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特點與上階段的考古相比較，它有以下四個特點：①宋元明時期屬於封建社會後期，民營手工業有很大發展，小商品生產發達。②文獻與繪畫等可與考古資料相印證的材料豐富,地面上存留的遺蹟和建築物增多,研究領域擴大。③宋元明時期的民族關係複雜，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北方的遼、金、西夏和元都是古代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建立的統治全國的政權,他們在風俗習慣和文化意識方面都有自己的傳統,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他們的文化與漢文化相互交融。明代則長城以南統一於漢族。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又和宋元時代不同。④從晚唐五代開始，人們的生活習俗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在考古學上反映最深刻的是人們起居方式的改變，桌椅等家具出現後，到北宋時期結束了自古以來席地而坐的習慣，居室內的陳設改變了，人們的起居活動從低矮向高處發展，日用器皿也從地上移至桌几上，它們的形態和裝飾花紋的部位都起了變化。
宋元明考古是屬於歷史考古學的範疇，它用考古學的方法，通過對遺蹟遺物的研究，來闡明宋元明時代的歷史發展規律。它和以文獻資料為主的歷史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1949年以前宋元明考古簡況 早在明代初年（14世紀中葉），以古物鑑賞為主的《格古要論》一書中即有對宋瓷的論述。近代關於宋元明考古的重要發現，主要是宋元時代的，計有1920年左右發現的宋代鉅鹿故城址，出土了很多瓷器、漆器和木器家具等遺物。30年代初開始，中國學者陳萬里調查了浙江的瓷窯遺址，對越窯和龍泉窯的青瓷器作了研究。與此同時，中國營造學社調查了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等地的宋、遼、金、元的古代建築。另外，對金中都、元大都和明代南京城也作過一些地面遺蹟的調查，並結合文獻進行研究。用科學方法進行的考古發掘是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發掘宋墓。
外國人所作的宋元明考古，有法國傳教士閔宣化對內蒙古東部遼代城址和陵墓的調查，日本的鳥居龍藏也專門對遼代的遺蹟作過調查。日本侵華期間，日本人在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進行了多次遼、金、元時期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較重要的有遼慶陵的發掘，遼上京遺址和祖州城的調查，建平（葉柏壽）等地遼墓和赤峰缸瓦窯遼代窯址的發掘，金上京遺址、金完顏希尹墓和完顏婁室墓的調查，撫順大官屯金代窯址的發掘，元上都遺址的調查，百靈廟景教寺院和景教徒高唐王闊里吉思墓的發掘，以及元代居庸關過街塔的勘測等。至於內蒙古西部的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遺址，從19世紀末葉以來，俄國人..科茲洛夫、英國的A.斯坦因都先後作過調查和發掘，攫去大批文書、印本經籍和藝術品；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也曾在此作過調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宋元明考古的重要發現建國後，宋元明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作了許多調查和發掘工作。各地發掘的比較重要的宋墓有：河南禹縣白沙宋墓，安徽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江蘇淮安楊氏家族墓，江蘇金壇南宋周墓和福州南宋黃墓。遼墓的發掘主要是在內蒙古自治區和遼寧省境內，如赤峰遼駙馬墓，義縣清河門遼墓，法庫葉茂台遼墓和烏盟察右前旗豪欠營遼墓。金、元墓葬的發掘，重要的有河北新城金代時立愛父子墓，河北井陘柿莊金代尹氏家族墓，山西侯馬、孝義和河南焦作金、元雕磚壁畫墓，山西芮城蒙古時期宋德方、潘德沖墓，大同元初馮道真墓，安徽安慶元范文虎墓，西安元代賀氏墓和蘇州元末張士誠母曹氏墓等。明代墓葬發掘最重要的是北京明定陵，其次是山東曲阜明魯王墓，四川成都蜀王世子墓，山西、江西的明代諸王墓和南京、北京的許多明代異姓王侯墓。
遺址
