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初出茅廬
鄧演達1909年（14歲）秋，考入廣東陸軍國小畢業。在校學習期間，成績優異，畢業前夕加入了同盟會。
投身革命
鐵羅尼、鄧演達（中立者）、郭沫若1912年（17歲）春，離開部隊，返回廣東，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學習。
1914年（19歲），考進武昌陸軍第2預備學校，繼續攻讀軍事。
1915年（20歲），於武昌陸軍第2預備學校畢業，後派往部隊見習。
1916年（21歲），在部隊見習期滿後，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第6期學習。
1919年（24歲），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期滿，畢生後到西北邊防軍見習。
1920年（25歲）年初，經辛亥革命元老、孫中山粵軍總司令部參議何子淵（何貫中長兄）引薦，到福建漳州參加援閩粵軍。任憲兵連連長。8月援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鄧演達率憲兵隊隨軍出發，任督戰隊隊長，並屢向上級獻策，打敗敵軍，深受鄧仲元讚許。年底孫中山回廣州重建軍政府，並下令整編粵1，2兩軍，鄧演達在整編時升任第1軍第1師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後1師設軍官教育班以培訓下級軍官，鄧演達兼任教育班班主任。
1921年（26歲）7月，調任1師工兵營營長。年底奉鄧仲元之命，陪徐樹錚到桂林與孫中山會晤。鄧演達工作認真，衷心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深得孫中山嘉許。
活躍時期
鄧演達
鄧演達家庭
鄧演達
被捕後的鄧演達
鄧演達故居1923年（28歲）1月初，粵軍1師沿西江東下，配合滇、桂軍討陳。鄧演達率領工兵營擔當前鋒，並前往指揮。部隊抵三水時，鄧演達前往說服三水防軍負責人陸蘭培參加討陳。並代表1師任陸為團長。1月15日討陳聯軍進抵廣州，陳逆退守惠州。鄧演達率部隊駐廣州越華路廣東省長公署。1月底西江一帶情況緊張，鄧演達奉命率部駐江門。2月上旬孫中山從上海返廣州，設大元帥府於廣州河南。下令整編粵軍，1師擴充為粵軍第4軍，工兵營擴編為1師3團，鄧演達被任命為3團團長。4月駐肇慶，三水，清遠一帶的桂軍沈鴻英叛亂，鄧演達奉命率部隊討伐，以地雷隊炸開肇慶城垣，殲滅守敵。不久，滇軍楊如軒等率部在廣州叛亂，鄧演達奉孫中山之命，率3團趕返廣州拱衛大本營。孫中山授鄧演達為少將銜參軍。9月沈鴻英部從廣西襲擾西江一帶，鄧演達奉命率第3團入桂，占梧州打擊沈鴻英的勢力，並與李宗仁、黃紹竑等合作，進行統一廣西的工作。7月底陳炯明部騷擾東江博羅一帶，鄧演達奉孫中山手諭，率所部往東江與陳軍作戰。8月間，討陳戰役結束後，復移駐肇慶休整。年底1師師長李濟琛於肇慶設西江講習堂，任鄧演達為特約教官。
1924年1月2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國民黨"一大"於廣州召開。大會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鄧演達衷心擁護孫中山的革命政策，並努力貫徹執行。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建議支持下，孫中山決定籌辦黃埔軍校，任蔣介石為軍校籌備委員長，王柏齡、李濟琛、沈應時、林振雄等7人為籌備委員，分設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費、軍醫5部，推定王柏齡、李濟琛（由鄧演達代）、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等為臨時主任，分部辦事。同年3月1日孫中山任蔣介石為黃埔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任王柏齡、鄧演達、彭素民、嚴重、錢大鈞、胡樹森、張家瑞、宋榮昌、簡作楨為試驗委員。
1924年6月1日，黃埔軍校開課，任李濟琛為副主任，鄧演達為團長職務，團長職務在校長之下。軍校分設6部，為了專心搞好軍校工作，鄧演達辭去1師3團團長職務。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親自出席主持並發表演說，鄧演達等也出席了開學典禮。8月蔣介石任用親信王柏齡等，堅持革命立場的鄧演達受排斥，無法開展工作，乃決定離開軍校到上海，準備到德國留學深造。同年12月2日在上海寫信給張難先，表明自己離開黃埔軍校到德國留學是由於蔣介石結黨營私，排斥異己所致。
1924年12月13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於武昌開會，決定在武漢先行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國民政府正式遷都之前，執行最高職務。鄧演達出席了會議表示擁護這一決定。12月28日國民黨中央決定於武漢成立中山大學。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是日於武昌成立，鄧演達、郭沫若、徐謙等人被委為籌備委員，積極進行籌備工作。
1925年（30歲），年初抵德國柏林。在德期間，他勤奮鑽研經濟，政治、社會等學科，努力掌握德語，並與正在柏林的共產黨人朱德、孫炳文等人交往。3月在德國聽到孫中山病逝噩耗，不勝悲痛，曾致信友人表示“此後，不獨中國，即亞洲前途亦黯然！”並在柏林參加組織悼念孫中山逝世的活動。冬天由於國內形勢發展迅速，深感不能再在國外閉門研究，於是離開柏林，經莫斯科回國，投入鬥爭。
1926年（31歲）1月1日，國民黨“2大”在廣州召開，鄧演達從國外趕回參加大會，並在會上作關於游歐經過的報告。大會至19日結束，鄧演達當選為本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月中下旬復回黃埔軍校工作，任教育長，主持校務。大力支持中共廣東區委提出的關於在軍校設定政治科等正確主張。2月黃埔軍校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委蔣介石、鄧演達、嚴重、邵力子、熊雄、陳公博、馮寶森等7人為改組籌備委員。8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艦事件。鄧演達極不滿蔣介石所為，更加遭蔣嫉恨。4月由於堅定奉行孫中山的革命政策，堅持與共產黨人緊密合作的立場，乃被蔣介石藉故調離黃埔軍校，到潮州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教育長。
