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產生背景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執委成立準備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的第二年就制定了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綱領，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一大提出新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再加上俄國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的勝利，使內蒙古的蒙古族有識之士、知識青年也開始醞釀、嘗試成立民族解放的政治組織。1924年底和1925年初，在孫中山先生北上，與李大釗共同發動國民會議運動的時候，一大批蒙古族志士，特別是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牧民運動的首領，會聚北京，探討召開內蒙古國民代表大會和成立內蒙古國民黨問題。最初，由郭道甫發起組織了“中華民國蒙黨執行會”，白雲梯任會長，共有7名會員。接著在1925年1月13日召開了“內蒙各盟旗各團體代表大會”，也稱“內蒙國民代表大會預備會”，有50餘人出席，通過了大會宣言，宣布了內蒙自治的6項主張，決定3月15日召開內蒙國民代表大會，並發表了《致內蒙王公書》。但是，由於3月1日至4月16日，孫中山和李大釗主持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是由於孫中山先生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以及當時北京的政局變化，內蒙國民代表大會未能如期舉行。但是，內蒙古人士在北京的這些活動，實際上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的前期準備。
成立過程
共產國際駐內蒙代表奧其洛夫，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政治委員會負責人李大釗，相互配合，協調一致，指導組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9月，中國共產黨還在《蒙古問題議決案》中作出組織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決定。由於當時北京局勢惡化，便於1925年10月13日，在張家口召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內蒙古各盟部旗約百餘名代表出席，也有一些蒙古族青年列席；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馮玉祥國民軍以及蒙古人民革命黨均有代表出席。蒙古族革命者和有識之士會聚一堂，放眼全國，著眼內蒙，拯救國家，振興民族，成為大會的中心議題，在分析研究內蒙古的政治、經濟、民族關係和民族民主革命等諸多重大問題的基礎上，制定了黨綱黨章，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14名執行委員和7名候補執行委員組成，還從中產生了7名常務委員；白雲梯任委員長，郭道甫任秘書長；伊盟“獨貴龍”運動首領旺丹尼瑪、錫尼喇嘛和中共黨員吳子徵當選為執行委員，中共黨員李裕智、吉雅泰當選為候補執行委員；中共黨員佛鼎、多松年、烏蘭夫、王瑞符等參加了大會。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並決定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軍和內蒙古軍官學校，創辦《內蒙國民旬刊》和 《內蒙畫報》 。
這次大會發表了“告全體民眾宣言書”，全面反映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宗旨、綱領和方針政策。“宣言”簡明透徹地分析了內蒙古乃至全中國的政局，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支持中國軍閥混戰，軍閥的專制統治，蒙古王公與軍閥、官僚、奸商的勾結，是蒙古民族在所謂民國時期蒙受巨大災難的根源，也是漢族人民飽嘗苦難的原因；蒙漢被壓迫人民有著共同的命運，只有徹底完成1911年的革命，才能振興國家，拯救民眾，實現各民族平等和自由與解放；人民革命黨將致力於建立蒙漢被壓迫人民的聯合，完成共同的革命事業。言簡意明地指出了內蒙古革命的性質與任務。
政治主張
“宣言”公布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治主張和宗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人民，爭取自主決定和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中國人民消滅帝國主義和國內貪婪殘暴者，建立真正的民權政府之時，內蒙古的蒙古人也要建立民權革命政府；廣大民眾不分男女，均有平等參政之權。同時提出了近期的政治目標和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主張廢除蒙古王公札薩克制度，建立民選政權；蒙古王公貴族所有之土地移交民選政府；蒙漢雜居地區之土地，協商解決；禁止由民眾償付王公上層所欠漢商和外國商人之債務；成立人民互助合作社，改善人民生活；創辦國立蒙古語高、中、初級學校，貧民子弟免費受教育；發展醫療衛生，保障人民健康；創辦獸醫機構，防治牲畜疫病；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以宗教名義向人民攤派差徭。
從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對時局的認識及其政治主張，以及它與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和蘇聯、蒙古兩國兩黨之間的關係，可以斷言它是在思想理論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政治上堅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在組織上是以蒙古族人民為基礎，以革命派和共產黨人為核心，團結聯合各革命黨派和各族人民，代表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黨。而且是共產國際的同情支部。
