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綬琯[天文學家]](/img/0/420/nBnauM3X3UjN5UDMzEjM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xIzLyU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王綬琯[天文學家]")
簡介
王綬琯，中國著名天文學家。福建福州人。1923年1月15日生於福建福州。1936～1943年就讀於重慶馬尾海軍學校造船科(海軍不設學位)。1945年赴英國留學，1946～1949年在英國皇家格林尼治海軍學院造船班深造(不設學位)。1950年改攻天文，並被聘為倫敦大學天文台助理天文學家，進行研究工作。1953年回國，先後就職於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匯觀象台、北京天文台。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台長、名譽台長。曾擔任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現為名譽理事長）、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主任。
王綬琯開創了中國的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並進行了頗有成效的推進。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對提高中國時號精度、推動天體測量學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負責並成功地研製出多種射電天文設備，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與蘇定強等共創“多天體光譜望遠鏡”(LAMOST)方案，被列為國家“九五”重大科學工程項目。1978年被評為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先進科技工作者，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同年被評為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長期致力於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少年的科普工作，倡導並精心創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多次在中學、科技館、天文館講演、座談，編著一系列青少年科普讀物。曾當選為第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經歷
1923年1月15日生於福建福州。
1936～1943年就讀於重慶馬尾海軍學校造船科(海軍不設學位)。
1945年赴英國留學，1946～1949年在英國皇家格林尼治海軍學院造船班深造(不設學位)。
1950年改攻天文，並被聘為倫敦大學天文台助理天文學家，進行研究工作。
1953年回國，先後就職於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匯觀象台、北京天文台。歷任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台長、名譽台長。並曾任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副主任(1981～1993)、主任(1994～1996)，國家科委天文學科組副組長等職。
1978年被評為“全國科學大會先進科技工作者”，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同年被評為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曾當選為第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1993年10月為表彰王綬琯對天文事業的貢獻，中國紫金山天文台將三一七一小行星命名為王綬琯星。
突出貢獻
王綬琯最突出的貢獻是開拓了中國的射電天文學領域。如今，架設在密雲水庫旁邊的天線射電干涉儀等重要射電天文觀測試備，正是王綬琯二十幾年嘔心瀝血建造的遨遊宇宙之“船”。駕馭著它們，中國天文學家便可以捕捉遙遠天體發出的無線電波，進入到國際宇宙研究的行列。
王綬琯開創了中國的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領域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是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提高中國時號精確度、開拓並推動天體測量學發展、負責北京天文台及其射電天文研究的創建與發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成功地研製出多種重要的射電天文設備並取得多項創見性研究成果。在領導和管理中國天文工作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王綬琯1953年，王綬琯一到紫金山天文台，便投入到修殘補缺，創建新中國天體物理學的事業中。