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土高原到河西走廊,從隴南山地到青藏高原,甘肅省作為諸多地緣板塊交錯的西北內陸省份,長期以來一直都扮演著中原腹地通向西北邊疆的通道作用。
儘管以甘州、肅州之名而叫“甘肅”的省份自元代才出現,但是以河西走廊、黃土高原西緣為主體的省級行政區卻是西漢時起便已形成。隨著省級行政區範圍的變化和區域內經濟勢力的此消彼長,甘肅這個概念的首府也經歷了一番流轉。
最早的甘肅省一級行政區雛形奠定於西漢。
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將全國設為十三個刺史部(州),其中帝國版本的黃土高原西緣和河西走廊是涼州刺史部的轄區。當時的刺史還只是監察官員,到了漢成帝年間刺史改為州牧並逐漸成為地方軍政長官,而涼州也真正意義上成為了省級行政區。
涼州刺史(州牧)治所最早在隴縣(今甘肅張家川),後遷至翼縣(今甘肅甘谷),曹魏時開始穩定在河西武威郡,直至隋初。此前,武威地區也被匈奴等多個少數民族選為地區首府,這並非沒有理由的選擇。
武威綠洲是河西走廊地區最大的綠洲,發源於祁連山脈冷龍嶺的諸河流在武威綠洲匯集成石羊河,為當地農牧業生產帶來了穩定的水源,天然就是適於人類聚居的地區。
地理位置上,武威也具有較好的通達優勢:武威南逾烏鞘嶺,便可抵金城、河州,能夠聯繫關中和河湟地區;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可達西域;東沿騰格里沙漠南緣可抵黃河,進而溝通寧夏平原。因此在絲綢之路開闢後,武威憑藉絲路重鎮的優勢,商業貿易也開始發展起來。
在西晉滅亡後,在少數民族爭雄的北方,武威先後因其良好的水土和交通條件成為了前涼、後涼、南涼和北涼政權的都城。前涼張氏家族執政時期,河西相對安寧的穩定環境還吸引了不少中原儒士大族西遷,使十六國時期的北方文化中心逐漸一度遷移到西北邊陲的河西。
這才有了北魏滅北涼後,遷武威大量豪強至平城(山西大同)京畿一帶。這遷去的不僅是人口,更有五涼時期積累的姑臧城建築思路和“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的開鑿技術。
唐朝初年,李軌據有河西,在武威建立“大涼”政權。加上十六國時期的四涼建都,武威因此得名“五涼古都”。三百多年的涼州州治所在,讓“涼州”成為了這座城的別稱,也是現在武威市轄區的名稱。
但是涼州沒有能夠一直統攝甘肅。唐初因吐谷渾和吐蕃的邊患,出於整個戰略攻防格局的考量,貞觀年間設定隴右道時將道治選在了青海鄯州(樂都),自此,武威的省城生涯終結了。
安史之亂後,吐蕃侵占了河西走廊,隨著隴右節度使軍政許可權的擴大,今天的甘肅區域被幾個不同的政權所掌握,河西走廊另一個重鎮從此時開始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張掖作為與武威差不同同時期設立的郡,在很多方面於武威有著相似的特徵:流經張掖的黑河(弱水)是目前中國第二大內陸河,張掖綠洲的水量相當充沛,加上較長的日照時間,使得大米、蘆葦等都可在此地生長。
在交通通達度上,黑河下游流入內蒙古的居延海,向北便是蒙古高原,與北方草原少數民族的聯繫優勢極為明顯。而向南穿祁連山的扁都口,則到青藏高原,絲綢之路青海道便是經此道併入河西。
連兩者的名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斷匈奴之臂,張中國之掖”與“武功軍威”都是漢族對抗匈奴時留下的豪言壯語。
西夏時期此地農牧業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其富庶居河西之冠。雖然“涼(武威)為輔郡”的陪都地位較高,但是甘州(張掖)也由州升為宣化府,成為西夏四府之一,已經具有了爭奪首府的實力和名氣。
