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學生聯合會報》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是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天津學生聯合會創辦的大型報紙。1919年7月21日在天津創刊。周恩來主編。初期為日報,後改為三日刊。對開1張。內容分主張、時評、討論、來件、演講、翻譯等。出版100多期,1920年初停刊。

基本信息

歷史

創刊

1919年6月下旬,天津學生聯合會為進一步喚起民眾,把運動引向深入,決定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在南開學習時,曾先後主辦過《敬業》和《校風》,他這方面的才能為許多人熟知。所以學聯會長諶志篤和副會長馬駿出面請周恩來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他當即表示:“《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學生愛國運動能堅持下去,必須注意愛國教育。我之所以回來,就是為了參加救國鬥爭。同學們既然需要我編輯學生會報,我願與大家共同努力,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天津學生聯合會報》

創辦一份報紙是很不容易的,沒有經費,沒有印刷廠,沒有紙張,還要向警察廳立案。周恩來精心籌劃,四處奔走,克服了1個又1個困難,終於在短期內做好了《會報》的籌備工作。

《南開日刊》1919年7月12日發表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刊旨趣》。這是周恩來在《會報》發刊前為擴大宣傳而寫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這次全國學生自動的事業,在世界上可以說很不希罕,但是在我們東亞,實在是不甚多見。日本的米騷動風潮,朝鮮的獨立運動,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動,在東亞歷史上增加些國民自覺和事跡。”“我們學生聯合會在求社會同情的時候,不能不有兩個利器:一個是演講,一個是報紙”。文中還列出了20條辦報宗旨,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本民主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對於政府的政策有指導同監督的責任;介紹現在最新思潮於社會,等等。天津各報紛紛轉載了這篇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到《會報》創刊前一天,訂戶已近兩萬,其中不僅有學生,而且有鐵路員工、郵電職員、愛國資本家和家庭婦女,不僅有天津的訂戶,還有北京、保全、南京、上海等地的訂戶。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創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周恩來寫的以《革心!革新》為題的發刊詞,提出了改造社會、改造思想的號召。馬駿看後曾興奮地說:這篇社論真帶勁!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面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

《會報》最初為日刊,1919年9月22日因警方干涉一度停刊,10月7日復刊後為三日刊,出了兩期後又恢復為日刊。該報辟有主張、時評、新思潮、新聞、國民常識、函電、文藝、翻譯等八個欄目,而以主張和時評為重點。《會報》根據天津愛國運動和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提出鬥爭口號,引導人們關心和探討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推動著愛國運動向前發展。

1919年8月初,山東戒嚴司令、濟南鎮守使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嚴,殘酷鎮壓愛國運動。訊息傳到天津,愛國民眾人人義憤填膺,學生運動重新高漲起來。1919年8月6日,《會報》發表了周恩來寫的《黑暗勢力》一方,大聲疾呼:“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地來了。”“我們應當怎樣防禦啊?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領,推倒安福派所憑藉的軍閥,推倒安福派所請來的外力。國民自覺!國民自覺!現在就是時候了。”1919年8月9日,《會報》發表《討安福派的辦法》一文,寫道:“單靠打電報、發宣言、上請願書,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們當知道,我們所恃的是民眾運動。”並且響亮地提出:“黑市!黑市!不納稅!罷課!種種的舉動,那才真是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1919年8月23日,劉清揚郭隆真等10名由天津赴京請願的代表,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被北洋政府出動的軍警全數逮捕。訊息傳到天津,各校代表都異常激動,周恩來卻冷靜地說:“這正是掀起繼續加強愛國運動的時機,用不著驚慌緊張,依照計畫進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經得起考驗,不算什麼!但營救他們是我們的責任。”

很快,《會報》的號外出來了。人們奔走相告。1919年8月26日,北京、天津學生三四千人,齊集總統府門前請願示威。28日遭到軍警驅趕毒打,請願隊伍的現場總指揮馬駿等人又遭逮捕。周恩來等聞訊即率領天津學生五六百人趕到北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連日在總統府外露宿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30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釋放了兩次被捕的全部學生代表。

停刊

《會報》的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恐懼。1919年8月底,北洋政府內務部下令查禁《會報》。9月22日,天津警察廳派出軍警,武力逼迫印廠不準承印《會報》。《會報》被迫停刊,周恩來寫了緊要啟事,說明真相,並宣布報社繼續辦公,力爭繼續出版。

復刊

經過一番努力,僅停刊半月的《會報》又於1919年10月7日復刊了。在復刊的《會報》上發表了周恩來所寫的《本報繼續出版的布告》,宣布政府當局“不能禁止我們人民存在”,說明復刊後的《會報》將“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統的記載”,並將“選擇各種有關世界新潮流的討論同主張,供給現在正求解放的中國”。社會各界對《會報》的鬥爭精神非常欽佩,對《會報》的評價也很高。南京的《少年世界》撰文說:“天津學生辦的報有點價值的自然要算這報了。”上海的《新人》雜誌撰文說:“《會報》的主張與評論兩個專欄很有特色,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

