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太上感應篇社會意義
《太上感應篇》問世後，許多人只把它看作是勸善之書，強調它的社會功用，這是不全面的。《太上感應篇》重視行善去惡，目的在於求道，因而它首先是一部道書。這是我們需要指出的，否則就無法全面認識這部影響廣泛的古籍。儘管如此，《太上感應篇》所竭力倡導的善行，竭力主張去除的惡行，諸如愛國愛民、敬長愛幼、慈心於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國傳統美德的組成部分，經《太上感應篇》的提倡，就更加深入人心，對規範世人的行為是大有幫助的，這正是它的意義所在。太上
太上，就是太上老君，原名李耳，又稱老子，著作有《道德經》。是我國道教始祖，上天至尊之聖。主旨
《太上感應篇集注》云：“太上者，道門至尊之稱也，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應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意即所謂“感應”指善惡報應，由天地神鬼根據世上人們的所作所為給以相應的獎懲。因此，開篇即以十六字“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為綱，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觀念。接著指出人要長生多福，必須行善積德，並列舉了二十六條善行和一百七十條惡行，作趨善避惡的標準，最後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作結。理論
《太上感應篇》認為，“大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屍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於是人們的作為通過天地鬼神來裁決。當人非義而動、背理而行時，就會“大則奪紀、小則奪算”，而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最終“算盡則死”，人就離開了人世；如果死有餘辜，還將殃及子孫。所謂“是道則進，非道則退”，則“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避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翼。”若改惡從善，則將轉禍為福。觀念
該書中的承負觀念，雖然與佛教因果報應有些相似，但又與佛教觀念有一定的不同。佛教認為因果通前世、今世、後世三世，該書則更強調現世與人對環境的蝴蝶效應，作惡有過的最直接後果就是肉體的消亡。修身保生是道教的哲學，現世生命形式的存在是根本，要更加重視現世，更加珍惜現實存在的生命。所以“欲求長生者”，就必須迴避大大小小“有數百事”的過錯，而與避惡相統一的是趨善，“善”能使人達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得道成仙。因此，《感應篇》大談行善的好處，它在道教宣揚的人生最高境界——得道成仙的理想下，豎起了一架可以登臨的梯子，即現實的行善心態與落實。內容
在西漢劉向的《列仙記》中以及各類道書中，成仙術多是外煉丹藥、服食神果仙花、苦誦經文，甚至有朝一日騎龍乘鶴飛升，或是內練真氣。這些成仙途徑或空虛，或玄妙，都那么令人難以捉摸。而在《感應篇》中，“行善”成為成仙唯一的、現實的手段。“夫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這裡的“善”，不再是《列仙傳》中馬師皇拯救神龍、子英善待金鯉的那種具有神話色彩的善，而是從家庭、社會人際倫理關係出發的生活準則。“不履邪徑，不欺暗室”、“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等等。思想
《太上感應篇》它提倡“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強調“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則體現了儒家倫理。在儒家學說中，尤其強調五倫綱常，認為君臣、父子、夫婦的等級界限分明，而在《太上感應篇》中亦以“擾亂國政”，“違逆上命”、“用妻妾語”、“違父母訓”、“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事，不敬其夫”作為惡行的準則。可以說，《太上感應篇》實際上建立的是，以儒家道德規範和道家道法自然為標準的立身處世準則。內涵
《太上感應篇》充分體現了對鬼神權威的敬畏。該書認為天上、地上和人體內都有錄人罪過、降禍福於人的神或鬼，如大地上的司過之神，天上的三台北斗神君和人身上的三屍神，它們對人的規範和約束是時刻存在的，人應該敬畏他們，對象徵神鬼的日、月等物皆不可不敬，故而把“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都視作惡行；而“無故殺龜打蛇”也會引起“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歷史
《太上感應篇》最初只在民間流傳，南宋時始獲官方重視，歷經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它不再局限於虛無的說教，而是建立了現實的封建倫理準則，有利於規範人們的言行，特別是有助於保證國家、社會、家庭的嚴謹秩序，故而博得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同時，那些誠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為它不同於一味要求人們凝神思道，清心靜慮的心靈修煉術，而是具體、現實地提出了行善得道的方式，這使得世俗道教從精神道教中分離出來，滿足了人們渴望通過現實的生活方式也能到達得道成仙的人生境界的願望。宋理宗在卷首親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此後，為之作序、作注者代不乏人，影響十分廣泛，乃至日本、朝鮮等國，皆有此書的流布。書中大義謂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若想長生多福，必須行善積德。書中還列舉了諸善與眾惡條文，作為趨善避惡的準繩。但在元代，《太上感應篇》既當過寵兒也當過棄兒。這就是世祖在位前後有一場佛道論辯鬧劇波及到對“偽道書”的禁毀。開始還沒將它列入禁書目錄，後來由於擴大了禁目範圍才無從倖免。
補遺
