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彥[中國科學院院士]](/img/f/6f1/nBnauM3X4gjN4kTMwgD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4QzL2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王乃彥[中國科學院院士]")
人物簡介
王乃彥 院士王乃彥，核物理學家，1935年11月21日生於福建福州。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核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中國核學會理事長，核工業研究生部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與同事們建立了我國第一台在原子反應堆上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測得第一批中子核數據。在國際上對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結構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建立和領導開展了核武器試驗中物理測試的許多課題，為核武器的設計、試驗、改進提供了重要的實驗數據。在我國開闢並發展了粒子束慣性約束聚變研究，並取得突出成就，同時創建了相應的研究室。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家庭背景
王乃彥他的祖父去世很早，父親能由中國當時最高的測量學堂畢業，全靠姑姑做衣服納鞋底的收入。父親在生活上克勤克儉，在子女的讀書上卻決不吝惜。王乃彥兄妹四個，他排行老三。哥哥上大學後，姐姐也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這樣一來使本不富裕的家境更加捉襟見肘。一天深夜，父母親的談話讓還沒睡著的王乃彥聽到了：父親說，我手邊還有一點錢，用它給孩子當學費吧。這差不多是這個六口之家的家底了。他還記得那時國民黨垮台後，父親失業，他們家上午和晚上都是稀飯，家裡人要分著吃一點點主食。解放後，父親成為福建農學院的教授，哥哥也大學畢業。最重要的是待王乃彥上大學時一切費用都由國家負擔了。
主要經歷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照片1)1949年，全國解放時，王乃彥正上高中，那是一個少年開始確立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時候。他在參加土改運動中所受到的教益，一直延續到2000年前後擔任泛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理事長時。
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那一年正是全國院系調整，全國最好的物理教授合併至北大，是他享受到最好的師資教育。1955年中共中央決定發展原子事業時。王乃彥又成為中國核科學首屆畢業生。從此他的科學之路就與我國的核武器研製，核科學事業的發展交織或重疊在一起。
1955年，大學三年級。分專業的時候，本來要學無線電電子學的王乃彥被分配學習原子能專業，當時叫北大六組，代號546。大背景是1955年國家作出了建立和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從此，中國開始了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的秘密歷程。讓一批大學生改學核科學與核工程專業，充實核工業研究力量。王乃彥就成為其中最早的一名。
1956年大學畢業後，王先生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的錢三強小組，錢三強先生是他的組長，做中子能譜學研究。
學術生涯
1959年，又一次幸運，降落在王乃彥身上。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錢三強先生曾親自去聽王先生大學畢業後的第一次學術報告，在推薦王先生前往前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事情上也是錢先生拍的板。
