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5月2日，“維新派”康有為等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1300多人上書清廷，強烈抗議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遷都內地、練兵抗戰、變法圖強等要求。因以“公車”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故這一事件又被稱作“公車上書”。
《馬關條約》簽訂場景
談及"公車上書"，多數人都會對康有為等人的壯舉讚嘆不已，然而到上世紀末，卻陸續有學者對此事提出質疑——凡與“公車上書”有關的史料幾乎全都源於康有為自撰的《我史》，而康有為本人又向來有著自我吹捧的毛病，此事想來實在是疑點重重。我們不妨以《我史》、《公車上書記》和清代都察院的相關檔案為線索，還原重重迷霧之後的歷史真相。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3月21日當他得知清廷將割地賠款後，便讓梁啓超去鼓動各省舉人，回響者甚多。眾人連日上奏，各式表文及奏章將都察院衙門的案幾堆得滿滿當當，於是康有為便召集18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多達1200餘人，起草萬言書，一時間傳遍京城。5月2日向都察院呈遞萬言書時，卻被斷然拒絕。
清代都察院
這段記載一直被後世奉為"公車上書"最權威的描述，因此都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其中的蛛絲馬跡。首先，康有為聲稱上書未成乃督察院拒收之責，這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污衊之言。據史料記載，在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上書大潮中，都察院恰恰是“主戰派”大臣的聚集之地，以洪良品、余聯沅、高燮曾等為代表的20餘名監察御史(從五品)都曾上書力諫，至於左都御史(從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都堅決反對議和，其中左都御史更是此次上奏浪潮中品級最高者。
然而在《我史》中，康有為卻稱都察院眾人守舊頑固，並以“和約已成，再上書無濟於事”作由拒絕接受，並拒絕代為轉交。根據清代都察院現有資料顯示，就在5月2日當天，都察院向朝廷代奏官員舉人的上書就有15件之多。次日，都察院又代為呈送10件條陳，條陳上的投遞日期非常清晰，就是“康有為被拒收”的5月2日。從這一角度而言，康有關對都察院拒收萬言書的指責純屬謊言。
康有為舊照
其次，康有為在《我史》中還稱有一大群官員阻礙自己上書，這也是康有為自己的意淫杜撰。按照他的說法，兵部尚書孫毓汶對舉子們頗為忌恨，竭力阻撓眾人聯名上書，還派人捏造謠言恐嚇，許多舉人嚇得不輕，更有一些人驚慌之下請求撤銷簽名。其實這有些言過其實了，雖然孫毓汶是出了名的“主和派”，對舉子們上書固然不滿，但要說他能夠嚇住滿京城的舉人，令後者心驚膽戰、撤回簽名，則是完全脫離史實的謬論。
據《清史稿》記載：“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鴻章遣人齎約至。廷臣章奏凡百上，皆斥和非計。”在軍機處檔冊之中，也發現了大量反對和約的上奏、代奏及電報，“反對議和”在當時已經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運動。在朝堂之上，以翁同龢、李鴻藻為代表的高官紛紛出面反對簽訂和約，就連光緒皇帝也對孫毓汶有關議和的奏章加以斥責，當時輿論可見一斑。因此孫毓汶絕不可能冒如此風險恐嚇這些讀書人，何況還有那么多高官帶頭反對，學子們心中的熱血更是澎湃不已。
光緒皇帝劇照
更有意思的是，翰林院編修(正七品)王榮商在4月22日曾上書反對，4月27日又再次上書。到5月9日時，王榮商突然升任翰林院侍講(從五品)，可見“反對議和”對自身仕途壓根不曾造成影響，因此各級官員進言自然更加踴躍，可知康有為對當時政治氛圍的描述完全失實，自傳里所列出的反對派、反對機構也純粹是為美化自己而有意誇大的。
最後，便是康有為在此次“公車上書”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按照《我史》中的說法，康有為是當之無愧、威望極高的“士子領袖”。據康有為描述，之所以能掀起上書高潮，全賴他命令梁啓超鼓動廣東舉人，湖南舉人亦隨後回響，於是二人進一步聯絡大批朝中官員，這才有“18省舉人聯名上書”的驚世壯舉。事後，康有為撰寫了大量有關“公車上書”的文章，但對如何鼓動舉人、聯絡官員卻隻字不提，原因實在令人費解。
青年梁啓超蠟像
事實上，這是因為康有為當時壓根不具備領袖18省舉人上書的資格，所以才不好意思提及。康有為確實派梁啓超組織廣東舉人聯名上書，最終爭取到了80餘人簽名，由梁啓超領銜，雖無康有為本人簽名，但我們可以認為康有為參與了這次上書行動的策劃領導，而這也是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里唯一一次可以被確切證實的康黨所組織的聯名上書。
有意思的是，廣東舉人陳景華還領導了另一次上書運動，總計289名廣東舉子簽名，於5月1日上書都察院。在這些簽名中，康有為的得意弟子麥孟華的簽名排在第63位，梁啓超則排到了位於倒數的第284位，康有為同樣沒有簽字。根據這一排名來看，這次活動與康有為並無聯繫。兩相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康有為自詡"公車上書領袖"，在本省的號召力卻遠不如陳景華，更遑論召集其餘各省舉人了。
青島康有為故居
而在康有為弟子撰寫的《公車上書記》中，序文里只提到梁啓超與一名湖南舉子是5月2日當天首先到都察院遞交奏章的人，對康、梁二人“公車上書領袖”的身份隻字未提，這顯然才是事實真相。因為此書出版時，"公車上書"才過去短短數月，親歷者眾多，因忌憚於輿論之言，所以康黨眾人還不敢歪曲事實。等到康有為多年之後撰寫《我史》時，自然就可以隨意“創造歷史”。
《清史稿》
不過康有為的“造假”行為並不代表“公車上書”不存在。自當年3月到5月，反對和談的奏摺、電報多達150餘次，參與者超過2000餘人。超過半數的各省督撫參與其中，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諸部均有大規模聯名上書。在各級官員的策動之下，進京舉人熱情高漲，各省自發聯名上書的有31件，共1500餘人次簽名。康有為所組織的行動在當時籍籍無名，並因未曾遞交而作罷，毫無政治影響力可言。可以說，光緒二十一年存在著兩個概念性質、性質均不相同的“公車上書”，一個由京城高官發動操作、各省舉人參加，另一個則是康有為的“拙略表演”。
康有為 馬關條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