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
最早的詩歌是民歌，在口頭流傳，有文字以後，始錄於冊。先秦之世，北方有《詩經》，是我國第一部漢文詩歌總集，收集了春秋以前黃河流域及長江以北的江漢流域的詩歌305篇，分為“風”（各地方民歌）、“雅”（周京都貴族詩歌）、“頌”（宗廟詩歌）三部分。詩經以四言詩為主，重章疊句，自由押韻，運用賦（直陳）、比（喻）、興（托物興辭）等手法敘事抒情，對此後2000多年的漢文詩歌有深遠影響。
南方有戰國時代屈原在楚文化背景下創作的《楚辭》。《楚辭》以上古楚音韻押韻，普遍使用對偶與比興手法，意境神奇，辭藻華麗，形容鋪張，抒情樸實真切，以《離騷》最為著名。
漢代設定官署樂府，所采詩歌稱為樂府詩。樂府詩繼承《詩經》風格，但以五言詩為主，押韻，如《焦仲卿妻》（《孔雀東南飛》）。又有古稱，體例同樂府詩，如《迢迢牽牛星》。自魏晉至隋，詩體多仿樂府，仍以五言詩為主，也有四言短歌，又出現七言詩，皆押韻。最著名的詩人有：曹操詩風格悲涼慷慨，如《觀滄海》；曹植為建安詩人代表，風格清新壯健；陶淵明為田園詩人，風格樸實淡雅，如《歸園田居》；鮑照作七言詩，如《擬行路難》等。
唐為古詩極盛時代，僅見於《全唐詩》一書，就有2300多個詩人近5萬首詩歌，除原有的樂府詩體、古詩體外，又發展出律詩、絕句等體裁。律詩注意格律，講究平仄，音節和諧，章句整齊，有五言和七言兩種，每首八句，要求二、四、六、八句押韻，中間的四句對偶，成為兩聯，最後兩句意思連貫。絕句也講究平仄，但不嚴求對偶，每詩四句，似截律詩之半。
唐詩流派眾多，風格各異，以李白、杜甫、白居易最有影響。李白的詩華美飄逸，豪邁奔放，雄偉磅礴，有“詩仙”之稱；杜甫的詩則氣象雄渾，精工老道，現實可感，有“詩聖”之稱；白居易的詩平易通俗，長於諷喻，如《賣炭翁》、《長恨歌》等。
五代始有填詞，宋代最盛。詞突破了律詩絕句整齊的句式，按一定的曲調填寫，稱為長短句，仍須講究平仄、押韻和對偶。北宋詞人蘇軾，其詞豪放英發，如《念奴嬌·大江東去》、《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女詞人李清照，其詞婉約，有《如夢令》、《醉花陰》等名篇。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其詞奮發激越，如《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
元代散曲，是傳統韻文在金代“俗謠俚曲”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文學體裁。散曲有小令和套數之別，小令是只曲，套數是組曲，各有帶地方各彩的曲調和聲腔，其風格較詩詞更加質樸活潑，詼諧風趣。著名漢族散曲家如馬致遠，寫下散曲100多首，其中的《天淨沙·秋思》膾炙人口。
明代詩壇上，首屈一指的詩人有高啟，其詩豪宕凌歷、縱橫馳騁，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青丘子歌》、《田家樂》等。于謙的詩，不事雕琢，明白如話，其詩《石灰吟》以情懷高潔被廣為傳誦。陳子龍為明末詩人，其詩悲壯，以七律見長，如《遼事雜詩》。少年名詩人夏完淳，其詩慷慨激烈，其事跡與詩篇共為時人傳頌，如《別雲間》、《自敘》等。
明代民歌空前繁榮，引起文人的重視與收集，或稱為明代文學之“一絕”。流傳久遠的的如《劈破玉·分離》、《山歌·月上》、《吳歌·打要》等。
清代可誦的詩詞如黃宗羲《山居雜詠》、顧炎武《秋山》、《海上》、王士楨《秋柳》、朱尊彝《風懷詩》、陳維嵩《醉落魄·詠鷹》、袁枚《秦中雜感》、《沙溝》、龔自珍《已亥雜詩》等。近代以來，出現了許多歌頌反侵略鬥爭的好詩篇，如張維屏《三元里》、魏源《寰海十章》、梁信芳《牛欄岡》等。又有夏曾佑、梁啓超、譚嗣同倡言“詩界革命”，主張擺脫舊體詩束縛，用新語句表達新思想。新體詩的代表如黃遵憲寫的詩集《人境廬草詩》、《日本雜事件》等。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詩界提倡白話新詩，廢止文言古詩及舊格律體，當時的主流是學習西方自由詩體，形成五四新詩體，也有借鑑民歌形式寫的民歌白話詩。