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是當年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聯合興辦的研究所，主要進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簡稱“聯合所”。參加的國家有蘇聯、中國、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12個社會主義國家。1956年秋冬起，中國先後由中國科學院從全國各地區選派了130多位科學家和青年赴聯合所工作，他們中有王淦昌、張文裕、胡寧、朱洪元、周光召、何祚庥等。王淦昌曾被推舉擔任該所1958-1960年期間的副所長。
第一次把王乃彥的材料寄到聯合所，竟被退了回來，附言寫的是：請你們派有學位的人來。錢先生把王乃彥叫到自己辦公室，說，“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還是你去。我又把你的材料寄回去了”。
在錢先生的堅持下，對方同意了。所以，作為第二批人員，年僅24歲的破格獲得資格的他1959年開始到聯合所中子物理實驗室工作了6年時間。當時正是王淦昌先生在那裡做副所長任屆期滿，準備回國的前夕，王老親自領著他去見當時實驗室主任、諾貝爾獎獲得者弗朗克院士，兩位科學大師在非常友善的氣氛中對他的工作做了安排。他永遠記得獲得諾獎的室主任的一句話：並不是老師所有講的話都是對的。後來，錢三強去蘇聯開會參觀王先生所在的實驗室時，問他的室主任，王乃彥工作表現怎么樣？你們滿意不滿意，室主任回答說，“我很滿意，但你們滿意不滿意，最後如何等回國後，你們就知道了。”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時，王乃彥他們在蘇聯得知的訊息，非常激動。他們希望回國以後參與其中。由於中蘇關係破裂，1965年王乃彥及所有在研究所的中國人員全部撤回到國內。這使得王先生有機會真正在一線參與第一顆氫彈的科研工作，有機會與王淦昌先生重續師生緣。這使他高興得不得了。
王先生回國之後的科研是從二機部九院位於青海一個叫金銀灘的地方開始的，著名民歌作曲家王洛賓生活過的地方。這裡海拔3500米。王乃彥主要從事核武器實驗中近區物理測量工作，以便了解武器的性能並在今後得以改進。他們任務的關鍵點是要確保找到試爆成功或失敗的真正原因。在實驗部的王先生參加試驗的時候多數都要承擔回收的任務，要穿著“豬鼻子”一樣的防護服到場地去回收。“我那時候還年輕啊，不知道搬了多少鉛裝。”
他把核物理的方法以及數學的方法套用到核武器測試上，包括能普測量。解決了數學計算上的一些困難。這些科研上的突破，當時是極不容易的，沒有來自國外的任何資料。完全依靠自己的鑽研。有一個細節頗有意思，70年代以後，為了解決一個時間方面的數學問題，王乃彥看了很多書，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仍然沒有完全解決，恰巧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王乃彥作為九院6個代表之一帶著這個題目上會了，周光召和于敏也是會議代表。曾經作為王先生大學時輔導老師的周光召數學很好，周先生開會期間竟然把最關鍵的幾步推算出來了。“我真佩服他，”王先生說。如今王先生所有的筆記資料都在九院保密室，這幾張演算紙自己保留了下來。
雖然他們身處測試站，回收測試設備等工作承受著核輻射的危險；雖然他沒有給三個女兒更多生活上的照顧；雖然也有許多政治上的無奈，但在九院工作了15年，先青海後四川的他說，“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都奉獻給了那裡，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記憶。”
家世故事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照片2)2008年初，王乃彥等院士一行到天津大學參加有關科學教育的研討，回京路上與天津大學校長龔克同行，這一次同行讓龔克校長有了意外收穫：原來王先生的哥哥從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畢業，尚在讀國中的他讀了很多哥哥寄來的參加“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照片，印象深刻，說起這些往事，龔校長連忙向王先生打聽這些照片是否還在，他認為這是珍貴的校史資料。
福建出院士。據了解，如今閩籍和在閩工作的院士多達110多位。像福建許多20世紀二三十年時代的家庭一樣，讀書的種子早在家庭的薰陶下就種下了，雖然家境並不富裕，但“惟有讀書高”的信念是家庭生活的根。大舅和二舅都是學化工的，二舅當時是著名化學家侯德榜的助手，從事制鹼工藝。受此影響，王乃彥的哥哥姐姐都是學化工的。
