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歷
1911年辛亥革命後，任安徽青年軍秘書長 ，與陳獨秀結識。1912年赴山東青島任教。1915年後在上海以寫作謀生，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蕪湖任省立第五中學學監兼授英語。在該校創辦學生自治會，並創辦商業夜校二所，支持蔣光慈、錢杏郵、李克農等組織安社。1919年發動學生聯絡蕪湖各校掀起聲援北京五四運動的學生愛國鬥爭，7月被解職。轉任第二農業學校教員，積極推動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同年冬離校去上海。1920年冬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重返蕪湖五中任教。1921年初出版《白話書信》五篇，宣傳社會主義思想。5月組織蕪湖學社，創辦《蕪湖》半月刊。
加入中共
1921年1月，高語罕已成為中共早期建黨骨幹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者之一 ，他把在蕪湖五中、工讀學校等校的講義編纂成《白話書信》，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與《嘗試集》、《獨秀文存》齊名，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大力作。次年8月，高語罕參加完中共“二大”，受黨組織派遣留學德國。在哥廷根大學，他一邊讀書，一邊從事黨的工作，與張申府等人一起組建了中共旅歐總支部。在《九死一生記》中，他回憶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時常不離伴的，大概是叔隱、老鄭、小房、朱德夫婦和我……史叔隱和孫炳文、朱德、章伯鈞等之加入共產黨和國民黨，皆經我一手包辦。”
1923年春，參與組織成立蕪湖勞工會8月與章伯鈞等赴德國留學，入哥廷根大學深造。參加中共旅德支部組織的愛國反帝活動。1924年4月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安徽省一大。6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
1925年春回國到上海見陳獨秀，在平民女校任教。參加五卅運動，曾任上海總工會宣傳科主任。8月被派到蕪湖，指導國共合作後的安徽國民黨省部門事務，並建立中共蕪湖特別支部。同年12月被派到廣州，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一度與鄧演達、惲代英、張治中被蔣介石並誣為“黃埔四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如黃埔軍校的一大批共產黨員，包括政治總教官、最後一任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學員高國玖（其長子）、高貴玖（其次子）等，都在“清黨”中被捕，被關押在廣州南石頭監獄。幾天后，熊雄、高貴玖被執行槍決；過了兩年多，高國玖才與張國屏、戴冠宇一起，期滿出獄，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後來，他與姐姐高雲玖（其女），都被反動派殺害。〕
1926年1月，作為安慶市國民黨代表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擔任中共出席會議代表的黨團書記，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不久兼任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政治訓練主任。北伐軍攻克武昌後，同年冬到漢口，主持國民黨安徽省黨部辦的安徽黨務幹部學校。
1924年4月，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安徽省一大，被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不久任國民黨中央四川特派員，並任楊森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6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7月下旬參與發動南昌起義的聯絡準備工作，曾同廖乾吾等秘密會見葉劍英，獲知汪精衛、張發奎召開廬山會議反共的陰謀。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秘書。隨起義軍南下廣東受挫後，被前委派去香港進行聯絡工作。曾書面向中共中央匯報南昌起義情況，不久移居澳門。
1928年轉去上海，參加中共春野書店支部活動，參與指導太陽社文藝工作。與陳獨秀過從甚密，對陳獨秀極表同情，思想逐漸靠攏。12月15日隨陳獨秀等簽名發表八十一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參加托陳取消派活動。後到北平北京大學任教。1932年冬陳獨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他轉移到香港任教兼賣文謀生。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以陳獨秀代言人的身份宣傳抗日。1939年5月隨陳定居四川江津，與陳合譯《大英百科全書》。1942年5月陳獨秀逝世，他幫助料理後事。此後移住陳銘樞家中，撰寫古體詩。1945年撰寫《九死一生》回憶錄。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