五四著名詩人如胡適、郭沫若等。五四新詩最著名的有胡適詩集《嘗試集》，為開拓之作，樹立了“五四”新詩的里程碑。郭沫若詩集《女神》，為典範之作，創立了嶄新的詩形，其詩氣勢雄偉豪邁，反映了“五四”時代的精神風貌。愛國詩人聞一多的詩集《紅燭》、《死水》以表達熾烈的愛國熱情和詩句凝練，獨具特色。青年詩人殷夫的《血字》、《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柔石《血在沸》、胡也頻《長風曲》、蒲風《鴉聲》、《第一顆子彈》等眾多革命的詩篇，為血與火的鬥爭時代樹立了豐碑。魯迅也寫過新詩《夢》、《愛之神》等，但膾炙人口的是他的幾首工律，如《無題》、《自嘲》、《亥年殘秋偶作》等。
在現代詩壇上，臧克家的詩集《烙印》、《罪惡的黑手》，艾青詩集《大堰河》、敘事長詩《火把》，田間的長詩《給戰鬥者》，柯仲平詩集《從延安到北京》，何其芳詩集《夜歌》，陳輝組詩《平原小唱》、《守住我的戰鬥崗位》，等等，真實地反映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壓榨下，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和他們的反抗力量。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漳河水》、張志民《王九訴苦》、李冰《趙巧兒》、賀敬之詩集《笑》、《朝陽花開》、嚴辰的詩集《唱給延河》等，成功地運用了北方民歌的形式表現農村反封建的偉大革命鬥爭。此外，肖之《我又來南泥灣》、魏巍詩集《黎明風景》、郭小川《牧羊人的小唱》、公木《苛嵐謠》、戈壁舟《自衛軍》、劉御《這不過是鬥爭的開端》、柯崗《采椒》、白刃《前進的回聲》等詩作，以不同形式歌頌了人民的革命鬥爭。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鬥爭中，曾經創作了數十首舊體詩句。這些詩句風調奇絕，描寫景物則神采飛揚，抒發情思則淳厚精警。作品真切地反映了革命領袖指點江出、叱吒風雲之精神風貌與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現了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排山倒海的磅礴氣勢和翻天覆地的偉大力量，在國內外廣為流傳的篇章如《西江月·井岡山》、《七律·長征》、《沁園春·雪》、《水調歌頭·游泳》等。
散文
漢文散文最早見於《尚書》中的《盤庚》篇，其文字古奧難讀，保存原來面貌較多。先秦有諸子散文，如《論語》、《墨子》、《莊子》等，以議論見長；又有歷史散文，如《左傳》等，善於敘事。
漢代散文有政論文，如賈誼《過秦論》；又有史傳文，如司馬遷《史記》；還有介於詩與散文之間的漢賦，辭藻華麗，排比輔張，如司馬相如《子虛賦》、張衡《西京賦》等。
魏晉南北朝行駢體文，多以四言、六言為句，稱為“四六”文體，常使用重言、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法，講究駢儷對偶，以描寫山水景物見長，著名的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也有眾多的駢文由於作者片面追求堆砌詞藻典故而流於拙滯。
唐宋兩代散文，一反駢文呆板晦澀，以平易流暢為宗旨，如韓愈《師說》、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歐陽修《醉翁亭記》、蘇軾《前赤壁賦》、王安石《游褒禪山記》，文天祥《指南錄後序》等，都是有名的篇章。
元明以後，戲劇和小說在文壇上居顯著地位，散文相對落寞，但仍有一些名篇傳世，如劉伯溫《賣柑者言》、李夢陽《禹廟碑》、李攀龍《太華山記》、宗臣《報劉一丈書》、歸有光《項脊軒志》、袁宏道《虎丘記》、張溥《五人墓碑記》、張岱《湖心亭看雪》、黃宗羲《原君》、侯方域《李姬傳》、邵長衡《閻典史傳》、方苞《獄中雜記》、姚鼐《登泰山記》、汪中《哀鹽船文》、龔自珍《病梅館記》等。