1955年，王綬琯奉命接受了國家急需的“提高時號精確度”的緊急任務。一年多的時間，他不僅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還開展了對時間和緯度的研究，為中國授時以及天體測量研究躋身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基礎。1978年，由王綬琯、蘇定強兩人共同提出，把攻尖的目標定在一個新的開拓點上，那就是：配置多根光學纖維的“大天區面積大規模光譜”。這樣的高難點選題，懂行的人深知：這是和國外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飛躍。像這樣的競賽項目，沒有真知灼見是很難進入角色的；而問題的關鍵，恰恰是怎樣“疏通”大規模天文光譜的測量。這是此領域的“瓶頸”，自然成為天文光學發展的一道險關。
按照王綬琯的詼諧說法，這場惡仗應該由天體物理學家和天文儀器專家來配合，進行一場別開生面、龍騰虎躍的“雙打”比賽。從蘇定強“主動反射板”這畫龍點睛的一著妙筆，到最終的LAMOST方案的如期形成，反覆經歷了十個春秋！先後參加者接近二十人；而作為主題論證的負責人，王綬琯和他的“雙打”同行蘇定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王綬琯和蘇定強兩位院士配合如此默契的“桌球雙打”，以超前、高效而震撼整個天文學界。當兩位青年科學家褚耀泉、崔向群在英國一次國際會議上報告他們導師的方案時，會場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是一九九四年的七月。
人們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的LAMOST方案，將最終導致阻礙天文科學發展的“瓶頸”問題的徹底解決。一旦那個迷人的目標在王綬琯指揮下得以實現，人們就可以同時在大片天區中測量幾千個光譜，而觀測效率將比以往提高几千倍。這樣的“桌球雙打”是如此精彩，讓國內外無數同行頻頻叫好。令人欣慰的是，這種體現“桌球雙打”精神的LAMOST課題，已被列入“九五”期間中國的一項重大基礎項目。
王綬琯開創了中國的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領域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推進。在中國天文學的學科基礎建設和天體物理學觀測研究的奠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持完成了將中國時號精確度提高到0.01秒的緊迫科研任務，同時開拓並有力地推動了作為“時間服務”理論基礎的天體測量學的發展。
負責創建了北京天文台的射電天文研究，主持創辦了全國性的射電天文訓練班，負責首次研製成中國的射電天文望遠鏡，制定了在北京創建射電天文科學研究的方案與分階段發展的技術步驟和射電天文研究目標。
王綬琯 院士(右)1966年以來，負責成功地研製出了米波16面天線射電干涉儀、分米波複合射電干涉儀、米波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系統等重要射電天文觀測設備，並在相應的觀測研究中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獲得多項中國科學院一等科技成果獎和國家級科技成果獎。多年來在領導和管理全國天文工作中發揮了多方面的主導作用，並在“全國一盤棋”的天文研究布局和“學術中心”的組織等方面作了有力推動。在培養天文科技人才、北京天文台的籌建和科學領導、發展天文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射電天文方法》等專譯著多種。
王綬琯院士不僅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教育專家。多年來，他從高中科普做起，到國中，再到各級黨政幹部，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科普教育體系和具體操作方法。按科普的層次順序可表達為：全民科普、科技精英層次的科普和管理決策層次的科普。
根據普及的對象和內容，具體操作方法可表達為：全體公民基本科學素質的提髙，以廣大的國中學生群體的工作為切入點；科技精英後備隊的科學素質的培育，以有志於科學的優秀髙中學生群體的工作為切入點；各級政府領導層的科學素質的提髙，以科技論述和科技信息的溝通和評判為切入點。
他積極致力於青少年科普事業，早在主持北京天文台工作時，就多次在中學、科技館、天文館講演、座談；每年堅持參加或出力協助青少年天文夏令營；編著了一系列受青少年喜愛的科普讀物。
王綬琯於1999年發起，聯名60餘位中科院院士、科技專家倡議組織“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並為俱樂部的發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先後捐款27萬元給俱樂部作為活動經費，並自費購書近萬元捐給甘肅、青海等偏遠地區。
人物主張
在中國科學界，王綬琯名氣很大，大到連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1993年發現的3171號小行星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他王綬琯卻很容易親近，尤其在培養青少年方面，常帶領孩子“親近”科學，為中國科技界培養後備人才。