成書時間和作者《太上感應篇》的成書時間和作者，自古迄今說法甚多。有人認為《太上感應篇》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出現，如清光緒年間許越身在《太上寶筏序》中說：“《感應篇》與《道德經》同出於道祖李伯陽手筆。”也有人認為其書漢代就有，毛金蘭在清同治年間敘述道：“嘗考洪楚產云：“《感應》一書，歷漢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還有人認為其書成於魏晉，作者是葛洪或慕容皝。征諸史籍，這些說法或為市井侈談，或為臆測之說，無法令人相信其真實性。
正史記載
太上感應篇在《紅樓夢》中提及
《紅樓夢》中"懦小姐不問累金鳳"一回中提到賈迎春翻閱《太上感應篇》，恰好準確點出了賈迎春的為人和性格。
現實意義
《太上感應篇》作為一部道教經典，它所闡揚的入世行善以求長生乃至成仙的理論，使積善成仙這一修持法門得以流行推廣，從而便利民眾修道。該典籍含攝了儒、道兩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擴充社會的行善群體，促進了人間善業的發展。《太上感應篇》作為一本道德行為手冊，加之其對“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對當今創和諧社會的實踐與完成有積極明確的指導作用。《太上感應篇》，又稱《感應篇》，它成書於我國北宋末年，其作者不詳。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僅1274個字。該道經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倫理道德規範、善惡報應說這三大素材結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較為成熟的產物。《太上感應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眾多學者的評註，然而他們多為考究該經的形成淵源或文本特徵。為此，鄙文嘗試性地對《太上感應篇》的現實意義作一探討，望大家指正。
一、推廣積善法門便利民眾修道
縱觀宋以前的修仙法門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時期主要以“養神”、“服氣”、“鍊氣”、“餌藥”、“祀禱”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漢武帝，人們既貴長生不死藥，亦重壇場禱祀。其後《太平經》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門。東漢張陵五斗米道重視符籙咒語。東晉《上清經》則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腦部九宮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們多重視外丹，即以礦物、植物等為材料，煉化成上、中、下三種藥物（多以黃白為大藥），欲借外在藥物來改變自身體質，去除肉質凡胎而達長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較大副作用，唐末人們改而修煉內丹。內丹即用導引吐納、避穀食氣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為鼎爐，煉化後天的精、氣、神，使其轉與先天的元精、元氣、元神合為一體，以求長生、升仙。《太上感應篇》當然也談長生求仙，然絕口不提修煉、服食、導引、符籙，而只言：“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雖然早在《太平經》就認為，天地之間，壽最為善，積德行善乃長壽升天的要道。也儘管積善成仙說是先由西晉葛洪《抱朴子內篇》提出進而被《太上感應篇》所吸收的，但積善成仙的修道法門卻是隨著《太上感應篇》的問世與流行，才逐漸受人們重視並踐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取向，行善積德也演變成為一種必須的宗教實踐，與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時期的道教修煉以行善積德為外功，認為只有多積外功，才能最終使內丹修煉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現於四川西部的飛鸞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靜坐煉丹，徹悟至道為內功，而以力行善事、廣積陰功為外功。或許是因為《太上感應篇》出現之前的積善成仙說猶如一縷輕煙般若隱若現，而其之後該修煉法門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覽無餘，方才有學者將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門歸始於《太上感應篇》，而無視《太平經》抑或《抱朴子內篇》。確切地說，《太上感應篇》對積善成仙的修道法門起到推廣的作用，而並非其首創。該經對積善成仙法門的發揚與推廣，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長生修仙術不再專屬於貴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擺脫以往服食煉養、齋醮科儀的繁縟禮節，為廣大普通民眾開啟了相對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匯儒道思想廣促人間善業
《太上感應篇》含有儒道兩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長生、成仙，齊物畏神的思想。如經中提到道教的司功過之神：三台北斗神靈、三屍神、灶神，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世人的表現，記錄人們的罪過，以讓天曹依此對惡者進行處罰。第二，儒之倫理道德規範。占有該經最大篇幅的眾善諸惡之說，共列出26條善行和170條惡行，多以儒家“三綱”、“五常”之義理為判斷標準，如稱“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懷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長”等為善舉，而判“陰賊良善，暗侮君親”、“虛誣詐偽，攻訐宗親”、“輕蔑天民、擾亂國政”等為惡行。俞樾評價該書說：“此篇雖道家之書，實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緘其口，三善、三惡、古之慎言之說。因而《太上感應篇》所言“吉人語善、視善、行善”、“凶人語惡、視惡、行惡”等。眾善諸惡中的“縱暴殺傷”、“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貪婪無厭”、“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等，也多來自儒道。