城市遺址宋元明時代的城市遺址的調查和發掘主要是宋元時代的1959～1960年,全面勘測和部分發掘了內蒙古寧城縣的遼中京遺址。遼上京遺址在1962年作了勘測。1965～1966年，對北京的金中都遺址進行了勘測。北京元大都遺址的勘測和發掘，從1964～1974年用了10年時間。此外，還在內蒙古地區調查了許多元代城址，如呼和浩特市東郊的豐州故城、烏盟察右前旗的集寧路故城和昭盟克什克騰旗的應昌路故城等。在西安發掘了元安西王府的宮殿基址。近年對安徽鳳陽的明中都城遺址，也作過一些調查。金元時期的農村遺址，已發掘的有遼寧綏中城後村金代居住遺址和遼寧新民前當鋪元代居住遺址。金代界壕遺蹟的調查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已基本上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
手工業遺址宋元明時代的手工業遺址，如河南鶴壁市發現的北宋晚期煤礦遺址，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發現的宋代冶鐵遺址，都作過調查和發掘。數量最多的是分布於20個省、市、自治區的宋元明時代的瓷窯遺址，經詳細調查或正式發掘的重要窯址有浙江的龍泉窯，江西的景德鎮窯、吉州窯，福建的建窯、德化窯和泉州窯，河南禹縣的鈞窯，陝西的耀州窯，河北的定窯和磁州窯等。
塔基的發掘為這個時期的佛教考古提供了資料，如河北定縣北宋塔基、北京房山遼代塔基和浙江金華北宋萬佛塔塔基都是較重要的發現。另外，還發現了一些窖藏，如湖北黃石南宋銅錢窖藏、四川德陽宋代銀器窖藏、河北保定和定興元代瓷器窖藏、安徽合肥和江蘇金壇元代銀器窖藏，也是重要的發現。
宋元明時代地面遺蹟和建築的調查，也是以宋元時代為主，如山西芮城永樂宮元代建築群和壁畫，山西繁峙岩山寺金代建築和壁畫,浙江寧波保國寺北宋大殿,四川江油雲岩寺南宋飛天藏殿，西藏的元代寺院。關於泉州宗教石刻的蒐集和整理，也為這個時期的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
宋元明考古的分期和分區
分期按朝代區分為宋、遼、金、元、明5個時期,西夏、大理和西藏不包括在5個朝代之內,它們在地區和時代上都自成一個系統。
宋代考古可分為 3期，前期自北宋統一至英宗時期(960～1068);中期自英宗以後至北宋亡(1068～1127)；後期為南宋時期(1127～1279)。也有先分為中原、江浙皖、湖廣和川貴4區,然後再進行分期的。中原地區只限於北宋，分為前、後兩期，北宋亡後，中原地區則被金所取代。
遼代考古可分為前、後兩期，兩期的分界線在重熙時期（即1030年左右）。遼代前期應包括自 907年遼太祖阿保機建國的契丹時期,這個時期的考古遺蹟較少,到951年遼穆宗以後才逐漸豐富起來。近年來,關於契丹早期遺蹟遺物的探索是頗引人注目的問題。遼代考古的分區問題，也是近年才提出來的，遼上京和西拉木倫河流域的遼代北部地區和燕雲十六州的遼代南部地區，是有區別的。
金代考古分前、後兩期，前期自金太祖建國至海陵王正隆五年(1115～1160)，後期自金世宗大定元年至金亡(1161～1234)。
元代考古也分前、後兩期，前期自元太祖建國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統一全國(1206～1279)，絕大部分是蒙古時期。後期從至元十七年至元亡(1280～1368)，是元代統一全國的時期。
明代考古因為文獻資料多，而考古工作做得少，一般不再分期。
宋元明時代的城市遺蹟
宋元明時代城市考古的特點 宋元明時代的城市考古有兩個新情況,一是宋元明時代中原和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在原地延續至今，即今天的城市壓在宋元明時代的城市上面。這種情況不利於開展考古工作，對這些古代城市應如何進行考古，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二是宋元時代編纂地方志的風氣漸盛，明代基本上已普及到府、縣誌的編纂。地方志中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宋元明舊城的遺蹟，有的並畫出了相對位置比較準確的城市街巷示意圖，這為復原宋元明時代的城市平面提供了重要依據。
古今重疊的城市的考古工作，元大都的勘察即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元大都城址約三分之二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鑽探和發掘證明，今天北京內城（亦即明清北京內城）的許多街道胡同，仍保持著元大都街道的布局,說明一個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後,是很難作全局性的改變的，這個規律對進行古今重疊類型的城市考古有重要意義。充分利用文獻和舊圖所提供的資料，以現存遺蹟建築為點，以可以肯定的舊街道為線，排除後代改建的變異，是可以基本上復原宋元明時代舊城的平面布局的。
都城規劃的發展和變化
宋元明時代與隋唐時代都城規劃的最大變化是封閉式的坊制被開放式的街巷所代替，這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是一次巨大的變革，它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後期階段。對開封汴梁城的詳細平面布局雖尚待考古勘測復原，但封閉式的坊制已被開放式的街巷所代替，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所知最典型的開放式街巷是元大都的街道,在南北大街(縱街)兩側對稱地等距離地排列著東西向的平行胡同,這些規整的街巷一直沿用至今。
