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教科書謊言:古代根本沒有“農民起義

在中國古代,每一次朝代交替幾乎都伴隨著農民起義。在教科書中,農民起義被形容為農民反對壓迫、爭取權利的正義鬥爭。但捋一遍歷史上大的農民起義,會發現所謂的“農民起義”是一個偽命題。

農民起義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要由農民來領導才名正言順。但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農民起義,但幾乎沒有一次大的起義是真正的農民做主帥的。

兩千多年來,在秦末農民起義、黃巾起義、南宋的鐘相楊么起義等12次大規模起義中,其主要領袖為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劉邦、竇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黃巢、方臘),軍人有4人(如陳勝、吳廣),貴族子弟有3人(如項羽、李密),還有幾人是小地主和宗教相關人士。

只有楊秀清和蕭朝貴是燒炭的,勉強能被算在農民行列內。

農民無法成為起義領袖有其必然性。古時的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歷的單一化更讓他們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人不僅有一定文化,還見多識廣,知道如何仿效朝廷體制,建立一套自己的規則。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參與,常常能使起義軍迅速壯大。

劉邦、朱元璋正是因為有了張良、李善長等人的協助,才最終取得了天下。

農民起義農民起義

而且,農民起義的目的應該要為農民謀利益,要“均田免糧”的。但事實上,大多數人在起事之初,所要謀求的都是個人富貴。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動員戍卒造反時,說了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說明他們鼓動戍卒造反的承諾並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貴。戍卒們非但沒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思,反而願意追隨陳勝、吳廣打出的“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的旗號。

唐朝晚期的黃巢、王仙芝都是大鹽商,因走私販鹽而暴富。他們造反顯然不是被生活所迫,也沒有幫農民反抗地主的意思。他們在造反途中也曾多次向朝廷請降。

公元879年,黃巢上書,請求朝廷封自己為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等,但朝廷只同意給他一個四品小官,結果當然是雙方沒能談妥,戰爭繼續。

朱元璋出身赤貧,自己沒有土地耕種,連農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起義軍的心思一點兒都不堅決。

當同鄉好友來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今屬安徽滁州)的郭子興時,朱元璋去找另一個朋友商量,那個朋友鼓勵朱元璋參加。朱元璋依舊猶豫不決,直到他出家的皇覺寺被燒,他無處可去時,還是先去算了一卦後,才決定投奔郭子興。

到了濠州,當時的軍糧是攤派下去的,有人主張該多讓地主交糧:貧苦農民連飯都吃不飽,再交糧不是要他們的命嗎?

郭子興卻認為,地主要少交些,因為本地只有數得出的幾十家地主,交多了,地主吃不消,會逃跑;貧農小戶油水少,但是人數多,一家交一點兒,匯總起來就多了。

農民起義農民起義

朱元璋站到了郭子興一邊,顯然沒有為農民謀權益的想法。

儘管這些起義領袖在成就聲勢後,往往會打出“均貧富”之類的旗號來招攬人心,但在他們自己來說,目的再單純不過,那就是推翻舊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團為核心的新政權。畢竟群雄逐鹿為的是問鼎中原,而不是農民的利益。

在參加起義的人員方面,通常所說的“農民起義”也並不準確:參與這種起義的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

秦末大起義先是由一群戍卒打響了第一槍,隨後農民、知識分子、官吏和地主都起來相應,這才出現了《史記》中記載的“天下雲集回響,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既然黃巢、朱元璋這樣的豪傑不是為了農民而造反,那么參與起義的農民應該是為了爭取自己最根本的權益——土地吧?也不都是。

在歷代起義中,不乏因天災人禍導致饑民走投無路而冒險起事的,如新朝末年的綠林軍。

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廣西自然災害嚴重,農民無奈,參與起義。但是隨著起義軍規模的擴大,很多參與者就非主動,而是被裹脅了。李秀成在自供狀中說,凡是參與的人,其房屋都要被燒掉,饑寒的鄉人若回頭,後面就有追兵。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曾出兵北伐,北伐軍也是沿路裹脅民眾:

有跟著軍隊挑行李,後來被裹脅去的;有在趕集時被裹脅去的;還有的在城內看戲,不料太平天國的北伐軍進城了,看戲者就被裹脅而去……

因為害怕被裹脅,有些地方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被裹脅去的人只好跟隨太平軍造反,會寫字的人就負責文書、不去打仗;老弱者和膽小者被安排去抬物品、燒火做飯;剩下的青壯年則拿起長矛、刀劍,有太平軍士兵在後面監督著他們上戰場,誰要是退卻,就會被當場斬殺。

對此,錢穆有精闢的解讀:中國疆域很廣,饑荒不是全部,也有持續時間,一兩年後情形就會變化;因一時一地的困難而起的變亂,起義領袖若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要裹脅良民,使他們無家可安、無產可依,只能追隨自己,形成所謂的“流寇”。

除了被裹脅的人,起義軍毀掉了更多平民的生活。

農民起義農民起義

起義即仗義起兵,如果所行不義,那還是“起義”嗎?在很多人的想像中,起義軍所過之處一定是秋毫無犯,打破州城府縣就要開倉放糧。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起義軍到的地方少不了燒殺擄掠,以致生靈塗炭。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達就曾經說過,農民起義對生產力的破壞是嚴重的,“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

在黃巢的隊伍中,病死、餓死、戰死者的總數在一百萬以上。中原本來人口稠密,但到了黃巢敗亡之時,已經縱橫千里,渺無人煙了。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黃巢作為首都。當唐軍反攻,黃巢狼狽撤離前,他下令放火,將長安燒成一片平地。從此長安再沒有機會成為中國的首都。

李自成大軍以紀律嚴明著稱,但其所過之處,有家底的人家無不家破人亡。他曾在攻破偃師(今屬河南洛陽)後屠城,受害者大都是普通百姓。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更為知名,溫江縣(今屬四川成都)“人類幾滅”。

正因如此,很多起義行為在古代正統史書中的地位都很低。即便是破壞性不那么強、也有自己的綱領的農民起義,其作用在很多時候也是消極的:

多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有的農民起義之後,不但沒有推動歷史發展,還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面……

總之,在歷次大的農民起義中,其領袖不是農民,其最初目的也不是為了維護農民的權益,反而在起義過程中會對社會造成破壞,危害到普通百姓的利益。如果說農民起義和農民密切相關,其關係大概也以負面聯繫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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