人物事跡
反清志士 “五四”先驅
1888年，高語罕出生在壽縣正陽關一個有名的漢學家家庭里。1905年，他東渡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1907年歸國，赴安慶從事秘密反清活動，曾參與1908年熊成基領導的馬炮營起義，因“沒有暴露身份，得以逃脫誅殺。”不久，佐助韓衍創辦《安徽白話報》。辛亥革命時，他任安徽青年軍秘書長，並與陳獨秀結識。1912年4月，青年軍總監韓衍被刺殺，高語罕與王蕭山冒險予以收殮、安葬。不久，即奔赴山東青島，由高一涵推薦，在該地任教。
1914年底，高語罕轉赴上海，以賣文為生，曾在余谷民主辦的《神州日報》上發表長篇連載文章《青年軍講義疏箋》，闡揚韓衍《青年軍講義》的革命精神。1915—1916年，他在上海積極參與陳獨秀等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並成為《青年雜誌》的撰稿人之一。《青年雜誌》第一卷上就曾連續發表過他的《青年與國家之前途》和《青年之敵》。第二卷《新青年》，又連載高語罕的“淮陰釣叟”為筆名所撰寫的《青島茹痛記》，深刻揭露了德、日帝國主義在山東的罪惡。
1916年秋，由劉希平推薦，高語罕赴安徽蕪湖任省立五中學監，兼授英語。1917年秋，在省立五中實施教育新主張，創辦了安徽省第一個學生自治會，由學生審查、管理學校財務，評論教師講課能力，監督廚房。倡議創辦了工讀學校和平民夜校，前者吸收貧苦子弟入學，半工半讀。黃埔一期生、著名北伐烈士曹淵即經高介紹入該校就讀。後者吸收紗廠女工和人力車夫入學。1918年，高語罕又創辦商業夜校兩所，吸收蕪湖商店店員、學徒及其子弟入學，教師由省立五中師生擔任。高語罕曾親自任教，編寫教材，聞名於世的《白話書信》自此開始編寫，並成為商業夜校的教材之一。是年，在高語罕的倡議主持下，無政府共產主義團體“安社”在蕪湖成立。安社標榜反對強權，反對專制，反對禮教，並編輯出版《自由之花》報，在省內外發行。史載：他所在的五中被稱為“執安徽學生運動‘牛耳’的學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愛國遊行示威活動。次日凌晨，高語罕即發動五中學生骨幹到各校聯絡，並在校內外公開演講。5月10日晚，高語罕又以蕪湖全體學生名義致電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力爭歸還青島，並致電上海《申報》暨各省教育會、參議會、學聯會以及廣州軍政府，呼籲聲援支持；又致電本省各縣商會、勤學會、各學校、農會，“囑迅電力爭”。次日，又在蕪湖各校師生代表大會上發表組織國民大會的演講。回響五四運動的熱潮自此在蕪湖高漲起來。6月8日，經高語罕教授的平民夜校和商業夜校學生骨幹的奔走發動，蕪湖商界全體罷市，工界全體罷工，以聲援北京五四運動。蕪湖成為全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少數城市之一。是年7月，在安徽軍務幫辦馬聯甲的壓迫下，高語罕被五中解聘，離開蕪湖。在告別宴會上，高語罕以韓衍之話贈給送行師生：“我之道德完備，天地鬼神，皆來聽命。道德苟有一絲一毫之可議，魑魅魍魎，於我皆有發言權。時勢不艱難，人人皆善思而善處矣，安用吾輩為？時勢愈歷愈難，所以試吾手腕之愈伸愈大。自種之花，香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護之愈慘澹。”是年秋，高語罕被蕪湖二農聘請，時值全國掀起赴歐勤工儉學活動熱潮。經他奔走、推動，蕪湖有不少學生赴法，其中以二農為多，如李慰農、尹寬、季蘇等。因學潮事與親軍閥之二農校長吳光祖發生激烈衝突，高語罕於1919年寒假辭職離校，轉赴上海。其間，與陳獨秀聯繫密切。
早期入黨 傳播馬列
1920年，高語罕曾在《新青年》上發表《蕪湖勞動狀況》，以“釣叟”為筆名在《少年世界》上發表連載文章《蕪湖文化運動記》，以“素心”為筆名發表《蕪湖教育觀》。是年，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高語罕赴京，參加了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經李大釗和張申府介紹，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張申府曾兩次回憶：1920年，“北京第一個發展了張國燾，以後又發展了高語罕”。中共創建時期，“北京最早發展了張國燾 ... 早期建黨時，高語罕與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劉伯垂、沈澤民、楊匏安、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人接觸頻繁。”上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於8月成立後，曾創辦外國語學社，高語罕推薦蕪湖省立五中學生蔣光慈、吳葆萼入學。以後，蔣、吳二人即赴俄留學。是年10月下旬，高語罕回蕪，重新接受省立五中聘請，並先後推薦了董亦湘、沈澤民、鄭太朴、時紹武、武可權等在該校任教。
