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一心為公
杜恕於太和年間（227—232）任散騎黃門侍郎。杜恕為人誠懇樸質，不善於表現自己，所以從小就沒有什麼名聲。等到在朝中作官，也不結黨營私，一心辦公事。每當政策有失誤，他總是引用綱紀法度來規諫，因此很受侍中辛毗等人的器重。當時自公卿以下，官吏們都在議論制度的增減，杜恕認為“古代的刺史，奉行宣示朝廷的六條規則，以清淨無為為名譽，威風顯著，為人稱道。現在可以不讓刺史掌握兵權，專心去管理民政”。
上書勸諫
不久，鎮北將軍呂昭又擔任冀州刺史，杜恕便上書說：“帝王之道，沒有比安民更崇高的。安民的辦法，在於財富的積累；而積累財富，就是專務根本，節約用度。當今吳、蜀二賊還沒有消滅，戰車急需駕馭，這正是英雄豪傑努力奮鬥的時機。但是朝中的儒臣士大夫，也意外地推崇羨慕武力，握著手腕而爭論，以孫子吳起為第一。國庫一年比一年空虛，民力一年比一年衰弱。現在吳、蜀僭位稱帝，與我們作對，北方的胡人也沒有壓服，三個地方的邊境發生變亂，全國都不會太平。現在邊疆的荊州、揚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涼州都有軍隊，而能夠憑藉在內部充實府庫扼制外族入侵的，只有兗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 一個國家就如同人的身體，心腹充實了，四肢即使生了病，終究不會有大的妨害。現在兗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國家的心腹，所以愚臣懷著懇切恭謹的心情，希望四州的長官，專心地從事根本的事業，來承擔四肢的重任。但孤論難以堅持，觸犯大家的欲望難以取得成效，眾人的不滿難以積累到一塊兒，是非難以分清，所以年復一年也沒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覺。凡是說這種話的，都是疏遠或卑賤的人，這類人說的話，確實不容易被採納。如果讓好的政策從親信貴族口裡說出來，親信貴族本來就用不著冒犯我所說的四難來求取忠愛，這正是古往今來的人們所常常擔憂的問題。”
當時朝中對官吏考核制度展開大規模的議論，朝廷內外的官吏都要考核。杜恕認為用人而不能讓他盡力發揮才能，那么即便有才的人也沒有多大用。 保全的不是致力要達到的東西，而所致力的事又不是當前最重要的。杜恕在朝中八年，議論剛勁率直。
出任地方
杜恕出任弘農郡大守，幾年後轉任趙王曹乾的輔相，因病離職。又從家裡出任河東郡太守，過了一年多，改任淮北都督護軍，又因病離職。他在任職的地方，致力於維護國家的大體，樹立恩惠仁愛，因此更加得到百姓的愛戴，只是不如杜畿。不久，朝廷任命他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為與朝中的官員不和睦，所以，屢次在外面任職。後來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的官銜，朝廷讓他持節，護烏丸校尉。當時，征北將軍程喜在薊縣屯紮，尚書袁侃等人告誡杜恕說：“程喜曾在先帝那一朝任職，在青州排擠了田國讓。現在足下拿著朝廷的節杖，讓你們共同駐屯在一座城裡，應該周密地考慮對策。”但杜恕沒有在意。
慘遭陷害
他到官不滿一個月，有鮮卑族首領的兒子，帶領幾十人馬，沒有經由關口擅自來到州城，州里殺死了其中一名鮮卑人，卻沒有寫表章上報。於是程喜上書彈劾杜恕，杜恕入獄，由廷尉審理，依法應當處死。因為他父親杜畿為國事勤勞死在水中，得以減刑，被免官為平民。他遷居章武郡，那一年是嘉平元年（249）。
杜恕為人豪邁任性，想不到要防備別人，終於導致這次挫折。當初杜恕從趙郡還朝，陳留郡的阮武也從清河太守的職位上被徵召，兩人都鄙薄廷尉。阮武對杜恕說：“我看您的才質性情可以經歷公正之道，但把持得不夠努力，素質能力可以擔任大官但追求不夠順利，才學可以記敘古今但不夠專一，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有才而沒有得到適當的任用。近來有了空閒，可以深思這個問題，寫出自己的獨立見解。”杜恕在章武郡，便撰寫了《體論》八節，又寫出《興性論》一篇，是為探討個人修養的。嘉平四年（253）死在遷移的住所。
甘露二年（266），河東郡九十多歲的樂祥上書頌揚杜畿遺留下來的功績，朝廷受到感動，下詔封杜恕的兒子杜預為豐樂亭侯，食邑一百戶。杜恕的奏議論文都很可觀，選取他和當時政治緊密相關的幾件大事寫在傳記里。
性格特徵
杜恕為人真誠務實，行事不作修飾，所以自少都沒有什麼名譽，為人雖然不交朋黨，專心公事，正言說政而被辛毗賞識，但自己不拘人事，不對人作出防範，最終不理會袁侃的規勸，最終被程喜加害，令自己幾乎被殺。
政治主張
魏明帝時，大議考課之法，杜恕上書：“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杜恕其實是搬出了歷史的證據，以明德治的必要性。
針對當時“以儒家為迂闊”的社會思潮，尚儒的士人還展開了對重法思想的批判。杜恕在其著述《體論》中，批評了重法之人關注點狹隘的弊端，“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 即重法之人不平衡公私利益，只關注用法的輕重；不以民心為出發點，只關注法律文書的規定。杜恕還著重駁斥了重法之人對儒家思想的謬解：“是以為法參之人情也……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視親戚者也，陷恕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 即重法之人片面地論斷，只要考慮了人情，就一定與貪贓枉法、個人喜好、裙帶關係、挾私報復有關。很明顯，這些正是漢末弊政的表現。應該說，儒家重倫理人情本身自有其不可忽視的社會合理性，其在實踐中產生流弊，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不能因此就將其合理性與其流弊混為一談，所以杜恕認為，這是世俗小吏對古人思想的理解差之太遠所致。
杜恕認為考課法不利於官員最大限度發揮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明而已乎！”另外，對官員僅用檢驗政績和賞罰來管理和監督，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價值導向，而對國家的統治而言，移風易俗才是更為根本的，杜恕就認為考課之法無益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
杜恕以禮為萬物的法式和規矩，並賦予禮以道德價值和政治價值的權威，進而論述了禮對協調政治關係和倫理關係的功用。杜恕的禮治主張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晉之際治國方略由“以刑為先"向"以禮為首”轉化期間的產物，在哲學論證上的不足又為魏晉玄學“名教自然之辨”、“體用之辯”留下了發展空間。
歷史評價
《魏略》：“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
陳壽：“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葉適：“杜恕峭峻，特立之意長者。自達之言，於魏極少其比。雖兩漢人，亦難之。”
郝經：“始司馬朗建議，令州縣領兵，杜恕以為非。卒成晉氏瓜裂之亂，恕之意慮遠矣哉。”
家族成員
父
杜畿，東漢末及三國時曹魏官吏及將領。
弟
杜理，年少時觀察力強，早死；
杜寬，喜歡學習而抗拒俗務，曾任郎中。
子
杜預，西晉著名將領和學者，參與晉滅吳之戰。
三國人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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