《太上感應篇》不僅只簡單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傳統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負。大大縮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勸化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行善積德。再之，《太上感應篇》流傳之廣，從帝王將相到漁樵耕牧，各階級各階層幾乎都有它的信奉者。當時許多世代書香人家，儘管門口貼著“僧道無緣”的標語，但在他們的案頭大都放著教導子孫的教育範本，如《太上感應篇》與《文昌孝經》等。其次，《太上感應篇》流傳之久，從北宋真宗開始，賜錢刊刻，大顯於世，歷代受到推崇。半個世紀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應篇》，印光法師還親自作序褒揚。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協會佛教教育基金委員會又將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來，這種善思想的傳播也漸漸形成了以慈善為榮的社會風氣。回顧中國古代慈善事業，在官辦慈善事業鼎盛的宋元時期，私人慈善活動開始零星出現，如范仲俺的“義田”、劉宰的“粥局”、朱熹的社倉等。至明清時期，社會慈善事業處於巔峰狀態，諸如育嬰社、普濟堂、同善會、清節堂等大量的民間慈善團體組織也開始湧現。素有“古今第一善書”之稱的《太上感應篇》，憑其持久而廣泛的影響力，對人間善業的興起、發展、普及自當功勞不小吧。
三、倡導除惡行善助創和諧社會
我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面對發展過程中的種種矛盾，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及時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七大則再次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然而創和諧社會的實踐已達數年之久了，社會各個領域的諸多不和諧現象仍屢見不鮮，如奢靡浪費、家庭糾紛、盜竊搶劫、巧取豪奪、貪贓枉法、毀壞生態等等。因此如何更為有效地構建和諧社會成為當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要課題。胡錦濤總書記曾對和諧社會這一概念作過全面闡述：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從該闡述中，我們可推知和諧社會主要包括兩個內涵：人與人關係的和諧、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所以若能促使這些關係趨於和諧，即是在創和諧社會了，而《太上感應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惡思想對此有導向作用。
《太上感應篇》首先宣勸了26個善舉，如：“不履邪徑，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長”、“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昆蟲草木，猶不可傷”、“積功累德，慈心於物”等等，實則教導我們樹立善信念，並以慈善之心為人處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間之舉皆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還有什麼理由不和諧呢？“行善積德”當屬化解一切不和諧因素的良方。接著《太上感應篇》所竭力主張去除的170個惡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有關個人品行、家庭、經濟、政治和對自然界的態度等，林林總總，面面俱到。該作者認為，在個人品行方面的惡行有：“以惡為能，忍作殘害”、“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訕謗聖賢，侵凌道德”、“耗人貨材，離人骨肉”、“乘危迫脅，縱暴殺傷”、“鬥合爭訟”、“貪冒於財，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惡行主要有：“牴觸父兄”、“用妻妾語，違父母訓”、“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等等；經商的惡行有：“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奸利”等等。為官的惡行有：“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妄逐朋黨”等等；對待自然所犯的惡行如：“用藥殺樹”、“訶風罵雨”、“無故殺龜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這物慾橫流、錢權至上的社會裡，此中有多少惡行是我們司空見慣並且習以為常了的呢？諸惡不除，和諧社會永遠只可能存在我們口頭上，或在來世的彼岸里。所以，在當今邪惡已經累行的社會時期，“懲惡除惡”必然該是創和諧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種種惡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則將逐漸趨於和諧。若每個人都積極回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和諧社會離我們還會遠嗎？
綜上所述，《太上感應篇》雖生於中古，但對當時及現今廣大民眾修道成仙，對人間善業的發展，對當今和諧社會的創建都有不匪的現實意義，是一部極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