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華夷分野的觀念在我國上古時期就出現，華夷秩序則是在漢代開始成型。所謂華夷秩序即是“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此後華夷秩序就成為晚清之前我國非常穩定的國際關係體系，並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東亞形成華夷秩序圈，同時在華夷秩序下中華帝國與諸邦國之間形成了一套朝貢制度。因此華夷秩序在近代以前可以說是東亞國際關係的總原則。起源與形成
華夷秩序 上古時期華夷分野的觀念，主要還是為了維持我國中原地區正在形成中的華夏族體血統純淨的需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華夏對夷狄，自然難免有一些由於文明比較先進而帶來的優越感與偏見，卻絕未發展到近代資本主義那種系統的種族歧視。
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空前規模的秦帝國。然而二世而亡，秦帝國僅僅為日後的華夷秩序建立了一個前提框架。
漢承秦制，建立了前後延續四百年的兩漢帝國。在漢帝國的北方，是廣袤無垠的草原地區。這一草原地帶的遊牧民族，受到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的制約與驅動，不斷周期性地南下壓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國歷代漢族王朝所謂“外侮”的永恆主題。從漢初開始，除衛青、 霍去病、竇憲、竇固等極少數情況外，大漢帝國對北方匈奴基本上處於被動的守勢，根本無法建立什麼秩序。故而漢代中國的對外關係，只能向東、西、南三個方向發展。這也是自漢唐以至明清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先天性取向。
向東，中國人面對著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太平洋東西的超長跨度以及氣象、洋流等風險 條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遲晚發展，使古代中國在這個方向上的對外交往，僅限於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及琉球群島。
向西，經河西走廊、天山與崑崙兩山之間越過蔥嶺，數條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與中亞 、西亞、地中海世界相連。在這一方向上，有與漢帝國並駕齊驅、處於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羅馬帝國，它同漢代中華文明，各踞東西，交相輝映。兩者互相吸引，造成古代絲綢之路的繁榮。但由於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兩千年絲綢古道常因變亂而被遮斷，故而在這一方向上 ，中華帝國的對外交往也難以有什麼建設國際關係體系方面的作為。
南方，成了自漢代以來中華帝國在對外關係方面可以暢行其志的地方。東南亞廣大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利於人類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將東南亞、南亞廣大地區星羅棋布的邦國織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海上貿易網。所以在這個方向上，中華帝國的對外活動有著較大的主動性和制約性。不過，中華帝國對南方的交往活動，在漢代尚屬初級階段。
這樣，發軔於上古時代的“華夷”觀念，在漢帝國時期開始引入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中去，並逐步發展起一種古代類型的國際關係體系，即所謂華夷秩序。
發展
暹羅使者來朝貢獻兩漢時期，華夷秩序作為一種古代國家關係體系，尚處於形成階段。其表現為：第 一，納入這一秩序的國家還很少，只有東方的日本、朝鮮，以及南方的都元國、邑盧沒國、 堪離國、夫甘都盧和黃支國等。第二，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穩定。第三，雙邊交往還處在較低層次，不過是你來“獻見”，我賜印綬，再做點生意而已。
大唐帝國經過貞觀之治，開元全盛，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明，對周邊以及遠方的國家和民族，有著強大的影響和吸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夷秩序正是在這一時期，在比較正規意義上形成 了。
唐帝國建都長安，國勢強大時，仍首重對西方的關係。此時，昔日的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早已滅亡。蔥嶺以西的中亞乃至南亞諸國欣羨大唐文明，紛紛向華夷秩序靠攏。 首先是在漢代“數剽殺漢使”的鋥賓國，在貞觀年間兩度遣使來朝； 此外 ，還有位於今克什米爾地區的勃律國。另外，印度在盛唐之時也曾進入華夷秩序圈。
正當大唐帝國將華夷秋序圈向中亞以至南亞地區推進之時，繼羅馬、波斯帝國之後 ，西方崛起了一個新的大帝國和一種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國與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聖戰的大旗下東征西討，建立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也經營著自己的穆斯林國際關係體系。伴隨著穆斯林秩序的東擴，它與西向推進的華夷秩序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場碰撞與摩檫。