宋元明都城規劃的另一個變化是宮城位置的改變。
從汴梁城開始,宮城皆居全城的中央,皇城（或內城）包圍著宮城,其外再設大城,形成了以宮城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這與隋唐都城的宮城居全城北部、宮城前設皇城的布局相比較，宮城的地位在全城之中更加突出。宮城地位的加強還表現在對中軸線兩側建置的安排上。明代初年的南京城和鳳陽明中都城表現得尤其明顯，宮城前左為太廟,右為社稷壇；皇城前左側為中央官署,右側為五軍都督府。明代北京宮城和皇城前中軸大路兩側的建置完全按南京的規制。禮制建築和中央的軍政官署集中在宮城前中軸大路兩側，是皇權至上的思想在都城規劃中的反映。對全城中軸線在通過宮城後的終止點，也有意識地作了安排。元大都的中軸線終止在萬寧寺的中心閣上，到明永樂時北京城的中軸線則終止在鼓樓和鐘樓上，充分發揮了這兩座高層建築在全城中的穩定作用，這在都市規劃上是成功的設計（見明北京城）。
遼金都城與宋元都城不同，以遼上京和金上京為例，它們都分南北二城。遼上京的北城為皇城，是宮殿之所在,南城為漢城,是工匠和被俘虜的漢人所居之處。金上京南城西北部為宮殿區，北城為居民和工商業區。遼金都城的南北城之制，是遼金初期奴隸制殘餘的產物，隨著封建化（漢化）的加深，則又出現了摹仿北宋都城制度的遼中京和金中都。至於元上都，它是一座離宮式的城市，規劃布局自有其特殊的形式。
宋元明時代地方城市發展很快，在數量上與規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別是工商業的發達，對地方城市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根據近年的調查和分析，宋元明時代的地方城市，按其布局可以分為4種類型：①方形十字街式,這是唐代以來的形式，城平面多為規整的正方形，城內開十字街，城垣每面正中各開一門。這種類型的城市多見於中原和北方地區，如山西的大同、北京的順義等，是當時地方城市中最流行的布局，一直到明代新建的城市,也還採用這種布局,如江蘇的奉賢城。②方形（或長方形）丁字街式，城一般多作南北稍長的近似方形的平面，東、西、南城垣正中各開一門，城內開“丁”字街，東西門之間的橫街將城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為衙署（或王府）、廟學所在,衙署居中,向南有大街通南門,南大街兩側為居民市肆，如內蒙古昭盟克什克騰旗的元代應昌路故城和江蘇南通的元明通州城，都是這種布局。③長方形縱街橫巷式，這種形式的城市多見於江南地區。衙署在城的中央或偏於一方，南北主幹大街（縱街）之間由平行的東西向小巷（橫巷）構成街道網，大街常傍小河，形成了河、路並行的水陸交通線，很有地方特色。典型的代表是蘇州的宋代平江府城（見平江圖碑）。杭州的臨安城也屬此種類型，南宋改為“行在”後，只將府衙擴建為宮城，城市的布局並未變化。④不規則形的城市，它們多處於南方丘陵或濱水地區，城垣依地形呈曲折狀，城內的街道亦多隨地勢河湖而彎曲轉折，沒有一定的規律，如宋元時期的泉州城和廣州城。還有一些是在水陸交通幹線上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自由發展的結果往往使城市成為不規則的狹長形，如沿長江岸邊的宋代沙市城。
陵墓
宋元明時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變化 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襲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園的規模較小。北宋八陵皆在鞏縣，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築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牆,每面正中各開一神門，四角建角闕,南神門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鵲台，陵丘前南神門內為獻殿，即所謂“上宮”。後陵在帝陵之北，布局與帝陵相同，規模比帝陵縮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宮”（即唐代之寢宮）,在帝陵西北、後陵之前,與唐陵下宮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見鞏縣宋陵)。南宋六陵攢宮（即暫時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紹興,元滅南宋後被破壞,現在地面上已無痕跡，從文獻記載中看亦有“上宮”、“下宮”。