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歷
張申府曾經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卻長期被政治冷落。他於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因意氣用事退黨,從此鮮見於黨史。
1931年張申府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九一八事變後,他經常利用講壇宣傳愛國主義,並投身於抗日運動,是一二九運動的重要組織者和領導者,因此而被清華大學解聘。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張申府到了武漢,1938年7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大會,張申府與“救國會”的沈鈞儒等六人被聘為第一屆參政員。
1942年張申府加入民主政團同盟,並任中央常委。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1947年初,他回到北平,1948年寫了一篇《呼籲和平》的文章,受到共產黨人和民盟領導人的批判。
1957年被認為是右派分子,1960年摘帽。
他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直到1979年才獲徹底平反,後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辭世,享年93歲。
主要著作
《所思集》
《張申府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學術研究
張申府祖父是當地的富農,父親和伯父都是晚清進士,他本人在早期又受過良好的私塾教育,因此擁有紮實的古文功底,對中國的文化有較為深入的研究。1906年,父親將他送往順天學堂讀書,這是中國最早的中西結合的學校之一,開設數學、英文和科學課程。
1914年,張申府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後又轉到數學系學習。張申府在這裡迷上了數學,知道了羅素,並率先接受了羅素關於自由和平的學說。在建國以後,張先生還同羅素先生有過一面之交,並有過一次交談機會。
關於羅素,張申府晚年曾回憶:“我其實在辛亥革命之前已聽過羅素的名字,很早之前我就買了他的《數學原理》,3年內,讀盡羅素的所有著作——書籍、雜誌,任何東西。”通過羅素,張申府開始深入研究西方思想,他說:“我很像羅素,支持正義,但同時不偏不倚,保持邏輯頭腦。”
他是第一個研究羅素的中國人,自稱“中國哲學第一人”,錢鍾書等名家也曾是他的學生和崇拜者。
先生一生致力於將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統一起來,取長補短。但極其遺憾,在他的諸多著作中,並沒有形成系統的一套學術體系。
生平紀事
排滿革命思想
1908年張申府先生在順天高等學堂中學班學習時,與同學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劉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滿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響。該校當時有兩個公認的怪人,一是梁煥鼎(梁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號曉峰),學級都比他高兩年,後來皆與他成為至交。
張申府14歲時隨一位姓陳的遠房表叔到北京求學,1913年張申府先生考上北京大學預科學習數理,第二年考入北大文學院攻讀哲學。兩個月後,又轉到了數學系。他原先的興趣在數學,但1914年考上北大時,當時張預科尚未畢業,按規定無文憑的學生只能考北大文科,張只能先考入文科哲學系,又通過馮先生的關係轉到理科數學系的。沒想到這樣一來,張又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中國誕生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和數學家。張申府在哲學系只學了兩個月,卻對哲學,尤其是羅素的解析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先後翻譯了《我們所能做的》、《哲學之價值》、《夢與事實》、《民主與戰爭》等。
留教北大
1917年,張申府以助教名義留北大工作,教預科數學和邏輯。通過同學郭曉峰,張申府認識了李大釗。這時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常去李處閒談,因此張亦與之熟識,李大釗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由於工作比較忙,就讓張申府幫助在登錄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釗離開的時候,張申府幾次擔任北大圖書館代主任,1918年毛澤東由倫理系的楊昌濟老先生(楊開慧父親)介紹來擔任登錄室工友,在張申府先生領導下工作,張申府後來回憶說:"那是五四時期,毛澤東在我屬下工作,解放之後,他到處說'張申府的老闆面色很難看'。因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寫一疊圖書卡片。”