這一時期，高語罕以通俗的文字、大眾化的形式，向民眾宣傳“五四”以後中國社會運動的指導思想、革命道路和鬥爭方式等問題。1921年1月，高語罕的《白話書信》由上海亞東圖書局出版。該書共分五編。第一編緒論，介紹書信的基本常識；第二編家庭書信；第三編社交書信；第四編工商書信；第五編論學書信。內容廣泛，涉及社會政治、哲學倫理、戀愛婚姻、文教研究、社交經商等各個方面。它是高語罕“五四”以來思想觀點的集中體現。書中雖夾雜一些錯誤觀念，但總的來看，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宣傳了蘇聯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宣傳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他的《白話書信》，1921年初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與陳獨秀《獨秀文存》、胡適《嘗試集》為當時最暢銷三部書，雖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卻再版39次，發行10餘萬冊，喚醒了沉睡的民眾，影晌了無數青年志士。省黨史辦評價：高語罕在《白話書信》的新史料給安徽現代革命鬥爭史增添了重要內容，也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在安徽傳播提供了重要資料，更使我們認識到皖省早期黨員的活動在全國的重要地位。
4月30日，在高語罕倡議下，《蕪湖學生會旬刊》創刊。5月，以高語罕為首，組織了“蕪湖學社”，並於5月15日創辦了《蕪湖》半月刊。高語罕曾在該刊發表《中等學校教授中國文學史底我見》、《學潮中的教育》和《省會門前的血》。6月2日，安慶爆發了一次為爭取教育基金獨立，反對軍閥侵吞教育經費的鬥爭，史稱“六二慘案”。高語罕曾領導蕪湖師生積極聲援，並與其他教育界著名人士發起組織安徽“六二慘案”後援會。8月至10月，又率領蕪湖學生骨幹赴安慶參加推翻皖省三屆省議會和驅逐省長李兆珍的鬥爭。約在10月下旬，高語罕赴上海，向周佛海推薦安慶學生宋偉年、唐道海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蕪湖省立五中學生馬章祿、夏揆如亦作為皖省代表。12月4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了高語罕的《青年底病根》。
1922年3月，蕪湖人力車夫罷工。3月22日，蕪湖勞工會成立，發表了宣言，影響頗大，此為高語罕前段時間工作之結果。是年上半年，高語罕赴上海，還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任教。在這裡要提及的是：平民女校，是中共成立後不久，為了領導婦女運動，培養婦女幹部，在上海創辦的第一所婦女學校。（在五四運動新思潮影響下追求自由和革命真理的女青年，如高君曼、王劍虹、丁玲、王一知、錢希筠等，紛紛投奔女校學習。高語罕和陳望道、邵力子在其中教國文。上海大學則是上海黨組織和國民黨左派于右任等合作創辦的一所革命學校。高語罕和瞿秋白、安體誠、施存統、張太雷、彭述之等教社會學。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上海大學是一所革命的熔爐。當時有“文有上大，武有黃埔”之說。為黨培養和造就了象秦邦憲、王稼祥、關向應、楊尚昆、陽翰森（邱清泉、康生、陳伯達、饒漱石也是學生）等一大批幹部。
在平民女校教授的同時，進入外國語學社，習德文。1922年8月，高語罕與鄭太朴、章伯鈞等赴德國留學，進入哥廷根大學。是年，黨中央曾指示旅歐的中共黨員及其組織合併成立一個中共旅歐總支部。高語罕與鄭太朴、張申府、章伯鈞、朱德、孫炳文、廖煥星等編在德國支部里。毛澤東曾向斯諾回憶建黨初期的情況：“在德國也組織了共產黨，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 據他自己在《九死一生記》中回憶，1922年在德國留學時他介紹朱德、章伯鈞、孫炳文、史叔隱等加入共產黨，後又介紹學生蔣光慈、阿英（錢杏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傑出代表，左翼作家）、李克農、曹淵等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春，高語罕自德國留學歸來，先赴北京與李大釗聯繫，後赴上海，至陳獨秀處報到。8月20日晚抵蕪湖，代表中央指導皖省國民黨黨部事務，指示蕪湖青年團組織在現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組織。為加強蕪湖力量，又推薦張秋人到蕪湖新民中學任英文教師。1926年4月，中共蕪湖特支建立，直屬中央領導。1925年9月，高赴安慶，指導省黨部事務和安慶青年團組織，後回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
“黃埔四傑”起義南昌
1925年12月，高語罕赴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教授政治學概論。高語罕的講課，語言生動，慷慨激昂，口若懸河，富有邏輯性。高語罕一貫提倡白話文，早在20年代，由於他大力提倡白話文而頗享盛名，受到很多青年的敬重。到黃埔講授政治學仍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很有風趣地說：“同學們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沒有對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學生時代的經驗，用文言文寫愛情信，不如用白話文寫愛情信，這是最能表達內心情感的，諸位努力寫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類似這樣的講述，幾乎每課都有些補敘。聶榮臻在《黃埔舊事》回顧軍校經歷時，曾多次讚譽他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政治教官”，和鄧演達、惲代英、張治中被譽為“黃埔四傑”。她還是葉劍英的共產主義啟蒙老師，在黃埔他和周恩來一樣是張治中十分敬佩的人。