遼陵多依山為陵，陵前有享殿（獻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戶（見遼慶陵）。金陵被明人破壞，布局不清。元人無陵。明初建設的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是繼承宋陵的，但廢止了上下宮之制，擴大了方形陵丘前的獻殿，陵園的內城改為平面長方形的磚牆，陵丘在內城後部。同時，改變了秦漢以來帝後不同陵之制，改為帝後合葬。到建設明孝陵時，將秦漢以來的平面方形的陵丘，改為平面圓形前建方城明樓的寶城式陵丘，陵丘前建恩殿及平面長方形的磚砌神牆。這在帝陵布局上是一次很大的改變。北京昌平的明代諸陵皆遵此制。清代帝陵陵丘寶城與方城明樓之間增加了月牙城，又恢復了帝後不同陵的制度。
宋墓的分區和分期根據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為五區:①中原北方地區,指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北宋疆域內的地區。這個地區的北宋墓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大體上以神宗熙寧元年(1068)為兩期的分界。前期以土坑墓為多，也有磚室墓，磚室墓中有簡單的仿木建築，隨葬品以瓷碗、罐為主，有時也有較精美的瓷器。後期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流行，河南禹縣白沙宋墓是已發現的此類墓中仿木建築最複雜的，壁畫以表現墓主人夫婦家居“開芳宴”為主要題材（見彩圖[河南禹縣白沙宋墓壁畫：宴飲圖]）。墓中隨葬品稀少。磚室墓中也有平面長方形券頂的，夫婦合葬的還有雙室並列的券頂磚室墓，這類墓葬中有較多的日用器皿隨葬。河南方城鹽店宣和元年(1119)氏墓中發現了100餘件石雕的家具、 生活用品模型和男女僕侍俑，則是中原宋墓中所罕見的特例。②長江中下游浙江、江蘇、安徽、湖北地區。這個地區的北宋墓以豎穴土坑墓為主，也有平面長方形的磚室墓，隨葬品較中原北方地區的墓為多,都以實用器皿隨葬,有瓷器、漆器和銅鏡等裝飾品，瓷器以影青瓷器為主。南宋時期長方形磚室墓數量增多，且多兩室並列的夫婦合葬墓，即所謂“同墳而異葬”。隨葬品中出現龍泉青瓷器，時代愈晚，數量愈多。③湖廣地區，指湖南、廣東和廣西。墓葬形制基本上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相同。隨葬品以陶器為主，特別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壇是這個地區宋墓中特有的明器，兩廣宋墓中出土的堆塑陶壇尤其複雜，有蟠龍龜蛇、樓閣亭塔、樂舞人物，有的還貼塑佛像。④贛閩地區，指江西和福建。江西宋墓除磚室墓外還有石槨墓，隨葬品以陶俑為主，包括四神十二辰俑和神煞俑，福建宋墓中還有石俑，江西景德鎮附近的南宋墓中多瓷俑。江西宋墓中流行隨葬龍虎瓶，特別在南宋墓中,龍虎瓶是必備的明器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隨葬龍虎瓶外,還流行隨葬多角罐。⑤川貴地區,指四川和貴州省烏江北岸地區。四川宋墓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長方形磚室墓，集中發現在以成都為中心的平原地區，多雙室或三室並列。北宋時多隨葬陶器，很少發現陶俑；南宋時多火葬，墓室縮小，出現上下層之間鋪以石板的雙層墓，隨葬品以陶俑為主，淳熙(1174)以後俑上施釉，嘉定(1208)以後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雙耳罐、三足爐和蟠龍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種是帶雕刻的石室墓，分布於近山區的地帶，也多是雙室並列，有的有前後兩室，室內刻簡單的仿木建築，近門處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後壁刻婦人啟門狀，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貴州省烏江北岸也發現此類宋墓，遵義宋墓的後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遼墓的類型和分期遼代墓葬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契丹貴族墓葬,多分布在遼代的上京和中京道內,東京道的西北部分也有發現，即在今內蒙古東部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以及遼寧西北部地區。第二類是漢族官吏或地主的墓葬，多集中在遼代的南京、西京和東京附近，即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大同和遼寧西部。這兩類墓葬由於民族和葬俗不同，在墓葬形制、隨葬品和葬式上都有區別。契丹人的墓或為磚室，或用石板堆砌，內壁圍柏木板（槨室）。多殮以木棺，或將屍體直接陳於棺床上，流行在屍體上戴銅面具和穿銅絲網路或銅絲手套，以隨葬馬具和雞冠壺為其特徵。漢人墓多沿宋墓舊制，盛行火葬，用小型石棺裝骨灰，隨葬品以各種小型的日用器具模型等陶明器為主。 遼墓可分為3期，第一期自穆宗應歷八年 (958)至聖宗太平十一年(1031)，第二期為興宗重熙時期(1032～1055)，第三期自道宗清寧元年(1055)至遼亡(1125)。
