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首領康有為是一個狂妄自大的人物，早年間在廣州萬木草堂收徒講學時，便給自己取號為長素，意思是超越有“素王”之稱的孔夫子，這也是康有為被稱為“康聖人”的緣始。既然自居為聖人，康有為自然有其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綱領，而這套結合儒家思想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大雜燴”，便成為康有為鼓吹“變法圖強”的理論淵源。
康有為自詡為聖人，屢有驚世駭俗的言論
同樣，作為“聖人”，康有為極度自信，有為實現其抱負百折不回的頑強意志。據弟子梁啓超講：“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見《南海康先生傳》）。
這種極度的自信自負，再加上遠大不切實際的抱負，使得康有為做過很過荒謬大膽的舉動，其中鼓吹“中日英美合邦”，便是最為人詬病的一例。
康有為粗通西學，在驚訝於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脫胎換骨般變化時，同時也對沉疴多年的中國憂心忡忡，為保國保種計，康有為大聲疾呼仿效日本以“變法圖強”，使得中國擺脫落後保守的面貌。然而康有為深知，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舊黨勢大難消的情況下，欲求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唯有訴諸於非常手段。這非常手段便是挾洋自重，在中國推行“中日美英合邦”方案。
康有為“四國合邦”的構想源自李提摩太
康有為“中日美英合邦”的構想緣於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思想灌輸，李氏曾直接建議康有為上書光緒帝，要清廷聘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為顧問，並賦予其參與掌握中國變法進度的實權，用日本經驗來指導中國變法。
康有為對李氏的建議大感興趣，同時考慮到英日時為盟國，美國勢力強盛，若聯合美日英三國搞一個“四國合邦”，對內由大國領導中國變法，對外則可以保障中國不受沙俄等國威脅，對中國來講不啻為一條快速改變現狀的“捷徑”。
戊戌年（1899年）七月二十四，康有為借刑部主事洪汝沖之口，向光緒帝正式提出“中日聯邦”的建議。洪汝沖在奏摺中稱：“為日本者，所親宜無過中國，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誠得與之聯合，借彼新法，資我賢才，交換智識，互相援系，不難約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則東西太平之局，可以長保，而祖宗締造之業，亦鞏如磐石矣。”
伊藤博文曾深度介入“中日聯邦”構想
同年八月初五，就在光緒帝接見伊藤博文後不久，康有為授意御史楊深秀奏事，正式提出“中日聯邦”的擴大版“中日美英合邦”計畫。
楊深秀在奏摺中稱：“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正當光緒帝對楊深秀的建議未置可否之際，康有為又授意信徒、御史宋伯魯再度上書，就“合邦”一事作最後的努力。
楊深秀、宋伯魯向光緒上書，提倡合邦
宋伯魯在奏摺中稱：“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
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至此，康有為的“中日美英合邦”計畫完全成型，簡單而言即由中日英美四國合為“一邦”，並從四國中選出百餘名官員組成“聯邦”政府，由新政府管理四國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一切大權，而中國則可以在“聯邦”中求得外部的安定與內部的改革動力，由此推動“變法”的順利進行。
慈禧臨朝聽政，導致“合邦”計畫夭折
然而正當“康聖人”為自己的“四國合邦”計畫積極奔走之際，保守派官員早已集合在慈禧太后身邊準備反撲。就在宋伯魯正式提出“四國合邦”計畫的同一天，戊戌年八月初六，忍無可忍的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將光緒帝軟禁於瀛台，並宣布重新“臨朝聽政”。至此，戊戌變法運動僅進行百餘日便宣告夭折，而“四國合邦”計畫自然也胎死腹中。
康有為 明治維新 戊戌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