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簡介
馬家洲集中營馬家洲集中營： 提起重慶渣滓洞和江西上饒集中營，人們都知道是解放前國民黨頑固派囚禁和迫害共產黨人、愛國進步人士的秘密監獄。然而，還有一座國民黨當年秘密設立的法西斯監獄，人們卻知之甚少。這座規模與重慶渣滓洞和上饒集中營不相上下的監獄，就是後來被稱為“江西渣滓洞”的泰和縣馬家洲集中營。
建立背景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策略的調整，蔣介石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
馬家洲集中營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國民黨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秘密頒發《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加強“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兩個特務機構，秘密進行反共活動。
馬家洲集中營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設立的。
機構歷史
馬家洲集中營1939年3月南昌淪陷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和省政府遷移至泰和縣。時任省主席的熊式輝，可謂執行蔣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的急先鋒。他經過縝密策劃，在泰和主持成立了“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專事反共活動。特委會由熊式輝掛帥，成員包括省黨政軍警頭目，下設“江西省特種工作辦事處”，直屬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省主席指揮。特辦處主任為馮琦，莊祖方任總幹事。馮琦即徐錫根，中共大叛徒，是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叛變後任國民黨中統局專員。莊祖方又名莊尚之，曾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叛變後任中統局駐贛專員、江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特辦處的人員由省黨部調查統計室、情報總站和省保全處第四科組成，其中也不乏中共叛徒。全省各專區都設有特辦處的督導員，在各縣設有特種科員，另有特種工作行動隊，形成了一張自上而下的嚴密特務網，專門從事秘密的反共活動。
1940年5月，江西國民黨當局在贛州、泰和、吉安秘密逮捕了從事抗日宣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70多人，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左傾文化人案”。馮琦以特辦處名義，報經熊式輝批准，在泰和縣西南13公里處的馬家洲鄉松山村，利用一棟詞堂和三棟民房，修建了一所秘密監獄，對政治犯進行關押管制、刑訊逼供，極力進行所謂的“感化自首”活動。為了掩人耳目，美其名曰“江西省青年留訓所”。監獄四周高牆林立，內層還築有竹籬笆。監獄裡邊有大、小禁閉室，男女分開。大禁閉室關押一般人員，小禁閉室關押重要人犯，還有重禁閉室。各禁閉室都有特務看守。集中營戒備森嚴，除有省警察總隊的一個分隊專門警衛外，周圍駐有省情報總站、省保全司令部和保全團。萬一有事，可以互相策應。
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頑固派在江西反共活動更加猖獗。他們製造了吉贛泰事變、新淦事變、豐城事變，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和愛國進步人士，把他們投進馬家洲集中營。由於中共黨內有叛徒，江西的幾個特委，以致省委相繼遭到破壞，省委書記謝育才和一批重要幹部被捕，關入馬家洲集中營。敵特順藤摸瓜，引發了“南委事件”，逮捕了南方局委員、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中共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南委宣傳部長塗振農（後叛變）等，均關入馬家洲集中營。到1941年初，馬家洲集中營的政治犯近200人，特務、管理人員達六七十人之多。6年間，馬家洲集中營先後關押了中共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400多人。
歷史事件
祠堂和民房改建成秘密監獄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重慶國民政府的政治誘降，本來就是被迫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日益轉變為消極抗日、積極
馬家洲集中營反共。在國統區的江西，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主任委員熊式輝為首的反動統治者，積極執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1939年3月南昌失陷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省政府遷到吉安，隨即移駐泰和縣。熊式輝主持成立了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反共特務機構“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下設“江西省特種工作辦事處”（簡稱特辦處），到處密布暗探、爪牙，專門從事秘密而猖狂的反共活動。