發刊旨趣

這次全國學生自動的事業,在世界上可以說很不希罕,但是在我們東亞,實在是不甚多見。日本的米騷風潮,朝鮮的獨立運動,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動,在東亞歷史上增加些國民自覺的事跡。我們學生學識本甚淺陋,思想又是枯窘,但為著這個時期感受這種潮流,本我們的良心實在是不能不有個覺悟。因著這個覺悟,就生出許多的舉動。明知此動,未必能生出極大的效果,可是社會各種團體黨這環境的影響同束縛,不能直接將意志表出,所以我們學生惟有不顧利害先動起來,求大家的同情。並且現在世界最新的思潮是講“實驗主義”,我們學生也應當將我們所學的去求實驗,這也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的主旨。本著這個主旨,我們學生聯合會在求社會同情的時候,不能不有兩個利器:一個是演講,一個是報紙。“演講報紙”全是表現我們學生思潮的結晶。現在學生的演講,已經實行兩個多月,報紙還沒有組織,求社會同情的利器終久不算完全。所以,聯合會本著自動的精神,宣言下列主要條件,起首組織,預備定日發刊。我們學生思想學識的程度實在不敢說辦報,不過拿我們的意見貢獻於社會,與大家討論。至於一切的研究,還是須求社會的幫助、指導我們,以便共同得著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一 本日刊是學生聯合會的輿論機關,所以必須同聯合會一致終始。

一 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

一 本日刊完全是學生自動的組織。

一 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

一 學術研究的發表不分派別,但以稿件合於社會的生活作標準。

一 對於政府的政策有指導同監督的責任。

一 對於聯合會有建議的責任。

一 文字以淺白為主。

一 新聞的記載以有關於社會生活、人類進步為範圍,並且力求敏捷。

一 對於社會生活同各種學術用哲學的眼光科學解析,公允正確的批評。

一 介紹國民必須的常識於社會。

一 介紹現在最新思潮於社會。

一 文藝的登載以切合人生為範圍。

一 報中職員共同工作一切組織守合議的制度。

一 聯絡各新聞紙同各通信社交換新聞訊息。

一 聯絡各地團體同個人徵求各種稿件。

一 聯絡各地學者求其學術上的輔助。

一 代表全津學生的輿論。

一 職員由學生聯合會新聞科隨時聘請,額數不加限制。

一 職員的學業仍積極的研究,不加間斷。

影響

到1920年初終刊,《會報》共出版了100多期。《會報》的社論和重要文章,大都由周恩來主筆。由於人手少,《會報》從收集新聞到編排校對,從印刷到發行,都由周恩來一人主持。為辦好這報紙,周恩來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超量的勞動。《會報》作為五四運動時期出版的在全國影響較大的革命報刊,對組織、聯絡京津等地廣大學生參加愛國運動,推動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政治鬥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特點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首要特點,就是密切配合了當時的愛國鬥爭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天津學生聯合會報》

