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刀簡介
明刀歷史背景
Ⅶ式明刀燕國是周朝在北方最重要的封國，是周人政權在燕山地區的延伸。北京房山琉璃河古城址的發掘，證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關於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的記載是可信的。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達，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產品種類繁多，促使商品生產和貨幣使用範圍的擴大。趙國的邯鄲、周的洛陽、燕國的薊、楚國的郢，都是各地商品集散的中心，這些都為貨幣的流通創造了條件。繼三晉地區之後，在燕、趙地區也開始鑄行金屬貨幣，這是北方地區社會生產和商品交換關係獲得超前發展的重要標誌。
燕國貨幣，以明刀為主，由布幣、圜錢輔之，與同時期國家相比，燕國的貨幣形式最全。刀幣作為燕國最主要的金屬鑄幣形制，在春秋戰國之際及整個戰國時期，不僅在燕國的腹地，而且在鄰近地區和其文化影響所及地區，都有廣泛的分布。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東省、河南省、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吉林省、陝西省以至朝鮮半島南部、日本九州，甚至琉球那霸均有出土。
明刀類型
Ⅰ式明刀
Ⅰ式明刀一般通長13.5～15厘米，刀首寬1.8～13.9厘米，重15.5～19.5克之間。
Ⅱ式明刀
形制與Ⅰ式相同，刀首內凹，刀身與刀柄相交處微圓折，明字外筆拉斜長。一般重17～19.5克左右。Ⅲ式明刀
刀首為斜坡狀，刀刃微內凹，“明”字作橢圓形，刀背彎曲弧度小，刀柄面背各有兩條直紋，有的直紋延伸至刀身處。背部有文字者居多。一般通長14厘米左右，刀首寬1.7～1.8厘米，重13～22克不等。
Ⅳ式明刀
Ⅳ式明刀一般通長13.7～14.4厘米，刀首寬1.7厘米，環徑1.4～1.7厘米，重15～19克左右。
Ⅴ式明刀
刀背微直，柄面兩條直紋都伸入刀身，“明”字外筆變成半圓形弧線，形體從橢圓形向扁圓形發展。?背面除極少數仍以符號、單字為背文外，大都以“右”、“左”等單字及“右”、“左”字首組成的字組為背文。
一般通長13.3～13.6厘米，刀首寬1.7厘米，環徑1.4厘米，重14.5～20克。
Ⅵ式明刀
Ⅵ式明刀背文種類有所增加，除左、右等字組成的字組外，還出現了一些其它的新字，如字占多數。
一般通長13.3～13.6厘米，刀首寬1.4～1.5厘米，環徑在1.3厘米，重15～19克。
Ⅶ式明刀
整體如磬折形，方折背，直刃，刀首較Ⅵ式坡，絕大多數刀首近直線，“明”字作扁目狀。背文以“外”字為首組成的字組數量增加，出現了較多的新背文。
一般通長13.2～13.6厘米，刀首寬1.4～1.5厘米，環徑1.3～1.5厘米，重13～19克。
分期及特點
分期
中奎明刀 明刀出土數量很大，分布範圍很廣。但由於多數刀幣出土時未經科學發掘，缺乏具有明顯時代特徵的文物共存，有的材料發表時還過於簡略，因此對其分期斷代研究只能憑藉一些零星材料。根據以上的明刀型式劃分，可知其邏輯順序：
Ⅰ式——Ⅱ式——Ⅲ式——Ⅳ式，這四式彼此嬗變關係緊密，可劃分為一組；Ⅵ式——Ⅶ式演變關係密切，劃分為一組；Ⅴ式形制較之Ⅳ與Ⅵ式稍有不同，在此我們把它單劃為一組。
第一組：Ⅰ式、Ⅱ式、Ⅲ式、Ⅳ式
第二組：Ⅴ式
第三組：Ⅵ式、Ⅶ式
由此可得出明刀的年代順序是：第一組為第一期，第二組為第二期，第三組為第三期，第一組年代要早於第二組和第三組。
特徵
左十明刀 第一期：體形較大，通長13.5～15厘米，重17.8～19.5克，刀尖平鈍，呈圓弧狀，刀身與刀柄連線處呈圓弧形，柄上面均有二道直線紋，面文作“明”字，第一期明刀一般被人稱為圓折刀。背文以尖首刀化的錢文為背文，為乾支或數字等。