王乃彥國中三年級的時候，福州解放了。他從福州三中考到了福州一中，這兩所學校都是福州最好的。高中時福州一中用的英語課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原版英語教科書，價格比較貴。買書成為這個家庭做不到的事情。他清晰地記得，父親在開課前想辦法從別人那裡借來了英語課本，將其中要上的課，用筆把單詞一個一個抄下來，而王乃彥就拿著這手抄本去上課。父親對他說，再艱難的日子也得念書。這手抄的課本，1952年王乃彥上大學時從家帶到北大，可惜的是後來失落了。
解放後，父親成為福建農學院的教授，哥哥也大學畢業了。最重要的是待王乃彥上大學時一切費用都由國家負擔了，他由衷感嘆，真好啊。
求學經歷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照片3)差一點，王乃彥先生與科學研究分道揚鑣。高中時他用了1年零2個月的時間參加福州市郊區的土改工作，並且是當時全福州5、6個土改工作一等功臣中的一個，他以最小的年紀和最出色的工作贏得了當時非常缺乏年輕知識人才的福州市委的青睞，他們希望王先生能夠留在市委，事實上，王先生很多同學都做了這樣的選擇。
拿不定主意時，他去請教一個人，這個人是他所在的土改工作組的組長孫作青，這位從部隊下來的領導成為王先生的第一位恩師。
孫告訴他：好好考慮，怎樣選擇都可以。想來想去，他還是決定回到學校。當然，土改時對能力的鍛鍊，影響了王先生後來的人生，這是後話。孫給他本子上的題詞是，好好學習，帶領青年們，攻克科學堡壘。回到學校的時候，高二已經開始了，很難想像一年多沒讀書的王乃彥怎樣跟得上進度？
他的數學老師徐景賢“真是好極了”，後來調到福州大學教數學，是那種有教育水準又愛自己學生的好老師。福建省一中在解放前是非常進步有我們地下黨的學校，剛剛解放後高中生活大概也像改革開放之初吧，是新舊思想交替，學生觀念轉變的時刻。王先生說，他們常常白天上課，晚上開會，老師留了作業，學生自然喊多。老師就讓學生挑著做幾道，這時，王先生就從頭到尾每題都做，徐老師心裡非常高興，每次都在作業本上批上：好，非常好。
王先生因此得到徐老師的格外照顧。回到學校最初的日子，每天吃過午飯之後，徐老師都叫王先生到家去補課。福州的天氣很熱，老師拿著扇子一邊扇著一邊講，然後由王先生自己做習題，這樣的時光持續了5、6個月，基本上把落下的數學課程都補完。就這樣，經過徐老師耐心的輔導，他的數學成績優異。
“我的物理老師叫林童雀，物理講得真棒，講得非常深刻。他講牛頓三大定律，我聽了非常有興趣。那時看了蘇聯電影《航空之父》，我很喜歡航空模型，就自學飛機怎么才能起飛呀，怎么才會降落呀。我還自己動手裝單管礦石收音機。我的語文老師也很好，在他的影響下，我會背許多普希金的詩。”那時他不僅喜歡數學、物理、化學，語文等學科也喜歡。那種學習的熱情還體如今他自覺地學習：高中三年級的時候他就自學了微積分和大學普通物理。飛揚的政治理想與探究科學的熱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一天，班主任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如今，你的各科分數，與在學的同學比，還是第一名。1952年，他與同班的5個同學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
王先生曾經說：“中學老師太重要了。他們的一言一行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實際是個領路的人。”王先生接受採訪前才從新疆參加中國科協的“青少年科技大賽”回來，主辦方安排了他與中國小生面對面交流活動。這也是為什麼他對青少年科普工作這么感興趣的原因。他對王綬琯先生（也是福建籍院士）牽頭的致力於中學生科研實踐活動的“大手拉小手”項目非常積極，當時，他還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而且“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負責這個項目的周琳老師說。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照片4)我們無法想像在北京大學的讀書生活給王乃彥帶來怎樣的愉悅，它是雙重的：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質上的。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原北大、清華、燕大三校物理精英合併成新的北京大學物理系，聚集了饒毓泰、周培源、葉企孫、王竹溪、胡寧、黃昆、褚聖麟、虞福春等一大批中國物理界的領軍人物，使北大物理系成為中國高校中實力最強的物理重鎮。王先生幸運地趕上這個最鼎盛的時期。
