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冼鼎昌冼鼎昌，1935年8月15日生於廣州市的一個醫生世家，祖父是中醫，父母親都是西醫。冼鼎昌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四。日本侵華後，他隨父母親輾轉逃難到湛江，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到廣州。他的父親冼家齊是廣東最早的醫科大學——廣東公醫的畢業生，畢業後當了幾年附屬醫院的醫生，當年廖仲愷遇刺被送入該院，他是值班醫生，親手搶救，怎奈送來時廖仲愷傷勢過重，當即死去。冼鼎昌從記事起，印象里的父親總是在工作，不是在診所里就是在外出診。父親對病人十分認真負責，人緣極好，不過留給子女的時間太少了。
1946年，冼鼎昌考入廣州的培正中學，這是一所相當有特色的教會學校，是中國的教友在晚清時創辦的，校舍、設備和師資都相當好。國文老師中，既有前清的秀才，也有胡適的弟子；兩位物理老師是交通大學和浙江大學的畢業生；英語老師是《大公報》駐倫敦的記者，蕭乾的後任。老師好是一個方面，難得的是老師的講課不是採取滿堂灌的方法。有一次物理小考，有一道選做題初看起來似乎超出於課堂講授的範圍，但是冼鼎昌和另一位同學用不同的方法做出來了，老師把他們的解法在課堂上加以評述和比較，並強調應當把學過的知識加以引申套用，這種啟發他一直銘記在心。在學校里，他從來不是一個死讀書的學生，他是住校生，考試前在住校生中點蠟燭開夜車之風很盛，而且夜讀時間越長越為同學們稱道，但他從來不以為然，認為學習主要之點在於掌握好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而不是單純增加時間。
冼鼎昌 院士(右)1952年冼鼎昌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那年高校的院系調整結束，清華、燕京等校物理系的名教授集中到北大，黃昆講普通物理、王竹溪講熱力學和統計力學、胡寧講電動力學、楊立銘講量子力學、褚聖麟和虞福春講近代物理。這樣的名師陣容是空前的，加上在學期間，沒有大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上足了4年的課，這種條件在北大來說也是罕有的。1952年入學的同學的業務素質是很好的，後來有6名同屆同學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們在校時經常討論和爭論，有時甚至很激烈。在這樣的教學氣氛中，冼鼎昌細心地觀察和學習老師的特長，吸取同學的長處。這種學習氣氛和環境為他的成長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1955年初，由於國家發展原子能事業需要大量人才，由錢三強為團長組成代表團到蘇聯考察在大學中有關的專業教育和原子能研究院所。回來後國家決定在北大成立一個專門培養原子能科技人才的機構，對外稱物理研究室（後來改名技術物理系），由胡濟民教授任主任，當年招生。第一屆學生共97人，是從全國各大學物理系選出的優秀三年級學生，這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核物理專業的學生，冼鼎昌就是其中的一名。該研究室的授課老師都是從各大學抽調來的最傑出的核物理專家，有朱光亞、虞福春、盧鶴紱等教授。經物理研究室一年的培養，給冼鼎昌在核物理的理論與實驗兩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6年冼鼎昌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師從朱洪元作粒子物理學的理論研究。1958年蘇聯塔姆院士來訪，介紹了美國科學家費恩曼和蓋爾曼提出的弱相互作用新理論。冼鼎昌隨朱洪元在這個理論的框架上系統地研究了K介子和超子的衰變產物的角分布、μ-介子在質子上的輻射俘獲等弱相互作用過程，取得了科學研究的最初的經驗。後一研究題目是在塔姆來訪作報告後提問時冼鼎昌提出來討論的，由此可以看到他勤于思考，開始具備把問題變成研究題目的能力。當年夏天，他作為朱洪元的助教在青島舉辦的粒子物理及核物理講習班上講費米子的二次量子化理論。在1959年出國之前，他已經在朱洪元指導下做了3年的研究工作，認識到掌握熟練的計算技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對科學問題的正確的判斷能力，朱洪元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鍥而不捨的追求真知的精神是他畢生學習的榜樣。
1959年冼鼎昌到蘇聯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一直到1964年回國，中間曾在1962年到丹麥哥本哈根的尼·玻爾研究所工作了一年。此期間主要從事粒子物理學中的唯象分析、散射振幅的解析性質、色散關係套用、π-π相互作用和對稱性等方面的研究。回國之後，他一直繼續粒子理論的研究。1965年作為一名主要助手協助朱洪元進行“層子模型”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後期，與中山大學李華鍾、郭碩鴻合作開展了經典規範場理論的研究，推動了此領域的研究在國內的開展。他於1980-1981年出國訪問，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理論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訪問了紐約市立學院和費米國立實驗室。他1982年應聘到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物理系，開展了格點規範場理論的研究。他在粒子物理學理論方面工作到1984年，後因國家的需要，轉行到同步輻射光源及套用這個領域，領導建成中國第一個同步輻射裝置，開展了在這個裝置上的套用研究，並在此領域工作至今。