第二期：體形較一期略小，通高12～15厘米，重14～19克，刀尖內凹弧度小，近斜坡狀，刀身與刀柄連線處呈圓方折，柄上面有兩直紋，連同柄兩邊成四條平行錢，面文作“明”。第二期背文開始增多，除仍以尖首刀化面文為背文外，出現了“左”、“右”及由“左”、“右”為首組成的字組，其中“右”字及字組占80%多。
背文字組可分五種形式：
①右數字
②右單字
③右不可識符號
④右單字 符號
⑤左數字
人們對於左、右等錢文認識不一，一般認為是鑄錢場所名稱或起編號作用。我們認為明刀背文表示為鑄錢場所比較合理，它是一種標識，示與其它地方鑄幣相區別。第二期開始出現以“左”、“右”為首的字組，說明燕明刀鑄造場開始增加，較之第一期的鑄造開始系統。由此可見，燕國貨幣金融體制開始正規化，此時的社會經濟開始富足。
第三期：體形略小於前二期，通高12.4～14.3厘米，重12～18克，刀尖平直，刀身與刀柄連線處呈明顯方折，柄上面均有四條平行線，直穿刀面而至刀背線，面文作，呈圓狀，扁目形，背文除“左”、“右”外，個別仍以尖首刀背文為面文，但極少。
第三期背文字組有九種形式：
①右數字
②右單字
③右不可識符號
④右數字 單字
⑤左數字
⑥左單字
明刀的三期特徵分別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時代特點。從它們各期形制、面文書法特點等諸多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前後刀化既有共同點又有區別等情況來看，明刀三期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承上啟下的遞嬗關係。從背文來看，到鑄行第二期刀幣時，背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鑄造年代
早期尖首刀——晚期尖首刀——從尖首刀到明刀的試鑄幣——早期明刀——晚期明刀 關於明刀的鑄行年代，古錢學家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鄭家相先生認為，明刀是春秋戰國時期燕國通行最久最廣的貨幣。王毓銓先生認為，尖首刀和明刀是“同時期不同地區”鑄行的兩種貨幣。彭信威先生對明刀提出了具體的鑄行年代及鑄行原因。彭氏認為，明刀“大概流通於公元前4世紀末和第3世紀，這是燕國戰爭比較多的時候，磬折刀大概鑄行於公元前第3世紀的後半……”。朱活先生認為，明刀的開始出現，“可以上推到桓(前372～前326年)、文(前361～前332年)到昭王，晚期相當於燕王喜(前254～前222年)”。石永士、王素芳認為明刀最早鑄於春秋晚期，方折背刀幣鑄行於戰國中晚期。
第一期
早期尖首刀——晚期尖首刀——從尖首刀到明刀的試鑄幣——早期明刀——晚期明刀 燕國在使用明刀之前發行的是尖首刀。今所發現第一期明刀以河北中北部為最多，北京及遼寧地區以第二、第三期居多。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明刀占各地明刀出土總數的一半多，而且在郎井莊和高陌村還出土了鑄造明刀的陶范和泥范，由此證明燕下都是明刀的始鑄地。燕下都位於河北易縣東南25公里，北依北易水，南臨中易水，北、西和西南有山巒環抱，東南面向華北大平原。它是燕國南部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進取和防禦趙、齊的軍事重鎮。關於燕下都的年代，其發掘者認為始建於春秋晚期。《水經注·易水》所記載的“昔燕文公徙易”中的燕文公應是公元前554～公元前549年在位的燕文公。此時，北方戎狄各部強大，對薊都構成威脅，為擺脫戎狄包圍，燕被迫遷都。公元前541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後，燕國的北部疆域才日趨鞏固，故燕下都的建設年代應從文公徙易開始。文公徙易後，並改易為燕下都，更不徙都。文公遷都後，不可能一到新地就馬上開爐鼓鑄明刀，而且在燕下都還出土了眾多的尖首刀和尖首刀范，說明文公徙易之後最初一段時間還是以尖首刀為貨幣行用。
