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古船》1987年版再版這是一部民族的滄桑心靈史，本小說講述的是窪狸鎮上李家、趙家、還有隋家數十年的恩怨和變化，是中國農村在歷史轉型中的陣痛典範。小說生動地刻畫出隋家幾個子女在歷史的長河中性格和命運的變遷：大兒子抱朴經歷了父親和二娘的死，目睹了歷次政治運動的殘酷，變得壓抑沉默。二兒子見素要把已承包給趙家的冬粉廠奪回來。美麗而高貴的小女兒含章一直生活在趙家四爺爺的陰影下……恥辱與仇恨、欲望與衝動，一次又一次使他們置身於現實的兩驗證境地。
《古船》是當代中國最有氣勢，最有深度的文學傑作之一，是“民族心史的一塊厚重碑石”。它以一個古老的城鎮映射了整箇中國，以一條河流象徵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個家庭的滄桑抒寫靈魂的困境與掙扎。古船，就是中國。
作者簡介
張煒創作背景
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於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們的創作被稱為“尋根文學”。文化尋根意識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在文學上美學意義上對民族文化資料的重新認識和闡釋，發掘其積極向上的文化核心；第二，以現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領略古代文化遺風，尋找激發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對當代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醜陋的文化因素的繼續批判，如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的深入挖掘。但這些方面並非絕對分開，許多作品是綜合表達了“尋根”的意義。綜合來看，“尋根派”的文學主張是希望能立足於我國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國民的劣質，發揚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從文化背景來把握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價值標準，努力創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文學。雖然打出了“文化尋根”的旗號，但對於什麼是“文化”，這些尋根作家們卻莫衷一是。大多數作家選取了自己最為熟悉的某個地域做為切入文化層面的基點。而張煒，則選擇了自己所熟悉的農村為背景，進行了一次鄉野文化尋根之旅。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每一次社會變化的時期同時也是人的思想變遷、保守與疑慮迸發的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次社會轉型或動盪都會引起知識分子新的精神覺醒和價值重鑄。正如雅斯貝爾斯所描繪的“一戰”後人們的精神狀態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歐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時。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處於在暮靄沉沉之中，人類的末日，任何一個民族和任何一個人均不能逃脫的一次重新鑄造——不論是毀滅也罷，新生也罷——都已經被人們預感到了”，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同樣面臨社會改革的震盪——當然，這種震盪主要指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當社會的中心價值和標準已經解體，面對“無名”的時代，很多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無可自拔的虛無與苦痛中去。作為文化精英的知識分子，尤其比其他人有切入肌膚的痛感。他們或固守傳統以求靈魂的安妥，或以新的勇氣尋求新的信仰和價值，或以絕望的心態去哀嘆魂靈之死。
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的到來，在社會生活中充滿了荒誕，惟利是圖、道德淪喪的情況愈演愈烈，人的各種物慾在經濟發展的歷史前提下越來越肆虐，人的價值追求和理想信仰變得淡漠而陌生，普遍意義上的精神危機日益凸現——對於深受中國民間傳統精神浸潤的張煒來說，這對他心目中的道德原則構成的巨大衝擊是不言而喻且長久地揮之不去的。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至今仍為理想價值，主要表現在對當權者、對民眾不同態度的兩方面現實意義。面對廣大平民百姓的生存狀態，山東作家群的思想共通性是傳統文化中‘泛愛眾’的合理核心”，對新的理想的塑造與堅持，是張煒作品中的重要主題，而這種主題是在追求民間文化中蘊涵的積極的傳統理想而得以實現的。張煒深受民間文化的薰陶，他的這種道德精神尤其深厚，也因此他對時代主題的變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諸多困惑感受更為敏銳，他曾這樣表述自己的憤怒：“歷史，將一些常年辛勞眾受到嚴重磨損的極度衰弱者，將一些由於某種原因而養得強健肥壯的人，一同推到了今天的起跑線上。但是——如果那些強健肥壯的人進而在跑道上向本來就衰弱無力的人揮拳動手，甚至是坐上車子讓他們去拉，那就讓人憤怒了”。正是這種衍生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巨大的落差，促使張煒將他的精神建構放在了傳統理想這一催生價值、信念的廣闊空間。
