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目錄
文化大革命簡史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背景與起因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第三章 以全面奪權為特徵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第四章 穩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
第五章 “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
第六章 整頓與反整頓的較量“文化大革命”結束
第七章 十年浩劫後的思考
附錄 “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內容簡介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出了科學的論斷。經過二十年時間的考驗，證明那些主導的論斷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是深刻中肯的，是指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權威性檔案。歷史學的科學價值，就在於藉助翔實的史料，對具體歷史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質的、帶規律性的認識，俾能成為借鑑。探索“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能對當時和之前的歷史過程進行具體分析，從中找出具體的、主導的原因。以“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弊端為實例，加以推演，同“文化大革命”掛上鉤，雖然也能說出一些道理，也能給人以啟發教育，但那還不能弄清“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降臨到中國人民頭上，還不能成為歷史科學的解答。
作者介紹
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曾撰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文化大革命”部分。與人合著《新中國史略》、《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講座》等書。發靛過《關於“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討》、《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義》、《“文化大革命”始末》等文章二十餘篇。1993年離休。
高春明，1952年畢於中共東北局黨校高級部，並留任教。1955年至1957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師訓部，畢業後回瀋陽工作。1961年調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 。1977年復校後任教學組長，1981年評副教授。1986年晉升教授，並任博士研究生導師。曾任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 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等職。1992年不再擔任行政職務。2000年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作有：《“文化大革命”論析》、《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國後三十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等十多本書，各類文章一百多篇，曾多次獲獎。
作者闡述
我們二人都是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幾十年的專業工作者。對“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也近20年了。由於“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特殊複雜性和曲折性，至今對一些問題還不能說都分析清楚了。但是，我們認為，對“文化大革命”10年的歷史，確實已經到了應該給予系統的闡述、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的時候了。而“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現狀同廣大民眾要求了解歷史、認真汲取經驗教訓的迫切需要，確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重大歷史事件的透徹剖析和研究總結，常常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幾代人的努力。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責任絕不應只留給後人。我們這一代“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正是這種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使我們鼓起勇氣寫出這本《“文化大革命”簡史》，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作為一家之言貢獻給讀者。希望對“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同時，通過探討和交流，也使我們自己對“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得到推動。
研究概況
第一階段是發軔階段：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5年底結束。由於當時處於“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特殊時期，主要是從政治上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體反思，對其予以定位。
圍繞著學習宣傳《決議》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國出現了在理論上探討“文化大革命”性質、起因、危害的研究熱潮。報刊上陸續發表了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繼出版了十幾本否定其的專集，並且出現了大量以其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和“紀實文學”。“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料也得以彙編成冊，如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文化大革命”時期）》（1983年內部發行）。與此同時，初步形成了一支主要來自中央黨校、高校、軍隊院校以及理論界的研究隊伍。
這一階段的研究，大多數文章是對《決議》概括的延伸和具體闡釋，仍停留在單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種綜合研究的嘗試，尚未突破《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闡述。少數學者開始觸及到了學術研究的層面,對“文化大革命”起源分析的學術含量增大,並對其如何發生的一些史實進行了廓清。朱元石的《“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和教訓》，是一篇較早的系統分析“文化大革命”發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這一時期質量較高的學術專著。劉志建的文章《歷史的合力是“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的根本原因》對“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較為細緻的分析。任嚴波在《我國理論界關於“文革”起因的探討》一文中，對1986年之前的觀點進行了總結。
第二階段是活躍階段：1986年至1995年。這一時期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開始從政治化轉入學術化，從一般性的總結深入到對社會歷史背景的深層次探討，出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整體水平較第一階段有所提高。這一階段“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的開展，有著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歷史鏡鑒的現實動因。
這一時期，有關“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專著和專題性論著也陸續問世：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最早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專著；比較權威的專著是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資料性書籍也出版了多種，如：《“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同時，不少外國學者的研究著作被譯介到國內，主要有：［英］羅德里格?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美］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等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這一階段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加強了研究的分析力度，研究視野更為廣闊，開始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歷史文化傳統和國際共運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討發生並延續10年之久的原因。影響較大的觀點有：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提出的“三個互動作用”或“三個惡性循環”的觀點、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的錯誤趨向壓倒正確趨向說。金春明根據自己所接觸到的中國大陸、港台和西方的資料，概括為10種說法。
第三階段是深入階段：1996年至今。“文化大革命”結束20周年以來，在學術界的整體努力下，同時由於國內學術氣氛的日益活躍和西方社會學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呈現了系統性、廣泛性、深入性、學術性的研究特點，水平較前兩階段有了明顯提高。更有學者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進行了大膽而有效的嘗試，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納入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去闡釋。