80年代，在河北靈壽古城出土了一批明刀，包括本文中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世本》載：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居顧(今河北定縣、唐縣一帶)，桓公徙靈壽。”《史記·趙世家》載：“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中山都城靈壽的布局與燕下都有不少相似之處，這應該是受到了燕文化影響的緣故。中山國的明刀仿製於燕明刀，說明燕一期明刀至遲在公元前414年已開始行用。
綜合燕下都的建設年代和中山國的明刀使用情況，我們大致可以認為燕一期明刀始鑄於戰國早期，一期明刀作為燕國最早的法定貨幣，一直參與流通，直至燕亡。
第二期
行字明刀 1978年，在易縣燕下都第10號遺址，T36清理了H456灰坑，出土了兩合刀幣范以及其他一些陶器的殘片，兩合刀幣范屬V式明刀的范模，即第二期刀范。
根據陶器的排比關係和燕下都陶器的分期，H456號灰坑的時代約在戰國中期，或稍早一些，這就為H456號灰坑出土的刀化范提供了時間上的可靠依據。因此，我們將第二期明字刀化的流通時間定為戰國中期偏早階段。此時，燕正處於發憤圖強時期。燕王噲即位後，努力振興燕國。他以身作則，“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湮池台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苦身以憂民”，“勤身而憂世”，“好賢”。他的鄰國——中山國的統治者也深切地感覺到他聰明過人，富有統治經驗，明於天下事理。因此，韓非曾經非常感慨地說：“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在燕王噲的刻苦努力和燕國各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燕國的實力很快得到了顯著的發展。據《韓非子·說疑》篇記載，當時的燕國出現了“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空前強盛的局面。
第三期
Ⅲ式明刀今遼寧、赤峰、吉林等地所出明刀，常以第三期數量居多。吉林輯安、旅順後牧城驛戰國墓等，均單獨出土第三期明刀。赤峰蜘蛛山、遼陽三道壕等遺址出土的明刀常伴有其它貨幣，但都是些年代很晚的貨幣，包括“明化”、“一化”、“半兩”、“五銖”等方孔圓錢。經多年來的調查，燕北長城一線多發現有戰國時期的鐵農具、明刀，其中也以第三期明刀數量居多。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卻東胡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那么這條長城是何時開始修建的呢?《史記》並無明確記載，但卻說：“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可知秦開是秦舞陽的祖父，荊軻刺秦王是公元前227年，如果向前推三代(60～80年)，秦開應是昭王時期的人。是時燕國強盛，與秦開卻胡千里，築長城的史實是相符合的，所以長城修築的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前3世紀初，燕也正是在這以後開始對東北實現有效統治。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這段時間內，這個地區一直是東胡族聚居，考古學上表現為以青銅曲刃劍為主要特徵的北方草原文化，燕文化遺存發現不多。直到戰國中期以後，燕文化遺存才逐漸增多，並且逐步取代東胡遺存。
