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外交以失敗而著稱，一個重要原因是北宋末年與南宋時期投降主義思想的“高漲”。其中秦檜最具代表性。秦檜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對敵人以誠相待，“求和”還要“屈己”，不惜一切。
這種投降主義思想的來源主要是在強敵面前，喪失了應有的奮爭精神，極端的利己思想，以“忠君”迎合宋高宗的投降思想，為鞏固個人地位，不惜放棄國家利益，以“保全東南”為幌子，實際上就是苟且偷生，而他這種投降色彩濃厚的思想對南宋後期有著重要影響。
南宋紹興二十五年，宋高宗稱讚他：“決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為申王，贈謚為“忠獻”。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因為“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復開於臣子之口”，於是削奪秦檜王爵，改諡號為“謬醜”。
秦檜元朝時修《宋史》，將秦檜列入《奸臣傳》。後人對秦檜的評價痛斥者眾多，但為其傅粉者亦有之。如《靖康小雅》評論秦檜：“公，儒也，內激忠憤，不顧其身，惟義所在，豈古所謂忠臣耶!”
明代王明清曾認為宋金“臥鼓滅烽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近年一些學者也以秦檜主和為是，謂能“審時度勢”，而以主戰為非，謂其“秉持義理”。
日本一些史學家也挖掘相關材料，以重構秦檜的生平及其所施行的政策。
但是上述這些觀點都不能離開秦檜“力主和議”的思想。秦檜為相十八年，一直執行著投降主義路線。投降主義，也就是當國家利益受到侵犯，或者外敵入侵的時候，背棄國家根本利益，竭力迎合外來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反對和破壞反侵略戰爭，散播亡國的論調，對敵人妥協、屈服、投降的思想和行為。
秦檜這一思想給南宋初期的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金人南下之初，秦檜也曾反對割地求和。金軍攻占東京後，秦檜被金軍驅擄北上。可見，一開始秦檜並沒有“投降主義”的傾向，甚至還堅決反金。
但是從秦檜南歸後，他的思想出現了很大的轉變，事事迎合趙構，因此官至宰相，代表宋高宗向金使跪接詔書，成為南宋時期投降派的代表人物。
秦檜影視劇劇照紹興十年，金朝都元帥完顏宗弼領兵南侵，岳飛等軍屢破金軍，進逼東京，秦檜卻頒令岳飛班師還朝。次年，宋高宗與秦檜殺害岳飛，與金朝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和約，宋向金稱臣、納貢、割地。
雖然在當時南宋和金朝之間力量差異明顯，但是如果南宋能夠利用機會，實現國家與民族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不顧民族尊嚴與國家利益，答應金朝的所有要求，那么或許不能給秦檜戴上“投降主義”的帽子。
秦檜雖然口口聲聲說戰亂使得民不聊生，百姓希望和平，社會需要休養生息，所以他不得不選擇求和的方式，但是和平的獲得不一定必然要妥協，要投降。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建炎四年，秦檜南歸，提出“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紹興元年，秦檜又進一步明確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秦檜自北方而來，自然受到群臣的懷疑和猜忌。“南人歸南”有著打消別人對他南歸疑心的目的，但實際上只是一句空話，南宋做不了主。至於“北人歸北”，女真人早已提出，並非秦檜原創。
秦檜認為，如果北人都自動奔向金國，金人必然大喜，隨後兩國相安無事。但是他的想法遭到大臣反對，趙構也認為：“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
然而，轉折發生了。紹興十一年和議後，南宋與金的關係相對緩和，趙構認為此乃秦檜“南自南，北自北”的功勞。
秦檜“南自南，北自北”的思想，雖在一定程度上使宋金之間暫時表現出緩和的局面，但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為南宋後世的邊防守備留下了無窮遺患。
“屈己講和”、“欲和甚堅”與“以誠待敵”
紹興八年，秦檜再次入相，推行投降主義的思想路線。這時的趙構與秦檜所提出的“求和”已經不再是一種平等的和談，而是要放棄國家利益的“講和”。