金元墓和明墓 目前發現的金代初年墓葬較少，吉林扶餘發現的石槨墓，隨葬大量鐵工具，可能是早期女真貴族墓。 河北新城時立愛父子墓和河北井陘柿莊6號墓，均為壁畫墓，是金代初年的漢人墓。大定以後的金代墓葬發現較多，黑龍江綏濱縣的墓葬，用羊距骨和樺皮桶隨葬，尚保持著地方的民族習俗。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區也各有特點。北京、朝陽和大同等地金墓多為石槨火葬，時有精美瓷器出土。河面焦作、武陟等地金墓以嵌伎樂庖廚人物雕磚為其特色。山西南部的新絳、侯馬金墓則以雕飾繁縟的仿木建築和雕磚而著稱，如侯馬董氏墓為此類墓葬的典型。這種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在山西中部和河北西部、河南、山東、陝西、甘肅等地均有發現。
元代早期墓葬主要是指從金貞年間南遷以後，即成吉思八年(1213)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之間的蒙古時期的墓葬，較重要的有山西芮城永樂宮全真教道士宋德方和潘德沖墓、山西大同龍翔觀道士馮道真墓，前者有滿刻線畫的石槨，後者墓室有壁畫和衣物、木器、鈞釉瓷器等隨葬品。至元十七年統一全國後的元代墓葬，在陝西發現的多方形磚室墓，隨葬品以陶製家具、家畜模型及大量黑色陶俑為主。四川元墓仍沿襲南宋墓的習俗，隨葬三彩俑。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主要發現於山西，多畫金銀線帛斛斗庫和飼養六畜，以及孝子故事等壁畫，但是雕磚裝飾簡化，說明此類墓葬發展到元代已逐漸退化。南方的元墓沿南宋舊制，多磚室券頂，夫婦合葬仍為“同墳而異葬”的雙室並列的磚室墓，特別注意屍體防腐，盛行厚葬，多用金銀器皿隨葬。蘇州發現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吳王張士誠母曹氏墓，仿南宋諸陵攢宮石藏子的作法，在方形墓坑內的石壁、廂壁和石壙之間，用三合土灰漿澆灌，使整個墓壙結為一體，非常堅固。
明定陵是迄今發掘的唯一未被盜過的帝陵。另外，在各地還發掘了很多明代朱姓諸王和異姓王侯的墓，使我們對明代親王陵墓制度的變化有所了解。一般官吏地主的墓葬,多為簡單的長方形磚壙,但都更講究棺槨密封與屍體防腐措施。明墓的隨葬品多以生前遺物入葬，種類繁雜，出土了很多貴重的瓷器、漆器、金銀器，甚至有些書畫也被埋入墓中。有些王侯的墓中還出土了大量成組的儀仗釉陶俑或木俑，有的墓中還流行用鉛錫製成的各種明器模型隨葬。
明朝墓葬制度
明代帝陵以十三陵為主，另有南京明孝陵等。
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明都城南京，即為明孝陵。明孝陵的墓道因其地質結構影響，設計偏離中軸線至明樓之下，出口被開在明樓上。但這種墓道偏離中軸線的葬制被後面的皇帝繼承。明帝陵中唯一一座已被發掘的墓葬為十三陵中的定陵，其葬制與明孝陵相同。
成就
宋元明時代的火葬和紙明器宋元時代流行火葬，一方面是受佛教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於宋代土地集中，貧者無地以葬，也促進了火葬的流行。河南、山西、陝西、四川等地發現的北宋末年漏澤園火葬罐，就是專葬無人掩埋的屍體的。明初嚴禁火葬，其俗衰微。宋元明時代在葬俗上的一個特點是焚燒紙明器。宋代墓葬一反唐代用大量陶俑等明器隨葬的習俗，僅有少數碗、罐之類。當時很多偶人明器皆用紙紮糊，於葬前焚燒，因而出現墓中陶俑等隨葬品驟然減少的現象。
宋元明時代手工業的遺蹟和遺物冶鑄與礦業遺蹟 宋元明時代手工業遺蹟，除瓷窯遺址以外，經考古發掘的不多，主要是宋元兩代的冶鐵鑄造遺址和煤礦遺蹟。冶鐵鑄造遺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龍江阿城和河南滎陽發現。在邢台宋代冶鐵作坊遺址發現煉爐十餘處，產品中有許多鑄有“豐明”二字的鐵斧。繁昌煉鐵作坊遺址範圍甚廣,煉爐作圓形,用栗樹柴作燃料，以石灰石為溶劑，只煉鐵塊，不造成品，是單純的採礦冶煉作坊。黑龍江阿城五道嶺金代鐵礦冶遺址，規模很大，包括礦坑10餘處,冶煉遺址50餘處,但未發現鑄范和鑄件成品，也是一處礦冶作坊。河南滎陽元代冶鑄遺址，是專門鑄造鐵農具的，已使用銅模，顯示了元代鑄造技術的發展。河南鶴壁市北宋晚期煤礦遺蹟，有長500餘米的4條巷道，是採用先內後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採掘方法，發現很多廢棄工具，說明採煤工人很多，估計煤的產量也不少。
