝在臨海起兵，會同前明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及孫嘉績、熊汝霖、張煌言等擁立魯王監國。魯王移駐紹興後，授陳函輝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後又召為禮部右侍郎，進尚書，兼理兵部事。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渡過錢塘江，魯王回到臨海。六月八日，清軍攻破臨海城。據城死守的南明太僕寺少卿沈屣祥、御史翁明英、都督僉事張廷綬、指揮史李唐禧等戰死，禮部尚書陳函輝則自縊於雲峰證道寺。而魯王有幸脫險自臨海轉道海門，前往舟山。至此，明王朝在臨海二百七十九年的統治正式宣告結束。
清朝取得全國的統治權以後，其中央政權機構多仿明制，但又有自己的特點。為了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在中央政權中建立了內閣，又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各項政務。議政王大臣會議和軍機處，是清朝特設的權力機構。特別是軍機處的設立，進一步加強了君主專制制度。清代的地方行政機構分為省、道、府、縣四級。全國共有二百一十五府，一千三百五十八縣。浙江布政使之下，分四道，十一府，一直隸廳，一州，一廳，七十六縣。臨海屬於台州府、寧紹台道。
清初，由於政權尚未穩固，為了維護和加強其統治，在許多地方駐紮了軍隊，以防止人民的反抗。臨海曾是浙東抗清鬥爭的政治中心，因此民族壓迫與反壓迫的鬥爭空前激烈。順治五年（1648年），為反對朝廷的“薙髮令”，臨海八疊人謝以亮、大石人金白翠等集眾抗清，他們以白巾裹頭，號白頭軍，與台州境內其他抗清的白頭軍一樣結寨自守，並遙相呼應。臨海桐嶼山上蘭田東京村至今尚存“白頭城”一座，可容千人駐紮。同年，朝廷在台州設“……水師三營，營設將領八，共兵各三千”（《清史稿》卷一三一）。另“海門鎮總兵統轄鎮標三營，兼轄台州協、海門城守等營”（《清史稿》卷一三一）。目的是加強沿海一帶的治安穩定。儘管白頭軍與朝廷的抗爭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但也有一部分白頭軍下海加入了張煌言的抗清隊伍。順治八年（1651年），退到海上的抗清義軍頻繁的活動於東南沿海，朝廷“令寧波、溫州、台州三府沿海居民內徙，以絕海盜之蹤”（《清史稿》卷一三八）。十二年（1655年），“海賊掠溫州、台州、寧波，復聯結賊眾數萬犯舟山”（周琦《台州文化概論》引）。這裡所說的“海賊”，實際上就是海上義軍和鄭成功的軍隊。當時，南明將領鄭成功派軍隊自福建北上，戰船游弋台州等地外海，如火如荼的抗清活動開始擴展到台州各地。對於鄭成功軍隊和海上義軍的活動，清政府為此厲行海禁，嚴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者不論官民一律處斬，貨物沒收。地方保甲不先告發的一律處死，當地文武官員一律革職，從重治罪。同年八月，鄭成功部將陳六御與張煌言部將張名振攻取舟山後，積極聯絡台州守將馬信。十三年（1656年）正月十三日，台州協副將馬信反清，殺臨海縣丞劉希聖，活捉兵道傅夢籲、台州知府劉應科、通判李永盛、臨海知縣徐珏，並率領所屬部隊下海，“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清史稿》卷二二四）。同年，臨海王廷棟反清，其不但攻占了黃岩寧溪，而且結寨於仙居景星岩，並屢敗清軍。十四年（1657年），清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東南沿海一帶的安全防衛，以應對鄭成功和張煌言等部的進攻，於臨海設寧台總鎮。同年八月，鄭成功以馬信為前導，親率部隊在臨海的三江口登入，隨後攻入臨海城。
清紹台道蔡瓊枝叛降、台州知府劉維藩、臨海知縣黎岳詹等被擄，中軍鄭之文被殺。九月，留守臨海的鄭部總制張英，棄城而復入海，占據仙居景星岩的王廷棟也隨之而去。十五年（1658年），清政府改寧台總鎮為水師提督，尋改總兵。設黃岩鎮標三營，水師二千七百七十五人，戰哨船二十五艘。並在臨海的海門駐游擊等官。同年九月，鄭成功再次派兵在臨海的海門登入，並由柵浦經黃岩向臨海城進發。清軍寧台總兵張傑設防於臨海拗嶺，臨海縣城為之閉守五十餘日。而泊於三江口的鄭成功水軍，則因遭颶風襲擊，船多沉沒，遂撤退入海。及後，張傑於鄭成功水軍沉船處，撈獲巨炮一門。此炮系荷蘭所造，為清軍所得後，轉置於臨海城東南轉角樓，封“大將軍”。“大將軍”現尚存，陳列於台州府城牆之敵台上。十月，鄭成功部將劉進忠叛逃至海門降清，而鄭部另一將領周全斌則追圍劉進忠於海門，最後攻占海門，海門營水師游擊李宏德等戰死。