1926年5月1日，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撰寫了《今年“五一”節的意義》一文。6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與支持下，國民政府決定出師北伐，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和總政治部。鄧演達被任命為總政治部主任，著手籌建總政治部。6月27日黃埔軍校同學會召開同學懇親大會，出席並發表演說。6月於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前，在廣州召開政治工作會議，部署有關北伐中政治工作問題，並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員注意做發動農民工作，在廣州主持開辦戰地工作人員特別訓練班，聘請周恩來、惲代英、陳啟修等人為教官，鄧演達本人亦參加講課。7月9日誓師北伐典禮在廣州隆重舉行。7月12日應邀為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召集的各工會代表會議作政治報告，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決議案》。7月21日應邀出席廣州農工商學聯合會召開的15萬人民眾示威大會並發表演說，表示國民革命軍要與人民相結合，要為人民解除痛苦。7月25日（或26日）離開廣州赴北伐前線。8月12日蔣介石於長沙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第2期北伐作戰計畫等問題。鄧演達與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張發奎等高級將領均出席了會議。8月21日從長沙致電廣州國民政府，報告北伐軍已於是日攻占岳州。8月24日命令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為先遣隊與留守部，先遣隊應隨軍前進，及時做好政治工作。
1926年8月27日至30日，北伐軍先後攻克汀泗橋與賀勝橋，直指武漢。這期間，鄧演達經常帶有關工作人員在前線參與軍事指揮工作。9月1日北伐軍向武昌城展開進攻未克。鄧演達親臨前線，參與攻城司令部的軍事指揮工作。9月3日北伐軍繼續組織攻打武昌城。鄧參加督戰，但因敵人設防堅固，仍未能攻克。9月5日鄧演達繼續參加督戰，攻打武昌城。是役，他的翻譯紀德甫不幸中彈陣亡，鄧本人的馬為敵人流彈打死，身上軍服也被打穿10洞，幸本人無恙。9月7日於武昌南湖文科大學親自主持召開追悼紀德甫大會，並代表政治部致悼詞。9月8日由於漢口為北伐軍攻占，總政治部決定於漢口設辦事處，鄧演達命郭沫若主持漢口辦事處工作。9月14日廣州《工人之路》刊登了鄧演達致省港罷工委員會函，對罷工工人的反帝英勇鬥爭表示支持及慰問。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攻占武昌。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湖北常務委員會，籌備成立湖北省政府，委鄧演達為政務委員會主任。由於總司令部率部移師江西，決定於漢口設行營，委鄧演達兼任行營主任。10月11日鄧演達主持召開總政治部部務會議，決定總政治部全部遷往武昌辦公，駐舊省議會。他在會上還提出總政治部今後工作應偏重於農民運動方面。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委監委，各省區特別市及海外代表聯席會議於廣州召開，討論國民攻府是否遷都武漢等問題。鄧演達出席了會議，主張遷都武漢。後會議以形勢仍未安定，擬暫不遷都。同年11月1日主持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親任招考委員會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漢俊、董必武等14人為委員。11月11日與唐生智等前往九江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有關軍事會議。同年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廣州召開，再次討論並通過遷都武漢。鄧演達參加了會議，並被委託赴武漢負責遷都的各項準備工作。
1926年11月27日，從廣州飛武漢，負責遷都的準備工作。隨後，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有關委員分批離穗北上武漢。與李宗仁等參加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軍事會議。由於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及分裂陰謀有所察覺．乃對別人說"蔣介石故意要把軍隊系統化，造成他個人的軍隊"。
1927年（32歲）1月1日，國民黨湖北第4次代表大會舉行，一致推舉鄧演達為大會主席團主席，並為此致電鄧演達，要求他早日到會“指揮一切”。1月4日從武漢抵南昌，指責蔣介石截留途經南昌之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的行為，但不為蔣所接受。1月7日以總政治部主任名義先後任命了一批各軍，師的政治工作人員。上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在武漢設政治會議分會，以“應付日前政治形勢”。分會指定宋慶齡、鄧演達、董必武、陳友仁、孫科、宋子文、陳銘樞、唐生智等13人為委員。1月11日蔣介石從南昌抵武漢活動。在鄧演達等支持下，50萬民眾在歡迎大會上要求蔣介石接受遷都武漢的要求。1月17日出席蔣介石舉行的武漢各界代表招待宴會，再次帶領到會代表，當場質詢蔣介石違抗遷都，大搞分裂的行為。是日，國民革命軍第4軍於武昌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大會，鄧演達參加了大會，並發表演講，表示要努力解放工農民眾。1月18日國民黨中央及湖北省黨部開會，討論籌備組織湖北省政府等問題，鄧演達等20人出席。會議通過徐謙、鄧演達等11人為委員，下設7個廳，鄧演達兼任軍事廳長，定2月1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後因籌備未果，延至4月成立）。
1927年1月中旬，被委任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代理校長。1月25日與徐謙等15人為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委員，負責審判盤踞武漢頑抗北伐軍的奉系軍閥將領陳嘉漠，劉玉春等人。1月26日從武漢趕江西，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2月9日在吳玉章主持下，國民黨中央在漢口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發表宣言，提出反對獨裁、扶助農工運動，並由吳玉章、徐謙、鄧演達等人組成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機構。2月11日在鄧演達主持下，湖北政務委員會舉行第23次政務會議，討論有關政務諸問題。2月12日在武昌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及學兵團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2月18日主持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並發表演說闡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該討論會按例逢星期6下午舉行，如無特殊情況，鄧演達都參加主持。鄧演達撰寫的《大家應該注意的是什麼?》一文，作為《漢口民國日報》“代論”在該報發表。
