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途徑
從理論上分析，排擠效應主要有兩個可能產生的途徑。
首先，在行業空白處，即私人部門還沒有進入的行業，政府的參與行為具有彌補市場缺陷的功能，由此產生的對私人部門進入的排擠作用是不應否定的。在實際生活中，某些行業私人部門沒有進入，或者是私人部門沒有能力進入，或者是私人部門有能力但不進入。其原因既可來自經濟因素：包括私人部門的資本積累不足，風險高、控制風險能力低，預期的投資回報率難以實現等；也可來自特殊的歷史因素。比如，新中國成立之時，整個國民經濟受到了戰爭的重創，民間資本貧弱，不僅發展不了工業，就是恢復生產都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政治力量奪取和集中了大量資本，投資辦廠，在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定的生產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穩定了社會，啟動了經濟的發展，由此也會對私人部門的隨後進入、發展產生排擠效應。
其次，還有另外一種排擠效應，即在某些私人部門已經能夠進入的行業，政府投資參與所產生的排擠效應。如果政府不利用其特殊權力，平等的參與競爭，那么政府參與行為產生的排擠效應與私人企業之間的排擠作用沒有什麼區別。如果，政府利用其特權，進行不正當競爭，破壞市場規則，則會破壞經濟秩序，產生道德風險和政府信用危機。
國債的排擠效應
對於“排擠效應”，西方經濟學認為，政府的預算赤字將導致政府借款的增加，而這又將減少私人部門可藉資金的供給。也就是說，政府的國債活動將引起資本投資減少的情況。
國債的發行與使用活動總要占用和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它可能減少即“擠”了社會資源中不是經由政府預算安排的投資數額。從而直接影響著整個經濟的運行狀況。這便直接關係到如何看待國債的經濟效應等根本問題。
在西方已開發國家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政府進行國債活動的影響最終由市場來完成西方社會的各項主要投資是由私人部門承擔的，經濟發展也主要是私人資本的作用結果。國債活動減少著私人部門投資能力，也就意昧著影響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另外，西方經濟體系中私人部門的投資是由市場機制所約束，具有較高的效率。而國債規模的擴大則意昧政府集中資源的增多，導致“公共部門經濟”的擴大，而公共經濟活動不是直接在市場機制下進行的，這就損害了市場經濟的整體效率。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中談到的國債的“排擠效應”往往是帶有貶義的。
我國目前正在努力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要使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促進社會投資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從計畫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徹底轉變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政府又要在此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因此，從國債活動的角度出發，分析政府投資活動與市場作用下的投資的效率區別，有利於確認公共部門與非公共部門的有效活動範圍，從而促進國民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
消極方面
對於國債的排擠效應。從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看，的確有其消極的一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國債活動的“排擠效應”對於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確實存在影響
我國國債發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籌集由政府支配的建設資金。增加政府投資支出。這在目前國民經濟結構急需最佳化調整的時期更為重要。但也應看到，國債“排擠效應”的存在降低了資本形成率，相對減少了未來商品的總供給。
圖一 從圖一來看。A幅說明初始時經濟沿總供給曲線水平部分運行時。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增加總需求，從而增加均衡產量；B幅說明初始時經濟沿總供給曲線垂直部分運行的情形。總產出此時不能增加，則意味政府支出增加就必然以總需求的某一其他組成部分為代價，如擠出投資。
從實際中看，我國政府發行國債並不一定能有效控制總需求。因為目前在我國利率的市場化尚未實現的情況下，國債發行利率並朱像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那樣作為市場基礎利率，而是比照同期銀行儲蓄存款利率高1—2個百分點，這不但大大增加了政府籌資的成本，而且隨國債規模的擴張也形成政府與企業尤其是民間企業爭奪有限的資金，從而產生強烈的“排擠效應”。而且國憤的被認購併不一定意味使社會消費基金減少而壓縮了社會消費需求，而往往只是進行了一次人們手頭的資產持有結構的調整。因此。布坎南等人指出“預算赤字直接減緩資本積累的速度，因為用於公共開支的赤字可以把私人投資‘排擠出去’，它的可預見的結果是造成經濟中資本形成速度大大減緩”，“政府利用儲蓄支持赤字的做法將排除私人投資對儲蓄的占用”。
二、國債的“排擠效應”限制了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
這種“擠出”在導致時政投資擴大的同時，減少了人們對企業等部門的資金供給。因為國憤發行可能引起社會資本供給緊張，使得市場利率上升，而增加了企業籌資成本，最終會影響企業投資行為，減少企業自主投資，不利於發展企業獨立自主的市場活動能力。而且由此又減少了企業部門對資本的需求，使資本市場處於一種較低的均衡水平上，從而影響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
圖二 如圖二所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時提高收入與利率，使均衡產量達到Y1，但比較E1與E2兩個均衡點表明，利率調整及其對總需求的作用減弱了政府支出增加的擴張效應。也就是說較高的利率擠出了某些投資支出、降低了投資支出水平，這就是政府支出增加擠出了投資支出。當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而減少投資支出時，就出現了排擠現象。
三、國債的“排擠效應”影響了市場機制的基礎配置作用
隨著我國經濟日益市場化，企業越來越要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市場競爭環境中、在自負盈虧以及追求最大利益的目標激勵下，企業與私人投資往往能有更高的效率；與此相反，政府則總是一個非生產性單位。其活動從根本上講不受市場機制直接作用，政府的公共投資支出基本上是無償的。缺乏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約束，因此往往帶來政府活動的低效率。
