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藝文學
正文
泛指曲目創作，主要為民間說唱腳本。舊時曲藝的創作靠師徒相承的口頭傳授方式繼承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藝人的風格流派不同，它的創作有著很大的靈活性。歷代藝人總是根據當時聽眾的思想情緒和藝術趣味，一方面創造新的作品，一方面對歷史遺產進行必要的加工和豐富。一部優秀作品，往往是經歷若干代藝人的努力,從比較粗糙的說唱逐漸達到完美的地步。如《水滸》的故事，在南宋時只有《大宋宣和遺事》和《醉翁談錄》著錄的《花和尚》、《武行者》、《石頭孫立》、《青面獸》等少數篇章，相當零散簡略。到了明代才有經過施耐庵綜合改寫的《水滸傳》刊本問世。但在此之後，口頭創作並未停止，直到現代評話藝人王少堂所創作的水滸評話，僅《武松》這一部分的篇幅,就達100萬字以上,充實了大量內容。同時,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曲種中也各有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不同風格流派的藝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再創作。在內容方面，作者們既取正史、野史、小說、雜記等作為原始素材，又溶入民間的傳說故事，以及藝人自身的社會生活體驗及聽眾提供的知識和意見。在藝術方面，既要符合曲種的結構剪裁、語言風格、唱詞格律等方面的要求，又要適合藝人自己的藝術風格。因此，曲藝文學是集體創作與個人創作互相結合、互相補充的口頭創作。唐、五代時期的曲藝文學 曲藝是作為一種市民階層的說唱藝術,在唐代隨著城市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城市的經濟繁榮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雜戲中已有“市人小說”，但無腳本流傳。現存敦煌石窟保存下來的唐代變文，是僧人在寺院裡進行俗講的底本，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和民間的說唱藝術有互相影響之處。現存的變文內容，有講唱佛經故事和世俗故事兩類。在講唱佛經故事的變文中，尤其以那些不引經文而直接依據佛經里的故事加以敷衍穿插的作品，如《目連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等，在故事情節、刻畫形象方面生動精彩，富有驚人的想像力和奇特的構思，文筆也頗精彩。其中寫目連的歷盡辛苦以求救母的堅韌性格，寫地獄的悽慘，獄卒的冷酷等，都曲折地反映了現實社會生活的一些側影。那些以世俗題材為內容的變文，如以歷史故事為題材的《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以民間傳說故事為題材的《孟姜女變文》；反映當代時事的《張議潮變文》等，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醜惡的社會現象，歌頌了真摯的愛情和人民民眾的愛國精神，以及反抗封建暴政的優秀品質等。
這一時期的話本、詞文、歌辭等，對後世的曲藝文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現存話本有記述佛徒言行的《廬山遠公話》，記述道士法術的《葉淨能詩》，記述神話故事的《唐太宗入冥記》，記述歷史故事的《韓擒虎話本》、《秋胡》等作品。其中《秋胡》描寫一旦身居高位就喜新厭舊的秋胡,和品格高尚的秋胡妻形成對比,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韓擒虎》描寫少年虎將韓擒虎的膽識、謀略和英武的精神也極成功。詞文是一種全用唱詞的體裁,現存《季布罵陣詞文》是代表作品,塑造季布勇敢沉著的性格，情節複雜緊張，引人入勝。歌辭，又稱曲子詞,也是可在歌場演出的作品,或抒邊客遊子之情思，或發忠臣義士之感慨,以至佛門的讚頌等等,莫不入調。其中《五更轉》、《十二時》、《十恩德》、《百歲篇》等的定格聯章體制，對後代的時調小曲有一定影響。