1940年3月至5月，國民黨特務們在贛州秘密逮捕了40多名在各機關、抗日民眾團體和“工合”組織中積極從事抗日宣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接著，又分別在泰和、吉安逮捕30餘人。這就是反共的吉贛泰事變。被逮捕的70多人都押解到泰和縣監獄。國民黨特務認為，如此多的政治犯關在普通監獄裡，既不利於保密，也不利於管理和審訊。於是報熊式輝同意，仿效陳果夫當年設立蘇州反省院的做法，設立一所類似的秘密監獄，以便對被捕的政治犯誘逼審訊。於是，國民黨在泰和城西南郊13公里的馬家洲松山村，用一棟祠堂和三棟民房稍加修理、擴建成監獄。
共產黨員被當作活靶子殺害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當地政府和居民的保護下，馬家洲集中營舊址除一棟祠堂因年久失修坍塌外，其餘三棟民房大體保存完好。這三棟聯排的清代磚瓦民房，位於松山村的中央地帶。
推開集中營舊址第一座民房銹跡斑駁的大門，首先看到的是滿布鐵鏽的老虎凳，還有已被血染得暗黑的夾指戕和巴掌大的鐵烙。這些原封不動保存下來的各種刑具，曾是集中營殘害共產黨人最有力的佐證之一。
集中營的每棟房子除了廳堂外，裡間用厚實的木板隔成了許多大小不一的囚室，面積大的不過10平方米，面積小的僅五六平方米，囚室中只有幾間開了小窗，其餘的都密不透風。
集中營由特辦處直接控制，對外絕對保密。囚犯被稱作“留訓人”，行文使用“江力行”代號，通信專用“馬家洲第六號信箱”。特辦處對被關進集中營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實施了一系列陰險毒辣的手段。許多難友被折磨得衰弱不堪，患上了皮膚病、胃病、肝病、肺癆等疾病，卻得不到治療。中共南委副書記張文彬、萬載某區委書記高亮等同志就是因為得不到醫治，死在集中營里的。臨產的孕婦忍痛生下孩子，也是挨餓受凍。除了這些生活上的折磨，酷刑逼迫是集中營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最為殘酷的方式，經常施用電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籤刺指甲等毒刑，逼迫他們招供。那段時間，常有人受重刑拷打致死。敵特為了逼迫當時的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屈服，竟把他還在吃奶的兒子從其妻子王勖懷中奪走，又殘忍地當面對王勖施行夾手指等酷刑。
不僅如此，集中營還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大開殺戒。中共贛西南前委宣傳部長、豐城中心縣委書記吳大可（原名吳建業）就是在集中營被秘密槍殺的。中共汀瑞縣委書記、游擊隊負責人劉國興被判了有期徒刑仍然被殺害。新幹縣黨員徐冬生、周文斌竟被當作活靶子，供特種科員訓練班學員殺害。
馬家洲集中營此外，國民黨反動派還在集中營里安排坐探，探聽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民主人士的口實，藉以羅列罪名。暴露了黨員身份的，要填自首表，甚至要發表反共宣言。企圖使出獄人員回不了共產黨，死心塌地跟國民黨走，這是最陰險毒辣的一招。
集體靜坐贏得外在線上會
馬家洲集中營的罪行是令人髮指的。但敵人即使費盡心機，也征服不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嚮往真理的心，對敵鬥爭的火焰從來沒有熄滅過。獄中鬥爭既有組織性的，也有鬆散性的。
一開始，“吉贛泰事變”中入獄的同志曾按黨的指示成立了黨小組，對穩定黨員情緒，一度發揮了積極作用。後因黨小組組織者自首出獄，黨小組解體。1941年獄中黨員又建立了秘密小組，少數鬥爭堅決的同志經常秘密聯繫，形成了一股獄中地下核心力量。廖承志、張文彬、謝育才等高級領導幹部均與秘密小組成員有聯繫，有時還傳遞字條、文章、詩畫進行指導和鼓勵。1943年之後，獄中鬥爭基本上是自發的了。鬥爭的主要內容是反飢餓、反迫害、反“轉變”。鬥爭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傳遞字條，利用放風的機會傳遞，或在廁所磚頭下、從牆壁縫隙中傳遞，或通過送飯打雜的工農難友傳遞，互相鼓勵、提醒。吳大可組織獄中鬥爭的意見，謝育才的國際形勢分析，都曾在一定範圍的同志中傳達，廖承志的詩畫（尤其是漫畫），傳播範圍更廣，難友們心領神會。對新入獄的同志，通常都在飯里埋字條，寫著：敵人不知本人身份前拒不承認黨員身份，不能出賣組織和同志。
集體靜坐是獄中最為聲勢浩大的鬥爭形式。1941年，大號子的難友串聯起來，全在號子裡靜坐。幾天過去，敵特查不出領頭人，又怕暴露其偽善面目，被迫同意改善生活待遇，允許與外界通信（但是須經訓育員檢查通過）。中共萬安縣委書記王中仁入獄後，曾被安排殺豬剝牛。於是，他利用可上圩鎮的機會，與馬家洲圩場中共地下交通站取得聯繫，使楊錫類、漆裕元、周君實、周志方、王誠等得以與外面溝通，陸續保釋出獄。此外，對敵鬥爭還有轉化看守、組織越獄等形式。
4年8個月囚禁400餘人
馬家洲集中營的鬥爭形式多樣，一批優秀共產黨員的事跡可歌可泣。廖承志鬥爭方式奇特，最終由黨營救出獄；張文彬、吳大可、劉國興、徐冬生、周文斌、高亮等鬥爭堅決，被敵特殺害或被迫害致死；譚湯池、胡宗澹、謝育才、王勖等英勇越獄，繼續從事革命活動；莫志貞、漆裕元、周君實等隱瞞了黨員身份，被當作普通民眾釋放。
馬家洲集中營在馬家洲共四年零八個月，前後囚禁400多人（1941年關押人數最多，將近200人）。1945年1月，因中日湘粵贛邊區會戰，日軍進逼泰和，集中營撤退到吉安縣富田山區（此時關押的“政治犯”只有十幾人），同年6月又搬往永豐縣潭頭。1946年初遷南昌潮王洲，同年5月按國民政府行政院規定辦理結束（作為普通監所則保留到南昌解放時）。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馬家洲集中營——這座國民黨法西斯監獄曾製造的殘害共產黨人的累累罪惡早已結束，但在松山村醒目的集中營舊址仿佛仍在向世人發出警示——勿忘歷史，勿忘那些在集中營里不屈鬥爭的先烈們。
歷史評價
作為國民黨設立的一座秘密監獄，馬家洲集中營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之複雜，國內罕見，人們稱之為“江西的渣滓洞”。被關押在這裡的中共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的英勇鬥爭，是中共黨人在國統區進行曲折的獄中鬥爭的光輝一頁，是江西以至全國人民革命鬥爭史的一部分，值得 我們永遠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