“我要感謝我的黃昆老師、虞福春老師、王竹溪老師、胡寧老師。這些老師講課真好啊，當時學習蘇聯，讓最好的老師教一年級學生。我們非常幸運。黃昆老師教我們普通物理，他給我的教育我用了一輩子，他治學的精神，真感人。後來我也當上院士，與黃昆老師接觸多一點，才知道，他給我們講一堂課，要備四堂課的時間。黃先生講課那么好，同學們都說聽黃老師講課就像聽交響樂一樣，那么有節奏，教室里鴉雀無聲，但是，先生從來不貶低為難學生，最難的是黃先生出的思考題，目的是為了考察學生是不是聽懂了他的課。同學們就猜，黃老師的思考題是從哪來的？到圖書館去找，誰都找不到，黃先生就說，你們千萬別去找了，原來，這些題是黃先生自己出的，並且都事先自己做一遍。他上課就拿一個信封，上面寫著提綱，講課時黑板上寫滿了板書，一點不會錯。先生最精彩的是答疑課，一種形式是學生提問老師答，還有一種是老師提問學生答，這是最緊張的。黃先生有一個特點，他很不願意提一個問題，讓學生答不出來，有一次，他出個問題，全班同學都回答不了，他非常沮喪，他說，大概我沒有講清楚，‘同學們，對不起，這一段我重講’。他一點不責備學生。無論好的還是差一些的學生都對黃老師非常尊敬。”
王先生說，黃昆老師的普通物理講義他保存了很長時間，後來去蘇聯，找不到了，讓他又一次感到遺憾。
2006年10月13日，王乃彥作為中國核科學首屆畢業生，50年後重返燕園，他們那一屆就有六位同學成為中國科學院或工程院的院士。
1952年國家院系調整後第一年實行國家為高校學生學費買單。“每個月12元錢補助，吃飯四菜一湯，一到考試時，馬寅初校長就動員各個後勤部門要給學生們搞好一伙食。一伙食真棒，頓頓都是好吃的。”大學四年，王乃彥感嘆，那是他“吃得最好的時候”。在北大六組時，條件依然很好，冰刀、小提琴放在那裡，隨便使用。
“大學給我們打下了太好的基礎，”王先生說。我們感嘆王先生的幸運，在求學路上，總是與優秀的老師或傑出的大師相遇，我們更感嘆，機會來時，王先生能夠把握住。也是感念於此，如今還擔任原子能研究院研究生院主任的他，常會偷偷跑到課堂上，考察一下老師們上課的情況。
王淦昌老師是分管近區物理測試工作的九院領導。王淦昌先生逝世後，王乃彥寫了很多回憶文章記述他在王老身邊陪王老檢查地下核實驗準備工作的情形，那時王老60多歲，王乃彥30多歲，從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開始的關懷到如今的言傳身教，一老一小之間既有師長的喜愛引領，也有知音的信任默契。幾年以後，1978年，王淦昌先生帶著王乃彥一起調到原子能研究院。從此開始了他們研究的新階段：共同從事我國粒子束和氟化氪雷射聚變的研究。
“小王，睡得這么晚，還不起床！”每天早晨不到六點，王老就來敲門了，那時他們都住在研究院的宿舍，然後兩人一起從南區走到北區，這每天半個小時的時光，王老給他講了很多事情，世界觀、經歷、感悟。
“王老是領路人，是指點方向的。”“與王老工作真累啊，天天都要匯報進展”，在王老這種“催得真緊”的強度下，王乃彥他們慣性核聚變小組基本不到一年時間就很快做出了成果。王先生說起他們建設第一台1兆伏80千安的電子束加速器的過程，從討論到設計到實施，全部是自己動手，雖然科研條件與如今的遠不能比，但這是中國第一台低阻抗強流電子束加速器。“王老特別高興”。立即開展的實驗工作中，他們研究強流電子束和靶相互作用中是否存在由於反常吸收會使吸收係數比經典值大100倍的現象，用五種實驗測量，從不同的角度否定了日本科學家的結論，澄清了當時轟動一時的問題。當時世界只有美國和中國的實驗做得最出色，並取得了一致的結論，實驗結果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美國聖地亞國家實驗室粒子束聚變計畫負責人來參觀實驗室，王老向他介紹了我們靶上束流的穩定性很好，靶上的束斑很小。美國人問王老能否做一下實驗看看，實驗結果十分理想。王老的日本朋友宮原昭教授也是參觀後要求現場做實驗，看後感到非常高興和驚訝，第二天宮原昭教授在友誼賓館作學術報告，稱讚他們實驗中的物理思想，稱讚他們在簡單設備下的出色成績。“九十步和一百步，中國和日本彼此彼此。”通曉中文的這位教授在黑板上寫下這樣的字。
1985年，王乃彥在日本名古屋大學訪問學習，在不長的一年時間中發表了5篇文章，1986年，第二屆國際相對論性電子束慣性約束聚變會議在日本長岡舉行。他應邀在大會上做特邀報告。按照這裡的慣例，除了主辦方外，大會懸掛國旗的位置主要和各國科學家的論文數，也就是研究成果相掛鈎。當他看到自己祖國鮮艷的五星紅旗掛在最中間的位置時，他異常激動和自豪。他說，“這是最讓我開心的一次國際會議。”他是這裡邀請的第一個中國教授，在這裡贏得的尊敬他看做是一個中國科學家的驕傲。