十六年（1659年），鄭成功與張煌言在臨海會師，率領八十三營十七萬水陸大軍，直指南京。八月，聯軍兵敗，鄭成功復入海，張煌言輾轉重返台州。十七年（1660年），張煌言駐軍臨海桃渚，不久敗退寧海臨門。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以台州沿海居民協助和接濟鄭成功、張煌言等進行抗清鬥爭，派遣戶部尚書蘇納海至台州，撤臨海、黃岩、太平、寧海等四縣沿海30里內的居民入內地，設樁作遣界，拆民房建木城，空其地絕後援，並駐兵防守。同時規定，如有越界者，格殺勿論，懸屍木樁示眾。所有沿海船隻全部燒毀，“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致使沿海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清政府的“遷海”政策，給張煌言和鄭成功的抗清鬥爭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張煌言因此無所得餉，開屯南田以自給。鄭成功則收復台灣，以為抗清根本。康熙三年（1664年），隨著張煌言的死難和鄭成功的離去，發生在臨海及台州等東南沿海一帶的轟轟烈烈的抗清鬥爭漸趨於平靜。
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的海禁政策略有鬆懈，於是臨海沿海一帶拆毀木城，展界十里。十三年（1674年），安定了十餘年的臨海又遇戰火。這次戰爭已由原來的抗清，轉變成清廷內部的紛爭。主角也從鄭成功、張煌言變為清靖南王耿精忠。五月，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反叛，浙江提督塞白理率兵援溫，部隊經過台州時，大掠臨海城。九月，耿精忠部都督曾養性與清降將祖弘勛領兵10萬自溫州北上，攻占了臨海的海門等地。轉而紮營於靈江南岸的章家溪、兩水、龍潭岙等地，圍攻臨海城。十月，敗清軍於長天洋。在與清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傅喇塔指揮的軍隊相持至次年八月，曾養性才退走溫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朝廷平定台灣以後，臨海得以解除海禁，沿海一帶全部展復遣界。
自順治三年（1646年）以來，由於前後延續四十年左右的戰亂，臨海的社會生產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特別是清政府的“遷海令”，強迫臨海沿海一帶居民內遷五十里。在先後三次的大遷移中，毀城郭，焚廬舍，“盡夷其地，空其人”。同時，自然災害也紛至沓來。順治三年（1646年），台州（臨海）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順治七年（1650年）六月，……台州……大水。順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台州、臨海大水。康熙六年（1667年），台州臨海大雨，山崩。康熙八年（1669年）七月，臨海旱。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月，台州、臨海大水。康熙二十年（1681年），台州（臨海）霪雨，麥無收。七月，台州（臨海）……大水。康熙三十年（1691年），台州（臨海）旱。八月，台州（臨海）大水，平地高丈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七月，台州（臨海）大風拔木。康熙四十九（1710年）年，台州（臨海）……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夏，台州（臨海）……旱，至十月不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六月，台州（臨海）……旱。儘管朝廷曾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免……台州（臨海）災賦。順治十六年（1659年），又免台州（臨海）四年至十年被寇稅賦。但戰亂和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經濟的殘破，卻是不爭的事實。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臨海沿海一帶相對好轉的社會狀況又趨惡化，海寇赴台州（臨海）沿海進行剽掠。浙江巡撫覺羅吉慶遂於島岙編保甲，禁米出洋，嚴緝代賣盜贓。併兼署提督，捕獲海盜陳言等，及臨海邪匪李鶴皋。