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二戰期間德國在波蘭建立了奧斯威辛集中營，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建立的濰縣集中營？為了報復美國及其同盟國，日軍專門用該集中營囚禁在華的外國人，甚至連後來美國首任駐華大使恆安石都曾關押於此。然而對於這座當時亞洲最大的同盟國集中營、對於1500名歐美人士長達3年的囚禁，在已經公開的史料中卻鮮有記載。中國的歷史專家們歷經10年的尋訪和調查，終於揭開了這段塵封數十年的真相。
集中營內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侵華日軍將山東濰坊的一所中學倉促改造成集中營，在這裡，他們把全中國的大部分同盟國僑民一直關押到日本戰敗投降。在現位於山東濰坊的亞洲最大的同盟國集中營里，曾經關押了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南非等2l個國家的1500多名僑民，這些同盟國的僑民們與集中營外的中國人，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幾年中，懷抱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標，用正義戰勝邪惡、以人性對抗獸性，攜手同心，超越了種族、膚色、國家、文化差，贏得了最終的勝利。集中營紀念管現在在濰坊學院附近。
背景
為更有效地控制在華的同盟國僑民，日軍建立了三個大型的集中營，分別在香港、上海龍華、山東濰縣。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長江以北日本占領區的外僑陸續被集中到濰縣集中營，
濰縣集中營南方各地的美英僑民則集中到上海和香港關押，後期上海關押的外國僑民也多被轉移到濰縣樂道院集中營。
1943年3月開始，長江以北的同盟國僑民從中國各地被分批押送到濰縣。據1944年3月9日的一份調查統計，當時總人數已達1780人，而此後又陸續有僑民被關押到一個叫樂道院的地方，也就是濰縣集中營。人數最多時達到2250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兒童。
說起樂道院的歷史要追溯到1881年。這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牧師狄樂播偕夫人來山東濰縣傳教，在當地教友的協助下，在老濰縣東關外買地建立了由教堂、學堂、診所組成的樂道院。1902年，美國把清政府“庚子賠款”的白銀交由教會在中國辦學校，樂道院分到其中一部分。充足的資金使其得到較大改觀和發展，成為北美基督教長老會的山東總部。
集中營食堂1942年年初，日本憲兵隊進駐樂道院，所有居住在樂道院裡的人員都被驅趕，日軍對樂道院進行了大面積改造。
1943年年初開始，當地居民在夜晚看到一批又一批西方人被日軍帶到這裡。為了割斷集中營與外界的一切聯繫，日軍對西方人的這次大規模的轉移行動進行了周密的安排，由於日軍的行動十分秘密，竟使美英及中國情治單位一時未能察覺。
占地160畝的樂道院被劃分為日本看守生活區和僑民居住區，這之間是有圍牆間隔的。
此時， 在集中營外遙遠的太平洋戰場， 日本軍國主義正在高速的擴張中。1941年年底日軍占領香港；1942年，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也先後失守，戰爭的結束遙遙無期。