思想價值
《古船》2002年版在《古船》中，以對歷史血腥的真實還原與對現實苦難的直面相結合，在主人公抱朴的最終抉擇中寓含了自己的期望：改革時期的民族文化人格亟待整合，民族發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轍，民族要振興，必須作出新的文化選擇。
《古船》以膠東小鎮窪狸鎮自土改至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歷史作背景，展開了鎮上隋、趙、李三家族間的恩怨。這是一段剛剛逝去的歷史，帶著幾千年的深刻印痕，與現實緊緊交織。這段歷史中，三家族間的恩怨與歷次政治運動相互糾葛：老隋、老趙、老李家人們的命運浮浮沉沉，仁厚的、剛毅的、怨毒的、痴狂的、偽善的、怪誕的靈魂不斷地輪迴和重現。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歷史進程中兩股相互盤結較量的力：一股能夠順應和推動歷史與人類的腳步，另一股則會死死地拽住歷史的行進步伐。歷史在這種盤結中艱難行進，有時會停滯，也有時甚至會反覆，會出現歷史洄流，這才是作者真正為民族憂慮的。那又是一段荒誕的歷史。與人類自由要求的悖反，是這荒誕的根源：為著改變農民命運的土地革命，在這兒被簡化成了報復和殺戮；對剝削階級特權的剝奪，被改造成了對個體生命的剝奪；從“文革”中的奪權、絕食、致敬電，一直到窪狸鎮的承包大會，歷史不斷地上演著荒誕戲。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失去了保障，飢餓、寒冷、殺戮、冷酷吞噬著人們的生命。理性的喪失帶來獸性的膨脹，窪狸鎮上血流成河。對歷史的拷問中，作者直逼人性深處的扭曲與異化。那段歷史同樣充滿了恥辱與苦難。人的尊嚴遭到肆無忌憚的踐踏，隋家三兄妹苦難掙扎的焦灼沉重得令人窒息。現實承載著歷史的重負，死人緊緊地拖曳著活人，《古船》中每一聲沉重的嘆息、痛苦的吶喊都扣擊著人們的心弦。把筆觸探及作為傳統文化心理的母體與原型的農民文化意識、農村人際結構的深層，張煒的思考已提升到人類文化意識的哲學高度。
《古船》之所以震撼人心，關鍵在於它毫不諱飾地、充滿道德義憤地拷問著歷史，拷問著苦難、拷問著人性。對於極左路線、封建糟粕是怎樣地與人性惡結合，干擾著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土改複查中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的衝突、流血，張煒不憚於作真實的揭示。趙炳形象當代形態上的典型意義因而生成。當代農村，封建階級已被消滅，舊的所有制形式已不存在，它們會不會死灰復燃？還有沒有有繼承人？會不會借其他面目繼續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還會不會有趙炳第二，趙炳第三？鬼影似的二槐——趙多多第二，不是已經開始作惡了嗎？窪狸人什麼時候才能不迷信那些貌似權威的東西？壓在民族身上的歷史因襲何時能夠擺脫？走向未來的堅實的起點在哪裡？追問中，《古船》沉鬱厚重因而產生。
膠東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日裡夜裡牽扯著一個膠東青年的心靈，基於深切的關注產生的思考不能不深刻，貫穿其中的故土情懷也不可能不強烈。《古船》中所描寫的冬粉大廠，在膠東半島上的招遠、，作者的故鄉龍口及萊陽幾乎每個鎮子上都有一兩處。它們每年為當地經濟創造的效益使之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之一。而每一個冬粉廠都有一片白沙地上，豎立著一排排的木樁，木樁之間的鐵絲上晾曬的雪白冬粉在陽光下白得耀眼，晾粉女工穿梭在木樁間，愉快的歌聲感染著過往的行人。粉坊萬一發生倒缸，全村都會慌亂。《古船》中的曬粉場位於海邊，藍天碧海白沙，一排排白亮亮的冬粉與藍天上的白雲有何不同？真正是作者記憶中美麗的故鄉的寫生畫。地域色彩也成為《古船》的一個鮮明特徵。這一切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的生活圖景的真實再現，及小說中對冬粉產業對當地人們的意義的充分書寫，源於張煒對故鄉人民的深切真情，對故土風情的真切了解。而《古船》也因而成為作者最具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八十年代經典的現實主義作品。
與前期短篇小說相比，《古船》沉鬱厚重，冷靜的理性敘述與剖析代替了單純的詩性發言，而又少有後來創作中的長篇心靈傾訴的說教嫌疑，所以，《古船》一直以來被許多評論認為是張煒最好的作品。
《古船》以其濃郁的民間文化意蘊將對歷史的反思、對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藝術立場融為一體，從傳統精神中吸取精神養料，加深作品價值追求和精神叩問的力度；也正是從《古船》開始，表現苦難、超越苦難、從苦難中尋找新的價值支撐點就成了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主題之一，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到《白鹿原》、《馬橋詞典》等都可以看出民間文化形態在其中的影子。小說文本中的民間文化，既是作者敘事的手段和基點，同時也是他堅守精神信仰的支撐和源泉，深受民間文化浸潤的張煒，由此得到啟發，設計了一條回歸民間、“融入野地”的理想之路，作為中國文化命運的出路。正是植根於民間故土、汲取了民間文化的營養，張煒在他史詩性小說《古船》中以詩性的寓言、銳利的思索現實出自己對文學獨特而堅持的追求。正因為了有了民間的傳統精神家園，張煒及其我們當代的人們才有可能能在充斥物慾的時代文化思潮中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寫作特色
