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周漢詩歌綜論》《周漢詩歌綜論》講述論《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創作論意義、論《詩經》與中國文化精神、論《詩經》的藝術形態與周文化的關係、論《詩經·鄭風》的作者、時代及其評價問題、周代貴族的文化人格覺醒及其意義、詩與先秦貴族的文化修養、秋與中國文學的相思懷歸母題、四言詩與五言詩的句法結構與語言功能比較研究、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形式的影響、毛詩序》作者問題辯說、論漢帝國的統一強盛與漢詩創作的繁榮、論兩漢社會生活變化與詩歌創作、論兩漢詩人思想變革及其意義、論中國詩歌發展道路從上古到中古的歷史變更、論漢武帝“立樂府”的文學藝術史意義、論中國詩歌發展道路從上古到中古的歷史變更、論漢武帝“立樂府”的文學藝術史意義、論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發展及其在文學中上的意義、論班固的《詠史詩》與文人五言詩的發展成熟問題等。
作者介紹
趙敏俐：1954年生，漢族，內蒙赤峰人，文學博士。現任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中國古代詩歌、中國古代文化。出版學術專著《兩漢詩歌研究》、《漢代詩歌史論》、《文學傳統與中國文化》、《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先秦君子風範》，與人合編《先秦大文學史》、《兩漢大文學史》等，並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遺產》、《文藝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先後承擔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以及北京市多項科研與教學項目，先後多次榮獲國家級和省部級教學與科研成果獎。
相關評論
近二十年來，趙敏俐教授一直從事先秦兩漢詩學研究，先後出版《兩漢詩歌研究》、《漢代詩歌史論》等專著，成果不菲，頗受學界關注。現在，作者把多年發表的《詩經》與漢代詩歌散論，結為《周漢詩歌綜論》（學苑出版社2002年11月），有盤點個人學帳之意，我們也可藉此以窺其研究心跡。全書二十三篇，依時代分為上下兩編，雖作於不同時間，但始終秉持這樣的治學旨趣：考證雖然紮實縝密，但不以煩瑣的箋釋取勝；抉擇作品的文學價值固為本懷，但揭示其文化精神更不遺餘力；思想觀念融傳統與現代為一，論證方法則中學西學並濟。因此，該書看似單篇論文的集錄，實具專著的整體結構，其學術品格通體貫穿。作為詩歌史論研究，關鍵要凸露明晰的史學觀，把準風雲變幻的時代脈絡，辨清體式各異的文本紋路，通過文史的雙向溝通互證，呈現思想的邏輯態勢。這就要求作者學術視野開闊，勇於清理塵封的歷史檔案，為作品意義的釋繹，尋求確鑿不二的證據，又具有精銳的藝術直覺，入乎詩理以解文心。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學史論者應備哲人之慧思與文人之靈感。可惜的是，以往的文學研究水平雖整體提高，但因方法偏頗，失誤亦在在難免：或羅列枯燥的史料，導致釋事注典橫行，而脫逸了以情為本的研究圭臬（如漢、清一些論者）；或套用時髦新銳的說解，把血肉豐滿的文本拆解得四零八落（如當今一些論者）；等而下之者，缺乏史學常識，對文本毫無覺悟，只能蜻蜓點水，簡單比附，結果說論愈眾，晦亂愈盛。由於先秦兩漢詩歌在中國文學史特殊的地位，故上述問題較為集中。據《綜論》後記，趙先生理論意識明確，其研究雖不專於考據，但注意培植立論的土壤，注意從外圍集聚力量，向垓心慢慢集攏，使結論的獲取水到渠成。從該書不多的幾篇考釋文章，可明顯地看到這一點。且看《〈詩經·鄭風〉的作者、時代及其評價問題》一文，對論題的考辨認識功夫。該文注意聯繫時潮文化傾向，對以往有關作者界定的說法，逐一分析：漢儒美刺之評，受經學觀念左右；朱熹淫奔之說，切近理學本位；近人民歌之論，扣緊重視民間文學的時風。作者指出，凡此種種，並不足以說明《鄭風》多為民歌的性質，他肯定朱東潤、胡念貽對民歌說的懷疑態度。為了進一步澄清問題，作者對《鄭風》的具體篇章，作了細緻入微的辨析，並分析民歌說的原因：論者未對整個作品詳細研究，模糊臆斷；立足先驗的民歌概念，進行單純的直觀推理，忽視了原編者的目的。