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發效應解析
後發效應後發效應主要由下列三個方面促成：
第一，引進知識、技術、人才和資金後起工業化國家可以從早期工業化國家引進積累的“知識寶庫”，最新的技術、最科學的經營管理體制、節省摸索時間。
第二，勞動力和資源的相對優勢晚起步國家一般勞動力價格較低，資源沒有充分開發。
第三，百業俱興，輕裝前進晚起步國家樣樣工業都在蓬勃發展，而且沒有陳舊設備的負擔。
中部崛起需要放大“後發效應”
後發效應中央研究促進中部崛起的會議，再次引爆中部六省的激情。這幾天，人們聽到中部地方最多的一句話便是：“現在終於輪到我們了。”
確實，從沿海地區開放、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及至去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戰略，２７年間，我國的區域發展戰略從局部重點走向全局，從非均衡走向均衡，從周邊地帶走向腹心，從沿海走向內地，完成了一個輪迴。
“輪到”，既反映了中部地區渴望獲得重大機遇的急迫之情，同時，也道出難度。不僅在於中部可能無法享受具有特殊性、引爆性的政策，而且，還得面臨更大難題：與其他區域不同，中部最主要的特徵，是與全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即“城鄉二元結構”具有最強的一致性，最為典型和集中了“三農”問題，這就意味著，中部的崛起可能很難找到“抓手”和“牛鼻子”，它一開始就必須著眼於解決綜合性、系統性的問題。
不過，後發也有後發的效應。前幾個區域發展戰略中，都積累了不少經驗與教訓，各方對區域發展的認識也在不斷更新，特別是對於那些彎路與反思，完全可以令中部地區“踩著梯子上樓”。
今天的中部崛起情形與２０年前的沿海地區很有些相似：面臨著大開發、大開放的機遇。那時“惟我獨放”的沿海開放地區，曾有過招商引資上急躁的“撿到籃里都是菜”，給今天的長三角、珠三角嚴峻的資源環境形勢埋下伏筆，那么，現在“塌陷”的中部心情會不會更急躁？會不會在更加激烈的項目、資金爭奪戰中出現某些“失守”？而東部沿海地區逐漸拱起的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否能給中部一個啟發：中部在打造省域經濟成長極的同時，可否通過市場的力量，加快區域產業分工與市場、資源要素的一體化，順應城市群戰略？
西部大開發戰略啟動後，各界也曾寄望，西部地區必定迎來投資高潮。幾年過去，西部的經濟發展速度確實達到自己的歷史最高水平，但”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目標不僅未實現，反有擴大之勢。有調查數據表明：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４年間，西部與東部增長率的差距由２．５４個百分點擴大到８．３９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在全國進出口和實際吸收外資中的比重均有下降。
這無疑也是一個提示：我們是不是高估了廉價土地、勞動力以及資源稟賦在吸引資金與項目上的作用？對產業轉移帶來的實際效果太過樂觀？產業低度化是中部發展滯後於東部的主要原因，產業轉移本身也勢不可違，但中部崛起的戰略選擇，能不能“反梯度”一下，以培育壯大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為突破口，實現跨越式發展呢？
中部與東北老工業基地同打上較深的“計畫經濟體制烙印”，傳統產業強大。很多人反思認為，東北地區的權力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間不匹配，造成現在當地熱衷“項目掛帥”。“抓項目”與過去的“跑項目”本質上一脈相承，更嚴重的是，由於市場失靈，項目更多是依靠官員抓而不是企業做主，這就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從而產生了腐敗這一“新東北現象”。現在，中部要求比照東北政策的呼聲很高，那么，中部地區在崛起的過程中，怎樣去規避“新東北現象”呢？
在中部崛起戰略的激情推進中，能否重視前幾個區域戰略進程中的反思，放大“後發效應”，是中部能否崛起的關鍵，也是全國上下對這一“輪”發展戰略的期許。
浙江“後發效應”顯現
後發效應據上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秘書長盛九元介紹，目前除製造業外，台商已開始進入寧波第三產業。僅2004年上半年，寧波市就新批台資房地產、高星級酒店項目7項，總投資1．06億美元，契約台資5558萬美元，當年6-9月，又有36家台商落戶寧波，總投資近4億美元。至2004年6月，寧波市的台資項目數、總投資額已經分別占浙江省的33．4%和48．8%。