1920年,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魏金斯基來華,幫助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他來到北京後,經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的介紹,見到了李大釗和張申府,後來,魏金斯基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又到上海聯繫陳獨秀。陳獨秀曾擔任過北大文學院院長,常出入李大釗的辦公室,因此與張申府也有較多接觸。他們三人於1918年冬共同創辦了《每周評論》,由張申府負責編輯,他同時還擔任了中國現代最偉大的雜誌之一《新青年》的編委,還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兩個社團:少年中國學會和新潮社的團員。另一位偉大的傳奇鄭超麟先生曾經回憶他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很大程度是因為看了張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創辦《每周評論》
1918年冬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三人聯手創辦了頗具影響的雜誌《每周評論》,由張申府負責編輯。
張申府在當時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羅素、羅曼·羅蘭等西方進步思想家,先後在《新青年》等雜誌上翻譯了羅素的多篇文章,並撰文評述其哲學思想,在當時曾有廣泛的影響。張申府系統研究了羅素的各類著作,宣傳研究羅素主義,僅25歲已成思想界羅素專家。‘羅素’二字的翻譯定名就是出自張手。羅素曾在給一位法國友人的信中說:中國的張申府先生,比我還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陳獨秀籌備建黨,為了確定組織名稱,在上海的陳獨秀在給李大釗和張申府的信中說:創黨之事"只有你與守常(李大釗)可以談。可見張申府在當時的作用之重。
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10月,這三人又共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基層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張申府成為這個共產黨前身的最早創始人之一。當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兩位創始人李大釗和張申府準備發展黨員,他們首先看中了劉清揚(後來張申府的妻子,天津學生運動和覺悟社的領袖,張申府正是通過她認識了周恩來),可是劉沒有同意,他們後來發展的第三名叫張國燾(有一說劉清揚不答應的原因是因為她看到發展名單排在她後面的是張國燾,張當時是劉清揚的熱烈追求者,與劉有過一段並不愉快的戀情)
張申府不但參加了黨的早期創建工作,在當時還是“南陳北李”間的奔走串聯者,為中共建黨作出了卓絕的貢獻。
1920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書的名義,到法國深造。而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法國巴黎籌辦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學,張申府應聘前往教邏輯。同時李大釗、陳獨秀在國內就委託他到法國後繼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安定下來之後,申府先生於1921年初發展了劉清揚入黨,又一同介紹周恩來入黨,並與後來到達的黨員趙世炎、陳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先於張申府到達巴黎的周恩來原是準備在倫敦留學的。在倫敦住了一段時間後,感到那裡的生活費用太貴,於是轉回巴黎。中間,遇到了越南人阮愛國〔即胡志明〕,其時還是法國共產黨員的胡志明向周恩來講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後來周恩來聽說他的好友劉清揚和張申府在法國,就急著去找他們,因此張申府成了周恩來革命的引路人,並成為周早期在政壇迅速崛起的重要關鍵人物。
1922年,張申府由於支持留法學生抗議中國學院院長吳稚暉拒收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入學而毅然辭去教授之職,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艱難與劉清揚、周恩來一同乘車轉往德國柏林。當時朱德和孫炳文(中共後來的第一大美人孫維世的父親)在德國,朱德由周恩來介紹認識了張申府,張申府又成為這兩人的入黨介紹人。
1922年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由於張申府當時的老大哥身份,他沒有出席成立大會,但經常對他們發號施令,正是這種身份的隔離,終於1923年少年共產黨宣布開除張申府。
在德國期間,張申府曾和大數學家希伯特探討問題,並且第一個指出愛因斯坦相對論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
1924年回國後,張申府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並擔任了蔣介石的德文翻譯,是中共從事早期軍事工作的黨員之一。1924年5月,孫中山任命張申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當時中共在黃埔軍校最高的任職,張還負責黃埔第一期學生的口試、筆試監考和閱卷工作。第一期錄取揭榜時,後來的“黃埔三傑”之首共產黨員蔣先雲名列第一。(奇怪的是《陳賡大將》這部所謂忠實反映歷史的電視劇里黃埔三傑的另二傑蔣先雲和賀衷寒都不見了),可以說黃埔一期都是張申府的學生。