近代以來，梁啓超倡行“新文體”，以條理分明、辭句淺顯、富於感情為宗旨，不受舊文體限制，其代表作如《少年中國說》，行文浩蕩，如江河奔騰，一往無前。“五四”運動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散文面目從此一新。現代散文中出現以解剖社會現象為主的新文學形式——雜文。如李大釗《今》、《政客》、《萬惡之源》；陳獨秀《勞工神聖與罷工》、錢玄同《隨感錄·四四》、劉半農《答王敬軒先生》、《作揖主義》等。魯迅寫的雜文最多，其風格如投槍匕首，猛烈攻擊舊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腐朽黑暗、小市民的各種墮落惡習，有《墳》、《熱風》、《且介亭雜文末編》等共十數本雜文集。此外，還有敘事與抒情並重的小品散文，如冰心《往事》、《寄小讀者》等，其博愛的思想和溫馨的風格感人至深。朱自清散文以美著稱，有散文集《背影》、《你我》等。方誌敏的散文《清貧》、《可愛的中國》展示了革命家高尚的情操和對祖國無比熱愛的感情。還有郭沫若的《羽書集》、《今昔薄劍集》、《天地玄黃》，茅盾的《蘇聯見聞錄》，何其芳的《畫夢錄》、《星火集續編》，李廣田的《畫廊集》等都是影響較大的散文集。
小說
漢文小說，可溯源至先秦載籍中的神話傳說。先秦寓言和兩漢以前的歷史散文對小說的創作也有明顯影響。小說創作的盛行在魏晉南北朝，以志怪和軼事為主要題材，如乾寶《搜神記》、劉義慶《世說新語》等。唐代以傳奇小說著述，如王度《古鏡記》、李朝鹹《柳毅傳》、自行簡《李娃傳》、蔣防《霍小玉傳》、元稹《鶯鶯傳》等。宋代出現白話小說《話本》，流傳至今的話本如《京本通俗小說》等。
明代有大量長篇小說問世，最著名的如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等。短篇小說集如馮夢龍的《古今小說》、凌濛初的《拍案驚奇》。清代漢文長篇小說，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鏡花緣》等，均為不朽佳作。短篇小說集最著名的，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近代以來，有譴責小說流行，如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等。
“五四”運動前後， 陳獨秀等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主張推倒舊的封建文學，建設新的通俗的抒情寫實的國民文學。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首開一代小說新風，其《阿Q正傳》則以深刻解剖舊中國病態的國民性而影響深遠。
其它如葉紹鈞的《一生》、《倪煥之》，冰心的《分》，廬隱《海濱故人》，謝冰瑩的《從軍日記》，沈從文（苗族）的《邊城》，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腐蝕》，老舍的（滿族）《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春》、《秋》，王統照的《山雨》，蹇先艾的《狂喜之後》，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柔石的《二月》，葉紫的《豐收》，張天冀的《華威先生》，沙汀的《代理縣長》、《還鄉記》，艾蕪的《豐饒的原野》、《山野》，黃谷柳的《蝦球傳》等著名小說，從不同角度和深度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現實。