每天早晨7時30分的集合點名是集中營永遠不變的制度，鍾一敲過，所有的人都要到操場集合，分成六隊，分別站在固定的點名地點。點查時，每個人都要報上自己的牌號，然後等待值日的日本兵校對名簿。六隊相加總數無誤，聽到鐘敲過之後才能散去。這算得上是集中營的頭等大事，無論任何事情發生都要進行。
集中營內有300多個孩子，這些孩子大部分來自煙臺芝罘學校和天津的一所教會學校。由於芝罘學校是寄宿學校，當學校師生被迫全部遷移到濰縣集中營時，孩子們的父母大多不在身邊。想方設法通過信件和父母取得聯繫成為集中營內的孩子們最大的安慰。
集中營每月只允許寫一封不超過150字的信，而且只能寄往日占區或國外。收信雖然沒有限制，但郵件在路上用時非常多，因為必須先送到北京審查。即便如此，裝滿親情和思念的信件還是穿過紛飛的戰火，連線集中營的內外。
在漫無邊日的等待中，一絲自由的曙光在1943年9月降臨。美日兩國磋商決定進行非軍事戰俘交換。在被囚禁7個月後，經過篩選，243名美國人幸運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集中營的日軍投降對於仍然留在集中營內的僑民而言，他們只有繼續適應著這裡的生活。
營里的糧食等主要食品實行配給制，定量少於日占區的中國城鎮居民，少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的營養。英國僑民道格拉斯回憶道：“食物很差，我們每人都有個錫罐頭盒，我們就拿著這個罐頭盒去廚房，他們會給我們一勺用高粱和其他不知什麼東西做的粥。”
除了食品短缺和藥品的嚴重匱乏外，隨著身體的發育成長，孩子的衣物也極其緊缺。
而中國百姓沒有忘記這些外國友人，被營民們稱為“黑市”的交易出現了。澳大利亞籍的神父斯甘林，是黑市交易的核心人物。在樂道院圍牆的東北處他們發現了一個隱蔽的角落，並與幫助他們的中國人約好在晚上10時以後開始行動。
8歲女孩眼中的集中營
濰縣日軍集中營“日奇，泥，散，西(日語音:1、2、3、4)……”
8歲的戴愛美到集中營後，首先就學會了日語數字的讀音，因為無論颳風還是下雨，每天清晨她都要和大人一起到操場上集中點名，如果報數不對或者聲音太低，就會遭到如狼似虎的日本看守的呵斥。
據戴愛美的回憶，清晨鐘剛剛敲過，全體齊集操場上，分6組，也可說6隊，各有固定的地方，胸前別著號牌。點查時，各自報上自己的牌號。經值日的日士兵校對名簿，6隊相加總數無誤，訓完話才得散去。
白天是上課和勞動時間。集中營嚴格規定每人都必須參加勞動，按各自的專長，分別充當麵包師、廚師、鞋匠、洗衣工、鍋爐工、修理工、醫護等，其餘無論男女老少都得輪流幫廚、做煤球、清除垃圾，幾百名中小學生上課前後也得幹活。
但是根據集中營中倖存者回憶，當時的集中營牆壁剝落，地板空蕩，沒有自來水，敞露的糞坑、簡陋的烘爐、兩間有淋浴的房屋、三間巨型的公共廚房、一間殘破的教堂、一間空無一物的醫院、幾間茅棚、一排排監獄式房間，還有三幢高高的單身宿舍。營地入口有高大木門，一進大門，是一條滿布灰塵的黑煤炭路，稱為“大馬路”。“大約1500人被塞進這些不倫不類、雜亂破爛的房屋裡。集中營的監舍內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每張床與床之間相隔不到一尺，簡直是苦不堪言。”
不過，天真的戴愛美甚至把晚上打鼾、打嗝、小解時衝擊便盆等成人難以忍受的雜音，當成了夜間的音樂。因為他們擁有“艾瑞叔叔”——埃里克·利迪爾，他在1924年巴黎奧運會上奪得400米金牌。
在“艾瑞叔叔”的帶領下，孩子們在清除臭蟲、捕蠅、捉鼠各方面成績斐然。星期六他們定為“大戰臭蟲日”，小刀和指甲是他們的利器，尋索所有的縫兒，不拘枕、毯、被單或床鋪，將蟲和卵一起殺掉。
……
蒼蠅太多，令大人們恐慌，學生們被組織起來，實施捕蠅運動。戴愛美的小弟約翰把他努力的成績——蒼蠅3500隻，一起細心數好，裝在一隻玻璃瓶里，結果榮獲第一名，獎品是一盒罐頭醬，這是來自紅十字會的救濟物品。