阿拉伯帝國勢力向東向北方向推進的行動，壓迫著大批中亞地區大小王公貴族紛紛向唐帝國尋求支援與庇護，連印度王公也“乞師討大食”。一時間，中亞的諸國也不斷上表長安求援。這就導致唐與阿拉伯關係的緊張。
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羅珊總督阿卡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分別應中亞地方王公的請求而出兵，雙方在稰邏私開戰，唐軍被阿拉伯軍擊潰。稰邏私之役後確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亞乃至南亞地區的優勢。大唐帝國向這一 地區推行華夷秩序終因穆斯林秩序的東擴而受阻。此後中華帝國的歷代王朝(除元朝外) 基本上對西方採取守勢或攻勢防禦戰。華夷秩序之經營重心則進一步轉向海路，轉向東方。
660年和668年，唐與新羅先後滅百濟和高句麗，強盛的新羅王國基本上統一了朝鮮半島 ，並與唐帝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係。可以說，從唐代比較正規意義上建設華夷秩序時開始，朝鮮就是華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員。
同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漢代曾最早進入雛形時期的華夷秩序。南北朝時代，“ 倭國”、“倭人”“萬里修貢”，“遣使獻方物”、“恭修貢職”的活動，有增無減。中國方面亦一貫待之以懷柔籠絡之道。唐代中國成為亞洲文明的中心。此時處在以氏族制與部民制為基本形態的奴隸制社會末期的日本，急於尋求國家出路，因而，不斷派遣使團訪華，密切兩國關係，全方位吸收中華文明的先進成果。遣唐使的派遣，對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過程， 也就是日本介入華夷秩序圈的過程。
大唐帝國的強盛與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在中亞地區雖然由於極為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原因雙方發生了武裝衝突，但穆斯林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的互相吸引畢竟是歷史的主流。正是在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獲得了空前的巨大發展。中國造船業有了長足進步，不僅可以建造能載600—700人的海船，還早於歐洲人900多年掌握了密隔艙的技術，並從根本上改變了漢代“蠻夷賈艙， 轉送致之”的狀況。海上絲路的開闢，使東南亞地區諸多國家與民族和中國關係大大密切，也使中華帝國營造的華夷秩序不斷向南方推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陸上失去的對南亞的影響，從海上卻又收了回來。
宋代，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時期。一方面，它一直積弱，在北方遼、金、西夏政權壓迫、 封鎖下始終處於守勢。另一方面，它的社會經濟發展得異常繁榮，對外關係尤其活躍，中華古代四大發明多在此時外傳。唐代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的華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認真的充實。
有宋一代，伴隨著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遊牧民族的不斷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後，朝廷的經濟來源大多依靠海外貿易，促進了海上絲路的繁榮。海上商路的發展與繁榮，刺激了沿海許多港口的興旺以及此前名不見經傳的邦國的湧現與崛起。華夷秩序因而也就在這個方向上大大擴展了。
同朝鮮一樣，越南民族經過長期的發展、奮鬥，終於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領統一，建立 “大瞿越南國”。975年，宋朝封丁部領為“安南都護檢校太師交趾郡王”，l174年，宋朝正式冊封李英宗（天佐）為“安南國王”。自此，越南作為一個國家，加入了華夷秩序 。
宋代，中國與馬來半島諸國關係相當密切。1001年丹眉流國王多須機遣使打吉馬等九人來華朝貢，雙方互賜珍貴禮品，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和1082年，位於汶萊的渤泥國，也曾兩次遣使來北宋修貢。
菲律賓群島原在海上絲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島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國海同中國有所交往。 不過，直到宋代，我國正史上才出現關於中菲關係的明確記載。從此，菲律賓也進入華夷秩序圈。
華夷秩序圈隨海上絲路推進，一直到達南亞地區。公元9世紀至13世紀興起的南印度科羅曼德海岸的注輦國，就曾主動介入這個古代國際關係體系。
甚至遠在非洲東岸的層檀國，也在宋代遣使入貢，成為華夷秩序得自印度洋絕遠西岸的回聲。
