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戲劇

智利戲劇

智利戲劇18世紀初始建正規劇場,出現了模仿西班牙模式的智利劇作家。18世紀到19世紀之交的第一個重要劇作家是卡米洛·恩里克斯(1769~1825)。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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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到19世紀之交的第一個重要劇作家是卡米洛·恩里克斯(1769~1825)。他撰寫鼓吹獨立的戲劇,如《卡米拉,或名南美洲的愛國女志士》。

20世紀初,A.莫克(1894~1943)的《蛇》(1920)描寫了一個心狠手毒的女地主。赫爾曼·魯科·克魯查加(1894~1936)的《阿帕布拉薩家的寡婦》(1928)以自然主義的手法描寫了鄉村一個莊園地主家庭里的悲劇

1938年,西班牙著名女演員兼導演馬加里塔·希爾固移居智利,主持聖地亞哥戲劇學院的工作,促進了智利現代戲劇的發展。1941年,智利大學成立戲劇研究所,開始實驗戲劇的研究和演出。不久,智利天主教大學也成立了實驗劇團(1943)。這兩個機構成為現代智利戲劇改革運動的核心。1954年演出的由聖地亞哥·德·坎波根據布萊斯特·加納的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馬丁·里瓦斯》,把這個運動推向了高潮。

20世紀前半葉崛起的劇作家中,重要的是兩位女性:M.A.雷克納(1916~ ),代表作《阿雅葉馬》(1964),以南部的印第安民族生活為題材;I.阿基雷(1919~ ),代表作《卡羅利娜》(1955)和《希望村》(1959),以諷刺手法描寫農民生活的可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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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輩的劇作家L.埃雷曼斯(1928~1964)本身是演員,他把民間歌謠的情調引進了戲劇,如著名的《盲人之詩》(1960)和《旗手》(1962)。另外,E.沃爾夫(1926~ )和S.博達諾維克(1926~ )則堅持對社會現象的揭露和批判。後者的劇本《讓狗去吠吧》(1959)和《白圍身》(《維涅》三部曲之一)均具有尖銳的諷刺性。

這一時期重要的劇作家還有:J.迪亞斯·古鐵雷斯(1929~ ),風格傾向於荒誕派,但是對社會中的不義和墮落現象進行了無情的揭露,有時使人覺得極為可笑,有時顯露出作者強烈的憤怒。代表作有《牙籤》(1961)、《哺乳動物死去的地方》(1963);A.謝韋金(1934~ ),善於進行人物的心理分析,強調保持人性的重要,並能充分利用民間傳說材料,賦予批判性的內容,如《我的兄弟克里斯蒂安》(1957)、《大白天的靈魂》(1962)。54

智利戲劇家

智利戲劇沃爾夫
沃爾夫,E. Egon Raúl Wolff (1926~)

智利戲劇家。曾在智利大學學習化學,並任職化學工程師。從小喜愛文學,1956年起開始從事戲劇工作。他的作品都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表達了左傾的觀點和社會抗議的性質。他的第一部劇本《貓頭鷹大廈》於1957年由智利大學劇團演出,獲得成功。1958年上演的《恐懼的學徒》和1959年上演的《破布夫妻》都是諷刺智利上層社會的作品。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女孩母親》(1960),反映婦女受壓迫的低下地位。但是公認為最重要的作品卻是1964年發表的《侵略者》,描寫一群乞丐和流浪者占領一座富人的住宅,得到充分控制後,就改變了原來的苦相。他的劇作結構嚴謹,劇情發展頗有奇想,有時帶有一定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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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衝著人們微笑的道夫曼是一位智利作家。上個世紀80年代,在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道夫曼流亡美國。其時,他在構思一部小說,情節富於戲劇性:一個男人駕車在公路上拋錨,被一個好心的陌生人帶到家中,主人的妻子從客人的聲音聽出他是幾年前對自己施暴的兇手,於是將他綁架,決定私自對他進行審判。這部小說最後沒有寫成,但在道夫曼1990年結束流亡生活返回智利後,上述構思卻順利地變成了一部戲劇。

這部名為《死亡與少女》的劇作自它問世後十餘年間曾先後在一百多個國家的舞台上上演,這的確讓人有些吃驚。上演場次的數字雖然不能把一部作品變成經典,但會把人們的驚訝變成一種好奇——這部作品到底擁有什麼樣的魔力,以至於它能傳演於國際劇壇?