唐、五代的曲藝文學，雖然有不少作品受佛教思想影響較深，具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某些情景。而在以世俗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則相當鮮明地抒發了下層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面貌，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憤懣心情。在藝術方面雖然還不甚成熟，但已經顯示出了在矛盾衝突中描繪人物性格形象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並且已經能夠充分利用想像、虛構、誇張等藝術手段。藝術結構上，也注重首尾貫串，波瀾起伏，情節曲折，層層設定懸念以推向高潮的藝術手法。語言方面則既從方言俗語加以提煉，也使用一些淺近的文言駢語，以求精練暢達。開始具備了曲藝文學獨有的藝術特色，也為後來的曲藝文學的發展繁榮奠定了基礎。
宋、金時期的曲藝文學 宋代由於城市經濟更趨發達,瓦舍勾欄興起,曲藝文學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不僅說唱藝術品種繁多，並且產生了書會組織，一些下層知識分子參加了曲藝文學的創作活動。北宋末年，不少說唱藝人流入金國，北方的曲藝文學也有所發展。這一時期，說經、說參請等宗教題材繼續有所發展，講史題材方興未艾，而以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為主的煙粉、靈怪、傳奇、公案、鐵騎兒等稱為“小說”的題材創作更為興盛。現在以話本小說形式流傳下來的作品，或者只是藝人所藏屬於提綱性質的資料，寫得很簡單；或者是經過後代文人加工修飾過的讀本，雖然看來是完整的，但比起藝人口頭講述卻簡略得多，都不足以反映曲藝作品的真實面貌和藝術成就，只能從中獲知這些作品的主要情節和話本體制等方面的情況。
現存的宋人話本約40種,其中以《碾玉觀音》、《錯斬崔寧》、《楊溫攔路虎傳》、《楊思溫燕山逢故人》、《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等數種在思想性、藝術性上成就最為突出。講史作品,宋人舊編有《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兩種。五代史自北宋就有藝人尹常賣講說，今見刊本為元人所修訂，其間也可能經過歷代藝人的增補修飾，保存著較濃的說話藝術色彩。宣和遺事在南宋和北方的金國，只有一些各自獨立的梁山泊故事在藝人口頭傳述，刊本《大宋宣和遺事》則是抄錄野史筆記和藝人話本片斷雜糅而成，魯迅說它是“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節錄成書，未加融會”。這本書雖然駁雜，卻也保存了不少梁山泊聚義故事早期口頭文學的面貌。當時以唱為主的曲藝形式,雖然品種繁多,但流傳下來的只有諸宮調《劉知遠》殘本，和完整的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兩種。有故事情節的唱賺、涯詞、陶真等形式的作品，只能見到一些著錄的名目。
宋代曲藝文學以深刻反映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意識形態為其主要特色。如《碾玉觀音》里的碾玉工人崔寧、裱褙匠的女兒璩秀秀；《錯斬崔寧》里的小商人崔寧、下層知識分子劉貴；《三現身包龍圖斷冤》里的小吏孫文；《志誠張主管》里的商店主管張勝；《萬秀娘仇報山亭兒》里俠氣的偷兒尹宗等，都成了作品的主人翁和被歌頌、同情的人物，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新的現象。
宋、金時代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在曲藝文學中也有不少反映。如《夢梁錄》所載藝人王六大夫說的《中興名將傳》，《醉翁談錄》所載的《石頭孫立》、《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獸》、《楊令公》等，這些作品雖然未能直接記錄下來，但在後世的演義小說中都有演述，很可能是通過世世代代的藝人口頭相傳，後來經過整理加工成書的。在很多曲藝作品裡，通過歌頌農民起義的英雄和為民族鬥爭獻身的武將，揭露了皇帝的昏庸，上層統治階級的殘暴和罪惡。在描寫婦女、婚姻問題的作品裡，以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為代表的一批作品，讚頌了自由的愛情，批判了封建倫理觀念。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更趨成熟，超越了前人。