1919年,從7月1日起,山東學生因反對日本人在山東挑釁,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全省人民都起來支援,聲勢浩大,北京政府為了鎮壓愛國運動,竟於7月25日宣布山東戒嚴,派濟南鎮守使皖系軍閥馬良為戒嚴司令,大捕學生。8月5日,馬良又屠殺了回教救國後援會領袖三人,訊息傳到天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立即派出外勤,遄赴濟南深入現場採訪,及時地報導了上述血案真相,激起愛國人民的無比憤慨。8月8日,並以《速逐殘害回教徒的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東戒嚴令》為題,揭露馬良鎮壓民眾媚日賣國、充當安福派爪牙和日帝國主義鷹犬的猙獰面目,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對馬良舉行“國民公判”,形成強大的輿論威力,在天津進一步掀起學生和各界人士的愛國高潮。8月23日,天津以學生為中心結成的各界代表,偕同山東代表前往北京,會同北京代表齊集北京總統府門前示威請願,要求取消山東戒嚴令,懲辦劊子手馬良。總統徐世昌拒不接見,代表們堅持鬥爭達三天三夜之久,8月25日終於全部被捕,押進北京警察廳,《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隨行外勤也遭逮捕。當晚,《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出號外,萬人爭購,街頭喊聲一片:“看學聯會報號外,政府決心與民為敵,請願代表全部逮捕!”像戰鬥號角,召喚人們起來繼續鬥爭。跟著天津人民積極組織力量,投入戰鬥,26日,派出第二批代表,27日派出第三批代表,28日,派出第四批代表,相繼趕至北京,向反動政府展開猛烈進攻。這期間,周恩來除在天津與各界領導人共同商討行動計畫,指揮《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緊密配合鬥爭外,還親自趕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反動政府在聲勢浩大的民眾壓力下被迫於8月30日後分批釋放被捕代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又及時地發出號外,詳盡報導,使這一勝利的喜訊傳遍大街小巷,有力地推動著五四愛國運動在天津繼續發展。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另一特點,就是始終堅持抨擊反動政府。當時反動政府由安福派當權,安福派後來習稱安福系,是由以安福俱樂部為中心一群投靠皖系軍閥的官僚政客組成。安福俱樂部設在北京,初在安福胡同,後遷太平湖。《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針對北京反動政府出賣國家權益、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罪行,向安福派開火。如8月6日,發表了《黑暗勢力》一文,大聲疾呼:“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愈來愈多了,我們應當怎樣防禦啊!”、“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領、推倒安福派所憑藉的軍閥、推倒安福派所請來的外力。”等等。怎樣推倒安福派呢?8月9日,接著發表了《討安福派的辦法》一文,集中指出:“天天打電話,發宣言書,上請願書,罵‘安福派’是推不倒安福派的”、“‘捉賊同賊窩裡人講話’,一定不能達到目的”、“安福派依然穩固在北京太平湖,安福派的人依然‘到處橫行’”。究竟應該用什麼辦法去討呢?“我們所恃的是民眾運動”,“民眾運動的發動力,第一是學生應當鼓動各種分子快快成立各種組織,各種工會、同業公會,尤其要緊;第二是男女學生天天出外演講內政外交的黑暗,國人當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會,應當看著時機聚會,好讓國人對於國事知道真相。”並且要“罷工!罷市!不納稅!罷課!”同時還要全國緊密團結,互相支持,只有這樣,才能推倒安福派及其所依仗的首領、請來的外力——帝國主義勢力。

正因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五四愛國運動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號召學生和各界同胞採取罷課、罷工、罷市、示威遊行等各種有效方式,積極參加愛國鬥爭,無情揭露敵人陰謀,反動當局自然視為洪水猛獸,萬分恐懼。當時,北京政府便如此咨請直隸省長曹銳:“茲查閱8月25日、28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載有讓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來京請願及做民眾運動的事,罷工、罷市、不納稅、不當兵;又載有聯合會致各處電文,望全國一致,互做聲援等語。核其文字語意,實於公共秩序安寧顯有妨害,應請查照本部通咨轉飭警察廳,依法處理。”9月21日,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據此便以武力威脅協成印刷局不準繼續承印,並以尚未經正式核准立案為理由,強制停刊。

當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被迫發出號外,宣布暫時休刊,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經過不屈不撓的奮鬥,10月7日終於復刊,並登出《本報繼續出版的布告》,宣稱:“在本報休刊的號外上,已經說過,本報是天天在奮鬥里討生活的,又豈能因為楊以德干涉印刷局,因為楊以德不予立案,我們就不去同他奮鬥。我們辦事是秉著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沒有一點退縮的。現在學生的奮鬥是一天急似一天,我們靠著傳布訊息的會報,是斷斷不能再噤若寒蟬的歇著不去盡他的責任。”同時毫不畏懼地表示:“楊以德看我們做‘眼中釘’,看見我們的形影又在社會上飛走,不知又有什麼鬼計,來阻止我們,總之我們必定拿我們的全力,去同他奮鬥。他不能禁止我們人民存在,我們必定想法盡我們的責任。”復刊後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是由日出一大張改三日出一張半,然而戰鬥性卻更強了,它明確提出:“集世界大事,作為系統的記載,引著國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狹義的國家範圍。”因而在組織稿件上,重視選擇“有關世界新潮流的討論同主張,供給現在正求解放的中國”。

評價

當年,《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共出一百幾十號,第一百號還出版了一個專號——“奮鬥號”,每日行銷多到兩萬份以上,不僅在天津暢銷,而且在外地,如北京、上海、南京的銷路也不小,經常供不應求。北京《晨報》曾給以極高評價,寄以熱情期待,並大力支持供應稿件。南京出版的《少年世界》還發表過專論說:“《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辦得很有價值”,在天津“有這種新曙光,令人十分快樂。記者敢希望把這種光照遍了全中國各處,群起效法……”上海出版的《新人》也發表過長文說,《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辦得“很有精神”,“更為敢言”,“其‘主張’與‘評論’二欄,又有特色。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之冠。”

新文化運動主導人物及重要期刊

新文化運動是指20世紀初反對封建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為學術界一種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主導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易白沙吳虞錢玄同
重要期刊:《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星期評論》《建設》《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少年中國》《新社會》《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
重要社團:五四以前的重要社團有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互助社”;五四以後出現的重要社團有三四百個,重要的有北京的“工讀互助團”;湖南的“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湖北的“利群書社”、“共存社”;廣東的“新學生社”;天津的“覺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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