當時的政治部主任是另一位中共創黨元老戴季陶,在他離開時張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黃埔軍校開辦後,特別需要政治工作幹部,黨代表廖仲愷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張申府為軍校推薦人才,張申府開出十五人名單,第一個就是周恩來,張還為周解決了歐洲回來的經費,用一手之力將周推上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將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張申府因與蔣介石難於共事,辭去政治部副主任職務。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張申府列席了會議,會上因討論黨的綱領時反對與國民黨結盟而與蔡和森、張太雷等人發生爭執,而後負氣提出退黨,周恩來一度支持他的觀點,但很快屈服,張後來有這樣的評語:“我很快就離開,而周恩來留了下來,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而恩來則不同,他是彎而不折的……”
退黨之後
退黨之後,政治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界卻多了一名健將。張申府以教學和翻譯著述為生,先後在暨南大學、大陸大學、大夏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羅素哲學或邏輯。當時的哲學界:杜威實驗主義哲學的主要介紹者是留美的胡適,柏格森生命哲學主要介紹者是留德的張君勱,黑格爾哲學的主要介紹者是留美留德的賀麟,羅素新實在論哲學的主要介紹者是留法的張申府。
1931年,張申府被清華大學聘為哲學教授,講授邏輯與西洋哲學史。當時,清華大學哲學系還有馮友蘭、金岳霖、鄧以蟄三位教授。幾人頗相契合。〔馮友蘭的堂妹後來還嫁給張申府的弟弟張岱年。〕幾位大師級的教授齊聚哲學系並稱“四大金剛”陣容豪華,空前絕後,頗為壯觀。張申府還第一個發掘了錢鍾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說:“錢鍾書和我的兄弟張岱年並為國寶”。當年,錢鍾書不過是20齣頭在校學生,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錢鍾書和張岱年先生都已經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學者,足見其先見之明。
1935年冬,張申府與劉清揚、姚克廣(姚依林)、孫蓀荃(時任女一中校長,張申府當時的情人,後來嫁給了另一位傳奇人物中共的創黨元老譚平山)等共同發動和領導了北平的“一二九”學潮,遊行總指揮,政府嫉恨,於1936年2月將張申府、劉清揚同時逮捕,被關在安定門內的陸軍監獄了兩個月,才由馮玉祥保釋出獄。出獄之後,又講了幾個月的課,到暑假時,清華當局囿於當局壓力把張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國會(這就是民盟的前身,後來知名的三黨三派之一,救國會另幾位主要領導是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成立,張申府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後又擔任華北各界救國會的負責人,是愛國進步教授中一位活躍的較有影響的代表。
張申府離開共產黨之後還追隨鄧演達,與鄧、章伯鈞、黃琪翔共同創辦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今日中國農工民主黨之前身),人稱第三黨。
1938年7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大會,張申府與“救國會”的沈鈞儒等六人被聘為第一屆參政員。張申府為參政員,與蔣介石矛盾日深,蔣有一次當面罵他,說他“反對政府”,“你不但寫文章反對政府,還在防空洞裡反對政府!”並表示有人在防空洞裡親耳聽到的。張申府說,自己根本不認識這個人,純屬無中生有。其實在防空洞裡講話的是章伯鈞,事後章感到過意不去,曾登門向張申府表示安慰。他因為平白無辜挨了蔣的一通罵,怒氣未消,就提出要離開重慶去打游擊。政治部長張治中聽說後,跑來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結果是他的參政員當不成了。
在重慶開始熱衷於搞憲政座談會,就是各個在野小黨派的經常性聚會,包括張君勱他們的國家社會黨、左舜生他們的青年黨、章伯鈞的第三黨、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派、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沈鈞儒和張申府算是代表救國會派,民主同盟就是從這樣的聚會發展過來的,張申府是民主同盟的主要發起人並擔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
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1948年張申府在儲安平的《觀察》寫了一篇《呼籲和平》的文章,正是因為這篇“不合時宜”的呼籲和平文章,為張申府今後的政治生命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總部第四次擴大會議以"張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為由,開除了曾是創始人的張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痛斥叛徒張申府的賣身投靠”!十天后,已進入東北解放區的張申府的夫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女共產黨員、著名政治活動家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出離婚啟事,標題為"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並宣布與張申府從此仳離,一刀兩斷。