“我們的事業是被國外封鎖的，要強調自力更生。”這是王老多次說過的話。“怎么能說你不會呢？不會就去學嘛。”王老的這句話王先生永遠記得。
如今，王乃彥還在給原子能研究院的學生講課，課程的名稱是“雷射核物理”，每學期36學時，這是一個嶄新的前沿學科。那是90年代末，他偶然從一位日本學者那裡看到一本關於雷射核物理的小冊子，意識到這個領域的重要。這個項目於2006年被列入國家“973”計畫，王乃彥小組與中科院上海光機所徐至展院士共同合作。王先生隨手從書包中掏出一本厚厚的列印的資料本，“這是第99卷99本，”原來，王先生從網上看到最新的研究資料都列印裝訂成冊，隨時關注世界最新成果。“永遠要做前沿的東西”，王先生說這是王老的話。“做科研工作很有樂趣，但非常苦，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科研一線”。
人物評價
2004年，王乃彥先生獲得該年度的“世界核科學理事會全球獎”，全世界僅有四人獲此殊榮。這也是該理事會第一次把這個獎項頒給中國人。
提起這個獎項，讓我們發現王先生的另一個才華。1998年，擔任中國核學會副理事長的王先生被上級領導要求去競選“泛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的副會長”，無可選擇之下，王先生前去加拿大參加那一屆副理事長的選舉，這裡的規矩是副理事長在兩年之後將自動升為正理事長。到會場之後，首先給王先生一個“突然襲擊”：“請來自中國的核協會代表王乃彥講話”，“這是顯而易見的考你啊”，同行的人士說，有備而來的王先生整整講了18分鐘，獲得了熱烈的掌聲。
當上理事長後，王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並且花很大力量推廣核技術的套用。他做的另一件事聽起來卻是不可思議。那就是開始重新好好學習外語，這是一個有意味又貫穿了從王先生國中時期到如今的故事。
初三畢業的暑假，經濟拮据的父親還是省出錢來請人為王乃彥補習外語，父親的辦法如今看來依然簡單而有效。買了兩本原版的《湯姆索亞歷險記》，老師一本，王乃彥一本，一個假期學完了這本書。高中以後，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以後，學生們不學“美帝國主義的語言”，王乃彥記得教他們英語的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時尚女老師，可是他們幾個班幹部卻一起交了白卷。直到大學畢業，他的英語依然是國中水平。
再次拿起英語，是1979年王乃彥先生調到原子能研究院以後，他知道英語重要，就參加院裡組織的英語班。“研究還做不完，哪有時間學英語，英語就別學了。”王老有時也會說，但是80年代初的一次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深深刺激了王先生。邀請者請他們做學術報告，卻因為英語不好，只能請美國人代講。雖然後來的國際學術會議王乃彥可以用英文報告，但是最害怕的是提問和交流。所以，當選這個職位後，他知道要主持會議，要深入交流，一定要好好強化自己的外語。
那一年他63歲了。每天早晨5點起床以後，晚上睡覺之前都是固定的學英語時間，走到哪學到哪。最多的時候一天學5個小時。2002年退下來的時候，他曾經想還要不要繼續學英語，畢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他說，英語對於他，已經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用自己的經歷鼓勵那些從小沒有學好英語的人。
2000年在漢城。王乃彥成為正理事長的時候，要在這裡接過世界核理事會的大章，要發表正式的就職演說，這一天，他把寫好的稿子交給秘書修改後，秘書指點什麼地方要注意什麼。正式演說開始了，王先生卻脫稿而講，現場發揮。與會者給與了熱烈的掌聲，秘書驚訝地說：“王，我不知道你還有這個本領呢，我看你是個當官的材料。”
王先生的投入、親和力以及能力，贏得了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的認可。
他說，一個中國人任何時候都要想著為國爭光。
王先生1997年—2004年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數理學部的主任時，同樣用他的公心和妥帖的辦法做了很多值得稱道的工作。
王乃彥先生這一輩科學家已經把這些付出精神、愛國情懷“融化到血液中”，成為科研人生鮮明的烙印。最恰當的歸納正如當下最流行的句式，他是一個“中國式”科學家。
個人成就