位於東北亞的朝鮮，在宋代更加鞏固了它在華夷秩序中基本成員的地位。公元993 年至1019年，高麗王朝同我國北方的契丹進行了三次戰爭。高麗與契丹人的敵對，自然加深了高麗王朝與宋王朝的盟友關係。由於有牽制北方強敵之作用，高麗在大宋王朝經略的華夷秩序中的地位，更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決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結束了唐代兩百年間中日官方使節往返的局面 。此後，直到明初，中日之間一直沒有官方往來。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罷，外部原因是唐帝國已跌入衰頹階段，而內部原因則是財力窘迫，平安時代的統治者們思想消極、自我閉鎖。故而北宋立國後，雖主動要求恢復官方往來，希望將日本重新拉回華夷秩序之中， 但並無結果。直至南宋時期，日本鎌倉幕府興起，才有興趣同中國交往。可惜進入13世紀中葉以後，南宋王朝時刻面臨亡國之危，已經沒有精力去經營華夷秩序了。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後，建立了元朝。元帝國幅員遼闊，亦曾盛極一時，海陸交通，暢達無阻。元帝國統治者雖繼承了華夷秩序的框架，但從忽必烈起，就沒有真正吸納這一秩序的內涵真諦。他們所要建立的，實際上還是一種“蒙古式的和平”。這種“蒙元”秩序之運作與華夷秩序相較，就大異其趣了。
明成祖朱棣明清兩代，迎來了華夷秩序的全盛與頂峰時期。在這一時期，這一古代東方國際關係體系終於具備了自己清晰的外緣與日臻完善的內涵。
大明帝國，以鄭和遠航事業為代表，終於在前代的基礎上織成了一張古代世界空前規模的華夷秩序的國際關係網路。
鄭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遠航壯舉，將幾乎全部海上絲路商道上的邦國，即亞非大陸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濱海而居的民族和國家，一齊吸納到華夷秩序中來，令這一國際關係網路具有空前之規模。
在東北亞方面，明代所建華夷秩序曾一度達到其最高點。在朝鮮半島，李成桂於1392年奪取了高麗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時期的朝鮮和明朝時期的中國之間，建立了華夷秩序中從觀念到體制上都堪稱楷模的關係。從大明帝國方面看，是“東國年年修職貢”的局面；而從李王朝方面想，則是“禮儀成邦慕聖朝”的境界。
同時，琉球(今日沖繩)同中國的關係，在明代有了飛躍。據記載，這個長期以來“不通中華”、“未嘗朝貢”的琉球王國，卻後來居上，在明朝時期不僅進入華夷秩序圈，而且與中國交往頻繁。
最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動、明確地加盟華夷秩序。自唐朝末年停罷遣唐使以來，數百年間，日本一直游離於 華夷秩序圈之外。日本的這種態度，到了明成祖時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 改元永樂，日本幕府足利義滿即以“日本國王源道義”的名義，遣使來賀，稱臣入貢，以屬國自居，還接受“大統歷”，表示願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華夷秩序圈。 嘉靖年間，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離於華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華夷秩序崩塌 。
理念與原則
加入華夷秩序的琉球華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個有理念、有原則和有著自身一套比較完備體制的國家關係體系。中國在其中自然起了某種主導作用。
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民族及其前身——華夏族體，本身就是許許多多部落、部落聯盟匯聚的結 果。至於漢民族，千百年間吸納、匯聚的遠近各方的族體則更為眾多。不過，無論是自願匯聚也好，衝突融合也好，華夏族體到漢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古代文明的輝煌進步，其所賴以生存的基礎，仍是中國中原地區，即黃河乃至長江流域的農業。
中華帝國始終是一個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國家。因此，古代農業文明自然給它打上深深的印記。從總體講，農業文明缺乏遊牧民族那種遷播流動、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那種搏擊風浪、冒險交易的風格。在達到一定水平之後，特別是建立了擴疆萬里的大帝國之後，農業社會所需求的穩定、安定，就立刻在中華帝國的立國理念、原則、體制中凸現出來 。中華帝國的生存、發展需要儒學，而儒學也要為適應中華帝國發展的需求不斷演進。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帝國向儒學所索，儒學供帝國所需，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如何保持、深化帝國社會的穩定。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齊、治、平的框架，孝悌力田的框架，等等，將古代中華帝國、古代中國社會框架在穩定、直至超級穩定之中 。皇帝、大臣以至各級官吏，自社會頂端以降，用這一套套框架治理國家、約束民眾，得其 所哉。至於階級社會所固有的剝削、壓迫乃至“吃人”的本質，則是這些忠、孝、仁、義、 禮框架的陰暗面。一旦帝國晚期社會下層民眾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這些框架，那么 中華帝國就會周期性地發生“禮崩樂壞”的狀況而有待一個新的王朝來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一理念原則下，古代中華帝國各王朝的統治者開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到了大清帝國，其疆土本已大於今日我國。 漢、唐、明、清帝國的規模，可以講是古代社會生產力條件下中華帝國規模可達的極致。而 這個極致以外的地區、民族與國家同中華帝國之間，自然就有一個古代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
