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成員簡介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的一個很有影響的社團，先是由王光祁提議的。王光祁是四川溫江縣人，1914年到北京進入中國大學學習法律，1918年6月初畢業後擔任成都《群報》和《川報》駐北京記者。他聯絡同鄉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義大利黨”、“少年德意志黨”為榜樣，籌備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當時他們都沒有名氣，故請求李大釗參與發起。
王光祁介紹說：“蓋以國中一切黨系皆不足有為，過去人物又使人絕望，本會同人因欲集合全國青年，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開闢一新紀元，故少年中國學會者，中華民國青年活動之團體也。”
歷史
少年中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籌備於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時新文化運動早已結束，“五四”學生運動基本告一段落，“主義”的角逐與新生社團的大量出現成了那時節的社會生態。而新文化一代老師輩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經肇端於世。從人員的組成看，少年中國學會中既有原《新青年》編輯部老師輩中的李大釗，也有屬於學生輩的王光祈、鄧中夏、惲代英、黃日葵、徐彥之等。從地域上看，會員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國巴黎。這些也給學會本身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困難。
然而，時間上的“不利”，對後世的研究者來說，恰可能是一個契機。因為通過少年中國學會的個案，也可以看到在時局急驟變化之時，現代中國的青年知識人的思想變化以及他們如何在社會的影響之下做出個人不同的選擇。其實，這未始不是吳小龍研究少年中國學會的初衷。學術研究講的是“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從研究的選題上，已經能見出學者的眼光和學問的高下了。
成員
李大釗和王光祈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會員最後發展到108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種人：
(一)嚮往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些人；
(二)因反對日本侵占山東而歸國的一部分留日學生；
(三)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各學校學生。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高君宇、李達、黃日葵、繆伯英、蔡和森、趙世炎、張聞天、許德珩等進步學生都參加了這個組織，而且他們中的一部分還起到了重要的領導作用。這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信約
少年中國學會(一)奮鬥；
(二)實踐；
(三)堅忍；
(四)儉樸。
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納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為會員，即使已經做了會員出現上述情況，也要清退出會。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由李大釗任主編；還出版了《少年世界》，鄧中夏是主要負責人。這個學會分散在國內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參加五四運動，後來雖然因為會員的立場觀點不同走向分裂，但在當時對於五四運動起了很大的聯繫作用。北大校長蔡元培當時曾評價說：“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
意義
少年中國學會在成立一年之後，不但和別的社團聯合起來，形成了統一戰線，在任務和工作方面也漸漸地由朦朧而顯明，比先前更實際更具體。學會中的最高領導機構是評議會，李大釗、惲代英、楊賢江、黃日葵四位是評議員。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雖然相當複雜，思想也極不相同，但是在當時會員中有許多共產主義者，並且擔負著少年中國學會的領導任務。
這對於五四運動起到了幫助和推進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五四運動之所以能獲得鬥爭的勝利，是因為北京學生、全國青年以及社會各方面愛國人士的團結。由於這樣的廣泛的團結，才有力地打擊了兇惡的敵人北洋軍閥，贏得了勝利。
解體
五四時期新知識界的社團都起於愛國或者救國，但是，說大部分的社團都是以富於民族主義性質的愛國或者救國為號召而組建，應該不會錯。少年中國學會也不例外。但與國民雜誌社不同，它沒有一開始就以“行動”為目的，致力於國民運動，而是像新潮社一樣，將思想與學術作為自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作者指出的，“在‘少中’的活動構想中，學術研究的內容占著主要的位置”
矛盾也就在這裡。一方面是現實的愛國或救國，一方面是非現實的學術研究的訴求，彼此之間的層面交錯，已經為少年中國學會後來的分裂和解體埋下了引線。然而，內在的矛盾在籌備期只是潛伏在那裡，如果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也不會有歷時七年的少年中國學會。這中間，籌備人的熱情、“少年中國”的理想是一個很好的柔順劑。而青年人之間的友情、鄉誼則是結社的粘合劑。左舜生後來回憶說：“在最初幾年‘少中’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後來所過的黨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鈎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少年中國學會籌備初期所提出的學會宗旨充滿了理想主義。而學會的目標，用王光祈的話說，就是“集合全國青年，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辟一新紀元”
少年中國學會成員對此並非沒有自覺，相反努力在追求著這個境界。他們的理想中的學會是砥礪品德，研究學術的團體，而不是政黨性質的組織，就連少年中國學會中政治意識最強，後來成為青年黨黨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發表公開信提醒同人要“嚴防政黨的利用”
少年中國學會解體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異，社會選擇的不同，也與外部環境的刺激有關，同時，會員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取向。1925年少年中國學會最後一次南京年會的主席吳俊升後來感嘆說：“‘少中’原為一偏重友誼與學術的團體，但因為時代政治的衝擊而致解體”。晚年的方東美也在為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因“政治信念”之爭，使“純粹學術問題，自由思想氣氛”完全喪失，以致“主張學術獨立與中立者回天無力”而嘆惜。實際上，1920年南京年會上，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楊賢江和方東美都注意到了社會變化給學會帶來的影響。方東美甚至發現地理位置對會員社會取向的影響。他指出：“北京會員多半因受惡勢力刺激太深，為保持人格，故力爭要規定共同主義”。的確，王光祈1920年即離開政治核心地帶的京城，遠赴德留學，這也是他能夠保持學會初期的理想和熱情的重要原因。因為在國內面對一個急驟變化的時代以及強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國知識人內心深處經世致用的傳統很容易被激活。不僅學生輩，不少曾經致力于思想文化變革的老師輩們也走出了書齋，那些沒有走出去的，也仿佛把塔建在了十字路口。在這樣的情形下，王光祈一類的見解或行為往往被看作是一種缺乏勇氣，是一種知識人的“怯懦”，一種自絕於社會政治和民生的自我逃遁。
五四時期的相關團體
新文化運動主導人物及重要期刊
| 新文化運動是指20世紀初反對封建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為學術界一種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
| 主導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易白沙、吳虞、錢玄同 |
| 重要期刊：《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星期評論》、《建設》、《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少年中國》、《新社會》、《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 |
| 重要社團：五四以前的重要社團有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互助社”；五四以後出現的重要社團有三四百個，重要的有北京的“工讀互助團”；湖南的“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湖北的“利群書社”、“共存社”；廣東的“新學生社”；天津的“覺悟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