瓷窯遺址與瓷器 宋代制瓷手工業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北宋時期中原地區的制瓷業發展很快。經發掘的有定窯、磁州窯、耀州窯和鈞窯遺址。各窯都形成了各自的獨特風格。定窯產品以白釉瓷器為主，裝飾花紋繁富，流行刻印花卉圖案,北宋中期創造了覆燒的方法,提高了產量，在裝燒工藝上是一次很大的改革。定窯遺址中曾發現過刻有“官”、“尚食局”、“五王府”字款的白瓷片，說明定窯有一部分產品是為官府和宮廷燒造的(見曲陽定窯址)。 河北定縣北宋塔基中出土了100餘件定窯白瓷，其中有十餘件刻有“官”字款，胎薄釉潤，造型優美，是定窯的上乘之作。
幾大窯址
磁州窯磁州窯是宋代北方著名的民窯，在今河北磁縣觀台鎮。產品以碗盤為主,也燒造大型罐盆之類日用器皿,印有“張家造”戳記的瓷枕就是觀台的產品。磁州窯瓷器用繪花、劃花和剔花等技法，繪製黑、褐兩彩的花卉禽魚等圖案，以明快流暢充滿生活氣息的構圖而著稱。屬於磁州窯系的窯場很多，分布於河北、河南、山西一帶，除觀台以外，河南修武當陽峪窯址和湯陰鶴壁集窯址也很重要。
耀州窯耀州窯是宋代北方專燒青瓷的民窯，產品種類很多，釉色沉穩，裝飾花紋與定窯相似（見耀州窯址）。鈞窯瓷器也屬於青瓷,但它的釉色卻是一種藍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藍色，淺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藍色釉中利用還原銅的呈色作用燒出了紅色，紅藍釉互相溶合又出現了紫色。北宋窯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爐、尊、缽等器。有些是專為宮廷燒造的（見禹縣均窯址）。
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北宋末年，中原戰亂，制瓷業停頓，北方的制瓷工匠南遷，促進了南方諸窯的發展。南方諸窯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鎮窯和龍泉窯。景德鎮窯在宋代燒造青白釉（亦稱影青釉）瓷器,由於採用並改進了定窯的覆燒裝置,景德鎮窯青白釉瓷器的產量有很大提高（見景德鎮窯址）。龍泉窯是繼越窯而起的南方燒造青瓷的窯場，分布於今浙江南部諸縣中，而以龍泉縣為中心（見彩圖[浙江龍泉窯址鳥瞰]）。近年對龍泉窯址作了大規模的發掘，窯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長達數十米的“龍窯”，在窯床附近發現了工作間、晾坯間和淘洗池等遺蹟。龍泉瓷器在北宋尚處於初期階段，受越窯影響較深。到南宋中期以後有較大的進步，燒成了代表龍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見龍泉窯址）。還有以燒造黑瓷著稱的建窯，產品以碗盞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閃銀光的細條紋，狀如“兔毫”；也有閃銀光的圓點紋，猶如“油滴”。吉州窯也是南宋才發展起來的窯場，它多仿其他名窯，但又能創出新意，如仿建窯黑瓷時，能燒出黑、黃色混合如海龜殼似的釉色，稱為玳瑁釉；又將民間剪紙的花樣作為紋飾移植到瓷器上去，成為吉州窯的獨特風格（見吉州窯址）。
遼金時期的制瓷業是在宋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近年發掘的赤峰缸瓦窯址，出有“官”字款窯具，是比較重要的遼代窯址。遼代瓷器有獨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雞冠壺、黃釉瓷器和造型別致的三彩盤碟（見彩圖[三彩海棠長盤]、[白釉雞冠壺]）。金代制瓷業是在大定以後恢復起來的，北宋以來的定窯、磁州窯、鈞窯和耀州窯都仍在燒造。對耀州窯主要是發掘金代的遺蹟，發現馬蹄形的窯爐、晾坯場和工作間等手工業作坊遺蹟。徐淮地區的蕭窯，風格近似定窯，是北方制瓷工匠南遷後在這個地區新出現的窯場。
元代制瓷業在景德鎮有突出的發展，印花卵白釉、在器里印有“樞府”款的瓷器，是最具時代特徵的器物。尤其是青花和釉里紅瓷器，表現了景德鎮窯在元代的高超工藝。龍泉窯在元代也很發達。另外，德化窯、泉州窯，以及北方的磁州窯和專燒白瓷的霍州窯，也都很重要。
宋元時代，瓷器是最受歡迎的外銷商品。亞洲、非洲各地都曾發現過中國宋元時代的瓷器。朝鮮和日本是大量發現中國古代陶瓷的國家。1976年在朝鮮新安海底發現的沉船中，已獲中國宋元瓷器 16792件（1982年統計），其中主要是龍泉窯青瓷器和景德鎮青白釉瓷器、“樞府”釉瓷器，還有建窯黑釉瓷器和吉州窯仿磁州窯的瓷器，也有少數鈞釉瓷器。日本的本州、九州和四國等40多個縣市，都曾發現過宋元時代的瓷器。日本稱之為“珠光青瓷”，是福建沿海泉州、同安的產品。菲律賓出土的中國古瓷器已逾數萬件，屬於宋元時代的有龍泉窯和泉州附近諸窯的瓷器，還有一種青白釉帶褐斑的小罐、小盒之類，都是專銷菲律賓的產品。在汶萊和馬來西亞也有宋代瓷器出土，特別是馬來西亞的沙撈越河三角洲地區，發掘出來的中國瓷片約100多萬片,其中有宋代青白瓷、青瓷、黑瓷和磁州窯系的瓷片。在巴基斯坦的婆羅米納巴德、彭巴雷和巴克，都曾發現宋代青瓷和青白瓷。伊朗的錫納夫、內沙布爾、米納卜和賴伊等處，都發現宋代瓷片。伊拉克的薩邁拉也以出土中國陶瓷而聞名。在埃及開羅的富斯塔特古城遺址中，曾發現許多宋代越窯和龍泉窯的青瓷器、白瓷器。此外，在非洲的坦尚尼亞、肯亞、索馬里也都發現過宋元瓷器。