1927年2月20日，在武昌參加中山大學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2月24日在有20餘萬人參加的武漢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國民黨中央完全為老朽昏庸的反動分子所把持，當前亟應大力反對這些老朽昏庸分子，促進國民黨的統一。2月25日與吳玉章等12人參加中央政治會議，討論關於外交策略等問題。2月27日湖北陽新縣豪紳地主殺害了湖北省農協特派員成子英等9人，造成了“陽新慘案”。事後，由鄧演達、毛澤東、吳玉章3人共同組成“處理陽新慘案委員會”，責成有關方面嚴懲兇手，並召開有9萬人參加的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大力支持陽新農運的開展。3月1日中央農民講習所在武昌正式開課．該所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名義開辦，由鄧演達任所長，毛澤東為副所長並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農協第1次代表大會於武漢舉行。大會聘請毛澤東、鄧演達、林祖涵、李漢俊等人為大會名譽主席。在開幕式上，鄧演達發表演說，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資格來講話，而是拿小兄弟的資格來講話"。3月3日後方留守主任孫炳文致電鄧演達，向他報告日前舉行後方政治工作聯席會議經過。3月6日為期3個月的總政治部宣傳員訓練大隊舉行開學典禮及黨部成立大會。鄧演達出席大會並發表演說。3月7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召開國民黨2屆3中全會有關問題。鄧演達出席了會議，並與吳玉章，徐謙，惲代英，陳友仁等人一道被選為提案委員。3月10日國民黨2屆3中全會於武漢開幕。會議通過了限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的一系列決議案。鄧演達出席了會議，對會議的順利進行作出了貢獻。他還與毛澤東等聯名在會上提出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提案，獲大會通過。會議至17日結束，鄧演達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中央農民部部長，並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
1927年3月12日，為紀念孫中山逝世2周年，武漢三鎮同時分別舉辦紀念大會。大會發表了譴責蔣介石分裂革命的通電，鄧演達出席了武昌方面的集會，並發表演說。是日，又到國民革命軍第11軍部作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等問題的報告。3月13日到湖北省農民代表大會工作政治報告，指出當前是我們整個革命勢力向封建勢力進攻的時候，鼓勵農民要聯合一切革命力量，勇敢起來投入鬥爭，“將來必可造就一個農民世界”。3月14日出席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紀念周，被選為主席團總主席，在大會作政治報告，指出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3月15日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開會，招待湖北農民代表大會代表。鄧演達主持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講話，一再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號召農民“快些組織起來”，“團結鬥爭，造成我們的新世界”。
1927年3月16日，向國民革命軍第4、第11軍軍官作報告，介紹國民黨2屆3中全會的經過以及闡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3月19日應邀出席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第12次會議，作關於最近軍事及政治工作情況的報告。蔣介石派心腹曾擴情等從南昌抵武漢，企圖誘惑鄧演達放棄反蔣鬥爭及革命立場，遭鄧嚴詞拒絕。3月21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成立。鄧演達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兼主席團成員。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政治委員會第3次會議討論關於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時間及人選等問題，指定鄧演達、譚延闓，吳玉章具體負責處理有關事宜。3月22日湖北農民協會第1次代表大會閉幕，鄧演達，陸沉等17人當選為執委會委員。由於宣傳工作需要，鄧演達下令從北伐宣傳訓練班中抽調30餘人分發到駐河南省各軍工作，是日束裝出發。3月27日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會議上作報告，強調武裝農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各縣農民武裝起來，才能真正打倒劣紳。3月28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召開各省農運負責人會議，討論關於籌備成立全國農民協會等問題。會議由鄧演達主持，毛澤東、方誌敏、周以栗、易禮容、陸沉等出席了會議。
