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詩三百篇探故》1933年，朱東潤先生在其所任教的武漢大學的《文哲》季刊上連續發表了四篇關於《詩經》的論文，後集為一書，題名《讀詩四論》。這書在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時，另加上一篇於1946發表於《國文月刊》的同樣性質的論文，改名《詩三百篇探故》。
作者及評論
朱東潤先生年輕時留學英國，對西方文化及學術傳統的理解是他從事研究工作的重要背景。但和聞一多、郭沫若不同，他的《詩經》研究雖然也是力辟陳說，多出新意，但並不以某種特殊的理論為先導，而是以充分的證據、嚴密的邏輯，對關於《詩經》的若干基本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究，廓清障蔽，獲得新的認識。或許因為朱先生使用的方法頗顯得笨拙，他的研究成果並不容易引起一時震動，但多少年過去以後，其所得結論之堅實確切，卻更顯得清楚了。在此書的《緒言》中，朱先生表明了自己在《詩經》研究上所取的立場，是一方面要祛除因為《詩經》被尊為“經”而造成的對詩意的曲解和遮蔽，另一方面也反對“惑於歐美之舊說，以是非未定之論，來相比附”。在對西方理論的態度上，他與一般趨新的研究者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看來，西方理論的引入對於開拓中國傳統文史研究的新生面無疑是起了很大作用，但如何恰當地運用這些理論，確實不是那么簡單的一件事情。朱先生所指出的問題，至今值得我們思考。
朱先生關於《詩經》的幾篇論文中，以《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最為著名，文中論證《國風》不出於民間，從而也就證明了《詩經》全體是貴族文化的產物。
容納了《讀詩四論》的《詩三百篇探故》是一部學術名著，它十分鮮明地體現著朱東潤先生的學術個性。簡括而言，就是敢於懷疑卻又並不著意追求新奇，注意汲取西方理論而避免生硬地套用，視野宏大，文風拙樸而堅實。同時，朱先生雖以古代文史為研究對象，卻不贊成把學術視為與人在現實中的生存全然無關的東西；他總是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貫注著對祖國對民族深厚的情感。這一切，對於後輩應是很好的榜樣。
20世紀《詩經》文學及相關研究
| 現代《詩經》學由相互關聯的三個部分也就是三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詩經》學文獻的整理和考訂；第二個層次是《詩經》文學及相關學科；第三個層次是《詩經》學術史研究。在這三個層次中，第一個層次是《詩經》學的基礎，第三個層次為《詩經》學提供借鑑，第二個層次是全部《詩經》學的中心。第一、三兩個層次都為這箇中心提供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