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權力資本化”指的是利用自身擁有的政府公共權力，以及通過資本的經濟活動來獲取政治特權的方式，來謀取個人或集團的非正當的額外利益或壟斷利益的行為。形成條件
判斷政治權力結構中的權力是否資本化，應當看是否滿足了三個條件要素。一是社會形態是否具備承認資本的經濟權力、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資本價值增值的需求；二是政府是否具有絕對政治權力來實行市場管制、強力干預市場交易，對社會資源具有強制性支配力；三是政府的政治權力擁有者或利用資本的經濟權力購買到政治權力的購買者主觀上是否存在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購買到的權力來攫取額外利潤或壟斷利潤的動機。我國轉軌期政治結構中的權力資本化路徑
權力資本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權力存在形態，是政治權力資本化和資本經濟權力政治化雙層面互動與結合的產物。在我國轉型期，由於體制接軌存在缺陷和市場機制不完善，權力資本化利用新的路徑不斷形成和擴張，進而衍生影響深化改革、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等明顯的外部性效應。因此，抑制權力資本化的形成、膨脹與蔓延的路徑，是我國推進改革、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必須重視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權力資本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權力存在形態，不是政治特權謀求經濟權力的單一層面，而是政治權力資本化和資本經濟權力政治化的混合產物，它充分體現著政治權力向經濟領域、經濟權力向政治領域相互滲透的內在要求。從政府的公共性和資本的外部性來看，政府的政治權力和資本的經濟權力存在著內在矛盾，但研究轉軌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可以看出，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政府的政治權力和資本的經濟權力是必然要結合的而且能結合得相當默契，這就使得政府的政治權力具有資本的經濟特徵，資本的經濟權力具有政府權力的政治特徵。當前，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推進，在政治權力結構體系中的權力形態出現了權力市場化、商品化和資本化的異化趨勢，而權力資本化是權力異化形態存在與發展的本質特徵和目標形態。
一、傳統社會政府的政治權力的釋放形態
在我國的傳統計畫經濟社會，政府直接占有公共財產，壟斷經濟資源，從具體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到整個國家的巨觀經濟調控（社會經濟發展）都是實行全面干預，不存在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主體和市場交易過程。而即使政府的政治權力擁有者或利用資本的經濟權力購買到政治權力的購買者主觀上存在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購買的權力來攫取額外利潤或壟斷利潤的動機，但傳統的計畫經濟社會政府的政治權力並不具備權力資本化的另兩個條件要素，因而在我國的傳統社會裡，並無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相結合實現權力資本化的客觀路徑。在傳統社會權力的存在形態和釋放形態體現為政治權力的單一層面異化。在傳統的計畫經濟時代，政府利用黨、國家和社會一體化高度集權方式，採用行政性、指令性的手段整合社會，壟斷和支配社會資源，控制私營資本的存在及其市場行為。由於沒有私營資本主體的存在，自然就不存在政府政治權力與資本經濟權力相結合，謀取特殊利益的客觀可能性。政府的政治權力異化的基本表現形式是“拉關係、走後門”，憑藉親朋好友、政府官員的人情關係和人事關係，在安排工作、分配住房、提職調動、入黨升學等方面行使特權，並不存在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相結合謀取特殊利益和實現資本價值增值的客觀基礎，並且權力擁有者所得利益還相當有限。這種權力異化並不能稱之為權力資本化，但其卻為以後的權力資本化的形成提供歷史前提和制度基礎。
二、轉型期政治權力結構中權力資本化的路徑依賴
當前，我國正處在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轉型期，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和發展，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機制逐步轉變。而伴隨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的混合發展，社會生活將發生更大更快的變化，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的分化也將更加明顯，經濟因素在社會關係運轉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由凸顯行政權力主導社會秩序的政治一元化社會轉為經濟因素在社會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經二元化社會。反映到政治層和管理層，就是資本在社會關係中和權力場中所擁有的控制力也將越來越大，政治權力結構中權力資本化的色彩也將會越來越濃。當前我國政治（權力）結構中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相結合、政治權力結構趨於資本化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路徑。
一是基層公選制的推行。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當前我國較基層部門領導人或部門工作人員越來越多地通過公選產生。參選人範圍很廣，但在目前，最終中選的人除符合一般的條件外，還附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權力基礎或資本實力。中選人在參選時更多的宣稱代表公眾利益，總是利用自身擁有的權力本錢或資本實力，予以選民一定的現利或期利，獲取選民的選票。而選民為了獲得參選人的利益承諾，極有可能把手中的民主權利和選票當作商品出賣，因而擁有一定資本實力的參選人，中選的機會更大。而事實上這類中選的人不過是想通過選舉獲得個一官半職的，撈點政治資本，而出於滿足資本不斷尋求擴張的本質利益索求，中選者很有可能背棄曾經的許諾，利用政治權力謀取自身的利益，經營並擴大資本實力。