1927年3月30日，湘贛鄂豫4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聯席會議於武昌舉行，討論和決定成立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以負責籌備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成立全國農協等事宜。鄧演達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會議決定成立全國農民臨時執委會，選舉鄧演達、毛澤東、彭湃、方誌敏、譚延闓、譚平山、陸沉等13人為執行委員，並以鄧演達、譚延闓、譚平山、毛澤東、陸沉等5人為常務委員，鄧演達兼任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3月31日在第11軍全軍政治工作人員會議上發表演說，指出今後軍隊主要任務為全力打倒奉系軍閥及維護民眾利益。月底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農民部決定組織湖北農民運動委員會，聘請鄧演達、毛澤東等9人為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實行的校長制改為委員制，正式任命譚延闓、鄧演達、惲代英，徐謙、顧孟餘5人為委員，譚、鄧、惲等人為常委。
1927年4月2日，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中國革命的新階段與國民革命的新使命》一文，闡述工農民眾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問題。4月4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於3月初開學後，是日在所長鄧演達主持下舉行正式開學典禮。鄧演達在致詞中論述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紀念周上作政治報告，強調指出當前革命進程中要解決兩個最大問題，即農民問題及土地問題。4月8日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土地委員會，任命鄧演達、譚平山、徐謙，顧孟余等為委員。是日，鄧演達主持召開第1次會議並作報告指出當前一切問題及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農民問題上，亦即集中在土地問題上。因此急應開會討論，國民黨應迅速制定出方案去解決這個嚴重急逼的大問題。4月9日中華全國農民協公臨時執委會成立，執委通電就職。上旬武漢分校正式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隸屬於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鄧演達、惲代英、顧孟余、徐謙等人為校務委員。在鄧演達主持下，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決定成立一個宣傳列車辦事處，共設車廂80餘輛，宣傳人員1千餘人，負責在鐵路沿線一帶進行政治宣傳工作。
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鄧演達等11人為政府委員。4月10日至11日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最近中國農民運動狀況及國民黨關於農運之計畫》一文。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公開叛變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4月15日，由是日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在鄧演達、惲代英等領導下，舉行反對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勾結背叛革命運動周，派出宣傳隊向市民進行宣傳活動。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斥責蔣介石叛變革命，宣布開除其黨籍及撤銷其本兼各職，並下令逮捕嚴懲。4月19日出席國民革命軍於武昌舉行的第2次北伐誓師大會並發表演說，論述北伐的重要意義。4月2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汪精衛、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陳其瑗、譚延闓、毛澤東、吳玉章、董必武、惲代英等40人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1927年4月28日，在武漢出席歡送北伐軍出師大會並發表演說，號召將士們要以英勇奮鬥精神，堅韌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難，為革命殺開一條血路。4月29日在武漢與宋慶齡，何香凝等出席歡送第4方面軍總指揮唐生智出發前方大會。同日，與彭湃等在漢口花世界大舞台向武漢各校學生作關於農民問題的演講。下旬為配合2次北伐，開展農民運動，國民政府決定成立戰時農民運動委員會，由鄧演達任主任兼組織科長。該會辦事處暫設武昌湖北省農民協會。5月5日與毛澤東等出席中央農民部召開的大會，歡送戰時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出發前方工作。5月7日在鄧演達支持下，黃埔軍校各期畢業生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生於軍校舉行討蔣大會，並通過成立討蔣委員會。5月10日在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發表《藝術性的誕生》一文。5月12日統率總政治部工作人員離開武漢，抵北伐前線，到駐馬店一帶視察工作，總政治部由副主任郭沫若留守。5月14日從前線返武漢，翌日又偕同俄顧問鐵羅尼等乘機赴前線，參與指揮工作。5月21日奉鄧演達的命令，戰地傷兵慰勞委員會成立，負責慰勞安置北伐中負傷之官兵，鄧亦親自前往慰問傷兵。5月22日在西平向各將士及政治工作人員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革命軍應與民眾相結合，才能取得勝利。5月24日率領政治工作人員抵周家口工作，並隨軍前進。5月26日於張梁莊再次向第11軍政治部工作人員發表演講，論述當前北伐形勢，對政治工作人員提出勇敢、吃苦，忠實努力地工作的要求。
1927年5月28日，臨潁之戰，鄧演達親臨前線參與指揮。第11軍26師77團團長、共產黨員蔣先雲於是役壯烈犧牲。鄧演達以總政治部主任名義下達命令，要求本部工作人員開辦各種訓練班，並派出政治工作人員到臨潁、許昌等地工作。6月1日致電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囑其前來北伐前線協同指揮。6月10日汪精衛、唐生智、孫科、顧孟余、張發奎、譚延闓、徐謙、鄧演達等與馮玉祥在鄭州舉行會議。馮玉祥、汪精衛等在會上提出反共，鄧演達表示反對，但不為接納。會後，汪精衛集團反共活動日益加劇。6月14日從河南前線返回武漢。6月19日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典禮，在會上發表了題為《農民運動的理論和實際》的演說。