每個禮拜六，孩子們都會被組織起來練籃球、曲棍球和足球，節目的主持人當然就是這位奧運會冠軍“艾瑞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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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愛美說:“我們的曲棍球壞了，就找‘艾瑞叔叔’。他取自床單撕剪下來的布縷將它綑紮妥當，外加修整，宛如新品。”
在生活愈來愈難熬的日子裡，突然傳來了盟國要與日本分批交換戰俘的訊息。終於關乎著生死的首批交換名單出來了，美國人的名單中有德高望重的赫士(華北神學院院長，當時已年近90，1944年卒於集中營內)，而英國人的名單中埃里克·利迪爾的名字據說是由英國首相邱吉爾親點的。
然而，“艾瑞叔叔”和赫士都絕然拒絕了交換，生生地把活的機會留給了別人。 集中營生活極端壓抑，“艾瑞叔叔”經常感到頭部疼痛，但他從不向日本人求助，也沒有告訴任何獄友。1945年2月初，“艾瑞叔叔”有一周的時間沒有給學生們上課，事後大家才知道他病了。就在他去世前幾天的晚上，他冒著生命危險，獨自前往集中營的陳屍所為兩名死去的修女禱告。
2月20日，也就是“艾瑞叔叔”臨終的前一天，他還和同學們在棒球場上交談，誰也看不出他身上隱藏著巨大的病痛。第二天的上午，“艾瑞叔叔”腦里的腫瘤便奪去了他盛年的生命。訊息傳出，整個集中營無不悲痛，僑民們自動聯合起來為他舉行葬禮，學生們組織了儀仗隊，朋友們爭著為他抬棺，連日本看守也加入其中。
因為條件受限，“艾瑞叔叔”去世後，遺體被放在一個臨時製作的棺材裡。獄友們在他的墳墓旁豎起一支簡單的十字架。由於找不到油漆，也沒有帶顏色的筆，他們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寫下“艾瑞叔叔”的名字。
直到今天，“艾瑞叔叔”也沒有離開中國。6月29日，記者在那兩排矮小的平房的南面看到了戰後人們為他重立的墓碑。這塊墓碑，是由他家鄉蘇格蘭的馬爾島花崗石製成，正面碑文寫道:“他們應可振翅高飛，為展翼的雄鷹；他們應可競跑向前，永遠不言疲勞
勇敢的中國運糞工人
今天廣文中學內僅存的兩座樂道院小樓，經過修繕，其中一座被利用為集中營陳列館。據館內工作人員介紹，日本人把樂道院侵占為集中營以後，這兩座小樓就成了日本看守的辦公樓。
當時集中營內的糧食供應實行配給制，定量和日軍占領區的中國城鎮居民一樣，僅能維持半飽。1943年以後，隨著日軍不斷擴大戰爭規模，消耗大幅增加，這時集中營的麵粉配給量減至不足二成，雜糧只剩下發霉的高粱面，只能用來煮粥充飢。戴愛美回憶，她的老師甚至把垃圾里的碎蛋殼洗一洗磨成粉吃，以增加鈣質。
在飢餓難忍的情況下，難友們便出高價從看守那裡換取食品。日本看守也趁機巧取豪奪，大發橫財。
如今作為集中營陳列館的那座小樓甚至被闢為“商店”。錢很快用光了，人們又拿衣服、鞋子交換食品，一時間，營內露膊赤腳者觸目皆是。
一些“營民”還冒險與營外的中國百姓隔牆交易，他們通過能夠進出集中營的中國廚師、運糞工人捎口信，約定看守不易發現的時間、地點，由牆外的百姓從牆根拋進所需食品，外僑也立即將錢或衣物拋出，價格比買通看守便宜得多。
日本看守對待歐美僑民一般並不毆打用刑，較重的處罰是關禁閉；但他們對待中國人卻極其兇狠殘忍。有一個中國臨時工因向營內偷帶食品，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來，隨後便失蹤了。上圩村青年韓祥攜帶食品試圖翻越圍牆與營內僑民交易時，觸電網死於牆頭，日看守故意拖延多時，使其曝屍示眾。還有上虞河村13歲女孩韓貞昌，撿破爛時靠近集中營外牆，被日本看守殘酷毆打後扔入河中，她掙扎著游上岸又被扔入，終因傷重力竭而死。