元、明時期的曲藝文學 元、明兩代印刷事業發達，刊刻宋元話本很多，使曲藝作品成為通俗讀物而廣為流傳。如今可以見到的，主要是講史和神話題材的作品。現存的《全相平話五種》及《永樂大典》收錄的《薛仁貴征遼事略》、《魏徵夢斬涇河龍》，收錄於朝鮮《朴通事諺解》中的《車遲國斗聖》等，參照宋、元以來說話藝人的話本重新寫定的演義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曲折地反映了人民民眾的思想願望和愛憎感情。其中《魏徵夢斬涇河龍》、《車遲國斗聖》都註明引自平話《西遊記》，故事情節和語言都比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豐滿、生動得多。雖然只保存下這兩個片斷，也可想見這部平話本篇幅是很長的。這種向長篇說書發展的傾向，對後世曲藝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元代的說唱形式，如說唱貨郎兒、琵琶詞、陶真、詞話等，都沒有流傳下完整的作品。在明代寫定的話本小說《快嘴李翠蓮記》，很象是一篇由唱本改寫的作品，還保留著大量的韻文唱詞，一般認為是產生於元代的作品，也有人認為近於說諢話，可能產生於宋代。其他據學者考訂認為是產生於元代的話本小說,還有10餘種,除《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等少數作品在思想、藝術方面成就較高以外，一般都比較平庸。
明代流傳下來的曲藝作品，主要有詞話《大唐秦王詞話》，鼓詞《大明興隆傳》、《亂柴溝》、《孫武子雷炮興兵救孔聖》及1967年出土的《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叢刊》中的十幾種詞話本。其中，《大明興隆傳》、《亂柴溝》兩種寫明代開國到燕王靖難之役事跡，其餘都取材於歷史故事。從這些作品來看，有的寫宮廷政治事件及宮闈生活；有些講史和公案題材，多半取材於元代的平話和雜劇，藝術上雖有發展，但看不出反映明代社會生活的痕跡。只有寫包拯陳州糶米、斷曹國舅公案、斷歪烏盆、斷趙皇親孫文儀案等幾篇詞話，描寫了下層士子、商人受封建皇族或皇親迫害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市民階層反對封建剝削和壓迫的願望。另外，現存話本小說中有《李秀卿義結黃貞女》、《蘇知縣羅衫再合》兩種,是根據明代流傳的唱本改寫的,直接描寫了一些明代的社會生活面貌。
元、明兩代的曲藝文學有不少共同之處，即在反映現實生活方面逐漸衰落不振，講史、神話題材有一定發展，在藝術性方面有一些提高，而在思想性方面，平庸的以至宣揚忠孝節義、封建迷信的作品逐漸多了起來。
另外,由於明代進步的文人重視民間文學,收集話本、民歌等加以整理刊印，開始產生了專供閱讀的曲藝文學讀物，並推動了一些文人從事擬話本的創作活動。馮夢龍的“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是據宋元話本加以整理和文人擬作話本的合集；其後，凌濛初的“二拍”（《拍案驚奇》初、二刻）及再後的《石點頭》、《醉醒石》等書多屬擬作。擬唱本形式的還有楊慎的《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之類。這些文人的擬作，多反映了封建文人的思想意識。其中的一些好作品，如《杜十娘》、《沈小霞》、《宋小官》、《一文錢》等，繼承和發展了曲藝文學的優秀傳統，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和理想，成為後代藝人改編加工的題材。同時，由文人擬曲藝形式進行創作，到創造民族風格的章回小說，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進程。