1927年6月20日，湖北省農協擴大會議開幕。大會通過鄧演達、彭湃等9人為主席團成員，會議期間，鄧演達在會上發表題為《農民運動最近的策略》的演說，指出近來湖北農運工作有些缺點，但仍表明支持農運的態度。6月24日在國民黨湖北省市縣黨部聯席會議第3次會議上，發表關於國民黨的根本問題的講話，指出發展農民運動是唯一的途徑，當前的口號是要"接受為推進農民運動、實現總理三民主義的批評，拒絕反對農民運動的批評"。他在講話中還提出要"打倒南京偽政府的綱領"。6月25日鄧演達在其公館召開擴大（總政治部）部務會議，部署今後工作事宜。6月29日中國濟難會於漢口總商會召開濟難會及各省幹事聯席會議，通過成立全國總會臨時幹事會及審查會。鄧演達與吳玉章，宋慶齡，何香凝、蘇兆征，鄧中夏等20人當選為審查會委員，郭沫若、惲代英等30人為幹事會委員。
1927年6月30日，出席國民黨中央執委委會政治委員會第33次會議後，發表了《告別中國國民黨同志們》的告別書，譴責汪精衛與蔣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徑，表示自己“一面準備著爭鬥，一面準備著如果我們的中央確固了革命綱領”，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來工作”。
1927年7月8日，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我們現在又注意什麼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驚駭社會的變動，否認工農革命運動，這是欺騙民眾，是假革命。文章還著重指出當前中國革命已到了一個生死關頭，有可能斷送在“一民主義”或“半民主義”的蔣介石、戴季陶及其同類等叛徒手上。
1927年7月13日，公開發表《辭職宣言》，斥責汪精衛一夥無恥叛變革命。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公開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人、革命人士。受汪精衛集團操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決定：由陳公博、陳克文分別接替鄧演達的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農民部部長職務。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化裝成檢查電線的工人，沿京漢鐵路至鄭州，再轉陝西潼關，乘蘇聯顧問專車車輛前往莫斯科。8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部隊，於南昌舉行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起義。起義勝利後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鄧演達未有參加南昌起義，但與宋慶齡等共25人被選為革命委員會委員。
1927年9月15日，抵莫斯科。在蘇聯期間，與宋床齡，陳友仁等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意見，決定成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宗旨為向人民揭露蔣汪集團背叛革命的行徑，繼續執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1月1日接受宋慶齡，陳友仁的委託起草《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並以他們3人名義，於莫斯科公開發表。12月離開蘇聯，抵達德國柏林。在此期間，他與宋慶齡（後亦抵柏林）等人繼續交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並與僑德的部分中國國民黨人組織了一個學會，討論有關中國問題，在德居留期間，他刻苦鑽研有關歷史，哲學等方面的著作。
1928年（33歲）7月，由漢堡乘輪船到北極附近旅行。1929年（34歲）5月23日致丘哲信，談對國內軍閥混戰的局勢的看法，信中並表示“只要有在國內工作之可能，就要回去”。6月30日致丘哲信，談論關於社會發展的動力等問題，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9月初離開拍林，到德國南部進行考察旅行，以便從中吸取經驗，指導今後行動。9月18日從紐倫堡致信丘哲，說離開柏林已快3周時間了，訊息閉塞，請丘哲及時為他提供有關新聞。10月發表《我們對現在中國時局的宣言》一文，指出"反動的南京統治是代表中國整個的舊的反動勢力"，當前的目的"不是反蔣討蔣，而是要整個推翻軍閥官僚地主豪紳的統治"，"建設一個民族的平民的統治"。10月底在德南部遊歷後到巴黎。後渡海到倫敦居住。
1930年（35歲）2月上旬，抵達義大利米蘭。2月下旬到保加利亞，繼續作考察旅行。3月初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地考察旅行，後又到伊拉克，印度等國考察。5月在外國考察結束後回國。返抵上海。鄧演達離開德國柏林回國前，曾與正在柏林逗留的宋慶齡說，各種反動勢力"不能阻撓我追隨（孫）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他返回祖國後，積極聯絡有關方面人士，進行籌備成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合的活動。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代表會，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3黨），表示要推翻蔣介石的反動政權，繼續完成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鄧演達被選為總幹事。行動委員會出版《革命行動》作為機關刊物。鄧演達親自撰寫發刊詞並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到那裡去？》，《怎樣去推翻反動的統治勢力》等文章。9月1日受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委託，起草《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作為該會的政治綱領公開發表。9月15日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撰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對時局宣言》。9月20日鄧演達撰寫的《第2國際領袖樊迪華之來華》、《奉軍入關與時局》、《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等文章，發表於《革命行動》第2期。9月21日撰寫《世界經濟的危機與內戰的中國》一文，發表在《革命行動》第2期。11月10日撰寫《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後的任務》一文，發表在《革命行動》第3期。11月聯絡在上海的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組織"黃埔革命同志會"，以後再向全國擴展，以進行反蔣活動。