冼鼎昌在科學刊物上發表論文180餘篇，內容從粒子物理、規範場理論、固體物理、光聲光譜、礦物學、自由電子雷射、同步輻射裝置建造、實驗條件數值計算到廣義相對論等方面的問題，反映了他對科學廣泛的興趣和勇於探索的精神。冼鼎昌於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院士），2002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物理學會同步輻射委員會主任（1995-2000）、《高能物理與核物理》主編（1986-1994）、1995年被選為中國晶體學會的副理事長。他是全國政協第九屆和第十屆委員 。
人物年表
1935年8月15日 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
1952-1956年 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
1956-1959年 任中科院原子能所實習研究員。
1959-1961年 任前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初級研究員。
1962年 丹麥尼·玻爾研究所博士後。
1963-1964年 任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中級研究員。
1964-1978年 先後在中科院原子能所、高能所任助理研究員。
1979年 丹麥尼·玻爾研究所及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訪問學者。
1980-1981年 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理論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在紐約市立學院物理系及費米國立實驗室任訪問學者。
1981-1982年 任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物理系客座研究員。
1982-1985年 任中科院高能所副研究員、研究員。
1985-1990年 任中科院高能所同步輻射實驗室主任，負責同步輻射裝置建造。
1988-1993年 任義大利國際理論物理中心高級研究員。
1986-1994年 任《高能物理與核物理》（科學出版社）主編。
1990年- 任博士生導師，開展同步輻射套用研究。
1990-1991年 任東京大學固體所客座教授。
1991年 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94年 任奧地利大學原子研究所客座教授。
1995-2000年 任中國物理學會同步輻射委員會主任。
2001年- 領導建造同步輻射生物大分子晶體結構研究平台。
2002年 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研究工作
強作用研究
冼鼎昌1959年冼鼎昌到蘇聯聯合核子研究所，在馬爾科夫（A.Markov）通訊院士（後為院士、蘇聯科學院秘書長）的小組裡做研究工作。交給他的第一件研究工作是估算在聯合所的當時能量為最高的10GeV加速器上能夠產生的各種新重子的截面。這是強作用過程，對他來說是新的領域。他很快用統計模型做了估算，為實驗物理學家提供參考。在粒子散射過程的試驗數據分析中，分波法是常用的手段，關鍵是判斷需要計入的分波數，在終態只有2個或3個粒子時有成熟的規範，但在高能實驗中終態往往有3個以上的粒子，如何判斷，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冼鼎昌提出了一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引起了實驗家的重視。在這個方法中的一個“副產品”是提出了一種計算反應過程中終態有多個粒子產生時的相對論不變相空間的方法，這個方法在估計高能過程中多粒子產生的截面很有用。後來從文獻中知道，當時在世界上另外還有幾個獨立提出這個方法的人，這個方法至今還是高能物理中的一個標準的方法。
冼鼎昌在蘇聯做的另一領域的工作是研究強相互作用的對稱性。當時的實驗狀態處於粒子大發現時期，粒子數目不斷增加，比門捷列夫提出周期表時的元素數目還要多，很難想像它們都是“基本”粒子。20世紀60年代初國際上提出了SU（3）對稱性，它在粒子的分類上看來很成功，冼鼎昌和合作者把SU（3）對稱性推廣到超核系統，預言了一些很奇異的超核，引起了實驗家的注意。在這之後，他和合作者又把S矩陣的解析性質和S矩陣的對稱性質結合起來，通過複變函數中的菲拉格曼—林德洛夫（Phragmén-Lindelff）定理，得到不同的粒子反應過程在高能量下的一系列漸近關係。這時冼鼎昌對電磁過程和弱過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弄清楚在聯合所的高能物理實驗室里做這類工作的可行性，他和合作者計算了杜布納加速器作為高能光子源和中微子源的強度，雖然結果並不樂觀，但是這種設計實驗、估計實驗條件的理論工作對他日後從事同步輻射裝置建造和開展同步輻射套用大有好處。
1962年丹麥玻爾領導的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邀請冼鼎昌去做博士後研究，在那裡他從事散射振幅解析性和對稱性模型的研究，與小玻爾（A.Bohr）及格拉肖（S.Glashow）結下長期的友誼。玻爾和他在丹麥最後一次的談話大部分內容是關於新建立的DNA結構，面對玻爾書房裡的雙螺鏇模型，冼鼎昌對玻爾所講的內容大部不懂，沒想到40年後他自己的工作也跑到和生物大分子交叉的領域中了。在杜布納和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冼鼎昌工作勤奮，謙虛好學，思維敏捷，和同事相處很好，他十分注意充分利用國外的有利條件，吸取師友們的長處。他至今還常向學生強調交流、討論甚至爭論的重要性，回憶他在這段時期內從馬爾可夫、朱洪元、周光召、小玻爾、格拉肖等師友得到的啟發和幫助。那年在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里有一個關於色散關係的系統講座，小玻爾雖是搞原子核理論的，但對色散關係發生了興趣，從頭到尾去聽了這個講座，不但認真記筆記，講座完畢後還花時間寫了總結。在此過程中他們時有交流討論，冼鼎昌得以詳細觀察一個傑出科學家的思維過程，從中得到不少教益。
同步輻射研究
