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社會貼現率社會貼現率受以下因素的影響：首先它依賴於經濟貼現率；其次，社會的安定，特別是政治安定對社會貼現率有重大影響；人的平均剩餘壽命、社會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職業保障程度，也會對社會貼現率產生影響。
基本意義
社會貼現率確定方法
社會貼現率1．資本的社會機會成本法：
資本的社會機會成本是以其用於其它次優用途的收益來衡量的，即以資金不用於政府的公共投 資，而投入到其它領域所能創造的價值來衡量。如果公共部門投資的資金是來源於私人部門的投資的減少，那么私人投資的稅前投資回報率反映了公共項目的
通過計算資本的機會成本來確定社會貼現率這種方法在實際套用中比較可行，不過這種方法也存在不少準點，比如：一是公共投資所需資金來源於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的比例不好確定；二是不同的
2．時間偏好率法：
GretchenB。Chapman(2001)通過3個試驗證明用於評估未來幾代產出的貼現率僅同時間有關，而同其他因素無關。也就是說，長期項目的社會貼現率受到人們時間偏好的影響。這證明時間偏好對於評估環境項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K。J。Arrow，J。E。Stiglitz(1995)通過研究，提出社會貼現率指數是經濟學家比較不同時間點經濟結果的重要工具，並指出社會貼現率呈指數形式。
基於上述理論，MartinL．weitzman(2001)提出了建立在“gamma折現”概念基礎上的解決社會貼現率問題的方法框架，從這個框架出發，人們所熟悉的指數貼現曲線可以看作是gamma貼現的一個特例，正如一個指數機率分布可以看作是總體gamma機率分布的一個特例。作者提出，儘管每一個人認為社會貼現率為一個常數，但很多人意願綜合在一起的社會貼現率卻是隨時間下降的。他以“WNO”(“WorldNationsOficial”or“WiseNeutralObserver”)的身份把專家分成兩組，第一組專家確定各個時期由於該項目導致的相關收入變化的總現值，以“期望消費等式”淨實際美元的形式賦值給各個時期。第一組包括m個專家負責評估全球變暖。專家i用模型i預測得出在時間t的消費等式淨現值為Zi(t)，以WNO的觀點來看，專家組1中的每個專家都具有相同的可信度；第二組專家被任命提出適當的時間權重A(t)，用來加總不同時間的淨現值Z(t)為一個單一的present—discountingexpectedconsumption—equivalentnetbenefits。第二組包括n個專家。j專家用j模型得出時間評估權重A(t)。正如WNO所理解的，社會貼現權重僅代表一種觀點，社會貼現率與其說是專家學者的觀測值，不如說是他們所相信的主觀判斷。因此，需採用更加精確的模型來決定A(t)。
以淨現值的貼現為指數曲線形式為前提，MartinL。Weitzman提出兩個假設。假設1：每個人的時間評估權重符合指數形式；假設2：指數變數{Xj)的分布密度函式f(x)符合gamma分布。然後經一系列計算可以得出A(t)及有效的貼現率表達形式。
“gamma”貼現的方法將人們對時間偏好的不確定性引入到社會貼現率的計算中，無疑提高了折現率計算的可信度，並最終給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計算公式，使社會貼現率的確定準確直觀。然而，作者採用gamma方法導出社會貼現率公式的前提“折現以指數曲線形式下降”，以及兩個假設“人們的時間偏好呈指數分布”，“指數分布中的變數呈gamma分布”仍需檢驗。很多經濟學家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Henderson，Norman和Langford，Ian(1998)通過行為學、經濟學、公眾選擇以及對現實收集到的大量累積數據進行相應的研究，以實證的方法論證得出了“雙曲折現”的結論。