1931年（36歲）1月5日，撰寫《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一文，指出"要推翻現時買辦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只有待決定於為建立平民政權而鬥爭的革命行動而努力"。春到東北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及聯絡有關人士，策動共同反蔣。4月先後撰寫《現時國際及中國的形勢與我們鬥爭的路向》，《從西班牙的政變說到南京統治的崩潰》、《"五一"紀念節告工友》等文章，發表於《革命行動》第5期，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撰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反對南京偽國民會議宣言》。5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於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非常會議，成立反蔣的國民政府，造成寧粵分裂的局面，粵方曾派人遊說鄧演達參加，即遭鄧拒絕。6月25日撰寫《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一文。7月先後撰寫了《我們為什麼要推翻南京的蔣政府，我們要求的是什麼?》、《蔣政府必然要崩潰的原因及全國人民當前的急務》、《我們奪取政權之前及之後應該做的是什麼?》等文章，在上海主持開辦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幹部訓練班，以培訓反蔣力量。
被捕後的鄧演達
被捕後的鄧演達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園路為幹部訓練班作結業講話，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翌日解往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8月21日蔣介石下令將鄧演達從上海押解往南京。在此期間，蔣曾派人勸鄧演達放棄其政治主張，當即遭鄧嚴詞拒絕，表示“我要為中華民族維護正氣”。
1931年11月29日，被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12月19日宋慶齡為鄧演達被害公開發表通電，強烈譴責蔣介石的卑鄙行徑，指出"中國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已成為不可掩蔽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為其黨內之領袖"。
人物評價
1961年11月紀念鄧演達殉難30周年時，朱德和宋慶齡題詞讚揚鄧演達。1981年11月在鄧演達殉難5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彭沖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鄧演達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英勇堅強的戰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是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績，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稱頌”。
人物事件
被捕
鄧演達早年1931年8月18日上午9時，租界當局將鄧演達等押至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進行審訊。鄧演達籌組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已成立一年，基層組織遍布14個省、市，並準備在江西發動武裝起義。他邀集黃埔軍校進步學生組織的“黃埔革命同學會”，成為跟蔣介石嫡系組織的“黃埔同學會”相抗衡的團體，在軍事上構成對南京政府很大的威脅。蔣介石對鄧演達的革命活動極為忌恨，懸賞30萬元捉拿鄧演達，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除密令該部偵查隊緝拿鄧演達和他的戰友之外，還發函至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要求“飭捕協緝”。15日，江蘇上海特區地方法院發出了“火速拘提”鄧演達、沈維岳、季方三人“到法院聽候審訊”的拘票。
與辛亥革命
謹以此文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鄧演達烈士殉難80周年！——樊振
19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積貧積弱的現狀同西方國家的富國強兵，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照。當孫中山改良的願望落空後，他奔走于海內外，為革命而呼號，“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終於劃破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鄧演達，字擇生，1895年3月1日生於廣東省惠陽縣永湖鄉（今惠城區三棟鎮，100周年時為1995年，所以當時是惠陽縣還未建市）鹿頸村，1931年11月29日夜被秘密殺害於南京，年僅36歲。是民主革命時期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辛亥革命元勛，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他追隨孫中山在奠定廣東革命根據地中起過重大作用。孫中山曾說：“幹革命，有兩達（按：指鄧演達，張民達），革命有希望。”足見孫中山先生對他的賞識和器重。
少年時代的鄧演達耳濡目染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內受清封建王朝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痛苦。從小就萌生了立志學習軍事，做一個出色的為中華民族服務的軍人以報效國家的願望。