小商品生產的遺物 宋元時代小商品生產很發達，曾發現不少宋元時代帶有商標銘記的小商品生產的漆器、銅鏡和金銀器等。制漆業是宋代小商品生產中發達較早的行業，作坊多設在城市。考古發現的宋代漆器有溫州、四明、杭州（臨安）、蘇州、江寧、襄州各地製造的。溫州漆器最負盛名，淮安北宋墓中出有溫州開元寺東黃家、溫州九三叔家的漆器，江蘇武進南宋墓中所出的溫州新河金念五郎家、鍾念二郎家和溫州丁字橋巷廨七叔家的金漆器，尤為精緻。銅鏡製造業在南宋時期最為發達，已發現的有湖州石家、陸家鏡，成都龔家、劉家鏡,建康茆家鏡、張家鏡，杭州高家鏡，越州戴家鏡,衢州鄭家鏡,吉州胡家鏡,婺州李家鏡，饒州葉家鏡、周家鏡、許家鏡,荊州馬家鏡等,特別是湖州石家鏡，數量多,銷路廣,甚至遠銷至日本。金銀器的製作,很多是由金銀鋪打造的商品，如無錫元墓出土的金銀器是“筱橋東陳鋪造”的，合肥元代窖藏的金銀器是“廬州丁鋪造”的，四川德陽宋代窖藏的銀器是由“孝泉周家打造”的；但是，也有不少是由手藝人加工打造的，如合肥元代窖藏金銀器中有的便是“章仲英造”的，江蘇吳縣元墓中的銀盒是“聞宣造”的。小商品生產競爭很激烈，這充分反映在這些商品的商標銘記上，它們宣傳自己的產品牢固，質量好，並標明價錢和商鋪的地址，以防假冒。濟南劉家針鋪的廣告雕版，在醒目的地方標明“以兔兒為記”，說明出現了真正的商標。
西夏、大理和西藏遺蹟
西夏的王陵和城址西夏是党項族在1038年建立的政權，領有今內蒙古西部、甘肅北部和新疆東部諸地，1227年為蒙古所滅。西夏考古主要是西夏王陵和黑城遺址的調查發掘。西夏王陵的布局與北宋諸陵頗多不同，內城平面作長方形，地宮上建塔式建築等。除王陵之外，在甘肅的武威發掘過有西夏紀年的漢人火葬墓，骨灰裝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寫滿梵文咒語，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畫以代替壁畫，為中原地區所不見。西夏黑水威福軍司故城，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遺址的東北部，平面呈方形，殘存有西牆、南牆、南城門址和西南城角的痕跡。元代改為亦集乃路，擴南、西兩面，平面作扁長方形，開東、西二門，總管府在西門內大街北側。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和漢文文書、佛經等。在甘肅靈武發掘的西夏瓷窯遺址，瓷器多仿磁州窯，以刻花扁壺和雙耳瓶最具特色，還燒造黑釉和白釉瓦件，西夏王陵建築上所用的瓦件就是這個窯的產品。
大理的城址和墓葬938年,白蠻貴族段氏建立大理政權，領有以今洱海為中心的雲南西部地區，1254年被蒙古所滅。大理的都城陽苴咩城址在今大理西山坡上，僅存北牆，西起中和峰麓，東至大理縣城西北角，全長約1公里，用石塊及土壘成，保存最好處底寬6～8米,頂寬1米,高4～5米。著名的崇聖寺塔、宏聖寺塔都在城中。1976年維修崇聖寺主塔時,清理了塔基和塔頂,發現文物680餘件，以各種佛教造像和法器最為重要,大黑天神像和各式金剛杵的發現，反映了密宗阿吒力教在大理的盛行。大理盛行火葬。目前尚未發掘過大理的火葬墓，只在大理縣喜州發現過元亨十一年(1195)趙氏墓幢，在楚雄發現過仁壽四年(1238)高生福墓誌。元明時期的火葬墓發現很多,元代火葬墓上多立八角形或六角形墓幢,應是受大理火葬墓的影響。
西藏的元代遺蹟有薩迦薩迦寺和日喀則夏魯寺。薩迦在日喀則西南,薩迦河從中流過,大體上還保存著13世紀的式樣。城堡約170米見方,用磚石壘砌，只在東面開門，門外設照壁。城中即薩迦寺的主寺──南寺。南寺的東、南、西三面俱設街道，隔街建石砌多層平頂僧房。當時西藏的社會是政教合一的，因此，城中的居民主要是僧人，寺院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南寺收藏有三萬函藏文書籍，除佛經外，還有文學、傳記、天文、醫藥等書籍，大多數是14世紀以前的。
日喀則東南的夏魯寺保存亦基本完好，主要建築是寺的大殿，使用了歇山重檐屋頂，鋪有琉璃瓦，梁架結構也採用漢式,還出現了小木作裝飾,這些都說明西藏的文化與中原地區的密切關係。夏魯寺和萬戶府共同掌管這個地區的行政權，特別是農業和工商業的經營都掌握在夏魯寺，所以寺東牆外壁上鑲嵌著許多以藏民生產為內容的石雕板畫，其中有農耕、紡織、制陶、冶鐵、營造等圖像。夏魯寺也藏有不少佛經，特別是一些元代文書和寺中歷年的帳簿，都是研究西藏社會的重要材料。
敖漢旗發現的波斯薩珊式銀器 1975年在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早期遼墓中發現了兩件銀器，一件為鎏金銀盤，盤心捶出一猞猁狀獸；另一件為銀執壺，口部有流,壺柄和口沿相接處飾一鎏金胡人頭像,底部外緣飾一周聯珠紋，具有明顯的波斯薩珊式銀執壺的特徵。這一發現反映了契丹與西亞的交往關係。