組織活動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之後，在共產國際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力配合下，在內蒙古地區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聲勢浩大的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由於奉系軍閥在內蒙古東部地區的侵擾，黨的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西部地區。1926年8月，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遷到包頭後，其活動在伊盟和烏盟發展迅速。10月在包頭召開烏伊兩盟代表會議，作出發展黨務的各項決定，極大地推動了黨的工作。僅伊盟建立區黨部34個，黨員有3 000餘名，連同其他盟旗達到6 000餘人。從1925年底開始，首先在內蒙古東部克什克騰旗組建了一支600餘人的蒙古族革命武裝--內蒙古特別國民軍第一縱隊，並配合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屢建戰功；1926年底，在包頭正式組建了近2 000人的內蒙古人民革命軍，旺丹尼瑪任總司令，李裕智任副總指揮；同時成立了內蒙古軍官學校，中共黨員、黃埔軍校二期生王瑞符任校長。值得特書的是，在錫尼喇嘛領導下，伊盟烏審旗建立了旗黨部，下屬17個黨支部700餘黨員，組建了人民革命軍第12團，推翻了王公札薩克政權，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權--公會，實行了一系列革命政策，這是鄂爾多斯高原上的一塊紅色根據地。該黨中央領導機關於1926年底遷到寧夏銀川後，還開闢了阿拉善旗的工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的蒙古民族解放運動蓬勃地發展起來，成為內蒙古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據1928年6月上海《民國日報》公布的數字，在農牧民中的黨員有8 000餘人，在軍隊中的黨員有5 000人左右，合計1.2萬人之多。
全國大革命失敗以後，在共產國際代表的主持下，於1927年8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召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特別會議，總結了黨的工作，批評了白雲梯、郭道甫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們之間宗派鬥爭的惡果，統一了思想，重申了黨的綱領，確定了黨的方針與任務，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錫尼喇嘛的戰友孟和烏力吉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白永倫為秘書長，組成了新的常務委員會，準備繼續開展革命工作。但是，白雲梯等於9月間返回寧夏以後，追隨蔣介石策動反革命政變，發表《內蒙古國民黨反共宣言》，公開叛變革命，宣布實行反蘇反共，通緝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殺害中共黨員李裕智，遂赴南京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使蒙古民族的解放運動遭受重大挫折。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新中央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形勢下，為恢復黨的活動進行了大量的工作。1928年4月，阿拉善旗爆發了德欽一心諾爾布領導的推翻該旗封建王公政權的軍事暴動，建立了革命政權政務委員會和革命軍隊國民革命軍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宣布了4項革命政策。但是，該旗札薩克塔王勾結南京國民政府，顛覆了誕生七個多月的革命政權，德欽在1932年被捕遇害。同年8月，烏盟西公旗爆發了恩克巴雅爾領導的軍事暴動，部隊在向外蒙古邊境轉移作戰中，恩克巴雅爾中彈犧牲，暴動失敗。7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常委福明泰和中央執委郭道甫，領導發動了呼倫貝爾暴動，矛頭直指封建腐敗的蒙旗當局和東北軍閥的統治，結果在黑龍江當局派軍隊圍剿和東三省保全總司令張學良斡鏇下，以談判了結了這次暴動事件。此外，新中央領導人在伊盟烏審旗舉行秘密會議，為恢復民族解放運動作了力所能及的部署；從外蒙古派回的人員在烏蘭察布盟、察哈爾盟、昭烏達盟、哲里木盟開展了活動。但是，新中央設在外蒙古，後來領導人又分散在內蒙古各地，沒有黨的指揮中心，在30年代中期，作為統一的政黨已不復存在。只有部分黨員以個人身份在各地活動；有部分人轉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中，也有部分人消沉下來。
光榮歸宿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內蒙古東部地區有部分黨員和革命者，團結一批蒙古族青年和在偽滿興安省任職的上層人士，於1945年8月18日在興安盟王爺廟舉行會議，提出恢復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了東蒙黨部，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發動了東蒙自治運動，1946年1月成立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在內蒙古西部地區蓬勃興起，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1946年4月，雙方在承德舉行“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決定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之下，擴大聯合會的領導機構，撤銷東蒙古自治政府，解散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實現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統一，結束了東西蒙長期分裂的狀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肩負的蒙古民族解放事業，全部納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並取得了最後勝利。這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光榮而正確的歸宿。