清代與民初的曲藝文學 經歷了明末的農民起義戰爭以後，清代自康熙年間起，社會生產得到恢復，曲藝的藝術品種也日見繁盛，藝術活動逐漸活躍。這一時期，主要是南方的評話、彈詞和北方的評書、子弟書、八角鼓(單弦、聯珠快書等形式)的創作最為繁盛。評話和評書仍以講史為主，一部二十四史幾乎都已有了說部。主要的成就是對久已流傳的《三國》、《水滸》、《西遊記》以及晚出的《精忠說岳》、《隋唐》、《西漢》等優秀書目進行了不斷的豐富和加工，在思想性、藝術性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高，情節更為充實，結構更為嚴整。俠義公案說部的興盛，也是引人注目的現象。從石玉昆說唱的《包公案》被改寫為《三俠五義》以後，陸續出現了《彭公案》、《施公案》、《小五義》、《永慶昇平》等書，這是宋元話本餘波的再興，但正如魯迅所說，“僅其外貌，而非精神”。這些作品雖在藝術性方面或有可取之處，而思想內容卻適應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反映社會人情世態的作品，只有揚州評話《清風閘》、《飛跎傳》兩部，諷刺達官富商，描摹市井生活都極生動,獨具特色。彈詞方面,文人創作的國音彈詞數量甚多，其中以《天雨花》、《再生緣》、《花箋記》、《二荷花史》等影響最大，有的曾被後代藝人改編說唱。供藝人彈唱的吳音彈詞作品,有馬如飛的《珍珠塔》,陳遇乾的《義妖傳》、《玉蜻蜓》及《三笑姻緣》等，多據前人作品修訂，較原本有很多豐富充實之處，藝術性也有不少提高。
文學名著《紅樓夢》、《聊齋志異》的出現，為曲藝文學提供了豐富的題材。藝人樂於編唱，也為聽眾所喜聞樂見。在車王府收藏的清代曲本和流傳到現代的曲藝作品中，據這兩部名著編唱的曲目，如子弟書《露淚緣》、《黛玉悲秋》、《雙玉聽琴》等，牌子曲《西湖主》、《胭脂判》、《張鴻漸》等，數量很多，也都有較高的藝術成就。另外，從話本小說和其他白話小說、戲曲改編的作品，如子弟書《得鈔傲妻》、《拷紅》、《借靴》、《楊志賣刀》等，牌子曲《金山寺水斗》、《春香鬧學》、《百寶箱》等，也都閃爍著一些民主思想的光輝。
活動於農村中的民間藝人，也有不少創作。如中篇說唱鼓詞《二全鎮》、《對花槍》等,短篇鼓曲作品《紅月娥做夢》、《借髢髢》、《偷石榴》、《鬧天宮》、《打黃狼》等，都具有清新樸實的風格，傳唱很久。清末興盛於城市中的相聲，創作了不少諷刺鄙吝、貪婪、欺詐種種鄙習和行為的作品，如《字象》、《扒馬褂》、《連升三級》、《日遭三險》等，寓莊於諧，鞭辟入裡，成為相聲藝術的優秀傳統作品。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廷賣國投降的面目徹底暴露在人民面前，曲藝文學中也有不少反映。如出於旗籍子弟手筆的牌子曲《熱河嘆》，譏笑了鹹豐帝倉皇逃命的狼狽相，《夷氛私嘆》揭露了官兵和王侯公卿腐敗無能，只知荼毒人民的嘴臉。此後描寫義和團起義的鼓詞《洋人進京》、《妙法拆洋樓》等，也反映了一些當時的民眾情緒。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內容輸進曲藝文學之中，標誌著人民民眾政治上的覺醒，也開啟了五四運動以後曲藝改良活動的先河。
現代的曲藝文學五四運動在曲藝文學上的反映,就是出現了曲藝改良的新思潮。這時期創作了一批新作品，如鼓詞《大勸國民》、《孫總理倫敦蒙難》、《早婚害》，單弦《秋瑾就義》等，對當時的思想啟蒙起了一定作用，但在藝術方面還顯得比較幼稚。此後，大部分藝人仍以演唱傳統作品為業。有正義感的藝人往往在說唱傳統書目時，借書情來隱喻現實，表達人民的思想願望。如陳士和的評書《聊齋》，借《續黃梁》、《夢狼》、《考弊司》、《王者》、《席方平》等故事暴露了貪官酷吏的醜惡面目，歌頌了善良人民的鬥爭精神，對原作有很多創造性的豐富，主題寓意深刻，具有比較強烈的人民性。王少堂的評話《水滸》，較前輩藝人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武松等英雄人物的描寫更為豐滿，對封建統治階級人物的揭露都較原著細緻深刻，大大加強了《水滸》的人民性。與此同時，由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侵襲腐蝕，也產生了一些荒誕的腐蝕人們靈魂的評書，如《三俠劍》、《雍正劍俠圖》、《五女七貞》等和很多適應庸俗低級趣味的鼓曲作品。