後悔退黨
張申府晚年回憶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後悔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關於這一部分歷史,公開資料並沒有相關記載,其女兒張燕妮向記者透露了一些內情。1925年1月,父親在上海列席了中共四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發生了爭論。父親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應當保持它的獨立性,不應當依附其他政黨。當時有人說他幼稚可笑,父親怒不可遏,一氣之下表示要退黨。當張申府回到北京後,李大釗等人勸他不要退黨,他不為所動,很生氣地說道:“大多數人贊成我我就乾,不贊成我我就滾蛋,就在黨外幫助乾。”最終,張申府沒能如願,退出了共產黨,他說自己是“寧折不彎”,而周恩來是“彎而不折”。張燕妮認為,“以父親跟蔣介石共事的經歷,他已經預感到蔣介石不可靠,曾說蔣介石是一個剛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這可能也是他退黨的原因。”
張申府最後悔的另外一件事情則是1948年因為在共產黨連連擊敗國民黨,勝利在望時發表了《呼籲和平》一文被民盟開除,進而被徹底地趕下中國的政治舞台。關於《呼籲和平》一事,張申府曾為自己做過辯解:其實他在早些時候就寫了這篇文章,但到1948年10月23日才將這篇文章發表在了《觀察》上。這時,解放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共產黨已經從呼籲國共和平轉變到將革命進行到底。張申府說,因為當時自己在北京教書,不知道形勢發生這么大的變化,結果文章就變得不合時宜了。晚年採訪張申府的美國女作家舒衡哲說,張申府似乎總扮演著“反叛者”的角色,而張燕妮則認為,張申府發表《呼籲和平》,“一方面是時間延遲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與父親受羅素和平思想的影響有關。抗戰勝利後,父親一直反對內戰,力主和平,這與早些時間共產黨、民主黨派的主張相吻合。”也許用哲學思想指導自己言行的人,往往能敏銳地發現事物長遠的走向,但對於眼下政治局勢的判斷就糊塗得多。
身後事
從建國以後到1986年去世的半個世紀內中,張申府便被全面封殺,不準出面,不準說話,寫作不準發表,他只能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孤寂冷清中度過餘生。甚至平反後1992年出版過近四十萬字的《民盟史話》,其中對張申府也還是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1949年後,張申府的工作也成了問題,最後還是周恩來決定讓他去北京圖書館作了研究員,1957年他毫無懸念地成為右派、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直到1979年才獲徹底平反。
所幸的是:“要清白,請長壽”的張申府先生堅韌地活到了八十年代,漸漸地看到歷史被有心人士還原,而他的觀點可以發表出來。
1986年張申府先生辭世,享年93歲。是中共建黨領導人中僅次於羅章龍和劉仁靜的活的最久的人。
子孫追憶
1893年6月15日出生在河北河間府獻縣小垛莊。
祖父濂公是清末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後當選國會議員。父親早年在家鄉讀私塾,14歲時到北京求學。
父親少年時非常勤勵,在國小住校時,同宿舍的七八人中,有幾個紈絝子弟,整日吃喝玩樂,不務正業,而他根本不予理會,一心苦讀,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考入北平順天高等學堂中學班。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了,革命風暴席捲神州,父親和其他熱血青年一樣,情緒高昂,決心投身於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做新時代的弄潮兒。當時,以孫炳文為總編輯的天津《民國報》公開進行革命宣傳。父親以“赤子”為筆名,寫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該報上發表,總題目為《零金碎玉》。
辛亥革命後,學校停課,同窗好友,星散各方。回家鄉暫住一段後,1912年暑期,他再次來到北京,考入高等師範學堂附屬中學班。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開始了新的生活。
當時的北大設文、法、理、工科和預科。“預科”相當於附屬高中,學制為三年(後改兩年),畢業後可以免試升入本科。父親在預科上了一年,覺得並不很吃力,便報考了本科,入文科哲學門(系)學習,不久轉入數學門(系)。
1917年,父親在北大畢業,留校做助教,教邏輯和數學。三年後提為講師,其間曾一度協助李大釗同志在北大圖書館工作。
