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河套人中國新人化石。1922年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烏審旗薩拉烏蘇河河岸砂層中發現。地質年代屬更新世晚期。所發現的化石有左上側門齒一枚。齒的大小與現代人相似，齒冠結構具有原始特徵。1956年在該區域又發現頂骨化石一塊和股骨一段。“河套人”遺址，在中國乃至世界是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等領域均具有較大影響的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對研究人類的進化過程和晚期智人的體質特徵及舊石器晚期文化類型特徵等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它是中國境內最早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在未發現“河套人”以前，中國究竟有無舊石器時代遺存，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謎。“河套人”的
河套人地理位置發現，填補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掀開了中國古人類研究的帷幕。同時，“河套人”作為具有豐厚積澱鄂爾多斯文化的人文始祖，對於研究歷史悠久的鄂爾多斯文化的發展沿革有了追本溯源的科學依據，為進一步弘揚鄂爾多斯地區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河套人”文化遺址位於鄂爾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薩拉烏素河流域(今烏審旗河南鄉境內)。從上世紀20年代初以來，在薩拉烏素河流域烏審旗大溝灣一帶，發現了古人類的額骨、頂骨、枕骨、單個門齒、下頜骨、椎骨等化石。經古人類學家的研究，得出了這是三萬五千年以前生活在鄂爾多斯的古人類化石的科學結論。
歷史淵源
河套人位於鄂爾多斯高原南端的薩拉烏蘇遺址，是法國天主教神父、地質及古生物學家、北疆博物館（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創辦人桑志華（EmileLicent）20世紀20年代發現“河套人”的地方。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博物館副館長楊澤蒙介紹，法國人在薩拉烏蘇發現的“河套人”化石，是較早有準確出土地點和地層紀錄的人類化石。上世紀20年代以前，由於亞洲地區未發現確切的和古人類活動有關的資料，加之受“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影響，中國及亞洲地區究竟有無以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為標誌的早期古人類活動行蹤，是個懸而未解的問題。“河套人”的發現，拉開了中國乃至亞洲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帷幕。此後，“北京人”“山頂洞人”相繼被發現，使中國成為世界古人類四大進化鏈之一。楊澤蒙說，繼發現“河套人”之後，中國科學家多次對薩拉烏蘇遺址進行了考古和地質考察。截至目前，已發現至少10個較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點，分布在薩拉烏蘇河沿岸約40公里的範圍內。共發現人類化石、石器等文化遺物600多件。化石和石器
河套人河套人化石於1922年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烏審旗薩拉烏蘇河河岸砂層中被發現。他們的體質已接近現代人，牙齒的大小也與現代人相似，但頭骨和股骨骨壁則較厚，齒冠結構具有原始特徵。河套人生活的時代距今大約5萬至3.7萬年。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屬晚期智人。河套人使用的石器只經過簡單的捶擊法加工，體積極小，主要為刮削器、鑽具、尖狀器和雕刻器。同時期生存的動物有野馬、普氏羚羊、原始牛等45種，現時多數已絕種。生存年代
河套人 分娩專家對鄂爾多斯“河套人”測年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界對“河套人”生存年代的認識漸趨一致。董光榮，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他和中國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專家伊功明等，近年來依據地層沉積相變化和絕對年代控制，並採用同位素熱釋光方法和同位素光釋光方法，確定“河套人”生存的年代。據楊澤蒙介紹，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術界一直認為“河套人”生存於距今３．５萬年左右的全末次冰期（玉木冰期）中某一暖期。如今，隨著專家對新的測年研究結果的確認，“河套人”生存年代提前。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英國學者路易斯·利基在非洲的坦尚尼亞發現了一種命名為能人的化石人類，通過對能人、智人及現代人骨骼特徵的綜合分析，他認為能人是智人及現代人的直系祖先。據楊澤蒙介紹，從解剖學上看，已發現的“河套人”化石的體質特徵形態比尼安德特（人類進化階段的早期智人代表）類型的人類化石更為接近現代人，屬於人類進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階段，可能是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目前，古人類學中有關現代人起源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多地區進化學與出自非洲學說之間的對立，人類化石是直接證據。隨著薩拉烏蘇遺址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不僅中國現代人究竟從何起源這一難題有望破解，而且該人類集團中所特有的東西文化交流特性，也將有一個答案。“河套人”生存提前3.5萬年。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博物館日前發布一條驚人訊息：中國學術界目前確定，內蒙古鄂爾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約7萬年至14萬年間，比過去認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萬年左右，原本在人類進化史上並不顯赫的“河套人”，成為破解中國現代人起源之謎的關鍵，這個結論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學界對現代人起源的爭論。而在現代人起源的問題上，多地起源說和非洲單一起源說的爭論由來已久。
相關認識