作者就此展開討論，對《國風》大部分為民歌的傳統說法予以駁斥，糾正了某些研究者對原作不能仔細探索、盲下結論的失誤。基於這種認識，趙先生認為，分析《鄭風》的意義，要站在歷史高度，不能僅從民歌角度立論，這樣才能真正揭示其人民性和歷史進步性，也才能說明其何以為《詩經》菁華。基於此，作者再把問題向文化意義延展：從春秋時代社會形態的轉變，尤其是政治經濟、哲學倫理、生活方式、審美觀念的變化，分析“禮崩樂壞”的變遷中，天命論的被懷疑、獨立人格的逐步造就、藝術衝破雅樂後的放蕩姿肆，再反觀《鄭風》二十一首詩，其對比較自由的男女關係的反映、對婚姻自主情調的高揚等等，無不與整個時代的節奏相和；從詩樂合流的藝術發展趨勢，對《詩經》代表作和《周易》某些具文學意味的卦辭爻語，做了精細的分析，指出《鄭風》非單純的民歌，而裹挾著深沉的審美意識，是四言詩進化的傑構；更深入鄭國的開國史，認為鄭國短期內崛起，憑藉軍事實力與周朝抗衡，因此敢於公然破壞周禮，正是禮法的被毀造成《鄭風》情調的變異和抒情重心的轉移。由此可見，趙先生治學善於從不疑處入疑，繞過無關緊要的細節，單刀直入，徑奔論題主旨，其水磨石般的考證功底和富於激情的史學論辨，使其裁斷堅不可移。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八四年，其時中國當代學術在殘遭重創後元氣大傷，方呈撥亂反正之勢，因此其中的學術觀念更為可貴，而方法論意義也許更為深遠。
談到漢代文學的文化問題，作者的思路與前稍有不同，這是由研究對象本身的複雜性決定。漢代文學的主流是辭賦與政論文、史傳文，詩歌現存的較少，且成就最大的多是無名氏之作。詩歌為何未能承《詩經》的輝煌而更躋一層？那些優秀的詩作究竟成於何人之手？如何給樂府詩定位？如何看待其時詩體變遷？要解開這些令人頭疼的歷史疙瘩，如不從漢代的社會狀態、政治面貌、經學方法等，尋找闡釋的突破口，恐一時難以把問題搞清。二十多年前，趙先生就敏感地察覺到這些問題。他的學士論文《〈毛詩序〉作者問題辨說》即以漢代經學的流變和地下出土文獻為據，通過一番論證，提出《毛詩序》成於眾人之手，後經鄭玄定稿。雖然作者謙遜地說這一結論尚不成熟，但從文化因素破解文學意義卻有倡導之功。後來，作者按此思路，寫下了《論漢帝國的統一強盛與漢詩創作的繁榮》、《論兩漢社會生活變化與詩歌創作》、《論兩漢詩人思想變革及其意義》等重要論文，為文學的文學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且以《論漢帝國的統一強盛與漢詩創作的繁榮》為例，見其論證之法。作者廣引文獻，說明漢詩雖然現存僅六百多首，但不當以“詩歌中衰”視之，這是因為戰亂使之然。漢詩取得了傑出成就，其因有三：一民族的交往與文化的融合，為漢詩的豐富提供了精神來源，如橫吹、鼓吹曲等的傳入推廣，即來自與匈奴交戰與通西域，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結合，形成漢詩面貌的多樣性；二經濟的發展與商業的繁榮，使詩歌在城市得到畸形發展，出現了專業的藝人，以趙地、中山一帶為盛，他們在演唱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豐富曲調歌詩，促進了漢詩的發達興盛；三文化的普及與各階層人士的參予，尤其是宮廷貴族飲宴之餘的作樂歌唱、士大夫的即興演唱、士子的離別贈答、平民的感於哀樂，使詩歌創作形成民眾性活動。因此，漢代詩歌的發展來自民族的融合、適應了社會各階層的需求、以抒情為主，不同於詩騷時代以貴族階層為主的面貌，也不同於魏晉以文人為主的格局，顯示了漢代詩歌發展中自身的特點。作者就是這樣，把漢詩置於漢民族發展的大背景下觀照審視，為其繁榮尋求更合理的思想根源。
趙敏俐教授《周漢詩歌綜論》的學術貢獻，並不限於以上幾點論說。筆者由於腹笥頗儉，學識淺陋，對其理論創新並未完全認識，當然也無法予以揭示，學理性的評價自然難以企及。本書一些文章的個別結論，因材料短缺而立說略嫌過早，但作者勇於剖解“千古死結”的勇氣和飽滿的學術激情，在我讀完全書後，仍久久蕩漾在心田。
20世紀《詩經》文學及相關研究
| 現代《詩經》學由相互關聯的三個部分也就是三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詩經》學文獻的整理和考訂；第二個層次是《詩經》文學及相關學科；第三個層次是《詩經》學術史研究。在這三個層次中，第一個層次是《詩經》學的基礎，第三個層次為《詩經》學提供借鑑，第二個層次是全部《詩經》學的中心。第一、三兩個層次都為這箇中心提供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