小說構思中那位公路上拋錨的男人,在戲劇中名為羅伯爾托。他是一位醫生,他的職業技能曾在專制時期為獨裁政府所利用。他受聘於監獄,任務是實驗囚犯承受極限拷打和凌辱的身心指標。醫生在這種“工作”中逐漸體會到一種欲罷不能的施虐快感,不同尋常的工作讓他獲得了一種隨心所欲擺布人的權力。不過,這種權力隨著獨裁政府的倒台被剝奪了,醫生在政治的轉型中不為人所察地還原成治病救人的“天使”。他安寧地生活著,往事成為沉默的歷史。

小說構思里那位好心的陌生人,在劇中是一位國家司法調查委員,名為格拉爾多,盡責於清算專制時期的種種非人道罪行。他把羅伯爾托接到家中,不曾想竟把兇手引領到妻子包麗娜的面前。包麗娜在多年前的政治迫害中被捕入獄,囚禁期間曾被人蒙住雙眼長達十餘日地連續施暴,她在黑暗中將兇手的聲音與體味深深地銘刻在記憶里,這種痛入骨髓的記憶讓她堅信醫生就是那個兇手。

於是,妻子囚禁了醫生,要對他進行審判。但醫生在包麗娜的槍指下喊冤叫屈,斷然否認自己是兇手,並向格拉爾多暗示包麗娜患有精神病症。的確,妻子的記憶無法成為證據,即便妻子所言是實,她的這種復仇行為也是違背司法程式的。因而,身為國家司法調查委員的丈夫,為維護剛剛重建的民主秩序竭力勸阻包麗娜的私自審判,無形中,他便成為了醫生的掩護。三個人物在舞台上對峙著,僵持著,巨大的情感風暴在劇場上空翻滾,觀眾的神經猶如負重的支架在人物不同意志的衝擊下嘎吱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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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戲劇情境的設計來看,劇作者顯然是花費了心血的。三個人物之間彼此錯綜了各種關係:丈夫與妻子,兇手與受害者,公民與政府官員,嫌疑人與追兇者,被告與審判人,戲劇效果已經因此足夠濃烈了,但讓觀眾更加震撼的是戲劇結局:在包麗娜故意設計的圈套中,醫生終於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可真相的大白卻讓丈夫和妻子陷入一種絕望的情緒中,因為醫生沒有絲毫悔意的坦白,讓昔日的傷害變得加倍令人痛苦。撕下掩飾的醜惡以一種漠然的姿態冷冷地與審判者對峙,包麗娜在這種較量中再次受到傷害,她控制不住身軀的顫抖,那是震驚狀態下的自然生理反應——震驚於人性竟然泯滅到如此地步,震驚於打開胸腔找不到靈魂的殘酷現實。這種震驚會轉化成人面對世界時的一種恐怖。為了不至於被恐怖擊倒,格拉爾多向醫生髮出了近乎絕望的質問:“你為什麼,為什麼不懺悔?為什麼,到底是為什麼?”質問近似於乞求,是良善者對良善的乞求,是溫暖者對溫暖的乞求,是仁愛者對仁愛的乞求。

在中國當代文學傳統中,相信《死亡與少女》可以歸類為傷痕派,它是一個民族經歷至深精神創痛後的產物。在人們的印象中,智利戲劇在中國舞台的亮相這是第一次。同樣也是第一次欣賞扮演包麗娜的演員賈雨嵐的表演。她顯然入戲太深,在觀眾的掌聲中謝幕時,她臉龐依然含悲,淚水猶自流淌。她是一位好演員(與大腕姜文在中戲上學時是同班同學),她的體驗能力把她帶入了包麗娜的精神險境,而依靠她的淋漓表現,人們則看到了一個生動的受傷的女人。這是一個悲劇形象,形象背後則是隱約可見的、已然不那么陌生的智利。悲劇煽情,它把智利這個大洋彼岸的國度化遠為近,變陌生為親切。

曾問該劇導演王曉鷹為何選擇這個劇目?他說搬演此劇是他多年來的想法,至於原因未加詳解。暗自猜測,也許引王導入迷的是劇中格拉爾多的那聲質問。是啊,面對罪惡,“你為什麼不懺悔”的質問已經在一百多個國家的舞台上用不同的語言顫抖著嘶喊了出來,現在“在你們神奇的國家用你們美好的語言來演出,意義不同一般”,這是微笑的道夫曼對中國觀眾所說的一句客套話,聽者聽來卻是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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