二是民營資本的滲透。這是資本經濟權力政治化、資本的經濟權力滲入政府政治權力場並利用政治權力場謀取經濟權力的突出表現。為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協調發展，國家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引進民營資本，給予民營企業許多優惠政策。一些名望較高、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家為在政府中謀個一官半職的，為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經營關係網、鋪平道路，使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更好的結合，也都競相入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一些基層領導幹部等。於是，許多民營企業家們總是利用的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已有的關係，明著許以現利或期利（如承諾搞項目投資、地區投資、家鄉投資，帶動項目事業發展、地區經濟發展、家鄉經濟發展，貢獻某項事業、某個地區或家鄉等）正經參選也好，還是暗著動用各種關係賄選也罷，總能撈個一官半職的。當順利入選後，這些民企家們的頭銜會立刻變為“某某委員、某某長、某某企業家”，相當響亮，相當有分量，堂而皇之的躋身政治權力場。同樣的，出於滿足資本不斷尋求擴張的本質利益索求，這些“委員們”一旦當選，也總會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職，利用自己在權力場的關係網，為自己的事業發展謀取利益，壯大自己的資本經濟實力。一些民企家對政治權力的滲透，使得權力結構體系中，資本的作用力和影響力將越來越大。在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的前提下，政治權力結構體系除具備某些原有的體系色彩和特徵外，還將具有資本權力化、權力階層化等新的特徵。
三是企業改革的管理層收購。傳統的計畫經濟時期，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財產屬於國家或集體所有，企業的經濟發展戰略此時完全服從國家的政治目標，企業領導者既是企業管理者又是國家公務人員，具有雙重身份。目前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企業改革已經深入到產權改革深水域，一些地方政府為謀求區域經濟利益，通過管理層收購方式變賣、賤買國有企業，一夜間造就了眾多合法的私有企業家。其中大多私有企業家的資本並不是通過純粹的商業經營積累起來的，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權優勢，掌控資源優勢，制定收購規則，主導企業市場化改革，通過產權制度的安排使獲得的財產合法化，並利用市場機制獲得廉價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實現了對國家財產的合法占有（當前我國法律還未能明確管理層的這種行為是否違法）。企業經產權改制後，其歸屬由原來的國家或集體所有，轉為管理者的私人或小集團實際占有，必然要發生與原先國家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價值趨向。企業由國有或集體所有轉為私人或小集團所有，企業私有者由既是企業管理者和國家工作人員轉為只是單一的企業管理者，但是企業私有者同時收購的不僅有獲得的廉價企業資源，同時還有隨企業一同轉嫁過來的無形的政府權力。企業私有者為謀求企業利益，總會利用其自身原有的政治資源和企業一同轉嫁過來的無形的政府權力，甚至利用政府官員通過設定障礙性壁壘限制其他市場主體進入和競爭，實現了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結合，形成行業競爭優勢，攫取行業壟斷利潤，達到企業資本的價值增值最大化。
四是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尋租。這既是政府政治權力異化的路徑，又是資本的經濟權力謀求政治權力的終極目標和終極路徑。權力尋租的主體是具備支配政府資源絕對權威的政府機構或其機構中的某個具體官員，政府官員的腐敗就是權力尋租的必然結果。權利主體要實現權力資本化就必須還具備承認資本的經濟權力、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資本價值增值的需求，以及政府具有絕對政治權力來實行市場管制、強力干預市場交易這兩個條件。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逐步完善並不斷發展，政府著力並不斷培育市場，完善市場機制，不僅允許而且不斷鼓勵非公經濟發展，使資本的經濟權力不斷擴張。同時，又由於目前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健全，市場運行機制還不太合理，現實中依然存在著諸多依靠市場機制本身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在一定限度內掌握必要的經濟資源和參與必要的經濟活動來彌補市場缺陷。因此，資本的經濟權力與政府的政治權力結合在這一歷史發展和經濟體制背景下具有某種天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政府中掌握著干預經濟行為權力的官員出於理性經濟人的考慮，在干預市場經濟過程中必然會通過政府權力對政府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政治分配，實施市場進入限制造成有租可尋的稀缺機會，謀取自身的利益。而資本的經濟權力為了增大獲取這種稀缺機會的機率，必然要對政府的政治權力進行滲透，進而利用用資本的經濟權力換來的政治權力來實現資本價值增值的最大化。如此，政府的政治權力與資本的經濟權力一拍即合，各謀所求。政府的政治權力製造有租可尋的稀缺機會，謀取自身的利益，必然會導致權力異化、滋生腐敗。在轉型期，從土地批租、金融腐敗和公司上市以及企業產權改制過程中出現的程式腐敗，直至買官賣官，無不顯示著政府的政治權力尋租行為的抬升勢頭。政府的政治權力的尋租行為必然會強化政治權力結構資本化的色彩，並為資本的經濟權力攫取政治特權提供更多的制度路徑。