1907年，孫中山領導的惠州七女湖起義使他受到了更大的激勵。1909年，14歲的鄧演達先生即考入廣東黃埔陸軍國小，編為第四期學生。由於他年齡最小，但學習成績最好，聰穎過人，在同學中有“鐵漢”之稱，為校長鄧鏗（字仲元）所賞識，並被吸收為同盟會員，宣誓時還打了手印。當時全校同盟會的革命黨員只有20多人，各期學生都有一位黨務主持人。鄧演達這一時期的同盟會員有郭冠傑、肖冠英、廖尚果、陳濟棠等人。有一次鄧仲元對其同鄉學生廖尚果說，要多努力，爭取得個第一名，為惠州人爭光。廖回答說：爭取第一名自有鄧演達，輪不到我，不找這個麻煩。參加同盟會後，他們經常傳閱秘密的宣傳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節假日，又經常集結在一起，到黃埔郊外活動，議論國家大事，在革命大潮中，逐步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
當時，同盟會幹部姚雨平負責廣州附近軍事學校和巡防營的組織發展工作，經常需要與各地同盟會組織進行聯絡。清官府因廣東新軍和巡防營不穩，風聲鶴唳，故而對出入軍中的人員有盤問搜查。鄧演達聰明機警，個子矮，“以年幼，長隨姚雨平輩作交通員，往來於廣州佛山間”，不易引起清兵的懷疑，“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經手傳達，機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黨員皆亟加稱許。”
1910年，廣州庚戌新軍起義，由於事起倉促而失敗，清軍到處捉拿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鄧演達、郭冠傑等“陸小”學生身著軍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攜帶宣傳標語，避開軍警，由黃浦進城，四處散發傳單。反清宣傳品的出現，使清廷官吏觸目驚心，激發了人民反清的鬥志。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黃花崗起義的槍聲震撼著黃埔陸軍國小的每個角落。陸軍國小的同盟會會員本來受命於4月29日配合起義，因提前起義失敗，未及執行命令。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4個省市立即回響，宣告獨立。廣東陸軍國小堂也成立了革命軍，鄧演達與郭冠傑等人，被派往汕頭。住在致安街長發祥客棧待命，隨後參加姚雨平領導的韓江第四軍。鄧演達等人到了汕頭之後，與當地義軍會和，分三路分別進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清朝官兵聞風而逃，未及交鋒就繳獲一百多支槍。潮汕之役勝利後，成立了以革命黨人為主體的廣東軍政府。“陸小”的學生軍從潮汕回到廣州，鄧鏗派鄧演達到黃順和統領的民軍當教官，把民軍訓練成正規的革命軍。16歲的鄧演達當教官，在革命軍中成為佳話。
姚雨平組織了8000人的廣東北伐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8日到達上海。次年2月間，英勇頑強的廣東北伐軍在安徽固鎮、宿州一帶，擊敗清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張勛以及倪嗣沖率領的北洋軍。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致電姚雨平、林震，表示“深堪嘉許”。“陸小”革命軍一直跟隨姚雨平北伐，在戰爭中得到很好鍛鍊，鄧演達的軍事才能漸露頭角。然而，南北議和，雙方同意，袁世凱逼清廷退位，孫中山將大總統讓位給袁世凱。袁上台後背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下令解散各省義軍，中國天空重新陰雲密布。在徐州待命的廣東北伐軍奉命返回南京，鄧演達等正規軍人，只有執行上級命令，協助做好民軍官兵的工作。他們將前線犧牲的北伐軍官兵的遺體收殮後全部帶回南京，在莫愁湖畔擇地合葬。孫中山為墓碑題額“粵軍陣亡烈士之墓”。
眼見革命果實被袁世凱所篡奪，鄧演達十分悲憤悵惘地由南京回到廣東，繼續思考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他認為革命派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是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於是決定重習軍事。他與郭冠傑一起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第六區隊作插班生，據和他同一住房的郭冠傑回憶說：他“其為性純潔，不慕榮利，好讀書，學校的一切學術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試必列前茅，經史子集無不讀。”
1913年，鄧演達從廣東陸軍速成學校學習一年後畢業。適逢孫中山發動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奮，立即參加了由鄧鏗策劃，以林震為總監的北伐軍兵站總監部衛隊營，任第三連連長，積極投入北伐的準備工作。由於炮兵叛變，反袁北伐軍未及行動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義亦接連失利，不到兩個月，“二次革命”，就以失敗而告終。
在辛亥革命後那些動盪的歲月中，軍閥、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權，人民民眾的社會政治地位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親歷者何遂在回憶錄中反映他那時痛苦的心情：“我們一行人出發東渡了。當輪船緩緩地開出吳淞口外，我回首遙望苦難深重的祖國，依然是風雨如晦。多少年來夢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這樣失敗了。”
1927年2月17日，鄧演達在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的全國性日報——《漢口民國日報》寫的代論《大家應該注意的是什麼？》一文中，總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指出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說：“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條件，在農民的解放。”“中國被壓迫的農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的革命，就應該有代表這百分之八十以上勞苦民眾要求的實在性。”“辛亥年革命失敗的結果教訓我們：如果我們的黨，不能夠把實際的利益給廣大的痛苦民眾，尤其是給農民民眾，革命一定是要失敗的。”
個人作品
著有《鄧演達文集》。
後世紀念
鄧演達墓
鄧演達墓故居
鄧演達年譜會集紀念文集
1、《鄧演達年譜會集》，樊振編著.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0.6.
2、《民主先驅鄧演達研究大全參考資料》（內部資料），樊振編.江蘇：中國農工民主黨連雲港市委員會.2010.