1984年秋，冼鼎昌轉入同步輻射套用的領域。80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北京高能物理所建造一台正負電子對撞機，對撞機是為高能物理實驗研究用的，它在運行時有一種極其寶貴的副產品——同步輻射。同步輻射最初被認為是妨礙加速器提高能量的禍害，是不受歡迎的。後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科學家逐漸認識到，同步輻射的出現為廣大的科學技術學科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大大促進了科技前沿的發展，是一個革命性的新光源。在世界上，凡是有條件的國家無不在大力建造同步輻射設備和發展同步輻射的套用。因此，在80年代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時，國家便制訂了一機兩用（高能物理實驗、同步輻射套用）的建造方針。到1984年，在BEPC項目中，加速器和高能實驗譜儀的建造已經在進行，而同步輻射部分還沒有落實，連負責人也沒有落實，原因大約是同步輻射牽涉面太廣，而責任又太大的緣故。
1985年夏天，冼鼎昌正式擔任同步輻射項目的主任，也正式開始把自己朝一個“大雜家”的方向改去。要改，就要學，不但自己學，還要讓更多的同事和他一起學，因為他意識到，必須通過建造過程，培養出一批能在建成後在同步輻射套用發展上起作用的骨幹。冼鼎昌堅持一面學、一面講，不但自己講，還請進外單位的專家講，請國外來訪的專家講，每個星期都不間斷。有的人不理解，說工程任務都那么忙，哪來那么大的閒心來講課聽課！事實證明冼鼎昌是對的，幾年過去，他們實驗室培養出來一支能幹的年輕人隊伍，挑起了建成後實驗室開放發展的重任，他們的學習交流組織YES Club（青年工程師與科學家俱樂部），不但在高能所里很出名，而且在中國科學院裡也有點名氣，這是後話。總之，幾年下來，冼鼎昌的確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雜家，初步的光束線的設計也可以做，單色器也可以領著學生去設計、去加工、去安裝、去調試，插入件的課程也可以講，甚至連儲存環里的電子運動對光源的影響也講過。有人說冼鼎昌有講課的癖好，其實他是用講課來強迫自己學習。
1990年初，第一條光束線和扭擺器都安裝就位，調試的時刻到了，全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都跑來看扭擺器的調試。儲存環的電流運行了，扭擺器的磁場加上了，光閘打開了，但是螢光屏上沒有光！一時間實驗廳里的空氣似乎都凝結了，大家心裡都產生了疑問。冼鼎昌要來一個計算器，定下心來快速做了必要的計算，一切都清楚了：在磁場不夠強的時候同步光斑是太偏了，根本不能從光閘出來；如果繼續增強磁場，同步光會從螢光屏的一邊出現，慢慢移到中心，磁場再增強時光斑會移到螢光屏的另一邊，最後移出螢光屏，這是扭擺器里電子軌道隨著磁場變化的結果。調試的結果確是如此，但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原來預期的一個光斑實際上出現了3個，而且大小和亮度都不同！冼鼎昌要來加速器直線段里扭擺器上下游的安裝圖，經過計算，多出來的光斑是分別從插入件的上游及下游的彎轉磁鐵來的，所以一大一小，真正來自扭擺器的光斑卻是3箇中最不亮的那一個。後來用X光探測器的檢查結果確是如此：在螢光屏上那兩個亮的光斑基本上不含X光，而不亮的那個X光的通量卻很大，表明它的確是從扭擺器出來的。
同步輻射裝置趕上與正負電子對撞機、高能粒子探測譜儀一起通過了國家驗收，中國成為第一個建成同步輻射裝置的開發中國家。BEPC的建成，設備本身固然大大促進了中國科技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個項目培養出一支優秀的、有實踐經驗的加速器、高能粒子探測譜儀和同步輻射設施的專家隊伍，這是中國科技界的一筆十分寶貴的財富。冼鼎昌是得到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項目“BEPC”的獲獎者之一。
獲得榮譽
冼鼎昌冼鼎昌在學術上的貢獻和成就，使他獲得了許多獎勵：1978 年“非阿貝爾規範場的磁單極解——同步球對稱規範場解”的研究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2年“經典規範場理論研究”工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同年，作為“層子模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8年“格點規範理論”的研究獲科學院三等獎；1989年“BEPC工程”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2002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物理學獎。
人物評價
冼鼎昌在科研工作上的一個特點是從不停步。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他致力於推動同步輻射在中國生物大分子結構的套用。世界上同步輻射專用於生物大分子結構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是在80年代初開始的。雖然長期以來，世界各大同步輻射中心生物學用戶不是主流，但是情況正在急劇變化。冼鼎昌認識到同步輻射是生物大分子晶體結構研究極為有力的手段，便全力為在北京同步輻射裝置上建造專用於生物大分子結構研究的光束線及試驗站奔走呼籲。在新世紀開始時，隨著人類基因組測序的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弄清基因的全部產物的結構及功能，這將是進一步了解生命系統的關鍵一步。蛋白質的功能取決於它的結構，因此蛋白質三維結構的測定是結構基因組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科學家首先要面對的是空前大量的蛋白質結構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