天津歇馬台遺址出土第三期明刀，同出於同一地層的陶壺和北京懷柔縣西漢早期墓中陶壺形制接近(26)。燕下都第44號墓出土明刀67枚，其中66枚屬本文中的第三期(27)，同出的鐵戟、鐵劍、銅戈、帶鉤等皆屬戰國晚期形式。靈壽中山國古城內出土較多的明刀，獨不見第三期形制，所以我們認為第三期明刀當在趙滅中山(公元前296年)之後。
因此推斷第三期明刀的始鑄時間為戰國後期偏早階段，一直流通到戰國末期。此時，燕國通過昭王的大力整頓而“殷富”，士卒樂軼輕戰”，真可謂是國富民強，商品經濟活躍。因而對貨幣的需求量也增大。在易縣燕下都出土的明刀中，第三期數量占76.47%之多(表1)。戰國晚期，燕國經濟的發展，使明刀鑄行量增多，但日趨激烈的兼併戰爭也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一些破壞和影響。第三期明刀鑄造開始粗糙，背文開始出現潦草作風。
明刀雖以形制差異分為三期，但不能說三種形制不同的刀幣可以截然斷開，不存在過渡形式。它們是一脈相承的貨幣文化，它們之間的演化、發展是前後相關、首尾呼應，交叉進行的。因為貨幣不同於其它器物，有它的歷史沿襲性，所以我們不能排除燕亡後，在秦半兩錢進入燕地之前，明刀繼續在燕地使用的可能。
研究價值
支字明刀 認真分析明刀的形制特徵、出土地點等，對深入研究燕國與各諸侯國之間的商品貿易和交通狀況，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從燕明刀出土的分布狀況，基本上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燕國的幾條主要交通要道。
據不完全統計，現已發表的明刀共出土近200起，其中以北京市出土最多，以下依次為河北省、內蒙古、遼寧省、天津市，另外吉林、陝西、山西、河南等省也有出土。現將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各地區出土燕國明刀的地點，列舉如下：
北京市：朝陽區、海淀區、豐臺區、崇文區、西城區、宣武區、懷柔區、順義區、通州區、房山區、平谷縣、密雲縣、延慶縣、昌平區、大興區；
河北省：易縣燕下都、石家莊、灤平、承德、滄縣、容城縣、灤南縣、蔚縣、興隆、平山縣；
內蒙古：赤峰、涼城、敖漢旗、包頭市；
遼寧省：撫順、錦州、鞍山、遼陽、西豐縣、朝陽、大連、義縣、鐵嶺、遼中縣、瓦房店市、金縣；
天津市：寶坻、靜海縣；
吉林省：輯安；
山西省：山陽、永濟、盂縣、原平；
河南省：鄭州；
陝西省：鹹陽。
從以上列舉燕國明刀近年來出土的情況看，最多的地點有兩處：一處是今北京地區，另一處是河北易縣燕下都，這兩處都不是普通地點，燕曾先後在這兩處建都。這兩個地區出土明刀最多，表明燕國貨幣的流通，是以燕國的都城薊城和燕下都為中心的，其傳播的方向是由此向東、南、西、北延伸，南至河南，西至山西，東至山東，東北至吉林、遼寧，最遠可達朝鮮和日本。可以說，當時燕國貨幣有一個比較廣泛的傳播範圍和交流空間。
隨著燕國商品經濟日益增長，貿易範圍迅速擴大，在此基礎上，交通事業也獲得了很大進步。同時，各國間的文化經濟往來的頻繁，加快了貨幣的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燕國交通的發展。當時，天下已基本形成了一個交通網，商人在這些要道上往來不絕，打破了戰國以前各地區閉塞不通的局面。
1以北京薊城為中心，明刀分布狀況大體是：
北部，經昌平、延慶到河北懷來，至張家口，遠到內蒙古。
西北部，走興隆、承德、灤平，到赤峰一線，到遼寧的凌源、朝陽、西豐縣，南下遼東半島的大連及金縣。
2以河北易縣燕下都為中心，其分布狀況大體是：
東分兩路，一路由易縣經天津的寶坻、靜海縣至河北省東部的灤南縣；一路由易縣到北京。
南分兩路，一路走容城、滄縣可至齊地，另一路由易縣至石家莊可達中原各國。