王綬琯王綬琯認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30歲左右在他的“主領域”做出“成名的貢獻”，那么也許在他24歲左右就已投身這一領域。所以，孩子十六七歲時，就是其探索人生、發現自我的“志學”之年，能否得到“走進科學”的機會至關重要。他強調，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對政府，應屬治國方略；對科技界，則是一種嚴肅的社會責任。首都科技界機構林立、人才薈萃，是有能力為青少年承擔起這個責任的。1998年7月，王綬琯致函幾十位院士和專家，說明他的這一觀點，並提出建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為有志於科學的優秀高中生組織“科研實踐”、“名家講座”等活動，希望將他們置身於濃厚的科學氛圍中，使他們能在需要開擴眼界、尋求方向的時候得到引導。
在他們的科學青春開始之時，及時得到良師益友的薰陶；接觸機遇，理解機遇，包括振興祖國科學事業所面臨的種種機遇。他希望他們中間最終立志獻身科學者，將因為在一生中這一關鍵時期得到社會關懷和前輩提攜而終身受益，對於最終分流到其他崗位者，也為其一生打下有益的科學基礎。
王綬琯的建議得到了積極的回應：61位院士和知名專家於1999年6月聯合發出《關於開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的倡議》。1999年6月12日，“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開幕式在北京四中舉行。
王綬琯和科技俱樂部活動委員會的同志，把這一活動看作是聯合首都中學和科研部門共同進行的“為明日的傑出科學家創造成才機遇”的實驗，是科普+教育的一個前沿課題。這一實驗歷程，王綬琯在2005年新春撰寫的一篇題為《引導有志於科學的優秀青少年“走進科學”》報告中做了如下概括：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本著“為明日的傑出科學家創造機遇”的宗旨，設計了將有志於科學的優秀高中生組織到科研第一線的優秀團組中進行“科研實踐”活動的實驗。這個實驗，除了它本身的目的和意義外，它的方法還體現為當前科普領域和教育領域“前線課題”的交匯。王綬琯說，從科技俱樂部看，它是一種為“明日的傑出科學家創造成材機遇”的實驗；從參與這一活動的中學看，它是利用科研第一線的條件，進行高中生“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教育”和高層次“探究性教育”的實驗；從承擔這一科普活動任務的科研團組看，它是把常規的“高級科普”延伸成“個性化的特長教育”的實驗。這三方面可以看作是俱樂部“科研實踐”活動的基本性質。
當初為了取得科研單位和課題組的支持，王綬琯曾一家一家拜訪。但他還是認為自己的工作做的不到位。他說，有志於科學的優秀學生數以萬計，但科技俱樂部能夠為之提供的“學生會員”卻是有限的。根本限制在於能夠接納中學生進行“科研實驗”的課題研究組的數目有限。可王綬琯還是表示，作為一名科學家，他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對可能的“科學苗子”發現一個就幫助一個。今後要再努力，儘可能使這個活動得到更多科研團組的認可和支持，使其規模不斷擴大。
王綬琯還提到，參加“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的學生，成長為傑出科學家的機率有限，但又是必有的。所以，更確切地說，這個“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根本的作用應當是幫助參加活動的每一個人“走進科學”，從中發現並造就出科技的棟樑之才，投身到科學事業中去，為中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供智力保障。
面對未來，王綬琯信心百倍，他堅信在全社會對青少年科學培養的重視下，中國科學事業必將迎來燦爛的春天。
人物感言
王綬琯王綬琯淡然一笑：“這光環應屬紫金山天文台的同事們，送給我是同志之愛。”“華羅庚碰到熊慶來，才能成為華羅庚，要給青少年自由發展的機會，引導他們走最實最直的路。"他高興地說："現在有的小孩子，天文書看得比我還多。”
“幾年前，我與其他60多位科學家一起發出了倡議，向北京市的中學生開放國家重點實驗室，讓孩子們接觸第一流的科學家和設備。要給青少年自由發展的機會，引導他們走最實、最直的路。”
“我們做過一個統計，20世紀100年當中，諾貝爾獎得主一共有159人次，這些人開始從事得到諾貝爾獎的工作時，年齡是多少呢？30歲以下的占20%左右；1/3左右的人做出頂尖成績是在20幾歲；40歲以下出成績的是67%，占2/3。如果說他們在40歲左右做出得到諾貝爾獎的工作，那么他20多歲已經進入了這個領域。”
“所以說，30歲以前是傑出人才出成就的高潮時期。如果30歲進入高潮的話，二十四五歲應該就應該在那個領域站住腳了。像愛因斯坦，在25歲就做出世界上頂尖的工作，如果十七八歲還不想投身科學怎么行呢？一個國家如果要想按照科學的規律出成績，20多歲的人一定要登上舞台。
如果社會是一個很健康、有遠見的社會，要想使下一代在科學上實力很強的話，就要非常重視在高中時期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到20歲左右的時候，他就有機會走上科學舞台，脫穎而出。”