他們指出社會長期項目的經濟貼現率在本質上應該為雙曲線形狀，而不是指數形狀，行為學研究及經驗經濟學的研究都支持雙曲折現的假設；而且進一步指出即使行為學，經濟學，公眾選擇方面的證據還不能完全肯定得出雙曲折現的結果，對收集到的大量數據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很多人的以指數形式表述的時間偏好，疊加到一起，最終成雙曲線形式。他們還進一步提出，雙曲線貼現方法除了能比指數貼現方法更準確地反映公眾意願外，而且還能更加合理地解決長期項目的貼現問題，因此，其對費用一效益分析方法具有更加重要的實際意義。AngelinaLazaro，RamortBarberan和EncanmcionRubio(2002)通過對時間偏好TP的四個影響因素：時間、多態選擇性、延遲／加速不對稱性、作用領域的研究，也論證了雙曲線形式更能完善的表達社會貼現率。DavidLaibson(1998)研究結果也支持社會貼現率為雙曲線形式的論點。
3．基於歷史數據推算未來項目的社會貼現率：
①加權平均的方法。該方法是以資本的社會機會成本方法為指導，設法算出私人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及稅收的影響，再通過加權平均算出社會貼現率。
②以GNP增長率代替遠期未來項目的社會貼現率。AriRab提出將社會貼現率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時間偏好，另一部分是實際的
和經濟分析
社會貼現率根據這個公式，如果本金為A，年利率為100％，那么1年後的本利和為A（1＋1）＝2A；如果半年計算一次利息，那么1年後的本利和為A(1＋1/2)2＝2.25；如果把計算周期再縮短，1年內計息n次，本利和的計算公式就是A(1＋1/n)n；如果允許每時每刻都計息、即計算複利無窮多次（n趨於無窮大），本利和的結果是eA＝2.71828A；其中e為數學中自然對數的底，它的經濟學意義就是利率為100％時，不間斷計息在1年後所得到的收入對本金的倍數。因為有了利息，現在的一筆錢到了將來會增殖，而將來的一筆錢折算到現在會縮水，產生縮水的比率就叫貼現率。利率與貼現率其實是一回事。例如，當利率為10％時，現在的100元等於1年後110元；反過來，也可以說，當貼現率為10％時，1年後的110元的現值是100元。
貼現率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例如有一個投資項目，預計5年後能掙100萬元，你必須通過貼現率把100萬折算為現值，跟現在的投入相比，才能判斷這個項目是否合算。再如建一個核電站，30年以後報廢，清理費用是10億美元，如果不用貼現率，這個費用看起來很高，但是用10％的貼現率一算（用10億除以1.1的30次方），清理費用的現值是0.57億美元。知道了這個結果，就有助於進行當前的決策。
貼現率的概念在經濟學上意味著將來的錢沒有現在的錢值錢。把這個概念推廣到社會學上，就得出了社會貼現率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將來的事沒有現在重要。社會貼現率越高，意味著將來越不重要，人們越不考慮當前行為的後果。“今朝有酒今朝醉”是社會貼現率高的寫照。社會貼現率取決於很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的預期壽命。對於一個臨刑的死刑犯來說，他的社會貼現率幾乎是無窮大，因為將來的事跟他已經沒有關係。戰爭時期的社會貼現率比和平時期要高，因為社會動盪，朝不保夕，人們對未來喪失了信心。類似地，治安狀況、人口結構、政治穩定性、道德水平等因素都會影響到社會貼現率的高低。社會貼現率高是一個社會出現危機的表現。
貼現率之所以存在並大於零，是因為人的生命有限，並且隨時有終結的可能。構想一下，如果人可以永遠不死，無論怎么樣也不會死，那么將來和現在就沒有區別。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情況確實如此。人類的壽命近似於無限（人類終究會滅亡，但滅亡的時間超出了現在的可知範圍），所以整個人類的貼現率近似於零。這個判斷的社會學含義就是人類所為一個整體要考慮到子孫後代的幸福，要把未來人的利益和當代人的利益同等對待。這也說明了環保和公益事業存在的原因及其重要性。