宋遼塔基和墓葬中發現的伊斯蘭玻璃器 伊斯蘭玻璃器繼承了羅馬和薩珊玻璃的傳統,到9世紀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在北宋和遼代的塔基、墓葬中發現了伊斯蘭玻璃器。伊斯蘭刻花玻璃瓶共發現4件,一件出土於河北定縣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基中,一件出土於安徽無為景三年(1036)舍利塔基中，一件出土於浙江瑞安慶曆三年(1043)仙岩寺塔基中，還有一件出土於天津薊縣遼代白塔的塔身中，它們與伊朗內沙布爾遺址出土的10世紀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在靜志寺塔基中還出土一件深藍色玻璃瓶、兩件直桶杯和兩件細頸瓶，都是比較典型的伊斯蘭玻璃器。遼寧朝陽遼開泰九年(1020)耿延毅墓中出土的綠色把杯和黃色玻璃盤，也是伊斯蘭玻璃器，特別是把上帶有翹首的綠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蘭玻璃器的特徵。這些玻璃器都屬納鈣玻璃，含有較多的鉀,玻璃質量較好。從已發現的地點來看,伊斯蘭玻璃輸入中國大概有兩條路線，定縣靜志寺塔基、薊縣白塔和朝陽耿延毅墓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應是從陸路輸入的；安徽無為和浙江瑞安塔基中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則應是從海路輸入的。耿延毅墓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反映了契丹與大食的密切關係，這與《遼史》所記開泰九年和太平元年(1021)大食曾兩度遣使求婚的史實符合。
新疆、內蒙古和泉州、揚州發現的敘利亞文、阿拉伯文和拉丁文石刻 在元代西北陸路交通線上，從新疆霍城縣的阿力麻里古城，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達爾罕茂明安旗（百靈廟）的阿倫蘇木古城，以及北京附近，都曾發現刻有十字架標誌的石刻或刻有敘利亞文的景教徒墓石，在內蒙古的河套一帶還發現過許多銅十字架印記。阿倫蘇木古城為汪古部高唐王、趙王所居，平面長方形，城內建築遺蹟甚多,城中部為王府和王傅府遺址,城西北部有景教教堂遺址，景教徒墓石即發現在教堂附近。墓石用古敘利亞文字母拼寫突厥語言，與在中亞七河地區發現的景教徒墓石相同。
泉州是宋元時期南方的貿易港口,海外交通發達,很多阿拉伯人僑居泉州。他們大多數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商人，也有元朝的官宦之家。1952年發現阿拉伯文賽典赤杜安沙墓碑。據考證，賽典赤杜安沙是浙江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烏馬兒之子,卒於回曆702年（1302 ,即元大德六年）。當時烏馬兒任職福建行省，住在泉州，其子杜安沙死後即葬於泉州。也有景教徒的墓碑，如刻於皇慶二(1313)的“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八馬里哈昔牙”的墓碑，一半用古敘利亞文字母拼寫突厥語，一半為漢文。估計這位教長可能是突厥族汪古部人。這塊墓碑的發現，說明景教在江南諸路的傳播，同時也說明用古敘利亞文拼寫突厥語這種文字，不僅流行於中亞七河地區和內蒙古汪古部所居之地，並且還被遠宦泉州的汪古部人帶到江南的一些地方來。這塊墓碑在宗教史和語言史的研究上都是值得重視的。
1952年在揚州發現兩塊拉丁文墓碑，一塊是死於至正二年(1342)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女兒喀德鄰的，墓碑上部刻著“聖喀德鄰殉教”的圖像；另一塊是死於至正四年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兒子安東尼的，墓碑上部刻著“末日審判圖”。伊利翁尼家族是熱那亞城的商人。多密尼是來中國經商的，全家都定居在揚州。當時揚州有聖方濟各會的教堂，多密尼是這個教派的信徒，他的兒女死後便葬在教堂的墓地中。這兩塊墓碑發現後很快便引起了國外研究者的注意。
明代對外貿易主要是海路，廣州設有市舶司，是個重要港口。1964年發現的弘治八年(1495)太監韋眷墓中出土金版、紅珊瑚和3枚外國銀幣，其中有鑄於1457～1462年的威尼斯銀幣1枚,鑄於1459年的滿加（今孟加拉）國銀幣2枚。這說明了當時的廣州與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的貿易關係。泉州在宋元以後仍是一個貿易港口。1971～1975年間先後在泉州附近的晉江縣安海、南安縣官橋、南安縣詩山、惠安縣北門街和泉州市浮橋街發現西班牙銀幣，這些銀幣大部分是西班牙在南美墨西哥鑄造的，是在16世紀後半期至17世紀初期，經菲律賓的華僑商人之手流入泉州地區的，反映了當時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