於是，農業文明對穩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徵，以及為了這種穩定、和平需求應運而生的儒學思想，也自然延伸到帝國對外關係的基本理念與原則之中。質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國周 邊及遠近各國，在“君臣父子”等儒學學說框架原則下，同中華帝國建立和平、穩定的關係 。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這就是歷代中國封建帝王的世界觀、宇宙觀，也是中國封建主義皇權所追求的國際關係體系——華夷秩序的根本理念與原則。這一秩序的基本內涵就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在中國封建皇權的約束和保護下，建立國際和平局面；在中華封建文明的影響與制約下，促進各國的進步與繁榮。
華夷秩序所倡導的，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輻射關係，也是以中華帝國君臨天下的垂直型國際關係體系。在這一秩序中，所有所謂“夷狄”國家對中國的關係，應是一種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關係，一種對高度發達的中華文明懷有“向化”之心、“慕聖德而率來”， 以至終於被“導以禮義、變其夷習”的關係；中華帝國對各國則是撫馭萬邦，一視同仁，導 以禮義、變其“夷”習。無疑，這是儒家學說在處理中華帝國對外關係所能構建的理念原則和理想框架。
這個框架所要達到的境界是：域外諸“藩國”圍繞著中華帝國運轉、進步。在這一向心、垂直體系之下，維持一種“中華和平 ”模式的國際和平局面。這種“中華和平”式的局面，顯然是一種古代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國際和平局面。
至於華夷秩序下的各國之間，則應在中華帝國的監督和保護、保證下，彼此相安無事。尤其不能允許那種無視中華帝國的威德，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情況發生。
朝貢制度
鄭和下西洋為了落實華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則，中華帝國的歷代統治者，不遺餘力地構建、豐富並逐漸完備了一整套體制。以保證那些理念、原則的具體實施。當然，這一整套體制的發展與完備，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華夷秩序中各國的支持與配合。
華夷秩序在體制上最根本的保證，是中華帝國與諸邦國之間，形成並建立了一套朝貢制度。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各國與中華帝國關係之日益密切，朝貢制度漸漸有了其體制方面的內容。
首先各國貢使的規模、人數、級別日益擴大與提高。許多使臣在本國地位很高，由於來使太多，令中國應接不暇，遂定有制度。
在朝貢制度下，又有一套嚴格的禮儀。諸“蕃”貢使來朝一般須備國書，即所謂“奉表”。“表”中要求明確稱頌中華帝王為“明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聖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誠和一心向化——嚮往中華文明的追求。朝見中華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極為煩瑣的禮儀過程。
這一套煩瑣禮儀，絕對不能將其僅僅看作是貢使們對中華帝國的一番敬服的表示，從根本上講，這一套禮儀是中華封建文明的結晶，透過對它的學習，各國貢使能了解到中華帝國 不僅是一個國土遼闊、雄強一世的大國，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禮儀的煩瑣要表現的正是中華文明內涵之深邃。
朝貢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國遣使赴各國之冊封。冊封天使到各國，首先也須備有國書， 即“敕書”。書中除了重申中華天朝大國的自我定位之外，對諸“藩”國的朝貢、向化之心 與實際行動表示嘉獎；同時對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們“常奉正朔”，“寧人保國”。 所謂“常奉正朔”，就是中華帝王向各朝貢國“頒正朔”。“正朔”，即中國曆法。“正朔 “內涵極為豐富，集中了中國人民千百年實踐對季節、氣候的規律性認識，曆書內容還涉及 許多倫理道德、禮儀習俗，是中華農業文明的集中體現。古代中華帝國就是企圖透過頒正朔的活動，將中華文明流播四方。
特點
從華夷秩序看，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中心——邊緣”的主從結構，即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輻射關係，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正朔，所有“夷狄”國家對中國的關係，應是一種以臣事君的關係，而且“夷狄”國家對高度發達的中華文明懷有“向化”之心、“慕聖德而來”，以期被“導以禮義、變其夷習”。而維繫華夷秩序的制度就是朝貢貿易，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就是宗主國與進貢國的關係，在這種體制下，形成了宗主國與進貢國之間在禮儀、政治、社會交往、文化等方面的關係的複雜概念。因此華夷秩序和朝貢貿易就是古代東亞國家間的政治關係，近代以前東亞諸國在探討國家自身的定位都是在這種體系下展開的，也就是說，華夷秩序是近代“亞洲論述”的一個傳統基礎，整個東亞甚至亞洲就是由“華”加“夷”構成，東亞(亞洲)諸國對中國的態度一直是在“華夷”認同或反動之間擺動。解體