西路，由易縣至蔚縣，至今山西省。
北路經張家口，至包頭，到今內蒙古中部地區。
燕明刀所反映的交通路線 ·為出土地點 刀幣分布情況：
太行山南北綿亘千里，聳立於華北平原的西部。太行山東麓，有一條狹長的洪水沖積帶，由許多大小不同的扇形地組合而成，其寬度10～15公里不等。這裡有豐富的地下水與地表水，礦物質含量豐富，農業相當發達。因此，這裡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興起了一連串的城市，形成了南北交通線。司馬遷講到溫、輊至邯鄲以及邯鄲至薊，遼東間均有商路可以通行。燕下都沿太行山東麓北上，可抵達上都薊城，北京房山區、豐臺區、宣武區等地出土的刀幣多與此條線路有關，出土第二、三期明刀較多。從燕下都南下可到石家莊、邯鄲，抵達中原各地，這是燕趙之間的重要通道，滄縣、容城、石家莊等地出土的明刀均與此線路有關，較多發現第一、二期明刀。這條以易縣為中心，北連薊城，南連邯鄲，是貫穿燕國南北的一條重要交通大道，這條線路兩側出土的明刀數量最多，反映了戰國時這條交通要道的繁華。《史記·蘇秦列傳》：“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數十萬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東垣在今河北石家莊市北，國都即燕都薊。由東垣至燕都薊，中途要經桑丘(今河北保定市北)、武遂(今河北徐水縣西)。齊伐燕曾至於桑丘。武遂以北，易水之上，燕也築有長城。《水經·易水注》雲易水“又東流南經武遂縣南，……俗又謂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如果我們對當今這一地區的鐵路、公路交通加以分析，可以發現其與太行山東麓交通線大致吻合。燕境內這條南北交通線的繁榮，與燕國的物產有密切關係。太行山左麓的這段平原地段，適於多種經營。隨著農業的發展，到戰國時，燕除糧食作物外，還發展了多種經濟成分，如棗、栗、蠶絲、麻等。這條線路亦成為這些物品的南北運輸線。
這條線路北端的中心點是燕都薊。當時燕都薊城是一座重要的商業城市，地處南北交通的要道，不僅是連結遼西、遼東、右北平、上谷等郡以及燕下都等中心城市，同時也是與齊、中山、三晉等諸侯國乃至與朝鮮、日本等相連線的重要地區。從薊城沿太行山東麓南行，可直達中原腹地；向東北穿燕山峽谷沿大凌河道前行，可與東北各族聯繫；向西北出居庸關，可達內蒙古草原和三晉地區。
建國以來，北京地區出土明刀數量很多，反映了薊城與各地的交通和商業貿易的盛況。薊城是戰國時溝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各地的物資通過薊城地區互相交流。例如，北方民族生產的名馬、牛羊、旃裘、筋角等畜產品，自北而南經燕國而運往內地，豐富了內地人民的經濟生活。而中原及燕地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先進的生產工具，又經薊城傳到各地，促進了那裡農業經濟的發展。由薊城往東北行，經今北京市順義區、懷柔縣、密雲縣(漁陽郡)，可至今河北隆化、圍場、內蒙古赤峰而抵達東北松遼平原，即燕之遼東郡(今遼陽市東部)，再往東可抵達朝鮮半島。北京的順義區、懷柔縣、密雲縣，河北省的興隆、灤平、承德等地出土的明刀均與此線路有關。此線路兩側出土第三期明刀最多，反映了戰國晚期燕國對東北的統治。