權威部門公開了許多有價值的、準確的資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基礎資料書籍出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權威研究部門出版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劉少奇傳》（分別由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領導人年譜、傳記，以及一些部門出版的專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擴大了“文化大革命史”的史源。“文化大革命”研究專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憶錄、遺稿、日記、文學作品、訪問紀實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各種文學作品（手抄本、知青詩歌集）等，也陸續出版。這些都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當事人撰寫成的，這為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實的史料。在海外華文世界中,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專門資料出版。2001年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輯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主編：宋永毅）是近年來有關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權威、最大規模的資料庫。該光碟內容翔實、資料龐大,包括中央檔案、指示、公布、領袖講話、重要報刊社論及當時異端思潮文獻等共3000多萬字的第一手文字資料。
這一階段研究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泛，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領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發展，借鑑和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許多社會學、文化學、口述史學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開始從巨觀描述進入到了個案研究，論述方式開始從政治論斷進入了學科語言，使“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確化。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事件的敘述中，多有學者參與，使其在記述的準確性和論述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關事件的微觀研究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已經越來越為學術界所重視。在網際網路上,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各種觀點更是令人眼花繚亂。這說明，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在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觀點評述
1.思想認識緣由。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無疑，毛澤東的思想認識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愈演愈烈的鬥爭哲學。毛澤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可是在晚年卻對矛盾論作出極端的、簡單化的概括。自1963年開始，毛澤東建構了一種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分析形勢的思維模式，毛澤東發動的“階級鬥爭”一次次升級，直到“文化大革命”。陳東林指出毛澤東從１９６４年起開始形成一種新的“階級鬥爭”論斷，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據。
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偏差。葉昌友指出，毛澤東晚年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三大主義”的認識偏差，力求實現“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魏憲朝撰文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這一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思想動機與社會歷史根源。對社會主義認識誤區的問題，有研究指出，一是對造成認識誤區的幾個基本理論概念的分析認識，如關於“繼續革命”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關於對“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等等；二是從發生學的角度，分析黨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認識的誤區如何發生如何深化的過程。憂患意識和理想追求。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憂患意識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有著密切的關係。毛澤東理想世界的構想，由於受歷史和認識的局限，背離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中國的客觀實際，但毛澤東卻對其構想的理想社會的實現充滿信心，並付諸實踐，結果一再受挫。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不惜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最終釀成了十年內亂。
2.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錯誤判斷。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要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把其當作“反修防修”的一場重大的實驗和演習來進行的，他的這一思想和理論來源於他對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國際形勢的主觀錯誤判斷。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在政治上堅持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內外“反修鬥爭”,並由此總結出一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反修鬥爭”強化了新中國成立後一個時期內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終於導致了歷時10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3.實踐決策失誤。有論者認為，毛澤東錯誤運用政治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目的是為了推行他對經濟發展的基本主張，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之一。還有學者從經濟發展戰略上進行分析，認為“三五計畫”後來轉到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實際上體現了毛澤東調整工業布局的思路。毛澤東想通過“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找到一條更快、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實踐決策失誤，主要是指在“三面紅旗”上的錯誤，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則是為了維護“紅旗”，實現空想。
4.對個人崇拜的默認和接受。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要區分“兩種個人崇拜”、“兩種反個人崇拜”。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動盪和一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製造現代迷信，毛澤東開始默認和接受這種迷信，最終在全國人民心中形成了對毛澤東個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熱的崇拜。有的學者認為，當時的社會就需要個人崇拜，中國傳統的心理定勢——聖賢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澤東個人的接受同樣不可忽視。由於制度問題的缺陷，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造成了毛澤東的意志高於黨規和國法，集體力量無法糾正他錯誤的不正常現象，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個互動作用” （“‘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互動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互動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互動作用”）的觀點認為：“三個互動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是緊密結合在一起,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澤東既是這潮流的帶動者和指導者,同時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動又受著這一潮流的推動,而不斷地走向‘左’的極端。
相關評論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發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歷史上不容忽視的一件大事。先不必說它所經歷的時間之長，竟達十年之久（如果連上之前的序幕和後面的尾聲，就有二十多年了），單說它對人類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造成的破壞性，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按理說，這樣的教訓對中國人來說，應該是刻骨銘心的，應該是永記不忘的。可事實恰恰相反，現在的中國人，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也可算上那些經歷過卻早已麻木了的人），根本不知道這段歷史，至於教訓更無從談起了。
這本由席宣、金春明 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就是一本非常不錯的“文革”普及讀本，對於年輕人了解“文革”的產生、發展、結束，很有好處，裡面的一些史料也很有價值。當然，如果要想知道“文革”災難的觸目驚心，就得看其它書了，比如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李輝的《風雨中的雕像》等。淡忘災難的民族，災難並不會淡忘我們，歷史上的那些層出不窮的災難就是明證。年輕人啊，先從這本書讀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