權力資本化的誘發性因素
大多開發中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權力資本化的現象。權力資本化的存在有其社會發展背景、制度基礎和體制空間，具體來說，我國轉型期權力資本化的產生，是由於在社會轉軌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法制不健全、政府職能不明確、市場行為不規範以及權力監督的微弱和制衡的無力等諸多因素混合的產物。1、權力對資源的壟斷與支配性，這是權力資本化最根本的制度條件。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對各種資源進行科學、合理、高效配置並獲取高效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資源的分配原則是“按要素分配”。雖然市場經濟體制承認資本的經濟權力，政府的政治權力往往也受到資本的經濟權力的限制，也就是說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並決定政治權力的運行，但各種要素的社會結合方式是由一定社會權力結構所決定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權力就是對資源的控制力，這裡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政治權力主體總是根據其總體發展目標函式決定資源配置，利用政治權力的強制性支配力，決定著經濟成長的要素組合。因此，政治權力主體為達到謀取經濟權力、實現資本的價值增值運行目的，總是利用體制缺陷和機制不完善，通過直接占有或支配公共財產的機會獲取額外利潤，尤其是在壟斷領域，政治權力主體和經濟權力主體聯合通過控制要素供給、限制市場準入、設定市場遊戲規則等方式，設定壟斷特權壟斷市場機會，攫取高額壟斷利潤。
2、人的欲望的無限性，這是權力資本化存在的內在因素。政府的政治權力異化為特權利益和權力資本，無論有多少政治的、經濟的或是環境的因素，最終還要歸結於人性的自利性、物慾性因素。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同的利益主體都在尋求自身的價值定位，社會的各種欲望和貪念在躁動、激盪。由於人的欲望的無限性與資源的有限性總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權力主體不得不謀取特權進而來謀取額外利潤，另外社會的物慾化思潮也在誘發權力主體過分利用權力掠奪財富。由於政府的政治權力也受到資本的經濟權力的限制，而權力主體又經不住經濟權力的誘惑，權力主體總是要敢冒被法律嚴懲的危險，通過多種非正當方式攫取特權利益，使自己成為集政治特權和經濟權力於一身的權貴官僚。儘管政府制定各種法律制度，嚴懲腐敗行為，腐敗分子一個接一個被挖除，但依然存在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相互勾結謀取政治特權和資本價值、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腐敗現象，問題的根底就在於人對私有利益的無節制追求。
3、轉型期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機制不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對各種資源進行科學、合理、高效配置的體制模式，客觀上要求與之匹配的法律法規與管理制度能保持一定的運行效率，從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的健康運行和社會資源的高效益利用。但大多開發中國家在社會轉型期，由於存在市場發育不良的問題和政府利用行政權力配置經濟資源並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權力過大的現象，因而存在著滋生腐敗的制度基礎。我國作為一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由於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法規和管理機制不完善，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國企轉制過程中，難免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勾結，利用市場體制缺陷和管理不規範，設定市場遊戲準則、壟斷一定的資源、盜竊公共財產、實現權力資本的價值增值並損害公共利益的腐敗現象。
4、轉軌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權力運行過程缺乏制衡機制。在新舊體制轉軌期間，新舊體制間很難實現完全銜接，這就造成了新舊體制間的空擋，並且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還不協調一致，政治體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這些都顯現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所在，也為權力主體在投機心理的驅使下，利用政治體制改革和管理機制的缺陷，侵占公共資源、實現權力資本價值增值提供了體制空間。權力資本的不斷膨脹蔓延，除了來自製度和體制還處於轉軌狀態、政治體制改革還存在某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運行缺乏平衡與制約機制，民主化和法律化程度比較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體制轉軌間，政府對社會、企業和市場在管理內容、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都缺乏規範，經常出現管理範疇外的越權行為，這種無制衡的不規範的越權行為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對各種資源尤其是經濟資源的一定程度的行政壟斷，從而為利用特權謀取特殊利益提供了便利。
權力資本化的外部效應