是年初,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實行“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厲行改革,氣象一新。思想敏感活躍的父親對哲學、政治、社會、人生等重大問題深感興趣,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羅素、羅曼·羅蘭等西方進步思想家,先後在《新青年》等雜誌上翻譯了羅素的多篇文章,並撰文評述其哲學思想,在當時曾有廣泛的影響。
1919年5月4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了,這一運動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也推動了許多進步團體的活動和發展。在此前後,父親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的活動,並任《新青年》編委,還參加了《每周評論》的創刊工作。這期間除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交往甚密外,還認識了天津覺悟社的劉清揚、周恩來、鄧穎超等進步青年。
隨著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的醞釀創建工作也在積極進行。1920年初,父親參加了黨的早期創建工作,在“南陳北李”間奔走串聯,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法人士為溝通文化交流,組織了華法教育會,倡議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五四”運動後,逐漸形成了勤工儉學運動的高潮。
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法國巴黎籌辦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學,父親應聘前往教邏輯,1920年底到達法國巴黎。此行他還肩負著一個重要使命,即受陳獨秀、李大釗委託在海外建立發展中共黨組織。1921年年他先後介紹劉清揚和已先期到達法國的周恩來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即與周恩來、劉清揚和從國內來的黨員趙世炎、陳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並與國內的陳獨秀常有書信往來。
1921年春,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1年9月,爆發了留法學生要求開放里昂大學的鬥爭。父親為此奔走活動,並去向吳稚暉交涉,但毫無結果,最終這場鬥爭在中法當局的聯合迫害下失敗了。父親無比憤慨,盛怒之下辭去了教書之職,離開了里昂中法大學。
1922年父親和劉清揚、周恩來一起轉到德國,後與周恩來一起介紹已到德國的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底,中共旅歐支部成立,父親和周恩來、趙世炎等在其中負主要責任。1923年底,父親經請示黨中央後,離開德國,經莫斯科回到祖國。
到北京後,他本擬再回北大教書,不意竟為胡適等所拒。經李大釗介紹,父親到了廣州。
是時,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開創了國共合作的新局面。為了培養革命軍事人材,廣州正在籌辦黃埔軍校。父親到粵後,馬上參加了這項工作,並被任命為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時受聘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父親任職黃埔軍校後不久,即感到時任校長的蔣介石為人跋扈、剛愎自用,難於長期共事,遂藉機離開軍校,而在暑期父親回京休假返粵後,國民黨右派、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卻突然翻臉,藉故不再下聘書,父親失去廣東的工作,不得已轉到上海。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父親列席了會議,會上因討論黨的綱領與人爭執,而後負氣提出退黨,他認為:“在黨內因意見分歧,發生齟齬,反而多所妨礙”,“在黨外仍當與黨配合工作,永遠同黨保持友誼關係似更妥”,表現出傳統士大夫那種“合則即,不合則離”的態度。
此後父親主要的教學和翻譯著述為生,先後在暨南大學、大陸大學、大廈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難日甚一日,滿懷愛國情感的父親,經常利用講壇,痛斥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宣傳愛國思想,並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成立,父親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後又擔任華北各界救國會的負責人,是愛國進步教授中一位活躍的較有影響的代表。
父親的愛國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獄,直至5月,經馮玉祥先生保釋和社會各界的聲援營救,才獲釋。但他回到清華大學不久,即被學校解聘。
離開清華大學後,父親仍致力於抗日救國運動,後作為救國會的代表參加民主政團同盟,並任中央常委,為了推進國共合作,他與其他民盟領導人一起,作為第三方面斡鏇國共間的和平談判。
共和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父親被安排在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中受到衝擊,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獲徹底平反,後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辭世,享年93歲。