王乃彥領導和參加了核武器試驗中極其重要的11種近區物理測試項目，對探測器系統的回響函式、測試數據的解卷積的復原處理等重要問題做了創造性研究，促進了我國核武器設計和測試技術的不斷改進。對慣性約束核聚變領域的物理和技術問題做了系統研究，在高功率脈衝技術、束流物理和束靶相互作用諸方面取得在國內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電子束泵浦氟化氪準分子雷射的研究中，雷射輸出能量達106焦耳，能量抽取效率達國際水平。同時在大面積非箍縮型電子束泵浦技術、大孔徑氟化氪雷射振盪器、強流束流物理和高功率脈衝技術等方面建立了鞏固的基礎。
他一天無法睡夠8小時，有人將他稱為“永不停歇的發動機”，王老樂於接受這個稱號，但是，當別人給他的“核子彈之父”的稱呼，他非常嚴肅地指正說，絕對不能這么說，一顆核子彈的成功引爆，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共同成果。
1959年，前蘇聯成立了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王乃彥得以到蘇聯呆了6年，完成了多項國際先進水平的研究工作。他說，後來，中國方面找到他的室主任，問王乃彥在蘇聯期間工作表現怎么樣？對方專家豎起大拇指回答說，“回國後，你們就知道他的能力怎么樣了。”
1979年年底，王乃彥調回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年初，日本大阪大學的核物理學家稱他們測量出電子束在物質里的能量沉積由於存在雙流不穩定性而增加了100倍。這個結論在國際物理學界引起了轟動。王乃彥說，通俗地說，一旦確實如此，也就意味著，用電子束聚變的方法，幾毫克的氘、氚就能等同於兩百多噸TNT炸藥的爆炸能量，而氘和氚可以輕易從海水中獲得。
1983年起，王乃彥開始用自己的實驗方法進行測試，當時還有很多國家也在做類似測試。他多次實驗證明，日本專家所稱的有100倍是不對的，只有3～5倍。這一研究結果和美國國立聖地亞實驗室的結果相符合。中、美的實驗結果證明了電子束聚變是沒有前途的，完全否定了日本大阪大學的結論。原蘇聯專家來現場察看時，很驚訝地說，“很難想像你們在這樣的設備和條件下測試出了這樣好的實驗結果。我們的設備比你們好得多，也沒有測出這樣好的結果。”
獲得榮譽
他擔任的職務有：有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核學會理事長等。王乃彥和他的同事們建成了我國第一台測量中子能譜和截面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測量了中國第一批中子核數據，為核子彈等核武器的設計、試驗、改進提供了重要的實驗數據。此外，他被授予了2004年度世界核科學理事會全球獎，在全世界獲此殊榮的4人中，他是第一位獲得此項獎勵的中國人。
人物觀點
浮躁指的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是科學的大敵，但這種態度卻恰恰是當前國內學術界的一個普遍態度。王乃彥談到，他知道有很多科研人員（不僅僅是年輕人，而從上到下），主要的工作就是申報項目，一個項目申報下來，成千上百萬的經費可能換來的成果就是幾篇論文，“評價一個科研人員的水平高低，主要就是看兩個標準，一個是他手頭有幾個項目，一個是他每年發表多少篇論文。這還造成了一種現象，就是有的論文光署名就是幾十個，但內容卻並沒有什麼新意。”
對於這種現狀，王乃彥認為要從兩方面去看。首先是當前對科研人員的評價體系，“我們應該從一個正確的方向來引導科研人員，而不是單純以每年發表多少篇論文，用數量來衡量他們。當前我們缺的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研究，而是高質量的、有難度的攻堅戰。”王乃彥接著表示，這就需要給科研人員一個寬鬆的環境，要讓他們能安下心來研究問題，而不是成天為經費、為職稱花費心思。
另一方面就是自身素質的培養，在王乃彥看來，科研工作者也有一個人生觀、世界觀改造的過程。不圖名利、不圖地位，能自覺抵制外部誘惑地埋頭搞科研，這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如今國家給予科研人員的待遇已經不錯了，雖然不是說多么富有，但生活是有保障的。“想想國內這些重大成果，大部分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出的成果。如今的年輕人，在生活待遇上要肯定超過我們這些老人，為什麼不出成果呢？也許就是因為態度吧。”王乃彥有些無奈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