權力資本化作為一種特殊權力存在形態，具有明顯的外部效應。由於其與民主、法治、公平競爭的社會變革和市場化變革相悖，它的孕育、生長及其擴張，已成為擾亂市場經濟秩序，致使政府市場調節失靈，阻礙市場經濟的成熟與發展的重要因素；成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順利推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形象和效率的障礙性因素。1、社會公正的稀缺效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實質上就是由原來單一計畫經濟的結構向市場多元有機結構轉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正和差距懸殊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問題，這關係到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平等規則和社會公正的實現。在向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一部分掌控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特權者，利用社會轉型、企業產權改革之機，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和不當占有，使權力資本不斷膨脹，這必然進一步造成不公正分配和拉大收入差距。分配公正是社會公正的一個至關重要的一個層面，對社會資源尤其是經濟資源分配的不公正必然造成公眾對社會公正的質疑直至失望，並將直接導致社會公正稀缺和淪失。
2、社會群體的分化效應。因權力資本化而導致的社會不公正和收入差距拉大，也必然會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動。除從事教研、醫療、律師、外企業領域等工作並有著不薄收入的群體被視作中間階層外，通過侵吞國有資本，而從工薪群體中“超然”而出，成為財富增長最快、社會影響力和支配力最強的新型群體，即權貴資本家或官僚資本家；企業改制後的大部分工薪群體則成為時刻擔心已得利益保障度、並不斷訴求政治上和經濟上各種利益的中等偏下階層，即新市民階層；在企業改制中被剝離的下崗、離崗成員在接受一定的利益補償後，而成為被現代城市邊緣化的困難群體；而在市場化改革和企業產權改革中未直接涉及的農民則一直是社會的下層群體。
3、公共權威的消減效應。社會公正的缺乏、利益群體分化以及政府官員的權力尋租行為必然使政府的公共管理、社會整合的難度加大。在市場化改革中權力資本化所表現出來的分配不公和現實國家體制與意識形態對這種不公正的難以解釋，以及嚴重損害公共權力機關形象的政府權力尋租行為，削弱、降低了政府權威、政府影響力和公信度，使社會成員在強烈的利益反差中開始抱怨激憤，對政治生活開始表現出冷漠和牴觸情緒，對形成中的國家體制、社會體制和結構產生漠視、疏離、抗拒等不同反應，這對新公共管理體制和新社會秩序體系的形成構成了社會壓力和公共挑戰。
4、經濟資源的耗損效應。權力資本要實現價值增值，不是依靠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的手段，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來實現，而是依靠政治特權和經濟資本的強支配力結合，來破壞市場經濟規則，非法壟斷和侵占社會資源，尤其是侵占社會資源中的經濟資源。壟斷者一旦利用非法手段掌控經濟資源，必然會任意揮霍、片面追求資本的價值增值，根本不注意資源的節約和合理、科學利用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使社會經濟的發展呈現壟斷保守、不健康不穩定的狀態。政治特權者利用政治權力進行尋租活動而攫取的大量額外收入，幾乎都被個人享樂性揮霍，造成大量的本可用於生產性投資的社會資源被損耗。
5、社會價值觀念的潰散效應。在改革過程中，中國社會思想觀念由單一向多元取向分化，社會成員被賦予更多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的自由空間，並且其價值取向正趨於個性化、現實化。政府作為主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倡導者和引導者，由於權力資本的存在而造成資源獲取和占有機會的不均等，既損害了政府維護社會公正、公平的形象，又破壞了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社會公平競爭原則，造成利益反差極大，不僅人為地加大了社會成員的不平衡心態，而且使社會成員開始產生對政府公信度的質疑和社會公正的失望，開始以強調自我、張揚個性來主導自己的行為，導致本就影響力微弱的原有社會價值觀念體系更趨於崩潰的邊緣。並且在利益關係調整過程中，一些群體利益受到損害，極易產生群體性的非理性的不滿情緒，形成社會不穩定的潛在隱患。
權力資本化的路徑控制
在轉型期，由於體制缺陷和機制的不完善，政府的政治權力與資本的經濟權力通過各種路徑相結合，利用各種方式謀取特殊經濟利益，構成權力資本化這種新的社會資本形態。這種新的社會資本形態給我國深化改革、社會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因此，抑制權力資本化的形成、膨脹與蔓延的路徑，是我國深化改革、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必須重視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是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依法行政的民主政府、法制政府。改革的重點就是要徹底改變原有政治體制中凸顯的權力過分集中問題，特別是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和決策機制問題。沒有政治權力約束的人，極有可能淪為資本權力的俘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統治的真正內涵就在於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尤其是對領導者個人集權的限制，就是要建立科學民主決策的機制、社會公示和公證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依法行政，構建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加大權力主體利用特權實現資本增值的機會成本，消除集權者和特權者利用權力謀取經濟利益的客觀體制基礎。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也要不斷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完善、規範基層民主選舉制度，警惕基層民主權利變成商品，不斷健全、強化對基層領導幹部的權力約束機制，從制度和機制上遏制基層民主選舉中存在的經濟權力投機的制度基礎，從源頭上有效遏制基層領導幹部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各種腐敗行為。