12月27日，被安慶市國民黨市黨部選為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26年1月16日，高語罕出席國民黨“二大”，並被中國共產黨中央指定為我黨出席“二大”的黨團書記，並與汪兆銘、邵力子起草宣言，與張國燾、許卓然講述國共合作之必要，與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等十二人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不久，他還擔任毛澤東廣東農運講習所政訓主任。在黃埔軍校舉行的歡迎出席“二大”代表會上，高語罕提出純潔革命陣容，分清敵我界線問題。他在發言中講到：“我們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偽執政段祺瑞，尤其是要對任何反革命分子，作無情的鬥爭，更重要的是肅清在我們陣線以內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蔣介石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為，我們一樣以對待段祺瑞的態度對待他，打倒他。”在其他的集會上，高也有類似“不僅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而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的說法。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以高的發言為共產黨倒蔣活動事實之一，散發題名《校長宴會全體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係的經過之事實》的小冊子，指斥高語罕、惲代英、鄧演達、張治中為“黃埔四凶”，下令予以逮捕。後撤回成命。這一時期高語罕還在毛澤東的農講所里，擔任政治訓練主任。1926年4月7日，汪精衛通緝惲代英、廖乾吾、高語罕、朱其華。高語罕離廣州去上海，在輪船泊至黃埔時做詩云：“離騷讀罷聽悲笳，入夜江聲走萬蛇。曾住此間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6月4日，陳獨秀亦為此發表一封《陳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對蔣介石的指責予以駁斥。是年下半年，高語罕在上海介紹錢杏邨入黨。
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不久，陳獨秀由滬入漢，高語罕亦隨行。安徽省臨時黨部由上海馬浪路景蓋里遷至漢口聯堡里，並在武漢黃土坡設立安徽黨務幹部學校，高語罕任該校主要負責人，並在指導皖省省黨部事務上，“起到很大的領導作用”。
1927年初，王明到武漢，請求高語罕在陳獨秀處說項，讓他擔任中央委員，被陳獨秀斥責。3月，出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筆。這是中國共產黨辦的第一種大型日報。蔣介石在安慶製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和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高語罕在3月27日的報上發表了《反對與打倒》、《這叫做“親善”》等的社論，出版《白話書信二集》和《現代的公民》，抨擊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暗中勾結、製造慘案的行為。4月份，國民黨安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高語罕被增選為執行委員。會後，在高語罕指導下，揭露蔣介石反革命行徑的《三·二三事變宣傳提綱》刊行於世。“四·一二”政變當日，高語罕與宋慶齡、毛澤東等聯名發出討蔣通電。不久任第二十軍楊森部黨代表兼四川黨務特派員（黨擬取四川，劉伯承、高語罕均為共產黨員）。6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凱鏇武漢後，武漢國民政府因張討奉有功，任命他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高語罕因與張發奎的關係較近，特聘高語罕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由沈雁冰接任總主筆）。此時，他還兼任第二方面軍黨團書記，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官，國民黨安徽省黨部負責人，負責安徽省黨部幹部訓練班。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高語罕出席大會。