赫士博士和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原廣文大學校長)對此狀況心急如焚。這時，一個熟悉的身影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那人叫張興泰，是樂道院東鄰李家莊的貧農。全家6口人只有4分河灘地，為掙錢餬口，他和兩個兒子承包清理樂道院的糞便垃圾。集中建設成後，日本人不許外僑出營，自己又不屑運送糞便，就留下張氏父子繼續乾運糞的活。
德位思暗中找到張興泰，請他偷帶一封密信出營，轉交給德位思的學生、原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信中說明營內的情況，請黃設法募集款項送交中立國的大使館，代購食品、藥物，以援救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
老實巴交的張興泰知道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暴虐兇殘，若被日軍發現自己肯定性命難保，他略一猶豫，終於還是接過密信小心翼翼地藏好，借臭烘烘的糞桶掩護，將信帶出了戒備森嚴的集中營。
黃樂德見信後，隨即在民間多方募捐，但在戰亂凋蔽的時代，募得的零星款項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無奈，他輾轉託人向昌樂、壽光一帶的國民黨軍政長官張天佐、張景月募捐。經多次陳說利害，二張終被說服。
黃樂德讓女兒黃瑞雲、次子黃安慰將募集的30萬元偽幣(當時折合美金10多萬元)分3次送交瑞士使館。瑞士使館一面派人到濰縣與日軍交涉，一面與英、美外交部取得聯繫。瑞士駐上海總領事館派出艾格為駐山東代表，專門負責有計畫地供應集中營美、英僑民所需營養食品與藥物，費用由美、英兩國政府提供。
日本看守對此大為惱火，費盡心機追查訊息泄露的原因，然而終未得逞。
集中營陳列館內保存著張氏父子的畫像，他們一如所有勤勉的中國勞動人民，皮膚黝黑，滿臉皺紋，但眉宇間神情堅毅。據館內工作人員介紹，1944年6月，張氏父子還冒死幫助集中營內的恆安石和狄蘭成功越獄。可惜，當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他們後人再來拜訪恩人時，張氏父子已經去世多年，他們的這些英雄事跡也未與後人多說，如此施恩不圖報的情懷讓那些外國人都肅然起敬。
恆安石:他出生在中國，7歲回國就學，學成後又來中國任教，時任輔仁大學教授。恆安石先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1981至1986年，為中美恢復邦交後首任駐華大使。狄蘭:大英菸草公司職員，原是英國海軍上尉，當時30多歲，狄蘭回國後又到印度經商，曾寫長篇回憶文章記述這段傳奇經歷。
絕境中的愛情
1945年5月的一個深夜，23號營區的巨鍾突然發出陣陣轟鳴，難友們被日軍氣急敗壞地集中起來，查詢何人敲鐘。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可是大家難掩內心的喜悅。原來，難友中有人秘密約定，一旦德軍放下武器，就在夜間敲鐘。這是為法西斯敲響的喪鐘！難友們欣喜若狂，他們預感到，苦難的日子就快結束了！
這激越的鐘聲帶給全體受難者們勝利的喜訊，而日本人卻徹底地被這一大膽舉動激怒了——瘋狂的集合哨聲、“嗚嗚”尖叫的警笛聲、狼狗的狂吠聲、日本兵的咆哮聲、大人小孩跌跌撞撞的奔跑聲……整個集中營像開了鍋一般，嚇人的探照燈一遍又一遍地掃來掃去。