蒙元滅西夏後,在原西夏政區內設定甘肅行省(其轄區與今天的甘肅省有較大差異),張掖成為甘肅行省的省治所在。在青藏高原吐番和北方草原蒙古先後興起的背景下,與兩個地理單元天然聯繫條件更為優良的張掖,取代了武威,成為省級地緣政治中心。
這一趨勢一旦形成,便一直延續到了大量繼承元代行政區劃的明代。
明代由於西北邊疆的收縮,沒有在元代基礎上設立甘肅都司(省),但是在黃河以西的河西和河湟地區設立了陝西行都司,其治所便在甘肅鎮(張掖)。
甘肅鎮是明長城九邊十一鎮中唯一設在甘肅地區的重鎮,統領河西軍事,是明朝西北、北部防禦體系中的重要的一環。這一時期可以稱為甘肅的張掖時代。
清朝的甘肅省的設定基本奠定了今天甘肅省的行政區域範圍和內部格局。但是這省府班子駐地的選擇卻經歷了一個短暫的變遷的過程。
順治二年設定的甘肅巡撫先駐甘州,後移駐涼州。
但是隨著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甘州、涼州雖有發展,社會經濟水平卻不如隴東的秦州(天山)和鞏昌(隴西)等地。加之準噶爾部諸汗和新疆回部叛亂帶來的動盪環境、中國的經濟中心進一步向東南移動,兩地逐漸失去了競爭省會的最後籌碼。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明確了陝甘分治,分別成立左、右兩個布政使司,管轄甘肅地區的右布政使司(後改甘肅布政使司)治鞏昌(甘肅隴西),增設的甘肅按察使司也駐鞏昌。
鞏昌(隴西)位於渭河流域上游,向東沿渭河谷地可抵關中盆地,向西逾丘陵可抵達洮河谷,進而連線金城和河湟。相對而言,鞏昌比涼州和甘州離中原地區更近,便於東側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然而康雍乾三代,西部邊疆蒙、藏、維吾爾等民族叛亂接踵而至,西部邊疆軍務繁忙。遠離前線鞏昌並不適合作為指揮作戰的基地。此時早就在古代歷史中引起統治者、戰略家注意的蘭州開始受到清廷的關注。
古代絲綢之路經關中地區至蘭州後,分岔為西北向和西向兩條通道,西北向通道是主要的絲路通道,由蘭州的西北方向沿莊浪河上溯,翻越烏鞘嶺後便可直抵河西走廊大通道;西向沿湟水河谷而上抵達青藏高原,向西北翻越祁連山出扁都口後,在張掖併入絲路在河西走廊的主幹道。
從蘭州西南方向沿黃河上溯,則抵達回族、撒拉族、東鄉族的聚居的河州;而從蘭州的東北方向,沿黃河順流而下,穿屈吳山,可直抵寧夏平原。
從大的地理單元來看,蘭州正好可以扼控東西南北四個戰略方向。它和鞏昌相比更接近前線,和甘州涼州相比則更靠近中央政府,盆地的地形又使之在戰亂年代易守難攻,正是控制甘肅並進而西進的絕妙節點。
因此,康熙五年,甘肅巡撫駐來蘭州,三年後布政、按察二司也搬到蘭州。乾隆十九年(1755年),陝甘總督兼甘肅巡撫正式治蘭州,最終確立了蘭州的政治地位並延續至今。
在古代甘肅省級行政區發展過程中,省會的流轉受歷史時期行政區域的變遷、民族勢力的分布、經濟勢力的消漲、多元文化的融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不是坐在權力塔尖某個人的衝動決定,而是政治家們群策群力、審時度勢的歷史選擇。
無論是“五涼古都”武威,還是“九邊重鎮”張掖,都不能僅僅沉湎於故都舊夢。擁有過去的城市不等於擁有未來,更符合當下社會經濟和行政管理實際需要的城市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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