同時，台商對浙江的投資還呈現出寬領域、多層次的格局，並逐步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發展，尤其是電子信息類項目已成為台商投資的新熱點。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前，浙江省的台商投資大多以食品飲料、塑膠製品、紡織成衣等勞力密集型加工業為主。目前，浙江的台商投資產業層次比粵、蘇、滬地區依然偏低，但伴隨著長三角台商投資布局的發展變化，電子信息產業和精密機械正成為浙江省台商投資的新領域。”盛九元介紹，僅寧波市2004年上半年台商投資的電子信息項目就達30個，契約台資2．7億美元。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項目、總投資、契約台資分別占到該市台資總數的37%、34%和46%。
除了寧波之外，杭州、紹興、嘉興、湖州等市也都已經成為台商投資的熱點區域。目前，上述五市累計批准台資項目數和契約利用台資額分別占全省的76.3%和86.4%。
中國信用卡市場鬚髮揮後發效應
後發效應據Visa國際組織公布的2003年第三季度業務統計結果顯示，Visa國際卡在國內的發行量達到108萬張，比2002年9月底增長了1倍多。其中，雙幣種信用卡發展迅速，總數已達50多萬張，比2002年同期增長8倍。第三季的總交易金額更高達3.81億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長1.44倍。
市場基礎已形成
據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國內10大城市已有7個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人口超過5000萬人。其中，上海、蘇州及廣州、深圳更分別高達4000-5000美元以上。根據各城市的發展趨勢，2003年人均GDP達3000美元的城市將增至9個，人口將增至7000萬人。從國際經驗看，當人均GDP達3000美元即處於世界中等收入水準時，居民消費質量將相對較高，對信用卡需求日趨強烈的客戶規模已經形成。在同業加大信用卡品牌的經營力度、外資銀行又兵臨城下的市場格局下，如果不發揮後發優勢儘快發卡，不僅現有成熟的客戶將大量申辦它行卡，甚至連現有的客戶也將大量流失成為他行客戶。在北京2008年奧運會及上海2010年世博會的推動下，北京及上海都分別出台了支持銀行卡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此舉將更迅速推動該市及周邊城市的信用卡市場發展。故，國內各大商業銀行已摩拳擦掌爭相逐鹿競爭劇烈的信用卡市場。據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3年6月，全國100個城市的聯網ATM取款機有5.3萬台，聯網POS機有30萬台，方便了持卡人的異地、跨行取款和消費。銀聯正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杭州等地推動ATM跨行轉賬、網際網路跨行轉賬業務，將方便持卡人通過它行帳戶轉賬償還欠款。
市場潛力巨大前景樂觀
中國消費信貸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商業銀行率先在部分大中城市開辦了個人住房貸款業務，但由於受經濟發展水準、市場體制以及消費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消費信貸發展緩慢，到1997年底，全國消費信貸規模才只有172億元人民幣。1998年以來，中國的巨觀經濟及金融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信貸進入了快速增長軌道，不僅總量迅速上升，品種也日益增多。截至2002年末，消費信貸餘額為10684億元人民幣，比1997年末增加了10512億元人民幣，增長了62倍；消費信貸占各項貸款的比例由不足0.23%上升到8%。
據Visa國際組織公布的2003年第三季度業務統計結果顯示，Visa國際組織委託第三方調研機構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4城市對信用卡及其它金融產品的擁有和使用情況進行調研。調研結果表明，雙幣種循環信用卡市場蘊含著巨大商機和潛力，信用卡的用途主要是被用於餐飲和娛樂消費，以及在大型商場和超市購物。信用卡持卡人主要是中青年的職業人士，他們的個人和家庭收入都高於平均水準。調研中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國內消費者已經開始接受信用卡消費概念，並且對擁有信用卡表現出很大的興趣，超過80%的被訪者認為在現代生活中持有信用卡是非常重要的。