家庭生活
1911年,張申府回鄉結婚。1913年,進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數理。雖是包辦婚姻,但張申府與第一任妻子的感情頗為篤厚。可惜轉年,妻子朱德儂在分娩數日後不幸去世。
張申府的第二次婚姻說來頗為荒誕。1915年春,張申府根據父母的安排第二次結婚。本來他看中了一位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車上數次相遇的少女,父母也答應為他所心儀的女孩去找人說媒,當他返鄉完婚時,卻發現新娘被掉包。當張申府還在為他的第二次包辦婚姻感到痛苦時,劉清揚已經在哥哥的支持下成功地解除了由父親安排的婚約,全身心地投入到愛國運動中去了。
1920年11月23日,劉清揚乘上法國郵船“高捷爾”號。住在頭等艙的27歲已婚男子張申府,與26歲的劉清揚演繹了一出婚外戀的浪漫傳奇。在鄭超麟的回憶錄中,曾談到,“他在郵船上同劉清揚結為伴侶,此事引起風潮。”張申府後來回憶說:“我們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們同船去法國的時候,是她先向我示愛。她很接受我的意見,聽我的話。我推薦她參加中共。”此後不久,劉清揚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張申府在脫離中共後,過著學者的書齋生活。1930年秋,張申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哲學小書《所思》,這是一本關於自由(包括性自由)、婦女解放、社會革命的文集。北京第一女子學校的校長孫蓀荃讀後非常感興趣,兩人慢慢交往起來。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期間,張申府和孫蓀荃的關係已經非常親密了。劉清揚非常生氣,對張申府多有指責。張申府則反駁說,這是劉清揚的嫉妒心在作祟,兩人暫時分開了。
抗戰爆發後,張申府來到重慶,編輯《戰時文化》。張申府曾教過的女學生董桂生擔任其秘書。董桂生在學生時代就崇拜張申府,到一起工作後,漸由崇拜而生愛慕,兩人開始了同居生活。孫蓀荃知悉後怒不可遏,寫信給張申府痛斥其不忠。張申府最後選擇了與孫蓀荃分手。張申府和女學生的戀情,受到了社會的非議。因無法承受社會的壓力,張申府忍痛把董桂生嫁給自己的另一名學生。
1944年,劉清揚在重慶經張瀾介紹加入民盟,翌年當選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兼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主任。1944年,張申府主動與同在重慶的劉清揚握手言和。張申府在3月11日完成的《婦女與憲法》初稿里,明確表示放棄對性自由的追求,期望建立“長期忠誠及相互奉獻的男女關係”。劉清揚重新接納了張申府,他們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然而張申府的一篇文章,卻把他和劉清揚的關係推向了崩潰。1948年10月28日,張申府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上發表《呼籲和平》的文章,提倡國共“劃江而治”的錯誤主張。
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開會,決定開除張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民盟發表時局聲明,重申為民主奮鬥決心”的報導,副題為“痛斥叛徒張申府等賣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劉清揚的一則離婚啟事,標題為《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訊息說,劉清揚致函民盟沈鈞儒和章伯鈞,對張申府的思想墮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場,表示無比憤慨,表示她要與張申府斷絕一切公私關係。《呼籲和平》這篇文章成為張申府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此後,他多次後悔地對人說:“我一生後悔的事不多,但這篇1948年的文章是我後悔的事情之一。”
1948年11月,劉清揚帶著子女離開國統區,來到解放後的石家莊。儘管張申府內心很痛苦,但他理解劉清揚的選擇。他說:“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沒有選擇,她要保護自己和女兒。解放後,我們沒有說過話,但她一直都透過朋友了解我的情況。”
與張申府不同,劉清揚則在1961年重新加入中共。她先後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盟中央常委;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婦女幹部學校校長、北京婦女聯誼會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等職。1977年7月19日,劉清揚在北京逝世。
張申府給劉清揚的輓聯寫的是:“生離死別千秋遺憾,志同道合萬世一心”,足可品出他的遺憾之情。而張申府則堅韌地活到了1986年,享年93歲。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張申府依然堅信劉清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張申府小女兒為張燕妮,張燕妮是張申府第四任夫人關素文所生,是張申府最小的女兒。