我國政府使用國債籌集的收入確實存在投資效率不高的問題，甚至目前很大程度上形成“赤字債務化，債務消費化”的現象，發行國債收入大量被用於經常性支出而不是經濟建設，進一步降低了資金利用效率。由此可見，這種國債的“排擠效應”影響了市場機制的基礎配置作用，與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是相悖的。
積極方面
直到目前為止，我國仍處於體制轉軌時期，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建立起來，這一時期財政、經濟的特點決定了國債的“排擠效應”有其積極的一面。
一、國債的“排擠效應”可被用來調整經濟結構
長期以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一直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探層次矛盾，而目前世界各國的經濟都進入調整與重組時期，我國也必須加快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步伐，著力調整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以及企業組織結構，包括農業基礎地位的加強、工業內部調整和企業的資產重組。其實質就是使經濟成長方式由粗放型轉為集約型。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結構的最佳化主要由市場來完成，而在我國目前市場機制還不完善。資本市場剛具雛形，必須由政府來擔當結構調整的重任，非公共部門投資是做不到的。從這點看，政府通過國債活動既可以籌集大量資金用於集中投資，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叉可通過其“排擠效應”來壓縮與國家產業政策不吻合的、影響國民經濟結構最佳化的企業與單位及私人投資。
二、國債的“排擠效應”可被用來加強對社會總投資規模的控制
作為轉軌時期的經濟，一方面我國過去由政府對社會總投資進行計畫控制的局面已大大鬆動，另一方面市場機制的不完備使其無法對社會各方面的投資加以有效的調節。由此出現了諸多矛盾：經濟結構調整要求政府投資支出的擴大，而事實上政府投資幫不斷下降，到1995年預算內投資支出只古全社會周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1%；同時大量財力分散到企業、私人部門，以及分散薊行政事業單位而形成政府不能有效控潮的預算外資盒，以至造成大量重複、盲目的建設投資，進一步阻礙了經濟結構的最佳化。這些現象本身是體制改革的產物，因此既不能完全由政府計畫，也不能完全由市場來解決，只能由兼具二者特徵的手段來完成。國債作為具有“返還性”的政府集中收入的手段。在我國已走上市場化發行的道路，政府的國債活動已基本按市場原則來進行。而以政府為主體叉使國債活動具有了巨觀計畫的特色。此時，政府在執行財政政策的同時配合以國債政策，便可利用國債的“排擠效應”減少和制約非預算投資的數量，約束社會投資總規模。從巨觀上看反而有利於綜合平衡的實現以及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
綜合方面
經過分析，我們看到我國經濟運行中政府國債活動的“排擠效應”廄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政府在實際的國債政策的運用中必須綜合考慮這兩方面。
首先。其消極作用的存在要求我們應當對國債的職能進行重新考崽和定位。國債在歷史上曾作為財政赤字融資的手段、為政府建設籌資和作為總需求管理的工具。但目前國債的後項功能已經逐漸弱化了，其主要作用成為彌補財政赤字。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政府也沒有一套完整鈞國債政鑲，而是依託在財政政策之下，國債發行規模隨赤字的擴大而不斷膨脹，以至於目前的國債發行額基本由當年的財政赤字和國債還本付息額所決定。
TL＝Lp—Eg（1）
設公式（1）中TL為國債“排擠效應”造成的最終效率損失。Eg為政府國債活動增加的經濟效率，Lp為擠出私人投資所引起的效率損失。則可以看到由於政府利用國債籌資很大部分用於消費支出，使我國政府國債活動的經濟效率Eg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要小得多，從而國債的“排擠效應”形成最終效率損失TL也更大。
解決這種問題的思路是重新定位國債的職能，突出國債為必要的政府公共投資籌集資金的作用。著力消除財政赤字，在目前把國債的增長控制在一個合理的速度範圍內，防止政府國債活動對市場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擴大。
其次，把國債在新的經濟條件下的主要功能確定為給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提供一種理想的操作工具。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活動中，通過對國債的買賣不僅可以靈活地吞吐基本貨幣，而且對利率結構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此意義上講，國債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韻巨觀調控作用是藉助於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而間接地發揮出來的。
此外，也可以利用國債“排擠效應的積極方面。調節非預算投資結構的失衡問題。主要是用於調節以預算外資金和銀行信貸安排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這在目前尤為關鍵。現存於行政事業單位手中的預算外資金很大一部分被用於效益不高的盲目投資，在導致投資總規模膨脹的同時降低了社會整體投資效益，政府利用國債活動對這部分投資合理地“擠出”，也就是使行政事業單位的這部分資金轉為持有國債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抑制社會投資結構的混亂，又能增強政府的投資主體地位。
總之，在我國當前特殊的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無論從央行執行財政政策還是從國債的積極“擠出”來看。以及針對1996年國債發行額占GDP的比重只有2.84%的事實出發，國債的規模在將來確實需要適當的增長。而針對其存在消極影響以及國債發行額的中央財政依存度1996年已達42.89%來看，則必須大力加快財政體制改革，提高財政收入的“兩個比重”。二者結合來說。我們必須在進行配套改革的同時，重新認識政府的國債括動，合理利用國債的“排擠效應”，並使國債規模的增長保持合理的速度。
另外必須指出，這些認識仍然是針對我國特殊經濟發展階段而提出的，在建立了發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當然需要重新研究這個問題。例如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某些時候擠出必然存在的事實不應誤導我們認為擠出總是存在，經濟可能沒有充分利用其資源，某些政府干預可能被要求以刺激經濟的情形，往往正是那些擠出最不可能出現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