公元前222年，秦滅燕時，即追燕王喜於遼東。這條線路關係著燕的煮鹽業。遼東半島南部的沿海地帶盛產鹽，隨著燕對東北地區的經營，燕的煮鹽業更加發達了。史載，“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可見，遼東地區是燕國鹽業的主要生產地。燕從遼東鹽業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可以與楚之“汝、漢之金”，齊之“渠展之鹽”的收入相比，說明遼東的煮鹽業相當發達。而從薊城到遼東的這條交通線則理所當然地擔當起鹽業運輸的任務。以薊城為中心，向西北至北京昌平縣，再出南口，過居庸關，是通向上谷郡(今河北懷來縣)的交通要道。由懷來向北，直通內蒙古地區。北京市的海淀區、昌平區、延慶縣，河北省的張家口市，內蒙古的包頭市、涼城縣出土的明刀皆同這條要道有關。此外，由薊城沿治水道向西北經北京市的石景山至河北官廳一線亦可至當時的上谷郡，並可達今張家口、內蒙古草原一帶，與烏桓、夫余相通。
沿今燕山南麓經北京市的平谷縣、天津市的寶坻縣、河北省的豐潤縣、盧龍縣(遼西郡)，可至濱海的秦皇島，是易縣薊城至渤海灣的交通線。北京市的平谷縣、天津市的寶坻縣、河北省的灤南縣出土的明刀與此線路有密切關係，這是燕國漁業的交通命脈。
太行山南北走向，阻隔了今華北平原與山西高原的交通。但太行山有許多東西間的峽谷，往往成為天然的交通要道，這些橫貫東西的徑道，把今天的河北省與山西省聯繫起來。晉郭緣先《述征記》記載了太行八徑，即軹關、太行、白、滏口、井、飛狐、蒲陰和軍都。在古代，這些徑道都起著聯絡太行山西側交通線，勾通華北平原與山西高原的作用。由易縣燕下都東行，經河北獲鹿縣即可達山西境內，徑之第五經井徑即在獲鹿縣，戰國已有此谷。今山西盂縣出土的明刀即是由此道而來。井徑，地當太行要衝，左探幽冀，右扼雍並，在八徑之中是渤海灣西一條十分重要的冀晉通道，自古即為山左右經濟往來、文化交融的要樞之區。秦滅趙時，即過井徑關。秦始皇統一後巡遊，也曾過井徑關。由易縣經河北蔚縣，也可進入山西地區。八徑之第六徑飛狐徑即在蔚縣南部，淶源縣西北，戰國時代邑，是燕境至代地的咽喉。今河北蔚縣、山西山陰、大同等地出土的明刀均與飛狐徑有關。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通大道……”，也應出於飛狐徑。這些都說明飛狐徑在戰國已得到利用。
在山西的山陰縣、永濟縣、原平縣都曾出土燕明刀。這是古代太行山以西貫穿南北的一條要道。山西高原上有太原、忻縣、大同等盆地，上述幾個出土地點都在這幾個盆地間連成的南北交通線上。當時它們通過太行山中的徑道，與東麓地區相連。這裡原屬趙地，公元前246年，秦在此設太原郡。
流行地區
明刀
明刀是戰國刀幣中發行數量最多的一種，常有出土，一次出土有時可達上百枚或上千枚。出土較多的地區在今河北省、遼寧省、北京市和天津市一帶。另外如山西中部、北部，內蒙古的東部、南部，吉林省的集安、奈曼旗，山東省的臨淄、昌邑、平度，也都出土過這種刀幣。這些現象表明，明刀的流通範圍並不限於燕國，甚至在趙國、齊國等國境內也可流通。現在出土的明刀絕大部分來自窖藏，也有少數是從墓葬中發現的。尖首刀
刀幣中還有一種尖首刀，似屬燕國的一種貨幣。這種刀通高約16厘米，重11～15克。從刀背到刀柄，形成一道弧形線，刀柄較細，刀首較尖，故俗稱尖首刀。有的刀尖長如錐形，俗稱針首刀。這兩類刀的特點是無一定的面文，甚至有無字的。錢文一般僅有一字,如“王”、“工”、“五”、“上刀”等，這些字可能是記號。出土這種刀的地區主要在今河北省北部、中部一帶，包括張家口、保定、易縣、徐水、安國、河間、靈壽、藁城、石家莊等地。北面如遼寧省的凌源，南面如山東省臨淄，也都有出土。從出土地點看，大部分皆在燕國境內，可知此刀為燕幣的可能性較大。有時此刀也和明刀同出，但數量很少，或許這是一種比明刀更早的燕幣，當明刀大量使用之際， 這種刀已經為數不多了。在山東省招遠、壽光一帶，過去出土過一些截去刀首的尖首刀。各類明刀
齊明刀及博山刀
齊明刀博山是地名，博山位於山東省淄博市南部。在清代中期嘉慶年間，博山地區香峪村曾首次出土一批刀幣，其刀幣正面有一“明”字，此“明”字細長，凸出錢面不到0.5毫米，背面的文字多變，一般有三至四字。由於這些文字奇特難釋，故以前就以“博山刀”稱之。