“四·一二”和“七·一五”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相繼叛變之後，高語罕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起義前召開了三次會議，史稱“第一次九江會議”、“第二次九江會議”和“小船會議”。“第一、二次九江會議”明確提出在南昌獨立舉行武裝起義的主張，討論了南昌起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計畫。7月24日，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7月下旬參與發動南昌起義的聯絡準備工作）的高語罕和賀龍、葉挺、葉劍英、廖乾吾五人來到九江市區的甘棠湖畔，租了一隻小划子，裝作游湖賞景的模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小船會議”，又稱“小划子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葉賀部隊赴南昌參加起義的軍事行動，保證了起義的主力部隊順利到達南昌，保護了軍事領導人的人身安全，對保證南昌起義的成功舉行起了重要作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回憶，在阻撓南昌起義時，高語罕反對推遲起義時間。葉劍英晚年向肖克回憶南昌起義時的“小划子會議”，曾指出高語罕參與了這次武裝起義的籌劃事宜；而蔣介石和汪精衛卻對他極為仇恨。他就是中共早期著名人物高語罕）起義當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高語罕和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5人為委員。高語罕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秘書廳秘書，會議通過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員會宣言》。
8月3日，起義軍按照中共中央在起義前的決定，開始撤離南昌，取道臨川（撫州）、宜黃、廣昌，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占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然後重新舉行北伐。南下途中，起義軍先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闡明起義的宗旨和綱領，據當事人回憶，這些文告大多是高語罕起草的。高語罕先是隨革命委員會行動，後又隨十一軍軍部活動，發表了數篇文章。南下汕頭後，周恩來、惲代英讓高語罕等到香港接洽張發奎，但商談無結果，他寫了《高語罕給中央的報告——個人對於八一事件之經歷及意見，對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見》，初步分析了起義軍南征失敗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原因。
追隨獨秀 九死一生
不久，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陳獨秀被排除於中央領導之外。高語罕隨陳獨秀由武漢赴上海，處於閒居狀態，被編入由錢杏邨、蔣光慈、李克農、嚴啟文、李澤純、宋季仁等組成的春野支部（春野書店），間或指導太陽社的文藝工作。期間，與陳獨秀聯繫密切，思想開始傾向托洛茨基主義。1929年11月，在春野支部，被開除黨籍。12月15日，陳獨秀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是為托陳取消派綱領。高語罕名列其中。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由於內奸告密，於上海岳州路永興里11號家中被捕，托陳取消派因此被網羅殆盡。高語罕由上海逃亡香港，賣文度日，兼或授課。1937年“八·一三”事件後，陳獨秀出獄，高語罕聞悉，由香港赴南京，與陳取得聯繫，以後一直以陳獨秀的代言人稱世。其間，蔣介石曾召見陳獨秀、高語罕，委陳為“勞動部長”。陳斷然拒絕相見；高語罕曾見蔣一面，被陳斥責。9月，隨陳獨秀去武漢。次年5月，又與陳獨秀去重慶，定居江津縣。
1938—1942年期間，高語罕閒居江津縣，以賣文度日，經常在重慶《大公報》、《新民報》晚刊上發表詩文。高語罕目睹日本侵略，祖國山河破碎，卻請纓無路，報國無門，風風雨雨，轉眼老矣，不禁感慨萬千，寫出了“蒼茫倚劍獨哀吟，偶瀉天靈自吐吞。眼底戰場應有我，那堪憔悴作詩人”的詩篇。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江津鶴山坪逝世，高語罕赴喪，並料理陳的後事。5月29日，寫就《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一文，發表在《大公報》上，追憶陳獨秀一生。並在以後，不斷撰文評價陳獨秀一生“對人類、對社會的功績”， 時論做此事的“只有他一人”。
高語罕傳陳獨秀死後，高語罕主要寄居在陳銘德家中，生計艱難，以賣文為生，和張恨水等人常為《新民報》撰稿。1943—1946年，高語罕在重慶先後發表了大量的古體詩，《新民報》晚刊曾特辟《語罕近詩》專欄，刊載高的作品。多數為懷舊應酬之文，但不乏有歌頌抗戰之作。如1944年4月11日發表的《我軍克孟關》：“誓把倭奴戰正酣，健兒勇往不知返。前方昨夜連傳捷，報導我軍克孟關”。又如《報傳梅蘭芳陷敵不屈死，果否不可知，詩以勵之》：“登場粉墨緣何事，奼紫嫣紅逐水流。果爾發眉階下死（報載梅郎陷敵後即留須，以示不復登台），藝人應自有千秋。”1945—1946年，《新民報》晚刊重慶版和南京版連載高語罕的長篇回憶錄《九死一生記》。期間，為謀生計，高還佐助其夫人王麗立行醫，曾為人診療。1946年春，《新民報》社遷往南京，高語罕獲陳銘德允諾，免費附搭該報專輪赴寧，住南京明瓦廊街一所簡陋的房屋中，生活十分清苦。原安徽省立五中、二農學生王特華、丁廷洧、朱大猷、單長琦、溫廣漢等不時予以接濟。1947年，高語罕貧病交加，於1948年春病故。死後，無以為殮，幸得原安徽二農學生王特華之力，方能安葬。墓碑由於右任題寫，其墓在南京南門外花神廟旁（舊名花田），離《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墓很近。十年浩劫中被砸，但墓尚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