192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和江西中華蘇維埃政府管轄的地區，繼承五四革命文化傳統，曲藝文學得到了發展。瞿秋白、彭德懷和各級領導幹部熱情推動說唱藝術發展，創作了新的說唱作品。瞿秋白參加修改的鼓詞《王大嫂》，女戰士李素嬌編唱的五句落板《白軍士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頌土地革命、歌頌紅軍的小唱，起到了很大的政治鼓動作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參加抗日戰爭的作家和民間藝人都積極利用曲藝形式，反映人民民眾的鬥爭生活。作家趙樹理、王亞平，戰士畢革飛，民間藝人王尊三、韓起祥、沈冠英等人的作品，如《晉察冀小姑娘》、《劉巧團圓》、《考神婆》、《大生產》、《王丕勤走南路》等，思想性與藝術性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有的作家也積極創作曲藝作品，如老舍的鼓詞《王小趕驢》、《張忠定計》、《新女性》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曲藝文學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指引下，很多文藝工作者參加了曲藝改革工作。一方面幫助民間藝人整理優秀的傳統作品，使其思想性、藝術性得到新的提高；一方面積極創作、改編反映現實生活的新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的作家有意識地借鑑評書的藝術表現手法寫出了一批長篇小說，如劉流的《烈火金鋼》、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都為藝人所樂於演述。短篇鼓曲作品數量更為豐盛，每一個曲種都積累下一批有影響的新作品，長期傳唱於曲壇。其中如山東快書《一車高梁米》、《三隻雞》、《李三寶》、《武功山》,鼓詞《漁夫恨》、《黃繼光》、《光榮的航行》、《石不爛趕車》，評彈《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快板《戰士之家》、《學雷鋒》,以及相聲《買猴兒》、《夜行記》、《昨天》、《帽子工廠》、《如此照相》等大量優秀創作，都發揮了曲藝藝術的特點，做到了繼承與革新，革命的思想內容與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為繁榮曲藝創作開拓了新的道路。
少數民族的曲藝文學 中國很多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說唱藝術傳統。由於民間歌手的代代相傳，不少優秀傳統作品得以流傳下來。很多民族的說唱藝術中還保存著遠古的神話傳說，如萬物起源、民族歷史、生產知識以及與自然作鬥爭的故事等,可以看出其悠久的傳統。特別是各民族的英雄史詩，如維吾爾族的《阿里甫·埃爾吐額阿》在3～7世紀就已傳唱；藏族的《格薩爾王傳》結構宏偉,經過長時期的增飾而日益豐富;蒙古族的《英雄格斯爾可汗》傳到現代又有新的改編本。只有 900多人口、沒有民族文字的赫哲族也有不少歌頌英雄的說唱，如《希爾達路莫日根》等幾部長篇作品已經記錄漢譯出來。這些說唱作品都具有極為珍貴的文學價值。歌唱男女堅貞相愛、與惡勢力作鬥爭的作品也很多，如朝鮮族的《春香傳》，哈薩克族的《薩麗哈與薩曼》，苗族的《娥尼和久金》，侗族的《珠郎娘美》等，都以感人的內容和瑰麗的藝術色彩見稱。藏族的說唱“喇嘛瑪尼”，演唱時張掛畫軸，與唐代的變文極為相似，傳唱到現代的曲目《文成公主》，歌唱了漢、藏民族關係和睦的佳話。同時，與漢族文化交流影響較深的蒙、壯、侗、回、錫伯等民族，長期以本民族說唱形式傳唱著漢族的《三國》、《水滸》、《孟姜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民族的說唱藝術也都創作了新作品，反映了民族生活的新變化。影響最大的作品有蒙族了好來寶《鐵牤牛》、《富饒的查乾湖》等。