《古船》2007年版傾訴性：“傾訴”展現了抱朴充滿矛盾衝突的複雜的內心世界：家族和自我的懺悔與審判、文化的傳承與走向、個體家族的興衰與世界歷史的發展、道德的自我約束與本能的欲望、樸素的善惡觀念與崇高的個人信仰、科技主義的興起與全球化的浪潮……可以說，正是通過“傾訴”，抱朴的“思想者”形象至此方得圓滿，思想有了依託，有了內容，亦有了深度。正因為此，人物形象才得以豐滿生動。
《古船》總計二十七章，第十六、十七章的“傾訴”處於全書中部，對於抱朴人物形象的塑造恰起了承前啟後之作用。正是通過這樣龐大的“傾訴”，抱朴的內心世界得以展現，許多令人不解的行為也有了合理性解釋。無論從情節架構還是人物塑造上來說，“傾訴”都是《古船》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同時也是《古船》中最精彩的篇章。由此可見張煒從一開始就對“傾訴”的倚重。
事實上《古船》並非早期“傾訴”文本的唯一案例。與《古船》寫作時間相應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傾訴”的發生期。之所以稱為“發生期”，是因為此時期“傾訴”僅僅在張煒作品中露出端倪，還不是特彆強大。大段的傾瀉式的對話開始在文本中出現，“傾訴”對象已基本設定，具有類的特徵，但“傾訴”還多由於對話形式而依附於人物和故事情節，尚不具備獨立性。《古船》中的十六、十七章，全是抱朴對見素的傾訴。但這樣的傾訴必須聯繫前後文，不能獨立成篇。
《古船》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別致，也不願以特別好看的故事譁眾取寵，很本色，很真，追求的只是心靈的表達，是力求清晰的陳述和思辨，是懇切的訴說，是忘情的自吟。在張煒的寫作中，這一切常常到了固執的、無暇他顧的程度，所以在許多人看來，就有些不可理喻。
憂患意識
《古船》張煒認為：“一個作家心靈的指針要永遠指向生活在最底層的人們。他要密切關注時代風雲，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喚”，要用心去寫作。這“心”便包涵了作家的情感意識和哲學審視。繼《秋天的思索》與《秋天的憤怒》之後，他慢慢收回了關於蘆青河和葡萄園那種理想主義的戀歌，將熾熱深沉的愛推廣為對歷史的責任感，把思考的對象由迫近現實的人與事轉向更為久遠而廣闊的人生。
《古船》以窪狸鎮為焦點，在近四十年的背景上，對中國城鄉社會面貌的變遷與人民生活的情狀作了全景式多層次的描寫。從土地改革運動中血與火的較量，到三年困難時期的艱難歲月，“文化大革命” 中驚心動魄的複雜激烈鬥爭，以至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嚴峻的形勢及歷史趨向，展示出中國當代社會的一個縮影。
在當代文壇上，浸透著強烈的歷史意識的作家作品雖絕非只有張煒和《古船》，但《古船》卻具有它的獨特性，表現出作者對歷史的一種痛心疾首的沉思，對人生的深邃關注以及對美好事物的大聲呼喊，包容了作者一種沉重的憂患意識。
這一意識便通過主人公隋抱朴傳達出來。表現最突出的一點是抱朴的懺悔意識。這和他父親隋迎之的負罪感一脈相承，不同的是，他的懺悔具有更深廣的“時空涵量”。在他童年時代，世界便向他展示了殘酷的現實景象。他親眼目睹父親的死、母親的死、土改時血與火的鬥爭、三年困難時期的艱難、文革當中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戕害與殘殺。這慘痛的記憶籠罩了他一生，造就了他沉重憂患的人生觀、世界觀。他沒有泯滅真摯的愛心，而把自己視為窪狸鎮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不單為自己、為老隋家，也為整個族類作著深刻的懺悔，表現出倫理學範疇的主體的自覺意識。同時，他又不斷地發問、探尋，為什麼人類要如此互相殘害，一代又一代演繹類似的悲劇？他把這歸結為人類的“獸性” 和“私慾”。由此，他堅決阻攔弟弟去爭奪冬粉廠。但他又無法阻止。他感到孤獨，沉重。長期的思索並不能使他擺脫“怯病”的怪圈。
在生活與愛情上，他都採取的是一種完全退避的方式。相形之下，隋不召和老李家的李其生父子則表現出天真浪漫，超過窪狸鎮沉重氛圍之上的生命力量。隋不召之所以在死後能那么深地震撼窪狸鎮，在於他給全鎮增添了難能的活力。他的放蕩不羈和對外圍世界的如痴如醉的追求與嚮往，以及從生命本體中爆發出來的衝力，使他不安於窪狸鎮的閉塞和落後，充滿了創造熱情和征服世界的雄心。與他相似的李家父子，幾乎拋開一切人世挫折，執著於創造和更新，仿佛一股永恆不變的力量推動歷史向前進步。這些外在因素融匯到袍朴的內在思索，使他頓悟了人並不因為過去的苦難而放棄今天的奮鬥，意識到善良的願望並不能減少人們的流血犧牲。他必須行動，把理想付諸實踐。他最終從怪圈中走出來，自薦擔任了冬粉總公司的總經理，靠自己與大家的力量改變窪狸鎮，讓她更美好。作品在一種緋紅的亮色中結尾，表明了作者的博愛胸懷和純正善良的意願。事實上，這帶有較濃厚的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色彩。在現實生活中，社會歷史的前進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絆絆。在善良意願的反面，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作者的憂患與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