王綬琯說：大家都否定應試教育，但不是否定應試。因為有考試就會有應試，而考試一時不可能取消(先前曾經有過“無試教育”，至今慘痛難忘)。人們反對的是為“應試”而忘了“教育”。“應賽”與此有些類似，但大家現在並不否定“應賽教育”。這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競賽並沒有忘掉教育，或是有一些忘掉教育的“應賽”只牽涉到少數學生。
但是對於只有極少數學生參與的那種“應賽”，恐怕應當問一問它的教育意義。一個可能的答案是一個學校除了常規的“普遍教育”外，還設一些為個別學生的“尖子教育”。如果是這樣，那就應當研究這種“尖子應賽”的“點與面”、“前與後”的教育思路，並且在判斷效果的時候，不要以別的什麼來代替教育效果。至於那些“沒有忘掉教育的競賽”，占現有許多青少年科技競賽活動中的大部份，是健康的，不屬於這裡所說的“應賽教育”。
“當務之急中最最當務的，我認為中國小教師科技素質的提高應當算是一個。這是影響到一大片、一代人如何進入新時代的問題。事關重大，大家都很關心。我曾經幾次聽到中科院科普辦公室提出，中科院願意為培訓中國小科技教師出力。中科院，加上各個分院是一支雄厚的力量，如果再加上師範以及其他大專院校，應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啟動直到縣一級的中國小科技教師的普遍培訓。這事希望能得到政府的重視。”
“我想，如果在北京，基金會資助的100萬項目，這些項目假如有1萬個，每1萬個當中的一部分每三年接受幾個學生，這樣子下來，每年就有好幾千個學生，當中如果有一兩百個將來是做科學工作的，其中有20個是比較出色的科學家，20個當中有一兩個得諾貝爾獎的，這都有可能吧。如果這樣反覆地看，中國人得諾貝爾獎也不是太難。”
王綬琯院士還教導同學們說：“人要有愛國之志，我們那一輩人在國外學有所成後不回國的很少，我們常常想到的是學成後要如何為國家貢獻自己的才智；同時，人年輕的時候要多動腦，多有幾項愛好，找到自己的興趣與特長，創造出自己經常的滿足感與愉快感，人活得才輕鬆，才不會為名利所惑，才能使自己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與事業。”
評價
1993年，由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這顆國際編號為3171號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為王綬琯星，以示對這位中國天文學者的尊敬。在王院士家客廳的一個不顯眼處，就懸掛著一幅由紫金山天文台拍攝的王綬琯星照片。
中國古代天文學輝煌燦爛，到近代卻逐漸式微。五四以來幾代天文學者承前啟後，就是期欲復興中國天文學於世界先進之林。正是懷抱此念，王綬琯50年代回國後，跟隨張鈺哲等前輩天文學家一起為新中國的天文事業奔走謀劃，一刻也不敢懈怠，而終有所成。在成就面前，王綬琯謙虛而又風趣。
王綬琯熱心於把一個科學家對科學的執迷傳輸給下一代。一年前，他和60多位科學家一起發出了倡議，向北京市的中學生開放國家重點實驗室，讓孩子們接觸第一流的科學家和設備。
先生對科普工作一貫支持，多次呼籲重視科普工作，在他影響下許多知名學者曾為我們寫過不少文章。先生自己也是身體力行。一九九九年，正是新年伊始之時，王綬琯院士給我回信，談起了青年新秀外流之事，引起我強烈的共鳴。先生說，“前些時候提出的諾貝爾科學獎不應當與我們無緣的問題，也有一種失職之感。想多了就想到早期扶植科技人才的問題。”先生愛國圖強的精神躍然紙上。先生倡導成立“北京市青少年科學俱樂部”的建議，很快得到首都科技界、教育界的熱烈回響。
回首四十餘年的科研生涯，他是無愧的。他給祖國和人民都交了滿意的答卷。他曾籌建北京天文台，也曾在海南日環食觀測中引進前蘇聯的射電天文技術；他曾創辦全國首屆射電天文訓練班，也曾研製成我國第一台射電望遠鏡，以開展太陽射電及相應技術。他從米波太陽干涉系統的建立，到研究太陽射電及相應技術；從密雲射電觀測站選址，到建立起米波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系統，連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與蘇定強合作的LAMOST項目，都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伴隨著一項項科技成果的完成，他的工作得到了應有的肯定，其中包括獲得了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然而，他自己卻時時“自省平生有三愧”，自責“文章老未成”。在成功與成就面前，他時時想到自己的不足，想到未來的打算。這也就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
著作
專著
王綬琯、蘇定強、崔向群、褚耀泉，《大型科學工程重大項目—LAMOST建議書》，1994
《關於90年代中國天文學的一些思考》，1992
《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1980
論文
《兩色恆星照相光度學-物端光柵在空間紅化等問題上的套用》，《天文學報》，3，1955，35
《試從科技系統的社會功能看天文學與社會》，《自然辯證法研究》1994，101
《試從大地測量的套用上評價徐家匯觀象台的時號》，《測繪通報》，3，1957，193
《射電天文方法講義》二卷，1959（內部）
《密雲16面天線干涉儀總體及技術方案報告》，1966（內部）
《密雲多天線複合干涉儀總體及技術方案報告》1971（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