繼承傳統，推陳出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傳統曲目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對於短篇鼓曲和相聲作品,選擇其中有影響的優秀節目做了整理加工,去粗取精,注入新的血液,使其繼續傳唱。對於長篇大書，從選擇書中精彩部分入手，逐漸推動對全書的系統改造工作。短篇說唱如《穆桂英指路》、《雙鎖山》、《魯達除霸》、《鬧江州》、《偷石榴》、《賣丫環》、《周倉搶娃娃》等;相聲如《關公戰秦瓊》、《改行》、《扒馬褂》等；滑稽如《七十二家房客》、《調查戶口》等，經過整理以後，突出了主題的積極意義，人物形象更加鮮明。同時通過對一個曲種的整理，推動了其他曲種移植演出，擴大了影響。長篇書詞如彈詞《描金鳳》中的《玄都求雨》、《老地保》兩回；《珍珠塔》中的《方卿羞姑》一回;《顧鼎臣》中的《花廳評理》一回等,經過整理以後，剔除了原作歪曲人物形象和不合情理的情節，重新作了剪裁加工，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使其情節完整，獨立成篇，取得了很多成果和寶貴經驗。在十年內亂中，這項工作受到了嚴重破壞，現在，正在逐漸得到恢復。
對傳統曲目的整理工作，在大部分書目中僅限於剔除封建迷信部分，而對於思想內容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違背歷史真實和藝術上過於粗糙之處，還缺乏細緻認真的加工整理。如《楊家將》、《岳飛傳》里的民族戰爭性質問題,缺乏正確的描寫,細節中還多有不妥之處；《隋唐》、《英烈傳》、《西漢》等書塑造的農民起義英雄人物，還多以舊的道德觀念來評騭是非。
深入生活，繁榮創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為繁榮曲藝創作開闢了寬闊的道路，編演新曲藝蔚然成風。各個地區、各個曲種都出現了反映新的社會生活的優秀作品，大部分收集在《建國十年文學創作選·曲藝》、《〈解放軍文藝〉百期曲藝選》和各地區編選的曲藝創作選集及個人作品集中。同時，將小說、戲劇、電影等優秀作品改編為曲藝作品的,如《林海雪原》、《紅岩》、《鐵道游擊隊》、《李雙雙》等，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按照說唱藝術的要求加以豐富和剪裁，重新結構安排故事情節，力求人物形象更加生動鮮明，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對於繁榮曲藝文學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此外，用新的思想、觀點編寫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的曲藝作品，如《正氣歌》、《血濺山神廟》、《愚公移山》、《張羽煮海》、《中山狼》等，豐富了曲藝的題材，有利於滿足人民多方面的審美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7年，曲藝創作取得的這些成果，主要是作者深入生活，體驗民眾的思想感情，把握時代的前進脈搏而取得的。但是，在一段時間內，有些真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曾受到不應有的批判。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政策作了重要的調整，正確處理文藝和政治的關係，使曲藝創作重新走向繁榮。1980年舉行的全國優秀短篇曲藝作品評選工作，選出了1977～1980年創作演出的相聲《帽子工廠》、《如此照相》、《不正之風》，評話《掛牌成親》，彈詞《春到銀杏山》，唱詞《春到膠林》、《難忘的一課》，快書《唐僧行賄》、《紅日照西安》等58篇作品，編集出版，反映出曲藝創作質量有了新的提高。
參考書目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作家出版社，北京,1954。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北京，1980。
張錫厚：《敦煌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程毅中：《宋元話本》，中華書局，北京，1980。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古典文學出版社,上海，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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