但是秦檜卻為這種“求和”塗上了“孝”與“忠”的光彩。大將趙鼎對此並不認同：“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中也說：“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矣。”
當時的情況實際上對南宋有利，所以群臣十分反對這種委曲求全的“講和”。韓世忠、張浚、岳飛等人認為金朝“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莫敢先動”，其軍隊“老弱盡行，人心乖離”。一旦軍事力量有所恢復，必將南侵。一些大臣認為，自靖康以來國家就因議和而失策，結果以致徽、欽二帝被俘，如今“尚不覺悟”，再與金人議和，那無異是“引賊入家”。
秦檜為了讓趙構堅定這一政策，說道：“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群臣預。”
秦檜的“以誠待敵”的思想，即要信任金人答應還南宋失地的允諾，同時，對於金人所提要求，也要誠心誠意的考慮，其實是對金俯首貼耳，任憑宰割。
紹興八年，秦檜開始與金和談。這次宋金議和的主要內容是：宋向金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宋金兩國以黃河為界，金將劉豫管轄的河南、陝西之地交還宋朝。宋向金稱臣，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金送還徽宗梓棺以及親族。
秦檜和王氏的雕像自此，秦檜在朝中地位大為提升。然而和約簽訂不到一年，對南宋主張誘降講和策略的撻懶被殺，完顏宗弼上台。
金朝撕毀和約，以宗弼當統帥，揮軍直取河南，陝西。這證實當初大臣們認為議和為金緩兵之計是非常正確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秦檜屈己講和，以誠待敵思想的失敗。
排除異己
宗弼興兵後，秦檜仍然堅持投降主義路線。而當時宋軍在戰場上正占優勢，秦檜卻在關機時刻，解除武將兵權，削弱了宋軍實力。
紹興十一年四月，秦檜想方設法收回韓世忠、張浚、岳飛的兵權，密奏召三大將入朝，韓世忠、張浚被任命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明升官職，實解兵權。
之後秦檜使得岳飛受怨下獄，不但和議的阻力排除了，而且沿邊兵力虛弱，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
金朝方面提出“劃淮為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割唐、鄧二州”為議和條件，因軍中無將，南宋只能被動地接受金的所有提議，這就是宋金第二個和約，史稱“紹興和議”。這次和約讓南宋丟失了黃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大片領土。
秦檜究竟為何轉變
“靖康之難”前後秦檜都反對與金議和，作為主戰派的代表，他在士大夫群體中有極高聲譽。但是南歸之後，秦檜的思想發生了極端的轉變，從主戰變為求和。
秦檜為什麼有這么極端的轉變?
目前有如下幾個解釋：一是秦檜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他是金朝的奸細。鄧廣銘先生有“女真貴族陰遣漢奸秦檜歸南宋”之說;王曾瑜先生認為“判斷秦檜是奸細，大致是沒有冤枉他的”，但同時認為“既然傳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檜是奸細的過硬證據，就留下了人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空間”。
也有人反對秦檜是奸細的說法。何忠禮、何兆泉等通過史料分析認為秦檜是逃回宋廷，並非奸細。
如果秦檜並非奸細，那么他之後的行為該作何解釋?
首先，秦檜在金朝親眼目睹了女真人殘酷凶蠻，使得他認識到僅僅依靠南宋的力量是不可能擊敗金朝的。回到南宋，秦檜又發現南宋小朝廷只是偏居江南，不思進取，於是他從主戰漸漸傾向於“屈己救國”，與金朝“議和”。
其二，秦檜本人忠君思想深重，但是與岳飛不同，岳飛忠的是宋廷，秦檜只忠心於趙構一人。所以他積極迎合高宗的思想，宋高宗本人也有很強烈的求和思想，明確表示向金人徹底臣服，因此，秦檜的思想得到高宗的肯定。明朝陸容也因此評議說：“宋與金議和，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檜之奸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為容悅以固恩寵耳。”
秦檜的投降思想，一方面促使南宋處於任強敵宰割的狀態，另一方面也助長了南宋後期投降派的陣營擴大，成為南宋後期投降主義思想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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