二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和發展市場運行機制。政府的政治權力與資本的經濟權力之所以能相結合實現權力資本化，就是利用新舊兩種經濟體制接軌過程中的空隙，因此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儘快破除計畫經濟體制，加快完善和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體制的接軌，消除權力資本化的經濟基礎和體制空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快構建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對各種資源進行科學、合理、高效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這就應培育市場競爭機制，規範市場秩序，規範政府對民營資本和外資的引進、整合與優惠政策，抑制政府權力在市場機制中的強制性支配力，弱化政府在市場管理中的全能管理者角色。現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和突破點就是國有企業改革。針對目前國企產權改革中出現的管理層利用手中職權和體制真空，內外勾結、違規審批、隱匿轉移、侵占私吞國有資產並嚴重損害職工利益的不合理現象，要儘快制定相關法規和政策，完善國企產權改革制度，規範市場化改革機制，抑制權貴資本和官僚資本的非法形成與膨脹，有效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維護廣大職工的正當利益，消除部分管理者利用職權攫取公共財產、實現資本價值增值的制度基礎。
三是加強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規範政府行為。權力資本之所以能形成並不斷膨脹，主要是政府擁有對各種資源的政治強制支配力，並且這種支配力在體制和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被非法的不合理利用，形成壟斷利益和資本的價值增值。這就需要對政府權力對各種資源的支配力加以制衡和監督，應當摒棄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限權力政府。一是要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做到政府部門權責明確，即要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發揮市場機制，放權讓市場和社會去管理本應屬於市場和社會管理的事務，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共管公共事務的三元公共管理結構，轉變政府的行政權力“無處不在、無所不管”的一元主導管理模式，在權力的源頭上最大限度地控制政府權力的干預範疇。二是加強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依法行政，規範政府行為，即政府部門要不斷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依據《行政許可法》等相關法規規範、約束政府行為並監督和制約權力運行過程，依法控制政府權力，使政府在行使公共管理的權力運行過程中遵循公開、公正、公平原則，做到程式正當、合法。
四是加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在原有政治或經濟體制中，權力高度集中或權力過於干預，直至權力失控、產生權力資本化的不合理不合法行為，一個重要因素是法制建設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監督機制。而要對權力進行制衡和有效監督，一是要加強法制建設，強化法制監督，要繼續加強規範行政權力的立法工作，健全政府部門的法制體系，並要求政府部門及其人員要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範圍內行使職權，不準越權、濫用權力，形成對政治權力的立法控制，徹底消除以言代法、以權代法、權大於法的人治現象，加大集權者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受懲機會和受懲力度。二是要建立健全外部監督機制，強化權力防範力度，即政府行使權力不僅要做到自我規範、自我約束和自我控制，還必須接受外部的監督和限制，這就需要構建嚴密的立體化外部監控體系，即構建行政立法控制行政權、人大和司法監督行政權、社會公眾和輿論監督政府行為並暴露政府腐敗行為的立體權力制約體制，防止和抑制行政權力的濫用，消除權力資本化的法制基礎和社會基礎。
五是加強廉政建設，構建良性權力道德價值體系。權力資本化是政府的政治權力向經濟領域滲透、資本的經濟權力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的雙層面互動與結合，並非政治權力主體的單一滲透層面，但利用政治特權謀取額外或特殊經濟利益卻是雙層面互動與結合的終極目標。因此，加強廉政建設、構建良性權力道德價值體系也是防止權力資本膨脹與蔓延的內在的道德控制路徑。當前，應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大力加強廉政教育與宣傳工作，培育濃厚的社會道德氛圍，培養和提高權力主體乃至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通過加強對權力主體的權力道德教育，培養權力主體的服務意識、公共道德和政治責任感，使權力主體形成遵紀守法、誠實信用、堅守公正與公平、勤政廉政的權力道德價值觀，並使這種權力道德價值觀內化為權力主體的外在的權力行為，控制權力主體理性經濟人思維。控制權力資本化、防止權力腐敗，除了制度和外部監督層面的硬約束機制外，還必須強化內在的道德約束機制，只有內外用力、“軟”“硬”兼用才能對權力資本化形成更有效的系統控制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