集中營里的全體僑民們連夜被召集到大操場上，在寒風中，日本看守頭目逼問是誰敲的鐘？曾在日本留過學的艾曼生被強拉著做翻譯。可他害怕這傢伙的瘋話嚇著在場的婦女和兒童，靈機一動，就用英語將日本人的話來了個大篡改:“皇軍”請大家不要怕，他說他們睡不著覺，才叫大家起來一塊兒到操場上玩，還說對不起大家。
集中營里的小孩竟信以為真，全都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團。日本人這才發現艾曼生在瞎翻譯，便指揮旁邊的衛兵上前一頓暴打。這時，年僅16歲的獄中小護士史密斯勇敢地撲上來用自己的身子護住艾曼生，隨後，最先明白過來的芝罘學校的同學一個個勇敢地撲上來，最後竟堆成一個偌大的人山，使日本人無法再下毒手。 儘管如此，艾曼生的傷勢還是非常嚴重，事後被放在史密斯所在的獄中簡陋醫院裡治療。艾曼生看著醫生和護士用簡單的器械辛苦勞作，來換得一個個生病難友的康復，心生感慨:天下最高尚的職業莫過於醫生了，特別是在絕境之中。
此後，艾曼生開始在獄中學醫，並和史密斯產生愛情，戰後兩人結婚，造就了一段感人的愛情故事，兩人成為了名揚美國的醫生和護士。
當年集中營內醫院的所在，就是今天濰坊市人民醫院北面的一座十字形歐式結構樓房，北樓大門上方刻著“樂道院”三個燙金大字。南樓掛著醫院圖書室和房產科的牌子，這個當年絕境中救死扶傷與愛情萌動的地方，醫護人員依舊來去匆忙。惟一遺憾的是，當年的鐘樓已經不復存在。
勝利星期五
記者在濰坊市採訪期間，曾先後坐上3個有著10年的士駕齡的司機的車，三個司機都表示未曾聽說過這么一個日軍集中營。停車在醫院門口等客人的趙師傅告訴記者，10多年前這裡依然很荒涼，更早些時候周圍更是一片墳地，少有人煙，所以一般都不會知道這個集中營的事了。趙師傅將記者載到廣文中學北面學校宿舍區時說，這裡曾經就是一片玉米地。
在集中營史料陳列館中保存著一張珍貴的照片，照片取景地就是在記者所處的這塊玉米地。照片上晴空萬里，一頂頂似花朵般綻放的降落傘在空中排出一個有序的佇列。說明文字上註明了拍攝時間:1945年8月17日。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下午的天氣依然熱不可當，集中營內的老師決定提前停課納涼。戴愛美那天剛患上腹瀉，正躺在醫院內一張用三個箱子拼湊成的“床鋪”上休息。
之前，集中營里的大人們已經開始交流日本投降的訊息。可是，集中營中的日軍主管閉口不言，對發問也不肯答覆。
忽然，戴愛美隱約聽見飛機的嗡嗡聲，聲音由遠而近，小姑娘連忙起身，直撲窗前，見到有一架巨型飛機在集中營上空盤鏇，緩緩降低了高度。這時，機身上的美國國旗已經清晰可見了，戴愛美還感覺到飛機里的人在向下面揮手。
眼看著飛機要掠過集中營，銀色的腹部呼地裂開，雪白的降落傘搖晃著徐徐下降。戴愛美驚呆了。
而此時的集中營卻沸騰了。人們瘋狂地奔跑出大門，日軍看守呆立在一旁。回過神來的戴愛美立即跑出醫院大門，擁擠和吵叫混成一片的人群帶著她像潮水一般往外涌，小小的戴愛美覺得自己雙腳幾乎不用著地了。這時有人舉拳向空中揮舞，有的哭泣，咒罵，擁抱，跳躍，還有的將嗓門喊得嘶啞。順著人浪方向望去，7名全副武裝的美軍傘兵正站立在玉米地里。
衣衫襤褸、身形枯槁卻又如痴如醉的集中營難友們，不顧自己赤著腳，都爭相將這7名美軍傘兵抬起，扛在肩上，凱鏇一般地邁進集中營。
突然，有音樂從集中營外的一座土丘上傳來，是《星條旗之歌》，喧鬧的集中營頓時安靜下來，原來集中營內自組的樂隊早有準備。
此時，大家都沒注意到，玉米地里還有一個淚流滿面的中國人，剛剛用手中相機拍下這歷史性一刻的他也激動得不能自已，他就是黃安慰，幾年來他一直跟隨父親黃樂德，為集中營內國際友人募集善款而奔走呼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