市場障礙須儘快清除
目前，妨礙國內信用卡市場發展的主要障礙有：
一、手續費過高，商店為了少交稅費，要求客戶儘可能支付現金，這樣他們既可以不開單又省了向銀行支付手續費。雖然人民銀行對手續費有了規定，按行業別分為銷售額的1%-4%不等，這不但沒有像國外的統一標準、費率還比國外高很多。而且各城市的銀行卡協會都以此規定為參照按本地的情況制訂收費標準，有時還比規定要高，造成商店不願收、客戶不願用。
二、大多數商家都不願花錢安裝信用卡系統，並向銀行支付費用，銀行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來說服商家接受信用卡系統。
三、南方地區的信用卡在北方還不能暢通無阻，中小城市的信用卡接受程度並不高。
四、國內許多銀行都背負著沉重的不良貸款負擔，如果再碰上信用卡債務拖欠，將叫苦不迭。據人民銀行的有關人士透露，雖然目前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估計因惡意透支而給銀行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億人民幣以上。
五、銀行等發卡機構在審核申請、發卡過程中常常存在著鬆散態度及不恰當行為。在信用卡大戰中、在市場推廣的壓力下，銀行也放鬆了發卡審查制度，發卡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漏洞。加上國內還沒有建立完善的個人徵信體系，這種發卡程式將帶來巨大的風險，如韓國LG信用卡公司爆發信用卡危機就是最好的引證。
六、目前國內的信用卡系統網路公司只有銀聯一家，在寡頭壟斷下市場不但缺乏應有的競爭環境，對剛起步的中國信用卡市場亦絕非好事。
關註上海房價的“後發效應”
後發效應世界經濟學中，經常會碰到的一個名詞是“後發效應”，指的是落後國由於比先進國更容易直接套用最先進的技術，而不為陳舊技術所羈絆，以致反而能取得某一領域的優勢，這種技術上的優勢會逐步演化為經濟優勢和綜合國力，最後整體超越先進國。如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汽車和半導體，90年代芬蘭的通信業等。
在上海房地產業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區域樓市已幾度體現“後發效應”。細細算來，在90年代初期剛開始有房地產的時候，開發重點集中在黃浦和靜安這些最成熟的地區。接下來是古北和虹橋路一帶，古北新區第一批的鑽石公寓等幾幢多層，在1993年時每套不過二十多萬，而兩年之內迅速翻番，估計這是上海有史以來上漲最快的紀錄。到1995、1996年時，最興旺的莫過於打浦橋和徐家匯地區，還有捷運沿線的閔行樓盤。到1998年的時候，樓市慘澹，但是浦東陸家嘴地區逆勢而行，已築起五千以上的高位。而2000年開始，一直被視為“下只角”的上海的北區開始啟動，閘北和楊浦五角場地區出人意料地成了樓市亮點；與此同時，浦東“遙遠”的金橋和世紀公園地區的房價在之後的很長時間都保持上漲的勢頭。
“各區輩有新盤出，各領風騷一兩年”。上海的房價在各區之間呈現一種交替上升的態勢。領先者完全有可能被後來者超越。究其原因，這與區級政府在基礎建設投資中占主導地位有莫大關係。目前，區級政府主導了對土地的投資，各個區在某種程度上又處於一種競爭狀態。各區又深知投資→回收→再投資這種良性循環的好處。這樣往往會先找了一個容易突破的地區，加大土地投資，吸引開發商，做熱樓市。相對來說，開發越晚的區，越差的區，房價越低，動遷等基建成本也低，就越容易改造，這相當於落後國家易套用最新技術。同樣，市中心或已漲過一輪的地區由於改造成本太大，也就以有作為。這就是上海樓市的“後發效應”。
根據“後發效應”的觀點，上海在今後上升空間最大的區域需滿足三個條件。
一是動遷成本低；二是有重大的市政題材；三是要有足夠量的房產開發空間。如此一來，土地出讓金和房產營業稅才足以兌現政府對土地的投資，這種區域往往集中在大片農田、荒地，或是成片危棚簡屋，或有大量工廠的地帶。這樣一來，上海接下來升幅最大的地區在哪裡就顯而易見了。
在3年內：目前房價較低的浦東上南凌兆地區，由於世博會、盧浦大橋等利好，正處於相對於浦東其他區域的上升階段。盧灣太平橋以東和以南地區，新天地和人工湖會使這裡成為上海頂級住宅區。有後勁的還有虹口區的四川北路、多倫路一線。
3-5年內：虹口、楊浦的沿江地帶。在整個黃浦江沿岸開發中，這個沿江地帶與其他地區比較而言，無論從開發成本，發展空間還是景觀上都有勝算。
5年以後：由於上海的輻射交通網初成規模，近郊的一城九鎮將成為上海人置業首選。