華夷秩序然而，由於華夷秩序是古代世界歷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內在生命力最強的國際秩序， 特別是由於這一秩序的核心——中華帝國在明清兩代曾發展到十分強盛的地步，而它的腐敗 、衰頹乃至落後，尚需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因而資本主義對這一秩序的破壞與取代，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這一破壞與取代本身，也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波浪式發展歷程。大致而言，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東來的歷程相吻合。華夷秩序的崩潰，大致經歷了四百年，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前產業革命階段，時間是16世紀到18世紀。這一階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到來，後為荷蘭人占有上風。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馬六甲，從此中國丟失了地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個最忠實的友好“藩”邦。據記載，葡萄牙人占據馬六甲之前，每年到達馬六甲的中國商船有8—10艘；而到了1513年，即葡人占據馬六甲的第三個年頭，到達該地區的中國商船僅有4艘。再據荷蘭人17世紀初的報導，從西亞到亞齊已見不到中國的船蹤帆影。葡萄牙人在將中國商船擠出印度洋的同時，也把華夷秩序的影響擠出了印度洋 。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後，1565年入侵菲律賓群島，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統治。這樣，就將菲律賓群島也劃出華夷秩序。16世紀以後，儘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國商船南下馬尼拉，將船貨轉上西班牙殖民者經營的馬尼拉大商帆，運往美洲，然而從實際上看，馬尼拉大商帆貿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現象之下，發生了質的變化。作為經濟手段，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華帝國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它也不再為中華帝國的政治利益服務，而是為西班牙殖民帝國服務。而且，即使從純經濟意義上講，它也不再起集結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貿易網的後援作用，而是被納入了近代殖民主 義、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經濟體系，納入了正在準備和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
17世紀是荷蘭人活躍的時期。荷蘭殖民者全面排擠葡人勢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蘭人擊敗了爪哇島上馬塔蘭王國的大軍，鞏固了自己在巴達維亞的殖民統治。此後，荷蘭人經過不斷蠶食，建立了自己在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殖民統治。華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亞群島逐次崩塌。
華夷秩序第三階段是19世紀下半葉，第三次殖民統治大潮伴隨著資本主義向早期帝國主義的過渡而展開。這個大潮的一個特徵，就是帝國主義要將世界瓜分完畢，讓世界上所有前資本主義民族都淪為它的附庸。中華帝國在19世紀末，亦受此浪潮衝擊，被列強視為瓜分勢力範圍。此時，華夷秩序早就只剩下少許外殼殘存，列強連這個殘存也不放過，必欲徹底摧毀而後快。1883—1885年 ，中法戰爭的結果，法國正式吞併了整個印度支那半島；1885年英國發動第三次英緬戰爭， 將緬甸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對外擴張之路。1871年吞併琉球； 1874年入侵我國台灣；經過長期準備，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次年在《馬關條約》中迫使清廷承認朝鮮“獨立”，中朝藩屬關係告終。華夷秩序中最後一名成員被劃出。不久 ，隨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與《辛丑條約》的簽訂，中華帝國完全淪為列強半殖民地。歷經近兩千年的華夷秩序終於壽終正寢。
評價
朝貢船然而，由於中國一直作為這一體系的中心，使得統治中國的歷代王朝都將自己凌駕於周邊民族和國家之上，以統治者的姿態去對待周邊的民族和國家，把與他們的交往看做是一種朝貢關係。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影響了與周邊民族和國家的友好關係。甚至有時候還會引起戰爭。同時，也是中國的歷代統治者認為自己的各方面都是最先進的，從而杜絕了外來的先進科技文明的傳入，造成了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國家現狀。
在華夷秩序的框架下，中國作為盟主，在主要的維繫這一秩序的朝貢貿易中一直是實行厚往薄來的原則，使得中國自身的經濟負擔不斷加重；另一方面，周邊大多數國家都一直依靠朝貢貿易獲得巨大利潤，而使得自己國家的貿易形勢比較單一，從而喪失了發展適合自己的貿易形式的機會，在華夷秩序下的貿易體制中走向衰落，最後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