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先秦詩》圖書名稱：《先秦詩》真與奇的耦合（1版1印）
文學：《先秦詩》真與奇的耦合（1版1印）
書籍作者：徐志嘯
圖書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品相：9.5成品相
庫存量：1本
圖書售價：9.90元
圖書類別：文學
圖書標籤：徐志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上書時間：2010-12-30
出版時間：1999-06
印刷時間：1999-06
開本：32開
頁數：276頁
裝訂：平裝印數：3千冊
概述
《詩經》和楚辭，歷來被視作中國文學之源，也是中國文學研究的肇端。千百年來，由古代而近代而現代，它們經過多少詩人的吟喔，學者的論說，積累了豐厚的成果，後來者要作新的探索，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近些年的詩騷研究，有學者藉助於神話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來開啟詩騷研究的新領域，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而徐志嘯的這部先秦詩》論述《詩經》和楚辭，卻回到了文學的傳統之中，通過歷史的演繹與文本的分析，去說明《詩》與騷的審美意蘊，去揭示貫穿於其中的藝術精神。這部書的立意不僅表現了作者發掘傳統、立足文學的努力，而且其著述本身也證實，舊的路徑同樣可以通達如康莊而前景廣闊。
內容
此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題作“寫真篇”，論述詩經》，分為“時代因緣與文化土壤”、“《詩經》的體制與特徵”、“真的呼喚與吟唱”、“《詩經》的藝術美”、“社會功用與文化價值”五章。下編題作“展奇篇”，論述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旁及宋玉以及漢代的擬騷詩，也是五章，標目分別為“生成機制與文化融合”，“非同凡響的詩人”，“奇崛狂放的楚辭”，“繽紛多彩的楚騷美”，“餘響與和聲”。最後以“餘論”為總結，打通詩與騷，論述“真與奇的承傳衍變”。
特色
此書副題為“真與奇的耦合”，作者即以“真”與奇”二字統領《詩經》與楚辭的特色。全書圍繞這兩個字，在歷史演進、時代氛圍和文化承繼的廣闊背景下來分析《詩經》與楚辭的生成機制，立足於作品的闡釋來論述其具體的表現，又由此而上升，展示其精神層面的各種形式的美，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對《詩經》之“真”和楚辭之“奇”進行系統的論證。在作者看來，“真”不僅僅是《詩經》的內容特色，也是《詩經》的藝術特色及其社會功用和文化價值的總值，“奇”不僅僅是屈原楚辭的藝術特色，更是屈原的個性及其情感的基質，因而也是其作品之特色所以如此的原因。這樣，作者就突破了過去那種以現實主義來概括《詩經》和以浪漫主義來概括楚辭的含混而單一的評價，在注重理解的同時，全面展現詩與騷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風貌，經過作者多側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討與總結，“真”與“奇”──遂作為《詩經》與楚辭各自獨具特色的藝術精神而呈現於讀者面前。從全書看，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以“知人論世”為主而時時展開比較，其論述是建立在學人共知的依據之上，並無特別新穎之見，卻因為切入的角度是作文學精神的發掘，故而仍能產生新人耳目之感。
在全書的論述中，作者很注意巨觀博覽與微觀體驗的結合，既將詩騷置於它們所產生的時代中作分析，又在文本的細讀中提煉其精髓。比如，作者比較系統地闡釋了先秦歷史的演進和文化的發展，指出先秦文化“既具悠長的歷史，又包容了廣大的地域和諸多的民族，這就使它的內涵變得異常豐富複雜。其中既有綿綿遠古的原始文化，又有奴隸制發展時代的青銅文化，更有奴隸制與封建制交替時代的戰國文化；既有北方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儒家文化，又有南方長江流域蠻夷地區的荊楚文化，還有諸多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文化；既有‘百家爭鳴’的諸子學說，又有發達的科學技術，更有璀璨動人的文學藝術”，因而“具有不同於其他歷史階段的文化特質與個性特色”。作者認為，廣納眾流的文化包容性使這個時代的生命力特別地鮮活，創造力特別地強盛，正是這樣一個生氣勃勃的時代催生了《詩經》和楚辭這樣奇特絕妙的詩篇。而在分析《詩經》之“真”的特色時，作者既從內容上梳理出從史詩、頌讚詩、政治怨刺詩到戰爭詩、勞動詩、婚戀詩等不同類型，描繪出豐富的歷史生活的畫卷，又結合西周的禮樂制度以及詩篇在當時的實際運用而論析其多重的社會功用和文化價值，這就不僅凸現了《詩經》之“真”的特色，而且說明只有在先秦這一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才能孕育出這樣一種既反映現實又作用於現實的涵蘊特別豐富的“真實”。