其他信息
推薦周恩來進入黃埔軍校
1924年5月12日,孫中山任命第一批黃埔軍官學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張申府。周恩來後來任政治部副主任,緣於張申府的推薦。
張申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之一。他在中共四大會議上,反對因接受國共合作而造成的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領導而“負氣退黨”。在北京期間,曾與毛澤東同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在“五四”運動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作為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李大釗、陳獨秀聯手創辦了《每周評論》。1920年至1923年底在法國里昂大學中國學院教書,是巴黎中國共產黨支部的創立人之一。在法國期間,張申府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蔣介石訪問莫斯科時結識了張申府,並對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孫中山在前蘇聯的支持下,創辦黃埔軍校時,因急需大量人才,他特別對留學人員予以關注。在“聯俄”“聯共”的思想指導下,對共產黨組織中的人才也進行吸收。但當時因歷史條件限制,中國共產黨人以公開的身份進入黃埔軍校很難。創建初期,只有張申府一人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進入黃埔軍校。當時國民黨高層人士也曾動員張申府像其他人一樣,保持雙重身份,既當共產黨員,又有國民黨員身份,但張申府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由於張申府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又有在法國當教授的經歷,加之又與蔣介石相熟於莫斯科,於是獲得了孫中山的任命書。
張申府進入黃埔軍校後,開始在軍校里發展共產黨員。當時正值黃埔軍校初創,缺乏人才,學校很依靠共產黨人到軍閥統治區去招收學員,毛澤東、張國燾等推薦和招收了相當部分的共產黨員到黃埔軍校。而張申府則向孫中山、蔣介石、廖仲愷等推薦教官。孫中山把創建黃埔軍校的事情委託廖仲愷和蔣介石辦理,在蔣不在廣州的時候,則由廖仲愷主持籌建工作。當時廖仲愷和戴季陶是國民黨左派,他們兩人請張申府推薦在國外讀書的優秀學生,張申府一口答應。張為此寫了推薦信,推薦了15名在國外讀過書的優秀學生,他們的身份都是共產黨員。名單的第一個名字就是周恩來,還有惲代英、趙世炎、高語罕、沈雁冰等,這些人當時都是共產黨中的精英。周恩來在1920年之前就認識張申府,去勤工儉學時,又比張先到法國,1920年兩人在巴黎相逢,接觸的更多,經常聚會暢談,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方面的事情,兩人經常有著一致的意見,在這些日子裡,兩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於是當張申府請他來黃埔軍校的信函到了巴黎,周恩來很快覆信應允。張申府馬上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廖仲愷。廖仲愷看到張推薦的青年學子,都是很有些名氣的青年,也就立即批准同意,並囑張馬上給周恩來等海外留學人員寄去歸國的路費。
周恩來在法國收到黃埔軍校寄給他的歸國路費,立即啟程乘船回國,並於1924年初抵達廣州,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黃埔軍校的工作之中。由於周恩來的出色工作,使原來近乎於空殼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時間內工作就做得有聲有色。進入黃埔軍校兩個月之後,周恩來被任命為政治部副主任,並由此開始了他另一階段的革命生涯。
後人評價
1986年6月,張申府逝世。7月,《人民日報》刊出一條訃告,指出張申府“為新文化運動做出了貢獻。1920年在北京隨李大釗同志籌組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建黨活動,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之一。1921年在法國巴黎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負責人之一”,稱他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是中國羅素研究的第一人,他是黃埔軍校教官中的中共第一人,他是中國第一個推介愛因斯坦的人,他是一二九運動的幕後總指揮,他是新青年雜誌的編委,他是民盟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他是毛澤東北大圖書館的領導,他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他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是《每周評論》的創辦人,他是活得最久的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之一,他是婦女解放的先驅……他是誰?他就是張申府先生,或者可以叫他張崧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