博山地區在戰國時期是齊國屬地，這些出土“博山刀”的形狀，與齊國所發行的貨幣“齊刀”形狀有異，而形與燕明刀相似，於是對齊境所出該刀的國屬問題、鑄行時間、地點，錢幣學界曾產生了不同看法；後經有關專家考證，其刀為戰國時代的莒刀，莒為莒縣，位於山東東南部。其背文有莒冶貨、莒冶法化、莒冶齊化、齊化共金、齊化等多種，而齊化、法化等文字與“齊三字刀”相同。而“齊化共金”四字的背文刀幣，這裡其“金”字有貨幣的含意，這說明它們能與齊刀互相兌換，同樣在齊國是可以流通使用的貨幣。其刀的正面字和“明刀”相同，而明刀主要鑄行於燕國，是燕國的貨幣，那么此刀則在燕國等地流通也是不成問題了。
據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在戰國時從燕國樂毅伐齊的進軍路線和博山刀的空間分布狀態來分析，得出結論：博山刀應是燕軍伐齊，“留循齊五年”之遺物，燕軍一度占領齊地時，以應付軍需之作，其應為燕鑄之幣。
其刀因銘文鑄有齊地名、齊貨名，面文曰“明”，又形如燕明刀，故後又稱“齊明刀”。齊明刀畢竟是燕國之軍占領他國領域之時所鑄，鑄量不大，而鑄時又不長，故遺存至今也就稀少了。
異字明刀
戰國燕國大型異字明刀該品的珍貴之處除錢身略大和略重於普通燕刀外，最重要的是此刀幣文“明”字與其它任何燕刀上的“明”字有明顯區別：明字“日”字的圓圈內有一圓點，而象徵“月”字的新月形內有一短豎。歷史上，燕國刀幣的發現出土批次極多，但幣文中的“明”字從來沒有如此寫法，此枚刀幣的發現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了結了我國錢幣界一個久懸未決的公案—即錢文“明”字的解釋問題。數十年來，錢幣學界對燕國刀幣上的“明”字爭論不休，有認為是“晏”字，引“燕”、“晏”同聲同韻為據，以記燕國國名；有人認為燕國都武陽在易水濱，“晏”、“易”轉韻，當為記城邑之名；還有人認為是“召”，面燕國為燕召公始封之國，故刀幣上的文字應是記王號。但大多數人都認為燕刀上之文字應是“名”字，系“日”、“月”之合文，但一直苦無確證，因此一直爭論不休。此枚 “明”字刀幣的發現，是燕刀上的文字確定為“明”字的最有力的佐證，為這段公案作出了確切的注釋，填補了錢幣學術界的一大空白。此幣中國首次發現，尚未見第二枚。
燕明刀幕文
燕明刀，脫胎於春秋中晚期燕國鑄造的小型尖首刀。明刀正面鑄一“ ”形符號，背面幕文多鑄各種符號或數字及“左”、“右”、“中”等。正面“ ”字形狀酷似古代文字日月二字，後人把它稱為明刀。戰國時，燕字的寫法為“ ”，因此，先人們把明刀也稱為“ ”刀或“ 明”刀。有的學者認為，此符號可能是燕國的國號。燕國曾把河北省易縣定為燕下都，有的專家還把明刀稱為“易”刀。
燕明刀鑄於什麼時代？有的學者認為鑄於戰國早中期，石永士先生在《中國錢幣大辭典》中，認為明刀鑄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末期，約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在這幾百年的鑄行史中，燕明刀的“明”字，幾經變化，大體經歷了體形由大到小，由弧背到折背，銘文的“明”字由欹斜而長到扁目形的發展過程。明刀的幕文，早期弧背幕文非常簡單，與春秋時燕國尖首刀的銘文相類，只鑄數字或符號。
戰國中期以後，明字呈半圓形，向左開口，幕文多為數字及“左”、“右”、乾支等字及待考符號，大約有110種左右。再往後的弧背明刀幕文，除“左”、“右”、乾支等字外，又多了人、夕、化、勿、白、立、古、王、文、中、戶、可、行、吉、同、 邑、成、金、足、止等字，待考的符號也多了一些。戰國晚期的折背明刀幕文多達200多種，兩個字以上的幕文多了起來，新增幕文有“外 ”、“昌一”、“右十二丁”、“右大丁”、“右中中”、“右中萬”等。
1是一把早期明刀，面文“明”字像一頂三角形帽子，其第一筆的起筆和收筆非常短；最突出的是幕文符號位置靠上，像一顆帶花蕾的小草，它柄面上雙線紋未深入到刀面上，刀環大而圓。這是一把典型的早期明刀，比較少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