作者在論述屈原的思想時，結合諸子之學對其作品細加辨析，認為屈原“是個受了當時多家思想影響，而又不偏重於某一家的志士”；在剖析屈原的個性特點時，則著意挑出了其作品中的“修”字，歸納其不同的意義，分析其特定的含蘊，以及相互之間的聯繫，從歷史、宗教、哲學、文學等不同層面來展示屈原對“修”的不懈追求，於是指出“所有‘修’字，幾乎均以‘好修’貫穿，構成了屈原獨特的人格修養網路”，“因此，我們稱屈原是‘好修’的哲人，乃再恰當不過的評價”。詩歌與哲學本有親緣關係，而這一點，在屈原那些困惑於生死的情感抒發中表現得十分突出。由於作者是在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論述，這裡的“好修的哲人”之稱就不僅指出了屈原個人所具有的學養，更指出這種內涵豐富而深刻的學養正是時代風尚所致。作者廣泛吸納各方的研究成果，運用巨觀博覽與微觀體驗相結合的方法，使書中的論述既有高屋建瓴之勢，又翔實有據，頗能啟人深思。它如論述北方史官文化與南方巫文化的各自特色及其混融對於《詩經》和楚辭的影響等也有這樣的特點。
在沿襲舊路而對《詩經》和楚辭作文學探討的同時，作者也注意了吸收新方法的研究成果，開拓視野，深化思考。也許因為作者的學術專長是在楚辭，其楚辭研究又是以東西文化的比較而著稱，這一特點在楚辭的論述部分就表現得尤為突出，精采之論也頻頻出現。如，作者結合楚地豐富的出土文物來分析孕生楚辭的文化氛圍；細緻地剖析楚歌、諸子散文以及神話等多重文學因子對楚辭文體之形成的形式影響；將史料與出土文物相互映證來說明楚地天文學的發達，說明由此而產生的宇宙意識推動了屈原在作品中屢屢幻想著升天遠遊，藉此寄寓自己“超越人世污濁、遠離黑暗、擺脫痛苦、求得人生之解脫與自由乃至理想永恆”的希望；等等。這些分析與說明，在闡釋屈原的身世而強調楚辭創作的情感因素的同時，更注意到屈原之創作楚辭的廣泛的知識背景，從主、客兩個方面來論述楚辭詩體的出現及其藝術特徵，既周到，又合理，給讀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又如，作者辟出專門的章節將楚辭置於古代世界中作東西文學以及文化的比較，既與巴比倫、埃及、印度、希伯來等古老民族的詩歌作橫向的內容比較，又以世界詩歌發展史的縱向鳥瞰來考察楚辭的藝術特點，以楚辭的卓越成就為屈原在世界文學的大壇上定位，引用資料豐富，文章頗有氣度。而這些比較的論述，在充分肯定屈原的創作才能的同時，也映證了作者以“奇”來領起屈原及其創作的觀點。
此書風格以平實見長，閱讀中常能體會到作者不求觀點新異、力爭論述周翔的用心。因此，分析作品的細緻，引用資料的豐富，也是此書的優點。尤其是楚辭部分的論述，作者徵用了不少出土文獻，與史籍、作品相互映證，或深析緣由，或申明看法，頗能使人信服。但也有一些讓人感到遺憾的地方。比如，作者從生成機制、內容表現、藝術特色、實用功用等方面來論述《詩經》之“真”，強調“真”是作為一種藝術精神而貫穿於《詩經》的，如果再能辟出專門的篇幅，對作為藝術精神的“真”在《詩經》中的形態表現加以分析，就能使問題的論述更加深入。比如作者在論述屈原的思想包含了多家諸子的學說因素時，若能輔以戰國晚期的學術思想本已呈現融合的趨勢，顯然對其觀點的說明更是有力的支持。另外，在對引用的古籍材料進行闡釋時，作者有一些疏誤之處。如第236頁，作者以《招魂》與《大招》同為屈原所作，在解釋為何有兩篇“招魂”詞，且其中一篇題名為“大招”時，認為古人在大斂與小斂之時均要為死者招魂，遂引《禮記·喪服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皆用復衣復衾”，但書中誤將“復”作“復”，謂“人剛死時替死者穿衣服，稱為‘復’”，此時要招魂；後引《儀禮·既夕禮》(書中誤為《禮記》)“大斂於阼”，以為第二次招魂。其實，古禮之稱招魂為“復”，見《禮記·檀弓下》，與此處之“復”並非一字，“復”的意思是有絮的袷衣。
就古代文學的研究而言，先秦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詩經》與楚辭也是兩個很特殊的門類，它們包容了太多的知識內容。一方面是因為時代久遠而資料匱缺，研究者往往捉襟見肘，難求充足的論據；另一方面則又因為研究歷史的悠長而成果纍纍，很容易形成對後來者的思路制約，要作突破和超越都比較困難。但是，這些難度並沒有攔住人們對詩騷的喜愛，研究者仍在頑強地努力，新的成果也在不斷地出現。徐志嘯的這部《先秦詩》，完成於一九九六年，既融鑄著作者個人十數年的研究心得，也博採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帶有一定的總結的意味，同時又在總結之上而有作者的思考與提煉。無論對於學者還是詩騷的愛好者，此書都值得一讀。
20世紀《詩經》文學及相關研究
| 現代《詩經》學由相互關聯的三個部分也就是三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詩經》學文獻的整理和考訂；第二個層次是《詩經》文學及相關學科；第三個層次是《詩經》學術史研究。在這三個層次中，第一個層次是《詩經》學的基礎，第三個層次為《詩經》學提供借鑑，第二個層次是全部《詩經》學的中心。第一、三兩個層次都為這箇中心提供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