河套文化楊澤蒙說，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微生物學研究領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河套人”，目前還未進行正式大規模研究。從發現“河套人”至今，我國對“河套人”的研究停留在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在本地區的活動情況，圍繞“河套人”和薩拉烏蘇遺址開展的考古學、古人類研究不系統。楊澤蒙說，隨著社會的進步，學科的發展，對“河套人”和薩拉烏蘇遺址進一步深入系統的研究，有可能開啟中國乃至亞洲現代人起源、歐亞草原地區東西文化交流的世界性領域研究課題。內蒙古鄂爾多斯博物館的副館長楊澤蒙介紹，考古界對“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認為在5萬年之內。中國科學院蘭州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的專家通過對“河套人”生活地層內沙土的分析測定，其年代超過5萬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黃慰文說，在未發現“河套人”以前，中國究竟有無舊石器時代的遺存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謎。“河套人”的發現，填補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亞洲找到早於6萬年前，具有現代人體質特徵的古人類化石，就能把我國的晚期智人這一鏈條串起來。對“非洲起源說”是個有力回擊。依據非洲單一起源論，目前地球上各個人種都是十多萬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後代，這個非洲女性祖先被稱為“夏娃”。“河套人”如果距今7萬年至15萬年，將會有力地支持人類多地起源說。黃慰文說：“我們發現碳14同位素的方法測定範圍不超過5萬年，超出5萬年就不太準確了。後來，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董光榮和他的學生採用另一種同位素方法，熱釋光方法所獲得的結果為距今7萬年至15萬年。這些測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處挖掘採樣，條件相當艱苦，而且，上述結果也符合薩拉烏蘇動物群和地層學觀察對於遺址的判斷。認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約7萬年至14萬年間。”
他認為，過去東亞地區缺乏現代人的化石證據，使現代人“非洲起源”說在國際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同。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是200萬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但由於東亞地區缺少5萬年至1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證據，使這種連續性出現了缺失，而7萬年至14萬年間的“河套人”的發現，找到了中國人進化過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這一環，與隨後的“山頂洞人”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機的相連了，這正是“河套人”年代紛爭的真正意義所在。
文化遺址
河套人距巴圖灣水庫上游30公里處是薩拉烏蘇河套人遺址，7-14萬年前，人們的先人曾生息在這裡，是著名的“鄂爾多斯河套文化”和“薩拉烏蘇動物群”化石的集中產區，是人類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的天然地質博物館。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區狹長蜿曲的溝灣，地貌奇特，被譽為世界級的沙漠大峽谷。在原生態的峽谷內徒步探險，踏著先祖的足跡，領略先祖故土風光，偶爾還能拾到幾塊古人類或古動物化石，會讓你激動不己，驚喜萬分。對於“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學家都贊同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兩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稱，他們還是認同“河套人”的年代應該劃定在5萬年以內。同時，他們表示，認為大約200萬年前遠古人類走出非洲的觀點，在科學界沒有太多爭議，但認為10萬-15萬年前的現代人起源於非洲，這在目前爭議還很大，遠沒有形成定論。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於7萬年至14萬年間，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說，因為化石證據還是太少。面對不同的聲音，黃慰文認為，在人類起源的問題上，西風蓋過東風，和他有書信來往的英國考古學家羅賓·丹尼爾就曾表示，西方學術界包括認同非洲單一起源說的人，在面對東亞古人類考古結果時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發現，面對人類“非洲起源說”的證據則往往是寬容的。所以，考古學界應該提出更多的證據證明“河套人”的年代。最新發現
河套人1980年７月，內蒙古自治區南部鄂爾多斯高原薩拉烏蘇河遺址發現了距今3萬至6萬年的9件“河套人”化石，此次獲得的“河套人”化石之多，是半個世紀以來本地區歷次發掘出土數量最大的，有頭骨殘片、下頜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腓骨等。這些化石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現的。薩拉烏蘇河遺址位於鄂爾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薩拉烏蘇河流域。從這處遺址發現並享譽國內外的“河套人”化石，是遠東地區發現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河套人”是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一種人類，是鄂爾多斯古人類的代名詞，代表早期人類發展的較後階段，這種古人類的遺骸化石和文化遺存首先發現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參加實地考察的科學工作者認為，“河套人”及其文化的新發現，為研究“河套人”的gan體質形態、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劃分對比華北地區更新世晚期地層、探討古地理環境、研究鄂爾多斯沙漠的形成和演變，提供了豐富可靠的實物證據。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和地質所及甘肅省博物館、內蒙古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文化工作站的專家，正在對薩拉烏蘇河舊石器時代遺址進行研究。
遠古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