貼現率的主要作用是用來作經濟可行性分析。一個投資項目是否可行，要核算它的投入和產出。投入包括人力、資源、資本、原材料；產出包括多種產品，它們有各自的價格；另外還要計算項目報廢的處理成本和殘值。項目從建設到報廢可能要貫穿一個時期，而項目的支出和收入可能發生在不同的時點，只有把各個時點的花費和收入折算為現值，才能進行核算。核算的結果，如果賺錢，就意味著項目能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可行的；反之，如果賠錢，就意味著項目消耗了財富，是不可行的。
是不是所有賠錢的項目都不能開展？也不一定。有時候為了經濟之外的原因，例如社會公平，也可能犧牲經濟效率。一個項目可能不賺錢，但它使得窮人收入增加，富人收入減少，這個項目仍然有合理性——因為它增加了社會公平。但什麼是真正的公平很難界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這個問題超出了經濟學的範圍。在民主國家這種問題要拿到議會去辯論，根據辯論的結果，政府最後制定相應的政策。
從經濟學的角度初步地看，一項投資的淨現值只要等於零就是可行的。因為此時已經對設備提取了折舊，並計算了資金成本、人員工資，所有的生產要素都得到了回報，它解決了資金閒置和失業的問題。但此時沒有投資回報。只有在項目淨現值大於零的時候才有投資回報，這個回報就是項目淨現值大於零的部分，它的高低取決於組織該項目的企業家的才能，所以它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企業家應該得到的報酬。在正常情況下，企業家不會去做沒有報酬的項目，所以投資項目的現值總是正的。從社會資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項目回報越高越好，所以企業家賺錢越多，說明他對社會的貢獻越大。
經濟分析離不開價格，但有時候人們面臨的價格是扭曲的。如市場上交易有障礙，或者有壟斷，都會導致價格偏離均衡價格，這就需要用影子價格加以糾正。所謂影子價格，簡單地說，就是充分競爭條件下市場的均衡價格。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沒有影子價格這一說，價格就是影子價格，而對於不完善的市場，要作經濟分析就必須估算影子價格。過去我們搞的是計畫經濟，價格是人為規定的，也是扭曲的，所以改革開放初期世界銀行到中國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估算影子價格。
社會貼現率價格變動會造成經濟分析的不確定性。有的項目時間跨度很長，在這期間如果跟項目有關的產品和材料的價格發生變化，經濟可行性分析的結果就會出現偏差。例如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身邊很多商品的價格都發生了變化：工資漲了15倍，理髮漲了40倍，雞蛋漲了1倍，肉漲了5倍，電漲了3倍，手錶降了一半……這些商品本身價格變化的同時，全社會的商品比價也在變。可以說，商品比價變化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其原因是資源、技術和偏好變化導致的稀缺性變化。所以在建設大型工程項目的時候一定要慎重。像三峽工程這樣的項目，壽命可能上百年，在論證其可行性的時候，首先應該考慮到價格的變化。如果不考慮價格因素，再多的技術論證也是一紙空文，因為它不能保障項目建設能為社會創造出財富。但實際上，幾十年、上百年以後的價格誰也捉摸不透，因此這種項目的結果很難判斷。至少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項目是好還是壞是難以預料的。
在項目分析中，有一個難題，就是跟環保有關的費用計算。凡是經濟建設，難免會有負面作用，比如破壞生態、污染環境、損害安全等。對這些副作用我們應該儘量避免，但又不可能完全避免，所以我們要把它作為費用計入項目中，以更準確地衡量項目的合理性。問題在於，空氣、河流、人等物品不是商品，沒有價格，對它們的損壞也就難以計價，所以對此只能用間接的辦法去猜測。猜測的辦法包括補償法（從事有害健康工作的勞保費）、賠償法（醫療及事故的保險和賠償數額）、恢復法（恢復生態環境所需要的費用）、比較法（和類似的情況作比較）等，這些方法得出的結果不盡準確，但有助於全面地評估項目建設的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