3、《鄧演達生平與思想》，丘挺、郭曉春著，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3
4、《鄧演達》，楊逸棠著，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1
5、《鄧演達歷史資料》，曾憲林、萬雲主編，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5
6、《中國民主革命傑出的政治家——鄧演達年譜》，丘挺編著，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6
7、《鄧演達研究》，葉洪添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0
8、《鄧演達：民主革命的彗星》，譚元亨、李景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5
9、《悲壯交響曲——鄧演達評傳》，秦柯著，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7
10、《嶺南文庫：鄧演達》，楊資元、馮永寧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8
11、《民主黨派的開創者：鄧演達》，黃振位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10
1、鄧演達部分書信影印件和掃描件，原信北京：季方之女錢季明家中
2、《影響中國歷史100名人》，王慧敏主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
3、《鄧演達紀念畫冊》，鄧演達紀念畫冊編緝委員會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12
4、《鄧演達研究與資料》，黃振位、黃濟福、梅日新主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1
5、《回憶鄧演達》，梅日新、鄧演超主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2
6、《鄧演達研究新論》，梅日新、鄧演超主編.—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5
7、《北伐驍將鄧演達》，楊資元、馮永寧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4
8、《農工先驅：鄧演達》，馬烈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11
9、《鄧演達傳》，張光宇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4
10、《黨史教育基地簡介》，中國農工民主黨江蘇省委員會/南京市委員會.—南京：農工黨江蘇省委/南京市委，2008.3
11、《中國農工民主黨江蘇革命活動史跡彙編》.王宗宏等編.—南京：中國農工民主黨江蘇省委員會理論研究組黨史專題小組，2009年5月
12、《傳承》（紀念中國農工民主黨成立75周年暨鄧演達先生110周年誕辰）.—上海：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員會編，2005.9
13、《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冊》，劉成茂等主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7.10
14、《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兩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9
15、《鄧演達紀念集》（1932年）、《鄧演達先生遺稿》（1932年），（民國叢書第二編93）.—上海：上海書店影印
16、《鄧演達先生遺著》，楊逸棠.—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49
17、《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畫冊》，黃埔軍校同學會.—香港：捷藝佳出版公司，1995.6
18、《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陳佑慎著.—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2
19、《論鄧演達》（內容與1985文史版《鄧演達》幾乎完全相同。從原書購買者署名日期看，該書當早於1987年5月25日）.—台灣：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
20、《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孫元良著.—台北：時英出版社，2008.7
21、《中國革命と第三黨》，周偉嘉著.—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株式會社.1998.2
22、《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美]盛岳著/奚博銓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1
23、《鄧擇生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中華論壇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章伯鈞主編.—上海：中華論壇社，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24、《鄧演達烈士殉難五十周年專刊》（《前進》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北京：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宣傳部
25、《文史資料選輯》總126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3
26、《鄧演達文集新編》，梅日新、鄧演超主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3
27、《鄧演達遺札》，廣東鄧演達研究會資料室.—廣州：廣東鄧演達研究會1994.10
28、《鄧演達》，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2
29、《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6
30、《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讀本》，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編委會.—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4.9
31、《中國農工民主黨烈士傳》，劉南燕主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5.6
32、《中國農工民主黨一乾會議人物傳》，劉南燕主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6.2
33、《中國農工民主黨六十年》，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
34、《畫說中國農工民主黨》，孫曉華主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9
35、《紀念丘哲》，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7
36、《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研究》（民主革命時期），彥奇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3
37、《中國民主黨派史叢書》（農工民主黨卷），薛啟亮、張磊主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
38、《中國民主黨派簡史》，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會編/總主編劉延東.—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1
39、《中國民主黨派歷史政綱人物》，秦國生、胡治安主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11
40、《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張軍民著.—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8
41、《中國民主黨派史》，姜平著.—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8
42、《中國民主黨派史》，楊育光伊勝利主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6
43、《中國民主黨派簡史》，孫信主編.—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3.1
44、《中國民主黨派史稿》，李起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
45、《中國民主黨派史綱》（民主革命時期），王天文王繼春主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7
46、《中國各民主黨派》，於剛主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4
47、《風雨同舟七十年：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史》，張憶軍主編.—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4
48、《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和現狀》，曹健民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10
49、《中國民主黨派史文獻選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9
50、《中國民主黨派》（資料選編）油印本（時間不詳）.—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
51、《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2
52、《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5
53、《黃埔軍校回憶錄專輯》（廣東文史資料第三十七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等合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12
54、《南粵英烈傳》（第二輯），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等合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1
55、《中國民主黨派上海市地方組織志》，《中國民主黨派上海市地方組織志》編纂委員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56、《孫中山全集》（全十一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教研室等合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8
57、《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11
58、《周恩來選集》（上卷），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
59、《革命春秋》，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3
60、《蔣介石與黃埔“四凶”》，尹家民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1
61、《武漢國民政府資料選編》.—武漢：《武漢國民政府資料選編》編輯組，1986.12
62、《武漢市志》（大事記），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11
63、《中共中央檔案選集》（一——十四冊），中央檔案館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八十年代
64、《中國大百科全書》（12卷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10
65、《中國報刊辭典》（1815—1949），王檜林、朱漢國主編.—太原：書海出版社，1992.6
66、《文史卷：歲月如歌史如峰》，石光樹、李漢秋主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7.11
67、《國共兩黨關係通史》（五卷合訂本），王功安、毛磊主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8
68、《中國國民黨全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4
69、《黃埔將帥》（全四卷），陳錫增、廖隱邨主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1
70、《北洋軍閥統治湖北》（《湖北文史資料》總第27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武漢：《湖北文史資料》發行部，1989.6
71、邵獻圖、周定國等，《外國地名語源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4
72、《五百年曆書》，萬年曆編寫組編.—北京：氣象出版社,1992.8
惠州歷史名人
| 惠州歷史悠久，歷來是名宦、文人墨客薈萃之地。自晉至清，對惠州影響較大的歷史人物有480多人，他們或詩或文，或創辦書院，或修堤築路，興修水利，對惠州文化、經濟的發展貢獻殊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