嘉慶五年（1800年）夏，海寇安南“夷艇”和廣東水澳、鳳尾等幫盜船百餘艘及六、七千人，屯兵松門山下，並進逼台州府治臨海。浙江巡撫阮元命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與黃岩鎮駐軍會師臨海海門。時值颶風大作，盜船大多覆溺，眾海寇棄船登入，為清軍所阻，活捉八百餘人。安南四總兵三人淹死，另一總兵進祿侯倫貴利，為黃岩知縣孫鳳鳴俘獲。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臨海民糾眾毆差，致釀大獄”（《清史稿》卷三五七）。浙江巡撫楊頀坐褫職，降四品京堂。浙閩總督董教增兼權浙撫，“鞫治之”。鹹豐元年（1851年）九月，定海、溫州、黃岩三鎮總兵護送糧餉自海道去天津，於螺頭門洋面遭遇洋人布良帶和布興有率領的廣東海寇，倉惶敗退至王林港。布部海寇一直追入臨海海門，登入後燒毀海門房屋千餘間，並進逼臨海城，船至臨海長甸擱淺而退。
因布部盜船以塗漆綠色為標誌，人稱“綠殼”。從此，台州人稱土匪為“綠殼”。十一年（1861年），臨海大石人梁佩書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聚眾數百，經營百步村一帶，控扼天臨孔道。後到諸暨加入太平軍，並引軍南下台州。十月，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兵分兩路攻台州。十一月一日，李世賢率軍進入府城臨海，設總部於蓉塘巷陳家（即今太平天國台門）。屬下各部分駐后街黃宅、芝麻園洪家、更鋪巷項宅等處。並由綿天福朱某、絛天福陸某出示安民，申明紀律：“所有經過之地，母許焚燒擄淫”。“只以誅妖為心，莫作害民之虐”。此後，台州十八黨義軍相繼來會，臨海成為太平軍在台州的活動中心。太平軍經過幾個月與清軍、臨海黃秀德“北岸軍”和各縣民團的艱苦戰鬥，雖然取得了局部的勝利，並殺死了台州知府龔振麟、台州協副將奎成等。但由於戰線拉得過長，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一些原因，最終還是於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全線撤出台州。清軍收復臨海以後，朝廷採取了一些收買人心的措施，如詔蠲同治元、二年錢糧等。光緒五年（1879年），臨海穿山（今屬杜橋鎮）人金滿和桐峙山東林（今屬東塍鎮）人蔣世炳，因蔣世炳以“宿仇”殺同族一家3口之事，在桐坑聚眾與官府對抗。光緒六年（1880年），譚鍾麟以練軍一營駐臨海海門。同年，譚鍾麟又對浙江沿海的乍浦，寧波之鎮海、定海、石浦，臨海之海門，溫州之黃華關等三十餘座炮台進行整頓檢查，認為只有臨海的海門鎮炮台是合格的。並對海門鎮的小港口炮台，鹹加修改。又同年，金滿在蔣世炳死後，以“平心大王”宣告起義，隨後劫奪海門鎮標營船自寧波領回之火藥。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與海門鎮總兵李新燕等激戰桐坑，並於六月二十九日潛入臨海，夜劫台州府監獄，釋放項道志等19人。七月初一，劫寧海縣西店厘局。
初三日，劫臨海小雄（今屬三門）糧倉。二十八日，搗毀設於花橋（今屬三門）的臨海縣丞署衙門，殺臨海縣丞邱洪源。其後，又劫黃巖縣金清厘局。在與清軍作戰中，使其屢屢敗北，並擊斃都使葉富。台州知府成邦乾因此撤職。直至光緒九年（1883年），在兵部尚書彭玉麟授意的天台廩生謝夢蘭的調停下，這起浙江境內自太平天國失敗到甲午戰爭期間，影響最大、時間最久的農民反封建起義才告平息。光緒十一年（1885年），土匪張福煊於臨海新亭頭劫黃岩鹽聲餉銀2400餘兩。二十五年（1899年），臨海設立團防局。三十年（1904年），臨海人王文慶等在台州聯絡會黨，並與陶成章、張任天於臨海八仙岩上洞天縱論時局，認為革命必須聯絡會黨，團結人民。三十三年（1907年），臨海人楊鎮毅、屈映光、周琮、項霈、洪士俊等，於縣城創辦台州耀梓體育學堂，以辦學為名，組建光復會在台州的分支機構，培訓革命志士。宣統三年（1911年），王文慶回到臨海，與嚴秉鋮、李惠人、楊哲商等建立台州國民尚武會，作為革命聯絡機關。九月十五日，傳上海為革命黨人所奪取，行駛於椒滬線的永利輪首先反正。二十三日，杭州光復。臨海縣紳周繼瀠、何奏簧等各聚勢力，準備攫取政權。是晚，海門駐軍統領雷廷瑞率部進入臨海，宣布就任台州軍政分府都督。數日後，浙江省軍政府委派臨海人姚桐豫接替雷廷瑞出任台州軍政分府都督，並任命馮傑為臨海縣知事，葛良能為保衛隊長，吳協澄為典史。同時罷免清台州知府嵩連，下令臨海所有民、兵一概剪辮，並赦錢糧、免厘金。至此，臨海徹底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梏桎，民國的大幕順利拉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