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馮鏗的《紅的日記》、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歐陽山的《高幹大》、柳青的《種穀記》、草明的《原動力》、馬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袁靜和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孫犁的《荷花澱》、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劉白羽的《戰火紛飛》、秦兆陽的《老頭劉滿屯》、邵子南的《地雷陣》、楊朔的《月黑夜》、華山的《雞毛信》、管樺的《雨來沒有死》、峻青的《小偵察員》、周潔夫的《師徒》、魯煤的《雙紅旗》、李納的《煤》、雷加的《鱔魚》、韋君宜的《三個朋友》等著名小說，反映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舊世界、創造新生活的革命鬥爭。
劇本
劇本作為書面文學的一種形式，起於宋，盛於元，傳於明清，改革於近代。著名的元雜劇作家及劇本有：關漢卿《竇娥冤》、王實甫《西廂記》、白樸《牆頭馬上》、馬致遠《漢宮秋》、鄭光祖《倩女離魂》等。
元代流傳於浙江、江蘇、江西、安徽等地的雜劇稱為南戲，最著名的南戲劇本是高明的《琵琶行》。明清兩代的雜劇以湯顯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最為著名。
近代以來，一些開明人士倡導戲劇改良，主張改良戲曲內容，並在方法上學習西洋戲劇，此時期出現了一些新劇目，如陳季衡的《武陵春》、黃吉安的《林則徐》、逋飛的《俄占奉天》、肖山湘靈予的《鑑湖女俠傳奇》、汪笑儂（滿族）的《哭祖廟》等。
辛亥革命以後，興起話劇（又叫新劇，或文明戲）運動，一些進步劇社演出《黑奴籲天錄》、《秋瑾》、《茶花女》、《熱血》等新劇。
“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學運動倡導戲劇革命，繼胡適首作話劇《終身大事》之後，有葉紹鈞的《懇親會》、陳夫悲的《幽蘭女士》、歐陽予倩的《潑婦》、洪深的《趙閻王》、丁西林的《一隻馬蜂》、郭沫若的《屈原》、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和《午飯之前》、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陳白塵的《升官圖》、吳祖光的《捉鬼傳》等，都是當時很有影響的新劇本。解放區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王大化、李波、路由編劇）、新歌劇《劉胡蘭》（魏風、劉蓮池、朱丹、嚴寄洲、董小吾編劇）、《白毛女》（賀敬之、丁毅執筆）、《王秀鸞》（傅鐸編劇）、《鋼骨鐵筋》（蘇里）等，深刻地反映了根據地人民的革命鬥爭，還有楊紹萱、齊燕銘新編的京劇《逼上梁山》、馬建翎藉助秦腔編寫的新歌劇《血淚仇》等，都是劇作改革的成功嘗試。
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在“五四”以後興起，以瞿秋白《俄鄉紀程》、《赤都心史》、丘東平《第七連》、夏衍《包身工》、劉白羽《游擊中國》、周而復《諾爾曼·白求恩斷片》、周立波《晉察冀印象記》、沙汀《隨軍散記》、華山《窯洞陣地線》、陳荒煤《誰的路》、曹白《呼吸》等為著名作品。
台灣近代文學
從1895年至1945年，台灣淪入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但是，台灣人民心向祖國，台灣文學保持著中國文學鮮明的民族風格，是中國文學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台灣也出現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的新文學運動。其代表人物有賴和，被稱為“台灣文學之父”，其作品如小說《一桿稱仔》、詩歌《覺悟下的犧牲》等。又有楊逵，被譽為“壓不扁的玫瑰花”，著名小說如《送報》、劇作《豬哥仔伯》等。還有吳濁流，其著名小說如《亞細亞的孤兒》、詩集《濁流千草集》等。繼承中國文學傳統的寫實主義風格，真實地反映了台灣人民的生活和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