“文革”冤案
“ 內人黨”冤案所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它給內蒙古人民的心靈、精神、和物質方面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1960年代後期，“文革”的狂風已經刮遍了全中國，草原深處也未能倖免。
1966年5月，內蒙古黨政軍的一把手烏蘭夫被當做資產階級當權派打倒。內蒙古各個造反派魚龍混雜，派系林立局勢陷入混亂。1967年4月，中央決定派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緊急前往內蒙古執行支左任務。
1968年滕海清發動了“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挖肅”運動。“草原遍地都是內人黨”“內人黨都是烏蘭夫的暗班子”1968年的秋天，這樣的講話和標語散布在內蒙古的各個角落。
1968年的下午，周秉建來到西花廳，跟伯父周恩來和七媽鄧穎超告別。此時周秉建國中剛剛畢業“文革”風浪中，總理的親屬也未能倖免。周秉建的父親，也是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因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據周秉建回憶說：“當時家裡有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么樸素的革命動機。”之後，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阿巴嘎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牧民們熱情的接待了他們，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旗里剛剛結束了一場“挖肅”的現場會。周秉建第一次聽到了“挖肅”這個詞語。
有些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裡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有親戚，他們要等到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團結95%以上的民眾的思想。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寫在給伯父的信里了。”
而周秉建想不到的是，這封信卻讓內蒙古人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此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是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當時挖掘“內人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術的審訊，導致一個人最少可以咬出幾百個嫌疑人來。據說當時有領導建議，只要有三個人指認，就可被定為“內人黨”
在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裡，人們仍然信守著對國家的忠誠。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沒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向南千里趕到北京。邊防派出所民警必立格，則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
但此時“內人黨”的冤案還在不斷擴大，甚至不少牧場也被宣判為“叛國畜群”，牛群、馬群、馬群都被沒收、趕走甚至殺死。內蒙古蘇尼特旗優良白馬純種因此而斷絕
周恩來收到了侄女的家信之後，意識到情況嚴峻，迅速採取了措施。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央很快決定對內蒙古的被迫害的幹部們平反的決定。但是，此後由於內蒙古被害幹部家屬們群情激憤與那些“左”派的民眾們發生了衝突。眼看局勢已經亂作一團，而且大有要發生大戰的危險。中央決定對內蒙古實施軍管的決定。客觀的說這對遏制當時內蒙古的極“左”局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內蒙古當時受“內人黨”案受牽連的人們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發出檔案：迅速糾正前一時期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所犯的擴大化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檔案上赫然列印著毛澤東親筆批文：照辦。
人們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們了。
草原上開始漸漸流行起一個女知青給周總理寫信反映內蒙古情況的故事，而這個女知青就是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建
1978年4月20日，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報請華國鋒批示，認為該案是內蒙古自治區領導人臆斷，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應該完全予以否認。
“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兩案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提及：“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冤案，有三十四萬多名幹部、民眾遭到誣陷、陷害，一萬六千二十二被迫害致死。”這場劫難受牽連的人數之多，刑罰之殘酷實屬罕見。
據1978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建設工作會議簡報》顯示，“挖肅”運動不僅給蒙古民族造成難以彌補的心靈傷害，在環境和經濟上也造成巨大的損失：“幾百萬畝草原因墾荒變沙化”，“母畜被隨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產量嚴重下跌”，“牧民缺衣少穿，含冤叫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